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大师”就是大屎盆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3:43:30
 李零是当代中国最受关注的知识分子之一,  读《论语》,读法有讲究。历史上谈孔子,一是围绕政治,二是围绕道德,三是拿儒学当宗教,今天的人们不妨摆脱那些意识形态,使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读法,也就是以历史叙事的途径、按照“孔子世家”里的线索去读。孔子有77个学生,其中重要的有13个,“我常说耶稣有十二门徒,孔子有十三弟子”;那13人中更为重要的是三个:子路、颜渊、子贡。看《论语》,就是看孔子和他弟子生活的一个记录。李零还特别指出,读《论语》“最不好”的一个读法,是把《论语》当镜子,当功过格,当提高道德的工具,每天对着它反省,跟蒋介石似的,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美女,“心为之一动”,回头便给自己“记大过一次”——那样没意思。   读《老子》,有蹊径。李零认为,要看懂,最重要的是看懂“玄牝”这个比喻。《老子·六章》有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对这个比喻,历来学者们解释起来都有些拐弯兜圈子,其实“玄牝”的字面意思非常清楚。牝的本意是雌性生殖器,“玄牝”就是巨大深远的而不可见、却又神秘而可以生产万物的宇宙生殖器。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老子为什么那么推崇柔弱顺自然,为什么那么喜欢歌颂水,为什么永远选择阴性的那一方。掌握了这套比喻,就能融会贯通了。   而选择《易经》为“新四书”之一,多少有点无可奈何。只因阴阳五行说渗透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学等所有的自然学科,却没有一部代表性的经典;硬要选一本,则只能选《易经》了。《易经》讲的是占卜。占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方式,但也依然根植在现代人的思维里。因此,研究占卜,也是沟通古今的一个方式。   至于《孙子兵法》,首先当然是一本兵书,但其实也是一本研究中国人思想智慧的书。“兵法是一种思维方式,高度对抗中的思维方式,战斗需要的是马上接招、快速反应,而不是从容不迫、深思熟虑。”李零说,“在我看来,这更接近于人类思维的真相。” 2010年第21期总第370期 2010 年7月25日出版订阅热线:华南地区: 0755-25934569(67)华北地区: 010-65281005(06)在线订阅或20元每月订阅凤凰周刊官方网络版:http:www.ifengweekly.com
     却又最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头衔。
 
  来的。30年前的“热”是启蒙运动,以《河殇》的播映为高潮,那场运动本身便是和文革拧着来的。那个时候,人们什么事儿都赖在祖宗头上,而现在,则是“国学热”、“传统热”,“孔子热”还没热几天,又来了“大秦帝国热”,当然还有永恒的“养生热”。“短短三十年,人们就从骂祖宗走向了卖祖宗。我一直纳闷,这个大弯是怎么绕过来的,”李零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人类学家的观点,从出租车上看出黄包车,从铺天盖地的广告看出走街串巷的吆喝。许多看似相反的事情,实际上是相通的。”   因为怕热闹,李零极少接受采访,坚决不开博客,更怕成为“公众人物”。“在我看来,公众人物就是公共厕所。中国的公共厕所往往没人打扫,里面的屎尿越来越多,最后脚插不进去,于是就换一个厕所。”   他甚至连手机都不用,因为觉得那玩意太闹心。不用就不用吧,还特意写了一行字:非宁静无以致远,故陶然而忘机。 宗教与学术总有区别  李零怕麻烦,麻烦却总是找上他。  2007年,李零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提出将孔子去神圣化的主张。他指出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这样的观点实在算不得偏激,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于丹的《<论语>心得》红遍中国、许多人高呼“儒家复兴”的时候。李零触动了许多将中国复兴希望寄托于传统的人的神经。有些人甚至连书都没读、单看书名,便投入到对李零的骂战之中。直到今天,这场骂战依然余音未消。就在最近,还有人在公开场合面色严峻地质问李零:“李教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yes还是no。你觉得孔子到底是可敬,还是不可敬?”   李零当时感觉,骤然之间,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站队划线的火红年代。他无奈地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就是为了逃离派别,才去研究古代的东西,怎么到了古代,还要去站队呢?”   李零觉得纳闷的是,现如今许多研究历史、哲学史的专家学者,都选择加入某一党某一派——不管是“新儒家”还是“自由派”——还爱强调自己有多么坚定的信仰。“跟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讨论的呢?我们总还能区分出宗教与学术的区别吧?你在做价值判断之前,总还该有一个事实判断吧?”李零对记者说,“我眼中的孔子,从来都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教主,更不是有些人希望的那种、可以领导全世界宗教的通天教主。如果你非要臆造出那样一个孔子,还要我崇拜、磕头,那我只好说,对不起。”   过多的攻击让他有些无措,过分的礼遇也会让他无法消受。攻击多因孔子而起,而礼遇多由孙子而生。  李零是研究孙子及古代兵法的著名学者。这两年,好多地方都邀请他去讲座,谈一谈孙子兵法。