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幻作家评传：郑文光

2007-1-4 22:06:27
《浪漫之旅：著名科幻作家评传》 郑文光评传
董仁威著
目录
●简介
●温文尔雅的儒者
●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创作观
●“科普式科幻”代表作《从地球到月球》、《太阳探险记》
●“硬科幻”代表作《飞向人马座》、《太平洋人》、《天梯》
●“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科幻代表作《命运夜总会》、《古庙奇人》、《地球的镜象》
●“‘软’‘硬’兼施的科幻小说”代表作《大洋深处》、《战神的后裔》
●郑文光主要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年表
●简介
郑文光，新中国科幻小说的始作俑者，最重要、最优秀的科幻作家之一，中国第一次科幻小说高潮的领军人物，第二次科幻小说高潮的八大护法（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肖建亨、金涛、魏雅华）之一，曾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8年获得中国科幻终身成就奖。
郑文光于1929年4月9日出生于越南海防，祖籍广东中山县。1947年，他回到祖国，在广州考取中山大学天文学系。1949年，他迁居香港，在培侨中学担任教师，1949年至1950年担任香港《新少年》月刊总编辑，同时为《大公报》、《文汇报》撰写杂文和讽刺诗，并著有科普书籍《天空的神秘》等。
1951年，郑文光回到北京，担任中国科普协会编辑，1954年开始科幻小说创作，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重要作品有《太阳探险记》(1955年)、《飞向人马座》(1979年)、《古庙奇人》(1980年)、《大洋深处》(1982年)、《命运夜总会》(1982年)、《神翼》(1983年)和《战神的后裔》(1985年)等。
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曾在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飞向人马座》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
郑文光因病于2003年6月17日逝世，享年74岁。
●温文尔雅的儒者
笔者从1979年起，20年间，趁从成都到北京出差之机，曾多次到和平里郑文光的家中采访和探视。每一次，笔者都要与郑先生长谈，并在他和师母陈淑芬女士的再三挽留下，吃一餐由师母烹调的可口的午餐。郑先生对笔者当年那个年轻后生，一个业余作者，像朋友一样亲切、随意。在笔者的印象中，郑先生是个谦虚、朴实、真诚、正直，性情平和、温文尔雅的儒者。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如雄狮般怒吼过。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搅屎棍”在科普界掀起了批判科幻小说的腥风恶浪，同行叶永烈被扣上许多莫名其妙的帽子之时。
1929年4月9日，郑文光出生于越南海防市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祖籍广东中山县。他是一个天资聪颖、感官敏锐的少年，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印度支那热带的空气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情铁蹄使他幼小的心灵过分早熟。郑文光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40年。是年，11岁的郑文光发表了第一篇抗日杂文《孔尚任与桃花扇》，揭开了文学活动的序幕。从12岁起，他就已经成为当地华侨华人报纸的撰稿人。他的稿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深深地鞭挞，对抗击暴行的人们热情的讴歌，对遥远的祖国深深地眷恋。他告诉所有愿意倾听爱国和自由声音的人，他早晚要“告别海防”，要回到那未曾谋面却孕育了整个民族的美丽的故乡。1941年，郑文光12岁时，在越南宣光县古刹中得到一位智者的手书，手书中说：“君少年聪颖，可喜可贺！大器早成，天姿英纵！”（吴岩：《论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作》）从1947年起，18岁的青年郑文光开始了他浪迹天涯，辗转东南亚多个国家的生活，踏上了归乡之路。回乡之路，崎岖而漫长。他在回乡的路上流浪，流浪……郑文光天性中文学的潜质，青少年时代行“行万里路”的生涯，同他的科学爱好结合起来，在一定的机遇下，使他成为中国科幻界的大师，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开山鼻祖和奠基人之一。
