人文理想与高雅艺术--kai xin guo 整理

        先讲一个故事,那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大诗人米沃什讲的，他说：“很久以前，我走在一个波兰村子的小路上，看见一群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而在附近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这使我困惑。‘为什么它们不到小河里去呢？’我问一位坐在屋前木凳上的老农。他回答说：‘呵，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

 《人文理想与高雅艺术》

刘翔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雅俗问题是一个不解之谜

        先讲一个故事,那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大诗人米沃什讲的，他说：“很久以前，我走在一个波兰村子的小路上，看见一群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而在附近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这使我困惑。‘为什么它们不到小河里去呢？’我问一位坐在屋前木凳上的老农。他回答说：‘呵，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米沃什是一个有贵族气质的艺术家，被视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他压根儿不赞成流行的文学和艺术以及广告提供给他的世俗哲学。看到这样的观点，可能很多人会有火气，并发出自己的诘问：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泾渭分明的高雅和低俗之分？难道我们都只是啃泥的鸭子，而只有少数精英是红掌踏清波的高贵天鹅？退一步说，即便有所谓完全不搭腔的清清小河和污浊河塘之分，是否应该想到鸭子们原来也可能早已经知道小小清河的存在，可它们却更喜欢呆在泥水中？这个选择和大多数“鸭子们”的习性有没有关系？这和“鸭子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又有什么关系？

        说来话长，雅和俗其实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尤其是用高雅和低俗相对，一定会引来无数口水，一定会被看作是背离时代的冥顽不化。我只能在这里把问题说得复杂一点，我也会很容易就显露自己的漏洞的，因为当你提供一个正面观点时，人们总是提供很多的反例来回击你。当你试图把你的尾巴藏得好好之时，却发现你的额发、胡须甚至鼻毛已经出卖了你。

通俗、庸俗、低俗、媚俗

        每个人都有什么是雅的模糊直观，但真要你一个个数出来，你也可能会突然张口结舌，因为你细细一想，却发现那一个个进入庙堂之门的高雅艺术，其实出身卑微低贱。我还是从所谓“俗”讲起吧。

        关于“俗”有一个四分法，可以分为：通俗、庸俗、低俗以及随着韩少功译本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热而在知识界流行起来的词语：“媚俗”。这样的分法也不是不可以，但一当每个不同的人运用起来，它们的含义又往往会有重合。

        通俗是中性的，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它一般是指大众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常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所渴望的神话和传奇。它不追求什么深邃的思想，不在乎“灵魂拷问”什么的。它们在表现手法上一般比较普通，不太讲究形式感。总是以浅近的、为多数人乐于接受的方式，满足着也塑造着普罗大众的艺术口味。席卷世界的好莱坞电影就是通俗艺术的典范。好莱坞当然也有各种类型的电影，但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所谓“大片”，这类影片的镜头数量都是很多的，就是为了要抓住大家的眼球，力求每个人都能很好的把握细节。但对有些热衷于艺术电影的人来说，他们会嫌这类影片里导演的口水实在太多，而给他们自己消化的空间太少。

庸俗、低俗和媚俗，显然都是贬义的。

        庸俗可能主要表现在情趣平庸，不思进取，一切平平过，在艺术境界上没有追求，不企望也不能够达到某种高度。

        低俗在某种程度上，比庸俗更等而下之。庸俗的本质是平庸，主要还是能力的低下。而低俗则是有意的低下之举。许多电视机构在经济的压力或诱惑下，为追求更高的收视率而展开肉搏大战。一开始他们可能还是被动的,但不久就变成主动地追求低俗。纯粹搞笑乃至于恶搞也是低俗之一种,可是现在恶搞在网上拥趸甚多。在眼球经济的怂恿下,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遏制这种势头。

        媚俗作为一个舶来品,也在中国被用得很多。可惜从昆德拉的视角看,绝大部分是误用。昆德拉自己是这么说的: “媚俗(kitsch)是19世纪产生于德国的一个词，它的含义已经逐渐起了变化，今天，在法国，仅仅意味着某种美学风格，低劣的艺术。但是，远远不止于此；这是一种由某种对世界的看法所支撑的美学，这几乎是一种哲学。这是知识之外的美，是美化事物、取悦于人的意愿，是完全的因循守旧。我在那本书中重新提出海尔曼•布洛赫的著名论点，他在《文学创作和认识》中，清算了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的媚俗精神，据他看来，这媚俗精神一直延续到瓦格纳。我则认为，不如说，到柴可夫斯基：一种要引起激动，并且得以成功的有效的音乐，但是，非常传统，是某种艺术上的煽情。这种蛊惑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在昆德拉眼里,无论是柴可夫斯基式的煽情主义,还是从瓦格纳到理查•斯特劳斯的浪漫主义,都是媚俗的艺术,尤其是像艾吕雅这类的左翼诗人更是代表。可是,从我国现时的语境中,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高雅得不得了的。何俗之有？