然而他一接触,发现对方多半都是商人,请他上课,是希望他能将孙子兵法与当今的商战结合起来讲,“而且他们说是想学孙子兵法,其实想学的都是三十六计,想通过其中的一些损招阴招,赚更多的钱。这就让我比较头疼了。首先,我的道德标准受不了;其次,我去教他们也没有资格,他们可比我懂多了!”   被逼得急了,李零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有道是,兵以诈立,那你们的意思是,商也以诈立?商难道不是以诚信而立的么?”   对方这才哑口无言。 力推“新四书”   在李零看来,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上的复古狂潮,是一种近似疯狂的离奇现象,一种用谎言、谣言编织起来的自欺欺人。为了让人们了解到真实的传统,他与三联书店合作,推出“我们的经典”系列。这套丛书现已出了三本,还差一本就可大功告成。   李零力荐人们去阅读的四部古代经典,是《论语》、《老子》、《易经》和《孙子兵法》。这四本书,在李零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智慧,亦可以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共享,不妨称之为“新《四书》”。
 

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李零的学问,做得其实有些偏僻。他精通考古、古文字学和古文献这三个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古代兵法,并从事殷周铜器研究、考古发掘以及先秦土地制度史的考证。他的一些学术著作,一般人连书名都看不懂,像什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李零的名气之所以能超越象牙塔,还是因为他那些大胆而掷地有声的杂文。学术文章总是有些拗口,杂文追求的是酣畅淋漓,而李零有本事把这两者水乳交融,从《花间一壶酒》到《何枝可依》,他的杂文集一路畅销。他还时不时发表一些“弹眼落睛”的观点,比如拿“丧家狗”比孔子,称“传统文化热全是病”,有意无意制造一系列“文化事件”。大众公共空间里的李零,中西都反,古今通批,说话直白,言辞犀利。对此,赞声一片,骂声也一片。不过真的站出来与李零公然叫板的人,数量上寥寥无几,难得有,也骂不上两句就偃旗息鼓,因为比不过李零的学问。
  李零把自己的学问归功于恩师的指点。1977年,他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有幸向夏鼐、苏秉琦等学术大家请教求学。古文字学有“罗王之学”之称,而在李零做研究生的时候,绝大部分“罗王之学”的大学者都还健在,他师从的张政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2005年,张政先生逝世,李零伤心之余,感触颇深。“我突然感到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李零告诉记者,“那是一个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而现在,是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现如今,鼓吹大师的都是想当大师的人,他们把大师吹得神乎其神,就是不把他们当人。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自封者多,赐封者也很多,不是自己吹,就是自己的学生吹,有时还假装民主搞投票,非常无聊。“现在‘大师’一词简直就是一个大屎盆子,千万别往自己头上扣。”李零戏谑道。
  不过,李零并不觉得没有大师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恰恰相反,他指出,和平年代注定没有大师。所谓大师,都是除旧立新、推倒重来、引领风气、开创局面的人,而如果格局不变、门户不散,大师绝难横空出世。现在大家都想大师、盼大师,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乱世才能出大师。“你要大师还是乱世,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李零说,“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专制
  李零非但对现在的“大师”一词非常感冒,甚至连“知识分子”这顶帽子都不愿意带。他认为,满口“自由”、“民主”的人可能是非常专制的;知识分子比任何人都追求自由,特别是思想上的自由,但也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专制。政治家再专制,也还得讲权力平衡、利益平衡,而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就非常排他。
  不想当知识分子,当然更不想当“著名知识分子”。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组曾经邀请他去做节目,李零婉拒了。他这样解释自己不去的原因:“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上电视,一定讲不好;另一方面,我有心理障碍,觉得上电视就像在大街上撒尿,本来尿得出来,结果就尿不出来了。现在大众娱乐特别发达,我不反对,但你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如果大家要看耍猴,你就得变成一只猴。”