郑文光在流浪生涯中边工作边学习边寻找发展机会。他到了香港，找到了一个教师的工作。他在培侨中学教书的闲暇，开始在香港文坛上纵横驰骋。他担任了《新少年》月刊的主编，《文汇报》专栏--“社会大学”的校长。他写作了大量的杂文，出版了科普书籍：《天空的神秘》。在香港教书期间，他与多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交往甚密，这些人中有后来著名的心理学家曹日昌，有著名散文家秦牧。正是这些人激励他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并将笔触不仅仅停留在战乱和腐败的人际的现实，而要跨越到科学和民主所能奔向的无限远方。当郑文光以天文为题材的科普文章在香港获得知识界的广泛好评的时候，新中国成立的钟声再一次催促着他返归故里的愿望。1951年2月22日，他毅然结束了流亡生涯，来到新生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1951年的北京，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地方。年青的共和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材，一个以科学作家为响亮职业的人自然被推荐到了中国科协科普局，郑文光成为了一名为洗刷旧世界封建遗骸、散播新世界科学文明种子的先锋。他进入中国科协科普局担任《科学大众》杂志编辑。
那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他常常到学校去作报告，报告完毕总有少先队员献上红领巾。那时，郑文光早已不是少先队员的年龄了，可是当孩子们每次把红领巾围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心里总是一阵不由自己的激动，他真想为这永远是蓝色的天空，为亲爱的祖国的大地，为他热爱的民众，为祖国的花朵（儿童）放声歌唱！
郑文光比较经常地为少年儿童写些科学小文章了。当然，同时也为青年写，为成年人写。但是为少年儿童写作，他觉得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因为字里行间能够渗透他的灵魂的喜悦，让他重新度过他的失去了的童年。他感到，为少年读者写作有那么多诗情画意，只是由于他的文章过于拙劣而无法充分表达。但是我多么希望把他心灵中的诗情画意，能透过他讲述的遥远的星球、茫茫的宇宙空间、高速的宇宙火箭的文章表达出来啊!
这样，小文章的形式和篇幅都容纳不下了，于是，他尝试写作科学幻想小说。写作科学幻想小说的起因，是很偶然的。新创刊的《中国少年年报》编辑赵世洲，找到郑文光，对他说，“老郑，给孩子们写一篇科学幻想小说吧！”那会儿，凡尔纳、威尔斯的作品还没有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郑文光不知道科幻小说是什么样子。好在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写就写吧。他虚构了几个小孩，偷了一只火箭船，飞到火星去，绕着火星转了一圈。他没敢让孩子们到火星上去，当时他还不知道火星上是什么样子呢！这篇名叫《从地球到火星》的文章，新中国出现的第一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于1954年在《中国少年报》发表后，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北京城里掀起了火星热。那时候，北京天文馆还没右成立。《中国少年报》编辑部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在建国门上的古观象台里，架起子一座天文望远镜。孩子们吃了晚饭后，就到古现象台排队看火星。孩子们排起的长龙，直至深夜也不见减少。
郑文光为孩子们对科幻小说的热情所感动，全心全意为孩子们写起科幻小说来。两年间，他在各种儿童、青年期刊上，先后发表了科幻小说：《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征服月亮的人们》，并于1955年由上海少儿出版社辑成《太阳探险记》一书出版。《太阳探险记》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
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创作活动，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引起了共青团中央的重视，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他的科幻小说被选入1955年出版的《儿童文学选集》中，著名作家严文井在序言中称他为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并将他调到作协工作。他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郑文光的科幻小说作品，也引起了世界的重视。1957年，他的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科幻小说奖。在那次联欢节上，全世界获奖的科幻小说。一共只有三篇。
但是，郑文光自己心中有数，他认为，自己这几篇作品水平是很低的——这决不是他自谦的话。尤其是《太阳探险记》出版的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对比之下，郑文光更为自己的作品感到汗颜。他真诚地觉得，它们之所以受到不相称的欢迎，只是说明少年儿童太需要类似的读物了。这就是《太阳探险记》出版以后，郑文光没有再写科学幻想小说，而改变了方向，写了一个中篇科学故事《黑宝石》的缘故。他觉得我自己太缺乏幻想的才能了，还是老老实实写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为好。《黑宝石》的取材，是一个学校的地质小组的活动，不过他把关于陨石的知识写进去了，于是它就成了一个“科学故事”。
