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劈“儒门四狗” 力挺“愤青”李零

李零的《丧家狗》我正在读，本不想在这个时候说它，因为毕竟原书还没有读完，议论起来，难免臆想者多，中的者少。但看到王达三的《蒋庆、康晓光对李零<我读论语>提出严厉批评》一文，我实在忍无可忍。既然蒋庆、康晓光之流都可以没读别人的原书就妄加评论，无名如我者又有什么放不开的！
王达三在按语中说，他写信给他那什么鸟导师蒋庆和康晓光，问及对李零《丧家狗》一书的评论，“陈先生以之为‘愤青’，蒋先生以之‘末世之书’，康先生以之为‘垃圾’”。如此这般，似乎就坐实了李零一书的毫无价值。可遗憾的是，书店里李零的书照样好卖，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管得着吗！当然，如果蒋庆提出的收取“儒家思想资源使用税”被政府接受，那以蒋庆之流凭着掌管“儒家资源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倒确实可以用高税收来压跨李零。又或者康晓光之流一纸策论，上达天听，以新权威主义见宠于“新主”，倒也可以跟“上峰”耳语两句，讨个封杀李零《丧家狗》的“禁书令”。可惜的是，我党的意识形态毕竟毕竟来自西方，是个关起门来自有方圆的系统，虽然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危机，但还有其自圆其说的回旋余地。又何况，我党靠打天下起家，向来是看不起这种跪下来讨活的奴才的 ！
其实，这次新儒家对李零的批评原本可以成为一件好事，比如陈明的《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一文就比较有风度。但陈明批评李零的《丧家狗》的具体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他说此书是“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在这里，作家的文采没什么好说的，因为陈明他自己就承认。所以，值得讨论的是“训诂学家的眼界”和“愤青的心态”。
李零先生集考古学家、文献学家于一身，他的训诂学水平自然是向来轻浮的陈明不敢妄议的，所以他只好拿中国传统学术“也区分为考据、词章和义理三个层面”来说事，“训诂属于考据，专于也限于识文断字，所谓饾饤既是自嘲也是写实。我这里所谓训诂家的眼界，其特征简单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了增强自己论证的分量，他还搬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话，似乎这些就可以借陈寅恪来贬低李零的训诂意义。
但他自己接着又说“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似乎是想沿袭当年古史辨学派的这一套路（参见该书“总结三”）”，在这里，陈明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古史辨学派”仅仅是训诂吗？或者说，“古史辨学派”等于“乾嘉学派”吗？其实，“古史辨学派”除了吸收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方法外，还受到清代经今文学派和西方科学方法的重大影响。杨向奎的《论“古史辨派”》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而清代经今文学派恰恰是以义理名世的。再说说西方科学方法，《古史辨》第一册上编收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三人（于1920年至1923年的三年之间）往还信扎三十余封，信中广泛讨论了“古史辨理论”的相关问题（包括由胡适先生提出的著名疑古原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并由顾颉刚先生推导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当代学者据此认为，此乃“古史辨运动的风源所在”。胡适先生是杜威的学生，顾颉刚先生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大顾颉刚两岁），毫无疑问，胡适先生提出的“疑古”口号及其宣扬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包括“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直接影响了顾颉刚先生“层累说”的创意。综上，如果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真的如陈明所说，“似乎是想沿袭当年古史辨学派的这一套路”，那么，李零此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类似“乾嘉学派”的训诂功夫，而是有义理所在,并且有方法学指导的现代学术派别，也正是陈寅恪所说的“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陈明把李零以训诂读〈论语〉的方法称作“减法”。在他看来，“训诂学主求真，做减法，某种程度上可以如奥康剃刀般删汰一些无根浮辞；人文学重会意，做加法，以对经典与生活和时代的互动及其价值生成做出阐释和说明”，所以搞儒学研究“加法”比“减法”重要。