  李零拒绝把自己归类,用他在《花间一壶酒》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他不愿意自己的书被列入某某“丛书”,因为觉得“那样有一种帮派感”。事实上,他也很难被归类。新与旧,自由或保守,左派与右派,这些性格鲜明的词儿套到他身上,都显得不衬。  □ 记者 吴海云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总第370期 李零是当代中国最受关注的知识分子之一, 却又最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头衔。  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李零的学问,做得其实有些偏僻。他精通考古、古文字学和古文献这三个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古代兵法,并从事殷周铜器研究、考古发掘以及先秦土地制度史的考证。他的一些学术著作,一般人连书名都看不懂,像什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李零的名气之所以能超越象牙塔,还是因为他那些大胆而掷地有声的杂文。学术文章总是有些拗口,杂文追求的是酣畅淋漓,而李零有本事把这两者水乳交融,从《花间一壶酒》到《何枝可依》,他的杂文集一路畅销。他还时不时发表一些“弹眼落睛”的观点,比如拿“丧家狗”比孔子,称“传统文化热全是病”,有意无意制造一系列“文化事件”。大众公共空间里的李零,中西都反,古今通批,说话直白,言辞犀利。对此,赞声一片,骂声也一片。不过真的站出来与李零公然叫板的人,数量上寥寥无几,难得有,也骂不上两句就偃旗息鼓,因为比不过李零的学问。   李零把自己的学问归功于恩师的指点。1977年,他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有幸向夏鼐、苏秉琦等学术大家请教求学。古文字学有“罗王之学”之称,而在李零做研究生的时候,绝大部分“罗王之学”的大学者都还健在,他师从的张政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2005年,张政先生逝世,李零伤心之余,感触颇深。“我突然感到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李零告诉记者,“那是一个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而现在,是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现如今,鼓吹大师的都是想当大师的人,他们把大师吹得神乎其神,就是不把他们当人。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自封者多,赐封者也很多,不是自己吹,就是自己的学生吹,有时还假装民主搞投票,非常无聊。“现在‘大师’一词简直就是一个大屎盆子,千万别往自己头上扣。”李零戏谑道。   不过,李零并不觉得没有大师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恰恰相反,他指出,和平年代注定没有大师。所谓大师,都是除旧立新、推倒重来、引领风气、开创局面的人,而如果格局不变、门户不散,大师绝难横空出世。现在大家都想大师、盼大师,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乱世才能出大师。“你要大师还是乱世,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李零说,“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专制  李零非但对现在的“大师”一词非常感冒,甚至连“知识分子”这顶帽子都不愿意带。他认为,满口“自由”、“民主”的人可能是非常专制的;知识分子比任何人都追求自由,特别是思想上的自由,但也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专制。政治家再专制,也还得讲权力平衡、利益平衡,而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就非常排他。   不想当知识分子,当然更不想当“著名知识分子”。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组曾经邀请他去做节目,李零婉拒了。他这样解释自己不去的原因:“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上电视,一定讲不好;另一方面,我有心理障碍,觉得上电视就像在大街上撒尿,本来尿得出来,结果就尿不出来了。现在大众娱乐特别发达,我不反对,但你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如果大家要看耍猴,你就得变成一只猴。”   李零拒绝把自己归类,用他在《花间一壶酒》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他不愿意自己的书被列入某某“丛书”,因为觉得“那样有一种帮派感”。事实上,他也很难被归类。新与旧,自由或保守,左派与右派,这些性格鲜明的词儿套到他身上,都显得不衬。   李零觉得这个时代太热了,而他总是对各种热闹都非常怀疑。“大概是文革里受了刺激吧,”李零对记者说,“我所见的很多热闹都是非常荒唐的。”   比如说,回首过去,会发现那些“热”往往都是拧着
  李零觉得这个时代太热了,而他总是对各种热闹都非常怀疑。“大概是文革里受了刺激吧,”李零对记者说,“我所见的很多热闹都是非常荒唐的。”
  比如说,回首过去,会发现那些“热”往往都是拧着来的。30年前的“热”是启蒙运动,以《河殇》的播映为高潮,那场运动本身便是和文革拧着来的。那个时候,人们什么事儿都赖在祖宗头上,而现在,则是“国学热”、“传统热”,“孔子热”还没热几天,又来了“大秦帝国热”,当然还有永恒的“养生热”。“短短三十年,人们就从骂祖宗走向了卖祖宗。我一直纳闷,这个大弯是怎么绕过来的,”李零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人类学家的观点,从出租车上看出黄包车,从铺天盖地的广告看出走街串巷的吆喝。许多看似相反的事情,实际上是相通的。”
  因为怕热闹,李零极少接受采访,坚决不开博客,更怕成为“公众人物”。“在我看来,公众人物就是公共厕所。中国的公共厕所往往没人打扫,里面的屎尿越来越多,最后脚插不进去,于是就换一个厕所。”
  他甚至连手机都不用,因为觉得那玩意太闹心。不用就不用吧,还特意写了一行字:非宁静无以致远,故陶然而忘机。