《黑宝石》最初是在《人民文学》1956年四月号发表时，郑文光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从1951年到1957年，郑文光进行了大量科普组织工作和创作。他编辑《科学大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新闻发布会，还进修过上千次关于宇宙航行的科普讲座。他的科学文艺作品《飞出地球去》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广泛好评。他还与李四光、竺可桢、戴文赛、邓稼先等结识并讨论过科技传播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郑文光的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集《太阳探险记》（1955）、大型科学文艺读物《飞出地球去》（1957）、科普译文集《宇宙》（1958）。除他的短篇小说《火星建设者》（1957）获得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科幻大奖以外，他的小说《黑宝石》获得了中国作协的儿童文学奖。他撰写的纪念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的传记文学《火刑》（1957），多年来一直是全日制中学课本中的语文教材。他还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到达西沙群岛进行采访的记者兼作家（1959）。
就在这时，郑文光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转折点。1956年底，郑文光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文艺报》的记者。在这里，他与文学艺术界的大量交往，成了他科幻创作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他与老舍、郭小川、王蒙、张天翼、丛维熙、柯岩、刘厚明、刘绍棠等人过从甚密。《文艺报》当时是一个包括发表政论、报告文学和文艺特写的刊物。他当记者的头一件事，是到新疆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的成立大会，会后又在南疆喀什一带旅行和采访。1958年郑文光成了《新观察》的记者，到广东沿海一带和海南岛、西沙群岛一带旅行了半年多。这两次长途的旅行对于郑文光扩大眼界、认识祖国丰富多采的生活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他也有不少收获：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和特写。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完全放弃了科学文艺读物的写作。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他只为《儿童时代》写过几篇短小的科学幻想故事。除此之外，他差不多完全离开了儿童文学。
而且，创作在那些年代变得困难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豪言壮语去装扮自己，而不再是那么真诚和坦率了。你深入生活，竭力寻找有意义的素材，可是你所接触的人，不管是基层的支部书记，或者技术员，或者一个普遍的工人，总是有现成的一大套话等着你，诸如大干苦干拚命干，翻了多少番，超英赶美之类，却没有活生生的人的灵魂，人的跳动着的心脏。而且，郑文光就像达摩克利斯看到自己头上有一柄马尾悬着的利剑一样，隐约看到一根根悬在脑门上的棍子--就是后来那个妖婆江氏赐给那个文坛流氓姚某的“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其实那不过是广东人称之为“搅屎棍”的又硬又臭的枣木棒，既不是黄金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但却实在是够教人噤若寒蝉。当然，勇敢的、起而抗争的人是有的，郑文光却不是，他沉默了。
郑文光力图归队，搞他的天文学。这一愿望只有在从干校回来以后重新分配工作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和它的各地组织都被“砸烂”了，郑文光反倒成了一个“自由”人。这是怪事成箩的年月!郑文光有专业，他可以“归队”，这就羡煞了他的许多作家同行。当郑文光“归队”那天，他发誓过一辈子再也不沾文学的边儿。不过这誓言他没有恪守——“四人帮”的覆亡使得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文革期间，郑文光不得不停止创作下到家乡农村务农。他最终决定放弃文学，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开始了天文史研究。在这个领域他出过三部著作，至今仍然有人引用或者驳斥着这些著作的观点。可见这些著作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文学史研究，任副研究员。在此期间，郑文光出版了《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1974）、《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与席泽宗合著）和《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等三部学术专著，其中《中国天文学源流》获得次年中国科学院科研成就奖。