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新旧说的政治背景

学术界有种长期居主流地位的看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之前，“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 　　如何看待这种关于三民主义的“新、旧”说？我以为，此说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有历史贡献。　　“新三民主义”词语早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出现。那是共产国际代表在说明对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成绩时的偶尔用语。作为按共产党人的理论对三民主义作出完整解说，并成为党的主导见解的三民主义“新、旧”说，则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　　此说出现前，流行的是三民主义的“真、假”说。孙中山去世之后，左右派斗争剧烈展开。大家都打“孙文主义”、“三民主义”旗号。老右派戴季陶，以“孙文主义”名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借口确立“共信”、建立“纯粹的国民党”，大造分共舆论。对此，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也不得不讲，“反共产这个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总而言之，总理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以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1925年9月）后来，他成为右派势力的中心，便在保卫“三民主义”的旗号下反苏、镇压工农运动、实行暴力“清党”。这时，左派以“三大政策”予以反击，指斥其为“假三民主义”，可谓击中要害。抗日战争爆发、新的国共合作建立后，则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共产党把坚持抗战置于首位，再三表示对蒋介石领导的服从和对三民主义理念的忠诚。另一方面，蒋介石在三民主义旗号下既要抗战、要国共合作；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千方百计要“防共”、“限共”，其如意算盘和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通过“两党合组”、“永久合作”的方法取消或溶化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此，蒋介石有两个说法：一是一般地说，真信仰就要一心一意，“在同一主义之下”（1937.2.22），达到对三民主义“真诚一致的信仰”（1937.9.23）。二是具体地说，三民主义“完备”，“能涵盖一切”，且“伟大悠久”，其他主义“皆有缺点”，应被取代。（1939.5）结论就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追随他们的御用文人循此发挥道，“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它是“集合了各种主义之大成的真理”，“其它任何主义都不应该有。它们是没有历史使命的。”还有人要求中共“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对此，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政治上作了回击，一再明确表示，绝对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至于在思想理论上的回击，则要求进一步划清一些原则界限。这样，仅仅分辨三民主义的真、假似乎就不够了。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强调真信奉就要信“同一主义”，虽然别有用心；但如果他们只是倡导一致，并非禁止其他，只是“溶化”而不是排斥，那就难以说他们违背民权主义，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假”。他们宣称三民主义最完备、最伟大，从而认定对其他主义的明智选择就是自行放弃，这自然是其偏见，是对三民主义的拔高；但不能说他们如此尊奉的三民主义本身是假的。蒋介石过去主张“分共”，与孙中山的“容共”主张公然对立；而现在则不仅不讲“分”，还大讲“合”，不止于“容（纳）”，还要“溶（化）”；其手段也由“打”转为“不打”，貌似走向开明。对于这种变化，人们自然不能视而不见，乃至不加区别地将其归于一类，以一个“假”字囊括一切。　　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真、假的范围。如何回答？一种新的提法在不断地酝酿着。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指出，“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提出要“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肯定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手定了“三民主义新纲领”，“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10月12日，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抗战胜利后出现的“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1939年6月10日，在《反投降提纲》中，他对人们言及的三民主义的状况作了新的划分，指出除“真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中间性的”即“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只作真、假二分已经不够。在这里，他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同“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并在一起，划入“真三民主义”之列。至于在这种“真三民主义”中是否还要作进一步的区分，他当时未作回答。而提出“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问题，主要为揭示隐藏在抗战队伍中的投降危险，并不是对作为既抗战又建国的指导方针看的三民主义的全面概括。因此，当涉及对完整的三民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时，这种分析框架便显得不够了。近两个月后，周恩来对人们所称的三民主义作出了多重划分，即孙中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汪精卫是“伪三民主义”；戴季陶是“修正三民主义”；还有我们同志“企图马克思主义化的三民主义”，即把三民主义“解释成共产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