宗教与学术总有区别
  李零怕麻烦,麻烦却总是找上他。
  2007年,李零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提出将孔子去神圣化的主张。他指出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 记者 吴海云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总第370期 李零是当代中国最受关注的知识分子之一, 却又最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头衔。  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李零的学问,做得其实有些偏僻。他精通考古、古文字学和古文献这三个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古代兵法,并从事殷周铜器研究、考古发掘以及先秦土地制度史的考证。他的一些学术著作,一般人连书名都看不懂,像什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李零的名气之所以能超越象牙塔,还是因为他那些大胆而掷地有声的杂文。学术文章总是有些拗口,杂文追求的是酣畅淋漓,而李零有本事把这两者水乳交融,从《花间一壶酒》到《何枝可依》,他的杂文集一路畅销。他还时不时发表一些“弹眼落睛”的观点,比如拿“丧家狗”比孔子,称“传统文化热全是病”,有意无意制造一系列“文化事件”。大众公共空间里的李零,中西都反,古今通批,说话直白,言辞犀利。对此,赞声一片,骂声也一片。不过真的站出来与李零公然叫板的人,数量上寥寥无几,难得有,也骂不上两句就偃旗息鼓,因为比不过李零的学问。   李零把自己的学问归功于恩师的指点。1977年,他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有幸向夏鼐、苏秉琦等学术大家请教求学。古文字学有“罗王之学”之称,而在李零做研究生的时候,绝大部分“罗王之学”的大学者都还健在,他师从的张政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2005年,张政先生逝世,李零伤心之余,感触颇深。“我突然感到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李零告诉记者,“那是一个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而现在,是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现如今,鼓吹大师的都是想当大师的人,他们把大师吹得神乎其神,就是不把他们当人。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自封者多,赐封者也很多,不是自己吹,就是自己的学生吹,有时还假装民主搞投票,非常无聊。“现在‘大师’一词简直就是一个大屎盆子,千万别往自己头上扣。”李零戏谑道。   不过,李零并不觉得没有大师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恰恰相反,他指出,和平年代注定没有大师。所谓大师,都是除旧立新、推倒重来、引领风气、开创局面的人,而如果格局不变、门户不散,大师绝难横空出世。现在大家都想大师、盼大师,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乱世才能出大师。“你要大师还是乱世,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李零说,“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专制  李零非但对现在的“大师”一词非常感冒,甚至连“知识分子”这顶帽子都不愿意带。他认为,满口“自由”、“民主”的人可能是非常专制的;知识分子比任何人都追求自由,特别是思想上的自由,但也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专制。政治家再专制,也还得讲权力平衡、利益平衡,而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就非常排他。   不想当知识分子,当然更不想当“著名知识分子”。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组曾经邀请他去做节目,李零婉拒了。他这样解释自己不去的原因:“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上电视,一定讲不好;另一方面,我有心理障碍,觉得上电视就像在大街上撒尿,本来尿得出来,结果就尿不出来了。现在大众娱乐特别发达,我不反对,但你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如果大家要看耍猴,你就得变成一只猴。”   李零拒绝把自己归类,用他在《花间一壶酒》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他不愿意自己的书被列入某某“丛书”,因为觉得“那样有一种帮派感”。事实上,他也很难被归类。新与旧,自由或保守,左派与右派,这些性格鲜明的词儿套到他身上,都显得不衬。   李零觉得这个时代太热了,而他总是对各种热闹都非常怀疑。“大概是文革里受了刺激吧,”李零对记者说,“我所见的很多热闹都是非常荒唐的。”   比如说,回首过去,会发现那些“热”往往都是拧着
  这样的观点实在算不得偏激,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于丹的《<论语>心得》红遍中国、许多人高呼“儒家复兴”的时候。李零触动了许多将中国复兴希望寄托于传统的人的神经。有些人甚至连书都没读、单看书名,便投入到对李零的骂战之中。直到今天,这场骂战依然余音未消。就在最近,还有人在公开场合面色严峻地质问李零:“李教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yes还是no。你觉得孔子到底是可敬,还是不可敬?”