他还参加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天文史工程的编纂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时代的精神所激励，再度鼓起文学热情投入创作，迎来了他科幻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郑文光觉得，自己就像埋在泥土里的瑜珈教徒一样，被人发掘出来了，而且又能够复活过来。报刊、出版社，先是试探着，突然之间蜂拥而至约稿了，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科学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为什么对于科学文艺作品的需要怎么一下子增长得那么快?那是因为新的领导人提出了实现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那是因为新的领导人召开了科学大会，又领导制订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那是因为新的领导人扭转了教育事业凋敝零落的惨淡局面，又向青少年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客观需要，笔杆子岂能长期撂下?于是，郑文光又开始写。
这以后，郑文光繁忙而刻苦，他有一个不小的科研计划，他要写天文学史的论文和专著，创作只能靠业余，而他，已经是一个精力大不如当年的年已半百的人了。但是，多少人为他们鼓劲啊!首先是热情的编辑，他们带来了小读者的要求和愿望；然后又是一系列会议——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会议，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少年宫组织了和小读者的会见，北京、上海、成都和南昌的少先队员们一次又一次把红领巾围在郑文光和一些儿童文学同行的脖子上。郑文光的心又变得年轻了——它又回到了他久已失去的童年。他觉得，要加倍努力地写，要弥补“四人帮”夺走的十年岁月——其实不止十年了，要从“利用小说反党”的大冤案算起，至少有十五年是白白扔了；如果从那根“搅屎棍”到处挥舞的日子算起，那末二十年，五分之一个世纪，包括他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是一去不重返了。不过在今日，哪些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为了夺回“损失的时间”，不少人都像三、四十岁的壮年人那么干?何况他郑文光只有五十岁!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创作进入巅峰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郑文光同全国人民一起，解除了禁锢思想的紧箍咒，开始了深沉的思索。为什么会出现那样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为什么人们能够容忍“史无前例”的悲剧演出长达十年，怎样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郑文光站在高高的山巅，眺望着历史长河的源流，将过去、现在、未来放在一起思考，创作出一批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品。几十年观察人生，考察社会的生活积累，走南闯北的流浪、采访生涯，南海风情，北国风光，融汇进现代科技成就中，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化作艺术，一篇篇立意新、构思巧、意境深、人物形象鲜明的科幻小说从笔尖上涌出来。他写了四本长篇小说和数十部短篇小说，他的小说从对科学的无限赞美到对过去的无穷感叹再到重新拾回对未来的憧憬，一部比一部更加精彩和具有探索性。美国评论家认为，郑文光是当代亚洲少有的能在科学和人文领域并行驰骋的重要作家。
在几年间，郑文光出版了近百万字的科幻小说。中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古庙奇人》、《哲学家》、《神翼》、《大洋深处》、《天梯》、《命运夜总会》，长篇科幻小说：《战神的后裔》，短篇科幻小说集《鲨鱼侦察兵》、《太平洋人》、《海姑娘》等，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1978年起，他出版了《飞向人马座》（1978）、《大洋深处》（1980）、《神翼》（1982）和《战神的后裔》（1983）等4部长篇小说和《命运夜总会》（1982）、《地球的镜像》（1980）等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飞向人马座》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神翼》荣获1980-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1990年全国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银制奖（当年金质奖空缺）。