雅、俗的辩证法

        雅应该是具有一种非常优美的和深沉的情怀。如果仅仅是在堆砌词藻，故弄玄虚，大搞抽象概念，则形大雅而实大俗。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小说中的卖国奴才冠晓荷在筹办旅馆时微笑着对大家说。“从字号到每间屋里的一桌一椅，都得要‘雅’，万不能大红大绿的俗不可耐！名字，我已想了不少，你们挑选吧，哪一个都不俗。看，绿芳园，琴馆，迷香雅室，天外楼……都好，都雅！”这些字号，其实，都是他去过的妓院的招牌。老舍先生评价道：“正和开妓院的人一样，他要雅，尽管雅的后面是男盗女娼。‘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泉源，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晓荷是地道的中国人，他在摸不到艺术的泉源的时候会拿起一小罐儿臭漆。”相反，如果能在平凡的世界找到一种优美的韵律，能够从中激扬起一种高尚的精神，则俗也就向雅转化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正是在世界的污泥浊水中，人类创造出壮丽的精神的大厦。

        雅俗的区分不是绝对的。雅与俗是随着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风尚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要辨证地看待雅俗问题，雅俗是相对的，往往可以转化。《诗经》的“风”的部分在先秦时属俗文学，但被儒化后成了雅文化的代表。魏晋南北朝的民歌为后来的唐诗、宋词带来了活力。《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都来源于民间的口传传统，它们和《红楼梦》一样，在诞生之时是当作俗文学，在民间流传，但经过时间的淘洗，逐渐被视为高雅之作，成为普罗大众有口皆碑的文学瑰宝。大家知道昆曲很高雅，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口头文化遗产。昆曲自发展早期就并非是单一的贵族文艺，昆腔曲谱的唱词有些来自元明散曲，有些来自民间情歌，有些直接采录昆腔戏的戏词，内容大多是写男女之是的世俗恋情。京剧如今当被视为高雅艺术，它结合了徽剧和汉剧,并吸收了梆子、昆曲、秦腔、弋阳腔等艺术元素，在其初期，它绝对来自草根社会，是下里巴人的娱乐。

        举一些外国的例子，18、19世纪的歌剧,多半就是当时通俗艺术,当今绝对属于阳春白雪。音乐剧在初创阶段，绝对被当作是通俗艺术。可是，当英国音乐剧大师韦伯带着他的《猫》来到中国上海时，绝对是视为高雅艺术的盛宴的。

高雅艺术与经典艺术

        那么，即然雅艺术和俗艺术是相对的，那么，是不是高雅艺术和俗艺术就完全不能和不必作出区分呢？虽然现在很流行这种观点，但我并不认同。高雅艺术并不是光在形式上雅就行了，我认为真正的高雅艺术是已经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经典艺术。当我们回头一看，会发现构成我们文化主要部分的经典艺术基本都是高雅艺术。一些作为经典存留下来的俗文化，由于时间给它们镀上了一层亚光漆，而也有了近于雅文化的形象。

        瞎子阿炳绝对来自民间，他晚年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在无锡的崇安寺卖艺，烂眼边的老婆陪着他，他边拉二胡边说唱故事。所说大约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辞旨淫秽。可以说他是俗到家了，但阿炳的二胡艺术经过历史的追认，被确认是经典，从而进入高雅艺术之林。阿炳虽来自民间，但他的艺术成就决不是偶然的，当他还是一个小道士时,师父教其吹箫、吹笛、拉胡琴、弹琵琶、学昆剧、京戏,可谓多才多艺，他的俗艺术中有雅艺术的支撑。

        在一片质疑文学的雅俗区分的声浪中，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推出了一本叫做《西方正典》的书，布鲁姆充满激情地向我们表明，某些作家何以能够逃脱那足以湮没人类一切成果的时间之遗忘而幸存。莎士比亚在世时，被当作是一个通俗的剧作家，而在布鲁姆的书中，莎士比亚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 

        何以像莎士比亚剧作那样的当时被看作通俗艺术的作品，又成了高雅艺术的极则呢？有人认为，这是来源于当时人们的误解，比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曾被“误认为”是“通俗作家”。但经过一代代人的细读和研究，发现其人学识博大精深、其作玄机重重，通俗的故事和语言中，揭示了人类精神的重要方面，从而成了无与伦比的经典作家。

        对于艺术，我个人抱一种现代主义的态度，引用哲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人》中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艺术即超越，它为人们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的景观。确实，当艺术家在自己的观点比较脆弱时也会渴望权力，但是，真正的艺术家在大部分时候还是会满足于生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