  李零当时感觉,骤然之间,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站队划线的火红年代。他无奈地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就是为了逃离派别,才去研究古代的东西,怎么到了古代,还要去站队呢?”
  李零觉得纳闷的是,现如今许多研究历史、哲学史的专家学者,都选择加入某一党某一派——不管是“新儒家”还是“自由派”——还爱强调自己有多么坚定的信仰。“跟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讨论的呢?我们总还能区分出宗教与学术的区别吧?你在做价值判断之前,总还该有一个事实判断吧?”李零对记者说,“我眼中的孔子,从来都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教主,更不是有些人希望的那种、可以领导全世界宗教的通天教主。如果你非要臆造出那样一个孔子,还要我崇拜、磕头,那我只好说,对不起。”  □ 记者 吴海云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总第370期 李零是当代中国最受关注的知识分子之一, 却又最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头衔。  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李零的学问,做得其实有些偏僻。他精通考古、古文字学和古文献这三个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古代兵法,并从事殷周铜器研究、考古发掘以及先秦土地制度史的考证。他的一些学术著作,一般人连书名都看不懂,像什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李零的名气之所以能超越象牙塔,还是因为他那些大胆而掷地有声的杂文。学术文章总是有些拗口,杂文追求的是酣畅淋漓,而李零有本事把这两者水乳交融,从《花间一壶酒》到《何枝可依》,他的杂文集一路畅销。他还时不时发表一些“弹眼落睛”的观点,比如拿“丧家狗”比孔子,称“传统文化热全是病”,有意无意制造一系列“文化事件”。大众公共空间里的李零,中西都反,古今通批,说话直白,言辞犀利。对此,赞声一片,骂声也一片。不过真的站出来与李零公然叫板的人,数量上寥寥无几,难得有,也骂不上两句就偃旗息鼓,因为比不过李零的学问。   李零把自己的学问归功于恩师的指点。1977年,他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有幸向夏鼐、苏秉琦等学术大家请教求学。古文字学有“罗王之学”之称,而在李零做研究生的时候,绝大部分“罗王之学”的大学者都还健在,他师从的张政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2005年,张政先生逝世,李零伤心之余,感触颇深。“我突然感到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李零告诉记者,“那是一个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而现在,是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现如今,鼓吹大师的都是想当大师的人,他们把大师吹得神乎其神,就是不把他们当人。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自封者多,赐封者也很多,不是自己吹,就是自己的学生吹,有时还假装民主搞投票,非常无聊。“现在‘大师’一词简直就是一个大屎盆子,千万别往自己头上扣。”李零戏谑道。   不过,李零并不觉得没有大师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恰恰相反,他指出,和平年代注定没有大师。所谓大师,都是除旧立新、推倒重来、引领风气、开创局面的人,而如果格局不变、门户不散,大师绝难横空出世。现在大家都想大师、盼大师,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乱世才能出大师。“你要大师还是乱世,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李零说,“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专制  李零非但对现在的“大师”一词非常感冒,甚至连“知识分子”这顶帽子都不愿意带。他认为,满口“自由”、“民主”的人可能是非常专制的;知识分子比任何人都追求自由,特别是思想上的自由,但也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专制。政治家再专制,也还得讲权力平衡、利益平衡,而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就非常排他。   不想当知识分子,当然更不想当“著名知识分子”。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组曾经邀请他去做节目,李零婉拒了。他这样解释自己不去的原因:“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上电视,一定讲不好;另一方面,我有心理障碍,觉得上电视就像在大街上撒尿,本来尿得出来,结果就尿不出来了。现在大众娱乐特别发达,我不反对,但你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如果大家要看耍猴,你就得变成一只猴。”   李零拒绝把自己归类,用他在《花间一壶酒》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他不愿意自己的书被列入某某“丛书”,因为觉得“那样有一种帮派感”。事实上,他也很难被归类。新与旧,自由或保守,左派与右派,这些性格鲜明的词儿套到他身上,都显得不衬。   李零觉得这个时代太热了,而他总是对各种热闹都非常怀疑。“大概是文革里受了刺激吧,”李零对记者说,“我所见的很多热闹都是非常荒唐的。”   比如说,回首过去,会发现那些“热”往往都是拧着
  过多的攻击让他有些无措,过分的礼遇也会让他无法消受。攻击多因孔子而起,而礼遇多由孙子而生。
  李零是研究孙子及古代兵法的著名学者。这两年,好多地方都邀请他去讲座,谈一谈孙子兵法。然而他一接触,发现对方多半都是商人,请他上课,是希望他能将孙子兵法与当今的商战结合起来讲,“而且他们说是想学孙子兵法,其实想学的都是三十六计,想通过其中的一些损招阴招,赚更多的钱。这就让我比较头疼了。首先,我的道德标准受不了;其次,我去教他们也没有资格,他们可比我懂多了!”