他的4卷本小说全集于1993年由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在这一时期，除科幻小说之外，郑文光还撰写科学游记、动物小说、科学童话和科学小品等多种门类的作品，都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他的动物小说《猴王呜呼鲁》（1982）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郑文光的这—批站在历史的高度，将过去、现实、未来放在一起思考，创作出的一批优秀科幻小说作品，标志着作家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这一批作品，无论从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成熟性、科学幻想的大胆方面，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中国和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林。这一批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作家。也就当然引起了中国和世界的注意。我国的报刊：《光明日报》、《文学报》、《小说界》、《科学文艺》、《科幻小说报》、《明报》、《开卷》等相继发表了评论郑文光作品的文章。著名评论家鲍昌称郑文光为将现实与未来连在一起思考的人。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山西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外语学院英语文学系的五个大学生、三个研究生将研究郑文光及其作品的成果作为自己的学士论文和硕士论文。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创作活动也引起了美国，日本，德国的科幻小说研究者和记者的注意。美国、英国、日本、港台和泛美华人地区都对郑文光的文学活动给予过高度评价。美刊《ASIA2000》称郑文光为“驰骋于科学与文学两大领域的少数亚洲科学家之一’。日本电视台驻京记者井上孝利采访了郑文光。1981年9月21日，这部题为《中国的科学家兼文学家郑文光》的长达半小时的专题电视节目在日本电视台首次播映。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亚洲2000》发表长文认为，郑文光是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创始人。西德研究生写出了《郑文光传》。作为新中国科幻文学的主要开拓者，郑文光在读者心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是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的会员，作品曾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捷克等多种文字。郑文光，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已经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
郑文光还是中国科幻文学理论的主要探索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撰写过研究凡尔纳和鲁迅科学文艺思想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与童恩正、叶永烈、金涛等人共同提出的科幻文学新观念，实现了中国科幻从儿童读物和科普读物领域的全面突围，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更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在文学领域中的突出成就，郑文光曾多次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年，他由于对科幻文学的重要贡献，获得了至今为止中国科幻领域惟一的“终身成就奖”。
郑文光为人谦虚、朴实、真诚、正直。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对所从事的科学和文学事业，从来抱有宗教般的情感和专注。他还热衷于鼓励和提携青年作家。从1979年到1985年，他牺牲个人创作时间，主持了大型科学文艺杂志《智慧树》，为发掘新作家，繁荣科学文艺的多种门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郑文光性情平和、随意，很少跟人争议。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那一场“极左派”对科幻作家的乱捧，却把郑文光激怒了。事情起源于对刚得了全国科协表彰的科普作家叶永烈的科幻作品的一系列批判。这些批判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中国人民经过了痛苦的历程，刚抛弃了那些“搅屎棍”们乱扣政治帽子的卑劣手法，怎能容忍“极左分子”再兴波澜。秉性温文尔雅的儒者郑文光愤怒了，拍岸而起，写了一封给这场批判的主力之一，也是科普作家的陶世龙。这封信写得太精彩，充分反映了郑文光的人格，也揭示了那场风波中至今鲜为人知的内幕，故全文录下（并附叙述事件起因的王亚法的文章），以正视听，以向读者。
☆一个危险的先例──写给陶世龙同志的信
郑文光
世龙同志:
你好!多次想找你谈谈的，但是未得机会。近来你风尘仆仆，不断发表与组织对科幻小说的评论，精神可嘉。可惜，作为科普作家，你对科普创作中的不良倾向却没有同时展开评论。从纪实情况看，科普读物比之科幻小说，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例如，你一再强调要批判的封建迷信宣传，主要是在科普作品中产生的，科幻小说中宣传封建迷信的例子，就远远少得多。“何厚此而薄彼乎”?