文学----回到种子

        文学！呵，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今年恰逢俄罗斯文化年，我就来说说我心目中的俄国文学吧。当然，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契诃夫、高尔基、蒲宁、别雷等无疑都已经是经典作家。十月革命后，还出现了像巴别尔、普拉东诺夫、肖洛霍夫、帕斯特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伟大小说家.以及如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这样的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是很有才华，看看他写的情书,还有一篇《我自己》短文，写得太好了。当代俄罗斯作家中，我比较偏爱乌利茨卡娅的作品。虽然，俄罗斯通俗文学充斥市场，但热爱文学的俄罗斯人对严肃的文学的热情并没有消失,俄罗斯文学奖极多，大多数是授给严肃文学的。那些严肃作家相信：伟大的文学传统永远不会受到轻视,均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在这里，我想推荐两位受忽视的作家。一位是巴别尔，现在已经在中国受到一定重视，《骑兵军》和《骑兵军日记》分别出了多个版本。《骑兵军》是这是一部流传了80年的奇书。全书以35篇散记的形式，记录了上个世纪20年代苏波战争期间，在波兰的苏联骑兵军的故事，此作堪称上个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嫁接出来的奇葩。1986年，《欧洲人》杂志选出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2002年、2003年，《骑兵军》连续两年名列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巴别尔的比喻像刺刀一样直入人心：“月亮像廉价的耳环一样挂在天空”， “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卡尔维诺曾赞美过《骑兵军》，以之为20世纪的奇书，而《金蔷薇》的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巴别尔已经成了“一把文学标尺”。

        普拉东诺夫是另一个长期被埋没的天才。他以《切文古尔镇》和《基坑》等为代表作。《基坑》这部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乌托邦文学，它描写了建设无产阶级工人大厦以及农村集体化等事件，但建设者的乌托邦冲动最后却导致了一系列充满荒诞色彩的盲目行为，他们不停劳作、挖掘，无产阶级工人大厦却始终没有建起一砖一瓦，只是基坑被越挖越深的，大家所深爱的女孩也死于非命。可以看得出作者在写作时心情是矛盾的，和其他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有所不同。

电影----雕刻时光

        这里主要介绍三位现代艺术大师：费里尼、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这三个电影导演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 ，被认为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

        作为五次获得奥斯卡金奖的电影艺术家，费里尼以他强烈的个人标记——“费里尼风格”，不仅影响了意大利电影的发展，还影响了二战后意大利精神领域的方方面面。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惊闻费里尼去世的消息后说：“费里尼是那些最懂得如何将诗意与现实、批判精神与同情心结合在一起的人之一，他的伟大、成功和赢得世人敬重正缘于此。”在以《大路》、《骗子》、《她在黑暗中》组成的“孤独三部曲”中，费里尼着力于那些幽灵般的小人物。实现了客观与主观的平衡。费里尼和但丁一样，他的内心有一个“复合的灵魂”，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被融于一炉。他的电影是狂欢式的，充满了游戏精神，但能谨守“游戏的高度严肃性”，他洞察到时代的腐败本质，但同时肯定了人和自然中神秘和天真的一面。他的伟大作品《八部半》，复杂多元，堪比电影艺术中的《尤利西斯》。

        伯格曼是世界电影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人物，他丰富而深刻的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瑰宝。《第七封印》继承了北欧神秘主义的传统，但存在主义的主题被置入其中，他让他的主人公在个人生存的痛苦和孤立无援的处境中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伯格曼说：“我的全部生命都在与上帝之间的痛苦而又不快的关系中挣扎。”确实是这样，他六十年代的《犹在镜中》、《冬日之光》、《沉默》组成“室内剧三部曲”，集中体现了他对上帝和宗教的反思。伯格曼的另一个重大主题是爱与宽恕。伯格曼着力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野草莓》中的老医生只关心科学，而从不表达爱意；《犹在镜中》里的父亲只把周围的一切当作写作的素材。这一主题在他1972年拍出的《呼喊与细雨》中得到集中的体现，电影中的三姊妹之间是没有爱意的，或许在死亡面前她们想表现出些什么，但手足之间心灵的吊桥高高挂起，终于无法走出各自的城堡。褒曼和厄尔曼主演的《秋天奏鸣曲》将母女间情感的隔绝表现得淋漓尽致。褒曼把那个极有风度、颇有才华但又自私的母亲形象刻划得那么生动，她的脸因虚伪而苍白。