  被逼得急了,李零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有道是,兵以诈立,那你们的意思是,商也以诈立?商难道不是以诚信而立的么?”  读《论语》,读法有讲究。历史上谈孔子,一是围绕政治,二是围绕道德,三是拿儒学当宗教,今天的人们不妨摆脱那些意识形态,使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读法,也就是以历史叙事的途径、按照“孔子世家”里的线索去读。孔子有77个学生,其中重要的有13个,“我常说耶稣有十二门徒,孔子有十三弟子”;那13人中更为重要的是三个:子路、颜渊、子贡。看《论语》,就是看孔子和他弟子生活的一个记录。李零还特别指出,读《论语》“最不好”的一个读法,是把《论语》当镜子,当功过格,当提高道德的工具,每天对着它反省,跟蒋介石似的,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美女,“心为之一动”,回头便给自己“记大过一次”——那样没意思。   读《老子》,有蹊径。李零认为,要看懂,最重要的是看懂“玄牝”这个比喻。《老子·六章》有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对这个比喻,历来学者们解释起来都有些拐弯兜圈子,其实“玄牝”的字面意思非常清楚。牝的本意是雌性生殖器,“玄牝”就是巨大深远的而不可见、却又神秘而可以生产万物的宇宙生殖器。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老子为什么那么推崇柔弱顺自然,为什么那么喜欢歌颂水,为什么永远选择阴性的那一方。掌握了这套比喻,就能融会贯通了。   而选择《易经》为“新四书”之一,多少有点无可奈何。只因阴阳五行说渗透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学等所有的自然学科,却没有一部代表性的经典;硬要选一本,则只能选《易经》了。《易经》讲的是占卜。占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方式,但也依然根植在现代人的思维里。因此,研究占卜,也是沟通古今的一个方式。   至于《孙子兵法》,首先当然是一本兵书,但其实也是一本研究中国人思想智慧的书。“兵法是一种思维方式,高度对抗中的思维方式,战斗需要的是马上接招、快速反应,而不是从容不迫、深思熟虑。”李零说,“在我看来,这更接近于人类思维的真相。” 2010年第21期总第370期 2010 年7月25日出版订阅热线:华南地区: 0755-25934569(67)华北地区: 010-65281005(06)在线订阅或20元每月订阅凤凰周刊官方网络版:http:www.ifengweekly.com
  对方这才哑口无言。

力推“新四书”
  在李零看来,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上的复古狂潮,是一种近似疯狂的离奇现象,一种用谎言、谣言编织起来的自欺欺人。为了让人们了解到真实的传统,他与三联书店合作,推出“我们的经典”系列。这套丛书现已出了三本,还差一本就可大功告成。
  李零力荐人们去阅读的四部古代经典,是《论语》、《老子》、《易经》和《孙子兵法》。这四本书,在李零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智慧,亦可以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共享,不妨称之为“新《四书》”。来的。30年前的“热”是启蒙运动,以《河殇》的播映为高潮,那场运动本身便是和文革拧着来的。那个时候,人们什么事儿都赖在祖宗头上,而现在,则是“国学热”、“传统热”,“孔子热”还没热几天,又来了“大秦帝国热”,当然还有永恒的“养生热”。“短短三十年,人们就从骂祖宗走向了卖祖宗。我一直纳闷,这个大弯是怎么绕过来的,”李零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人类学家的观点,从出租车上看出黄包车,从铺天盖地的广告看出走街串巷的吆喝。许多看似相反的事情,实际上是相通的。”   因为怕热闹,李零极少接受采访,坚决不开博客,更怕成为“公众人物”。“在我看来,公众人物就是公共厕所。中国的公共厕所往往没人打扫,里面的屎尿越来越多,最后脚插不进去,于是就换一个厕所。”   他甚至连手机都不用,因为觉得那玩意太闹心。不用就不用吧,还特意写了一行字:非宁静无以致远,故陶然而忘机。 宗教与学术总有区别  李零怕麻烦,麻烦却总是找上他。  2007年,李零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提出将孔子去神圣化的主张。他指出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这样的观点实在算不得偏激,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于丹的《<论语>心得》红遍中国、许多人高呼“儒家复兴”的时候。李零触动了许多将中国复兴希望寄托于传统的人的神经。有些人甚至连书都没读、单看书名,便投入到对李零的骂战之中。直到今天,这场骂战依然余音未消。