但是“思想史是否仅仅是用‘加法’呢（描述新思想的历史）”？葛兆光先生曾经在〈读书〉杂志发表过一篇〈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和减法〉，他认为“过去的文化史、思想史太多地习惯于“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很少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那些被后人用后来的观念贬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的，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东西”，而要今后重写思想史，“减法”显然跟“加法”同样重要，葛先生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点，其中与儒学研究相关的例子是这样的——“像上面讲的儒学史里，七十子这个阶段本来也应当有很多资料，比如子游、子张、子贡的东西，就渐渐不见了，只有在《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里面有一点，可是这些资料的消失，到底是为什么？是后来的“新”东西遮蔽了“旧”东西吗？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因为不合时宜就被忘记了？这就很值得讨论。大家知道，近年来简帛文献，从马王堆汉帛书到上海博物馆楚简的发现，让研究者大为高兴的，就是可以“增加”黄帝书、“增加”孙膑、“增加”鶡冠子、文子、尉缭子、“增加”儒门“七十子”这些缺失的环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一下，在思想的历史或者文献的历史中，他们为什么会被“减去”？”。
而关于七十子的问题，李零凭借着你深厚的考古学和文献学功底，恰好在《丧家狗》一书中给出不少有力的论证。陈明非但在资料方面的“硬功夫”比不过李零，甚至在学术方法这等“软功夫”上也不如一个儒门之外的人，当代大陆新儒家默驴技穷，其尴可想，其尬可知也！
最后说说“愤青的心态”，“愤青”一词当然可以有各种理解，但我很奇怪陈明怎么把“愤青”理解为“为愤恨而愤恨”人？在他眼中，这种纯粹的“为了情绪而情绪”心态似乎很不好，但我们可别忘了，儒家是以“情”为“本体”的，“愤青心态”恰恰是自然道德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想想看，要是一个人见了不正义的事情，居然不会愤怒，那这种人还是“自然人”吗？所以，对于“愤青”，人们往往是指那些“有正义感，而没有正义理性的人”，不信的话，诸位请到各大网站溜溜，看看“愤青”是不是很符合这一特征，要不，怎么会有人说曾国藩、鲁迅是个“老愤青”而已，要不，又怎么会还有人发帖《愤青是民族的希望》！
其实，陈明之所以对李零的“愤青心态”耿耿于怀，以至将其当作精神病人来解剖，似乎不宰他十刀八刀就绝不放手，说白了，还是因为李零的读〈论语〉的方法触犯了他的既得利益和信仰价值。首先，陈明者，何许人也？当代大陆新儒家也，像〈论语〉这样的儒门第一经典，解释权要是被儒门外的李零夺了去，那可如何是好？所以陈明的一句“这样说孔子，这明显欺我儒门无人嘛！”确实是意味深长。想想看，人家陈明当年靠贴工资办〈原道〉起家，为李泽厚抬轿子的辛苦就不说了，单是拉虎皮作大旗的功夫就足以胜任“当代大陆新儒家领军人物”这一称号。君不见，陈明跟央视合谋，策划《施琅大将军》一剧，把施琅这种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不忠不义”的人包装成“民族英雄”，还恬不知耻的说“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其娼优心态由此可见；君不见，王达三等十个傻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陈明推波助澜，居然说此事关乎“国家软实力”，其国家主义的“狐狸尾巴”暴露无遗。
当然，我不怀疑陈明对儒学的信仰是真诚的，只是我觉得他信的很“偏”，以至有些“傲”。其实“傲”也没什么，孔子就曾经说自己“天生德予余”，但尽管这样，当他的学生告诉他有人说他像“丧家狗”时，他还是欣然受之。而李零以这种历史的方法读孔子，大有当年清代古文学家“以史破经”的势头，这种“圣像破坏运动”，对于长久以来为儒家意识形态所禁锢的人们，无疑是一副“腥脑剂”，但对于正在为儒学张势的大陆新儒家来说，自然也要“攻乎异端”，“合力共击之”，于是今天就出现了“儒门四狗”闹关天的局面。
陈明的那句话，“这样说孔子，这明显欺我儒门无人嘛！”我的答复很简单，你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都是只是“丧家狗”而已，你们又有何面目在孔子面前称自己为“人”！
总之，上天对得起儒家，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国人都给了大陆新儒家足够的耐心和期待。可惜，他们不自爱，或大言欺世，或妖言惑世，或卑膝媚世，或偏行逆世；他们不自惜，或抱残守缺，或画地为牢，或倒因为果，或本末倒置。如此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之徒操纵“大陆新儒家”，儒门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