        塔尔科夫斯基是一个电影圣徒，一生只拍过七部半电影，但每一部都堪称高雅艺术的典范。《安德烈•鲁勃廖夫》是塔尔科夫斯基成名作，是俄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也被电影史家公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性的杰作。这本电影展现了十五世纪古罗斯大地的苦难，鞑靼人的入侵，大公的残酷统治，以及饥饿和瘟疫的流行，使人民陷入深渊。但这些并没有压垮俄罗斯人民，以年少的铸钟人鲍里斯和圣像画家鲁勃廖夫为代表的杰出人物，以自已的行动承继和重塑了俄罗斯人的民族精神，揭示了他们的伟大创造力的秘密来源。鲁勃廖夫，这是十五世纪的古罗斯圣像画家，他的代表作《三位一体》是俄罗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但他却是生活在最动荡的时代。本片是他的传记，但又远远不光是他的传记，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录，鲁勃廖夫仿佛只是一个移动的箭头深入那广阔的大自然（水天一色的地平线、春天醒来的树林、小河的激流和水草），深入到人民的压抑和苦难中，深入到艺术和宗教的矛盾中。电影中的两个意象：雨和马，也像元素一样构成了电影的基调。雨水、河流、井，凡是与水相关的东西都是塔氏的至爱，鲁勃廖夫似乎一直是伴随着雨一起出现的，他第一次出现是在雨中，然后一直在雨水中行进。也正是在雨水中另一个关键人物鲍里斯找到了对于铸钟至关重要的粘土。与雨水相关的还有马，马也是电影中很关键的意象，特别是在影片的最后，雨水中的三匹马在草甸上无比安详地吃草，这个意象是对圣三位一体的最形象的呈现。体现了俄国人对自由特别是精神自由的向往。铸钟这一段是电影的核心。大钟是古罗斯勇气、力量、传统和凝聚力的象征，重铸被鞑靼人毁坏的大钟，是一种精神的重建。不可思议的是，铸钟的浩大工程竟是由一个少年指挥的，他的父亲是唯一懂得铸钟密秘的人，但已经死去，少年慌称父亲在去世前传授了铸钟的秘密，以一种惊人的勇气带领大家铸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铸成了大钟。影片中那巨钟缓缓升起的一幕极为感人和壮观。

与我们耳鬓厮磨的高雅艺术

        高雅艺术不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相反，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人文环境，有时，还改变了你个人的命运。 

        先讲一个朋友的爱情故事。他是一位诗人，他和一位台湾女教师结缘于西湖边的一家书店，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女孩来书店找书，当她怯生生地问营业员：这里有没有里尔克的诗集，当她为没有得到满意回答而感到失意时，我的诗人朋友对她说：我有里尔克的诗集！于是开始了一段迈向婚姻的浪漫旅程。对高雅艺术的共同爱好会一下子把人拉近，因为，与通常的充满戒心的交往不同，对方其实已经把他（她）内心的秘密向你泄漏。 

        另一个例子是西湖和杭州的关系。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知道杭州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城市，但它又有非常雅的一面。很少有一个城市把雅与俗结合得这么好的。作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杭州人当然要逛西湖，忘情于山水情趣中。但西湖仅仅是山水吗？和西湖在自然景观上差不多的湖泊举不胜举，甚至有更甚一筹的，但是，西湖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为什么？西湖不光是一处自然景观，更是一处人文景观的聚集地。

        如果没有白居易、苏东坡的描写西湖的曼妙诗篇，西湖在人们的心目中该逊色多少？如果没有戴望舒写出细雨中的倩影，有多少艾怨仍在小巷低回？如果没有夏圭、戴进、丁敬陈洪绶、吴昌硕、丰子恺这些艺术家留下的丹青笔墨，西湖的美就显得空洞。如果没有黄宾虹、林风眠、潘天寿的故居映衬湖畔，西湖的双肩就不会显得丰腴。

        最近在花港观鱼落成的林徽音人物像，就是一个高雅艺术的生动背影。镂空的人物造型是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知识女性的形象，林徽音身穿素色旗袍，一个罹受肺痨折磨的纤弱身体在湖边的清风下舒展开来，似乎正款步向我们走来。在人物像的周围，布满了镂空的文字，这些文字更好地把诗人兼建筑家的林徽因的形象映衬出来。 

        当然，仅仅立些雕像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记住穆西尔的警告，穆西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国小说家之一，他在一篇随笔中这么写道：“为什么偏偏要给那些伟大的人竖纪念碑？这看来好像是故意的，一种别有用心的恶毒-----既然不可能在他们活着时伤害他们了，那么接下来最好莫过于给他们竖立一个纪念碑，就像往他们的脖子上绑了这么一块沉重的青铜或大理石，然后把他们抛入遗忘的大海。”是啊，竖立纪念碑不是为了更深的遗忘，而是要让我们记住这些经典艺术家以及高雅艺术，陶醉其中，从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所有这些，在经典的高雅艺术中，都仍然是活生生地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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