就在最近,还有人在公开场合面色严峻地质问李零:“李教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yes还是no。你觉得孔子到底是可敬,还是不可敬?”   李零当时感觉,骤然之间,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站队划线的火红年代。他无奈地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就是为了逃离派别,才去研究古代的东西,怎么到了古代,还要去站队呢?”   李零觉得纳闷的是,现如今许多研究历史、哲学史的专家学者,都选择加入某一党某一派——不管是“新儒家”还是“自由派”——还爱强调自己有多么坚定的信仰。“跟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讨论的呢?我们总还能区分出宗教与学术的区别吧?你在做价值判断之前,总还该有一个事实判断吧?”李零对记者说,“我眼中的孔子,从来都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教主,更不是有些人希望的那种、可以领导全世界宗教的通天教主。如果你非要臆造出那样一个孔子,还要我崇拜、磕头,那我只好说,对不起。”   过多的攻击让他有些无措,过分的礼遇也会让他无法消受。攻击多因孔子而起,而礼遇多由孙子而生。  李零是研究孙子及古代兵法的著名学者。这两年,好多地方都邀请他去讲座,谈一谈孙子兵法。然而他一接触,发现对方多半都是商人,请他上课,是希望他能将孙子兵法与当今的商战结合起来讲,“而且他们说是想学孙子兵法,其实想学的都是三十六计,想通过其中的一些损招阴招,赚更多的钱。这就让我比较头疼了。首先,我的道德标准受不了;其次,我去教他们也没有资格,他们可比我懂多了!”   被逼得急了,李零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有道是,兵以诈立,那你们的意思是,商也以诈立?商难道不是以诚信而立的么?”   对方这才哑口无言。 力推“新四书”   在李零看来,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上的复古狂潮,是一种近似疯狂的离奇现象,一种用谎言、谣言编织起来的自欺欺人。为了让人们了解到真实的传统,他与三联书店合作,推出“我们的经典”系列。这套丛书现已出了三本,还差一本就可大功告成。   李零力荐人们去阅读的四部古代经典,是《论语》、《老子》、《易经》和《孙子兵法》。这四本书,在李零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智慧,亦可以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共享,不妨称之为“新《四书》”。
  读《论语》,读法有讲究。历史上谈孔子,一是围绕政治,二是围绕道德,三是拿儒学当宗教,今天的人们不妨摆脱那些意识形态,使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读法,也就是以历史叙事的途径、按照“孔子世家”里的线索去读。孔子有77个学生,其中重要的有13个,“我常说耶稣有十二门徒,孔子有十三弟子”;那13人中更为重要的是三个:子路、颜渊、子贡。看《论语》,就是看孔子和他弟子生活的一个记录。李零还特别指出,读《论语》“最不好”的一个读法,是把《论语》当镜子,当功过格,当提高道德的工具,每天对着它反省,跟蒋介石似的,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美女,“心为之一动”,回头便给自己“记大过一次”——那样没意思。
  读《老子》,有蹊径。李零认为,要看懂,最重要的是看懂“玄牝”这个比喻。《老子·六章》有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对这个比喻,历来学者们解释起来都有些拐弯兜圈子,其实“玄牝”的字面意思非常清楚。牝的本意是雌性生殖器,“玄牝”就是巨大深远的而不可见、却又神秘而可以生产万物的宇宙生殖器。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老子为什么那么推崇柔弱顺自然,为什么那么喜欢歌颂水,为什么永远选择阴性的那一方。掌握了这套比喻,就能融会贯通了。
  而选择《易经》为“新四书”之一,多少有点无可奈何。只因阴阳五行说渗透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学等所有的自然学科,却没有一部代表性的经典;硬要选一本,则只能选《易经》了。《易经》讲的是占卜。占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方式,但也依然根植在现代人的思维里。因此,研究占卜,也是沟通古今的一个方式。  □ 记者 吴海云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总第370期 李零是当代中国最受关注的知识分子之一, 却又最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头衔。  