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为什么说于丹胜过李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20:34:52
蒋劲松
在央视“百家讲坛”诸多讲演者中，讲解《论语》的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大概是最具争议的。虽然，我也同意许多批评者的意见，于丹的解读中确实存在不少学术上的硬伤，需要纠正和改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于丹在传播乃至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反映了民众对于本土教化资源的强烈渴求。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对孔子圣人形象的解构相比，在对民众的教化意义上，于丹的解读更有价值，更值得提倡。
据新京报报道，2007年9月以来，甘肃省白银监狱将国学讲座引入服刑人员的日常教育，帮助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早日重新回归社会，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服刑人员参加了学习。我认为，类似这样的活动正是充分挖掘本土思想资源，教化人心，建设和谐社会的善举。
说到“教化”，大概许多人会立刻涌起反感，忍不住要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反启蒙的态度，不够“民主”，不够“平等”，而且是一种要不得的复古。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任何社会秩序的确立与延续，都需要对其成员进行不断地教化，福柯就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规训”；本土的传统资源也是任何社会的教化过程所必不可少的。教化自然具有“规训”的性质，然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一定就是压抑个性，妨碍思想自由的。因为，民众实际上有一种自觉接受教化的内在需求。今天社会上对于丹的由衷赞赏与狂热追捧，正是这一需求的市场表现。用自由主义者爱用的权利概念来说就是，民众有接受教化的神圣权利。
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思潮日甚一日，中国现代化进程却反而坎坷连连，欲速而不达。而更重视利用传统资源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则要平稳顺利得多。对于近代西方的成功，人们一般只注意到了大学在引领观念革命方面的推动作用，却忽略了在大学之外教会坚持传统，保证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具有延续性的保守作用。殊不知，保守与进步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味躁进，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在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急剧变化中，人们更需要传统来提供安定人心、塑造人格。
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以来，学者们按西方近代学科体系的框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体系割裂开来。传统文化丧失其有机联系，沦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资料和对象，因而也失去了教化功能。其背后的假定是无视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地方性，将其当作衡量一切的普遍标准。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非常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逻辑。
在多年激进思潮退热之后，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形势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得到恢复，逐渐能以平和的心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尤其是民间自发地掀起了儿童经典诵读学习的热潮。在认识国学资源的教化价值方面，个人觉得，普通民众甚至比学院派的教授们有更加敏锐的直觉。不仅企业老总们愿付重金参加名校的国学班学习，而且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诸如孟母堂之类的现代私塾教育机构的涌现。在目前义务教育广受批评的情况下，从尊重子女教育的父母选择权的角度上看，这种新型的私塾教育其实也不失为必要的补充，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
相较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化尤其值得重视。中国的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全民九年义务教育也并未得到充分落实，尤其是缺乏发达的教会体系，如何为普通民众提供必要的社会教化，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非常关键的问题。宋明理学曾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功地将教化范围扩张到普通民众，渗透到各地的乡规民约乃至家训、习俗中，塑造了当时所需要的社会成员。其教化的内容，经过社会变迁，自然有调整的需要，但是有教无类、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是值得今天的教育者所继承发扬的。像白银市弘扬国学教育研究会这样深入到监狱中，利用本土资源开展教化的活动，不仅深得传统教育的精髓，而且与教育塑造人格的现代理念若合符契，值得赞赏与鼓励。
在央视“百家讲坛”诸多讲演者中，讲解《论语》的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大概是最具争议的。虽然，我也同意许多批评者的意见，于丹的解读中确实存在不少学术上的硬伤，需要纠正和改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于丹在传播乃至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反映了民众对于本土教化资源的强烈渴求。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对孔子圣人形象的解构相比，在对民众的教化意义上，于丹的解读更有价值，更值得提倡。
据新京报报道，2007年9月以来，甘肃省白银监狱将国学讲座引入服刑人员的日常教育，帮助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早日重新回归社会，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服刑人员参加了学习。我认为，类似这样的活动正是充分挖掘本土思想资源，教化人心，建设和谐社会的善举。
说到“教化”，大概许多人会立刻涌起反感，忍不住要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反启蒙的态度，不够“民主”，不够“平等”，而且是一种要不得的复古。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任何社会秩序的确立与延续，都需要对其成员进行不断地教化，福柯就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规训”；本土的传统资源也是任何社会的教化过程所必不可少的。教化自然具有“规训”的性质，然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一定就是压抑个性，妨碍思想自由的。因为，民众实际上有一种自觉接受教化的内在需求。今天社会上对于丹的由衷赞赏与狂热追捧，正是这一需求的市场表现。用自由主义者爱用的权利概念来说就是，民众有接受教化的神圣权利。
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思潮日甚一日，中国现代化进程却反而坎坷连连，欲速而不达。而更重视利用传统资源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则要平稳顺利得多。对于近代西方的成功，人们一般只注意到了大学在引领观念革命方面的推动作用，却忽略了在大学之外教会坚持传统，保证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具有延续性的保守作用。殊不知，保守与进步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味躁进，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在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急剧变化中，人们更需要传统来提供安定人心、塑造人格。
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以来，学者们按西方近代学科体系的框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体系割裂开来。传统文化丧失其有机联系，沦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资料和对象，因而也失去了教化功能。其背后的假定是无视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地方性，将其当作衡量一切的普遍标准。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非常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逻辑。
在多年激进思潮退热之后，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形势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得到恢复，逐渐能以平和的心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尤其是民间自发地掀起了儿童经典诵读学习的热潮。在认识国学资源的教化价值方面，个人觉得，普通民众甚至比学院派的教授们有更加敏锐的直觉。不仅企业老总们愿付重金参加名校的国学班学习，而且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诸如孟母堂之类的现代私塾教育机构的涌现。在目前义务教育广受批评的情况下，从尊重子女教育的父母选择权的角度上看，这种新型的私塾教育其实也不失为必要的补充，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
相较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化尤其值得重视。中国的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全民九年义务教育也并未得到充分落实，尤其是缺乏发达的教会体系，如何为普通民众提供必要的社会教化，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非常关键的问题。宋明理学曾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功地将教化范围扩张到普通民众，渗透到各地的乡规民约乃至家训、习俗中，塑造了当时所需要的社会成员。其教化的内容，经过社会变迁，自然有调整的需要，但是有教无类、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是值得今天的教育者所继承发扬的。像白银市弘扬国学教育研究会这样深入到监狱中，利用本土资源开展教化的活动，不仅深得传统教育的精髓，而且与教育塑造人格的现代理念若合符契，值得赞赏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