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李零的学问,做得其实有些偏僻。他精通考古、古文字学和古文献这三个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古代兵法,并从事殷周铜器研究、考古发掘以及先秦土地制度史的考证。他的一些学术著作,一般人连书名都看不懂,像什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李零的名气之所以能超越象牙塔,还是因为他那些大胆而掷地有声的杂文。学术文章总是有些拗口,杂文追求的是酣畅淋漓,而李零有本事把这两者水乳交融,从《花间一壶酒》到《何枝可依》,他的杂文集一路畅销。他还时不时发表一些“弹眼落睛”的观点,比如拿“丧家狗”比孔子,称“传统文化热全是病”,有意无意制造一系列“文化事件”。大众公共空间里的李零,中西都反,古今通批,说话直白,言辞犀利。对此,赞声一片,骂声也一片。不过真的站出来与李零公然叫板的人,数量上寥寥无几,难得有,也骂不上两句就偃旗息鼓,因为比不过李零的学问。   李零把自己的学问归功于恩师的指点。1977年,他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有幸向夏鼐、苏秉琦等学术大家请教求学。古文字学有“罗王之学”之称,而在李零做研究生的时候,绝大部分“罗王之学”的大学者都还健在,他师从的张政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2005年,张政先生逝世,李零伤心之余,感触颇深。“我突然感到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李零告诉记者,“那是一个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而现在,是有‘大师’而没有大师的时代。”现如今,鼓吹大师的都是想当大师的人,他们把大师吹得神乎其神,就是不把他们当人。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自封者多,赐封者也很多,不是自己吹,就是自己的学生吹,有时还假装民主搞投票,非常无聊。“现在‘大师’一词简直就是一个大屎盆子,千万别往自己头上扣。”李零戏谑道。   不过,李零并不觉得没有大师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恰恰相反,他指出,和平年代注定没有大师。所谓大师,都是除旧立新、推倒重来、引领风气、开创局面的人,而如果格局不变、门户不散,大师绝难横空出世。现在大家都想大师、盼大师,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乱世才能出大师。“你要大师还是乱世,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李零说,“承平时代,我们必须忍受平庸。” 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专制  李零非但对现在的“大师”一词非常感冒,甚至连“知识分子”这顶帽子都不愿意带。他认为,满口“自由”、“民主”的人可能是非常专制的;知识分子比任何人都追求自由,特别是思想上的自由,但也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专制。政治家再专制,也还得讲权力平衡、利益平衡,而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就非常排他。   不想当知识分子,当然更不想当“著名知识分子”。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组曾经邀请他去做节目,李零婉拒了。他这样解释自己不去的原因:“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上电视,一定讲不好;另一方面,我有心理障碍,觉得上电视就像在大街上撒尿,本来尿得出来,结果就尿不出来了。现在大众娱乐特别发达,我不反对,但你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如果大家要看耍猴,你就得变成一只猴。”   李零拒绝把自己归类,用他在《花间一壶酒》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他不愿意自己的书被列入某某“丛书”,因为觉得“那样有一种帮派感”。事实上,他也很难被归类。新与旧,自由或保守,左派与右派,这些性格鲜明的词儿套到他身上,都显得不衬。   李零觉得这个时代太热了,而他总是对各种热闹都非常怀疑。“大概是文革里受了刺激吧,”李零对记者说,“我所见的很多热闹都是非常荒唐的。”   比如说,回首过去,会发现那些“热”往往都是拧着
  至于《孙子兵法》,首先当然是一本兵书,但其实也是一本研究中国人思想智慧的书。“兵法是一种思维方式,高度对抗中的思维方式,战斗需要的是马上接招、快速反应,而不是从容不迫、深思熟虑。”李零说,“在我看来,这更接近于人类思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