但是，我这封信主要是对大作《“石油蛋白”为什么能在“四人帮”时期得以发表》一文，深表不安。我认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其实，你的文章不但是针对叶永烈同志的，首先是针对《少年科学》编辑部的。请想一想，在“四人帮”横行、文化凋零的情况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叫嚣声中，创办《少年科学》，力图给少年儿童一点科学营养，我想，身为科普作家的你我，是应多对此大声欢呼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的报刊不可能不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我想，广大读者是心明眼亮，并且会谅解的。如果由于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字眼，就查旧账，从政治上予以批判，这是不能以理服人的。我以为“文革”中的出版物，我们应当区别对待。有一种是出于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这种出版物应坚决批判；但是有些出版物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只不过在个别提法上有错误，这点，我们应采取谅解的态度。我之所以说，你的文章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是因为倘若按照你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发表过文章的一大批文学艺术界人士，科学学术界人士(包括当时写了《地震问答》的你和写了《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的我)，将都不能幸免。这样做，用一句白话来说，“太伤众了。”你拿《石油蛋白》与电影《创业》比，这在思维方法上是错误的。电影《创业》是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石油蛋白》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叶永烈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上海文网严密封锁中，力图为少年儿童写些作品，其努力是应充分肯定的，我和你都应采取赞赏的态度，而不是挑出作品中个别词句，加以上纲。这样做，既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科普创作和科幻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你近来积极组织对科幻小说的评论，我已多次表态，原则上我是赞同的，但是我不能不指出，对科幻小说的评论也出现了危险的先例。四月二十四日《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上的《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就是一篇十分不好的文章，不管论点如何，至少是文风恶劣。我们在科普作协三届理事会上讨论过科普创作中的精神文明问题，那末，科普评论呢，《长知识》副刊上那篇文章“泼妇骂街式”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精神不美。至于借批评个别作品的错误之名，矛头实际上指向科幻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立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我希望你在致力于开展科普评论的同时，是否也开展“评论的评论”呢?
去年我参加了中宣部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后，就记得是和你谈过评论问题的。我曾提出，希望以《时代的报告》增刊为鉴戒，开展正确的、健康的、促进事业发展和队伍团结的评论，而不是意气用事，或掺杂了一些其他什么，建国三十三年来，我们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当然，你十分明白，我也赞成对某些科幻小说中的不良倾向提出批评。但是，我希望能做到，批评要明确对象，哪部作品有错误缺点就批评哪部作品，错在什么地方就批什么地方。不要笼统批科幻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形式是没有罪的。例如，文艺界批《苦恋》，只是批《苦恋》一部电影，并不批电影这种文艺形式，也不批白桦同志的其他作品。这本来是常识以内的事，可是有的同志却偏爱闪烁其词，不明确指出具体的作品具体的问题，偏要说，“有的”科幻小说如何如何，又“有的”科幻小说如何如何，力图给读者的印象，科幻小说中“有的”有这问题，又“有的”有哪个问题，结论是，通通要不得。
科幻小说是一种有顽强生命力，深受群众喜爱的文学形式，我想，任何人是批不倒的，我也读了五月廿六日《人民日报》上林默涵同志的文章，里面提到你给他的信，我想，林默涵同志正确划分了有益的“革命幻想”、“科学幻想”与胡思乱想的区别，这是值得你深思的，对你的来信的回答。这一篇短文我也真诚地希望引起赵之同志的注意。
还有一点我不能不指出的，就是对叶永烈同志的批评。三月底我们开了一个小型的科幻小说座谈会，我原希望你们对叶永烈同志的意见能当面提出，及时交换意见。可是，你们却“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妙的是赵之同志，我动员他发言，他竟回答说，因为去年黄山会议上他对肖建亨同志提出批评，争吵甚烈，这次为了免伤和气，就不发言了。(第二天我缺席，听说他发言了，他仍没有触及《自食其果》的问题)。转眼之间，他却利用自己掌握的“长知识”副刊阵地，发表了《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那种“泼妇骂街式”的“评论”，这种作法很难令人理解。
我认为，评论可以采取写文章方式(当然要注意精神文明)，也可以面对面的讨论和争论。要提倡这种风气，不知你以为如何?
我曾答应你，我要对目前我国科幻小说创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写些评论，但在目前情况下，我是办不到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意与“泼妇骂街”的批评者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等到目前科普评论界这些不正之风得到克服，我会对当前科幻小说创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提出我的看法的。
这些意见，也许“忠言逆耳”，但是希望你认真考虑，我也希望科普界的一些同志与非科普界──例如鲁兵同志，考虑考虑。
致
礼
郑文光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日
☆附录
棒喝，可以休矣！——陈述一些历史事实王亚法
要让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知道什么叫“大字报”，那么，最妙也不过请他们去看一看陶世龙同志的《〈石油蛋白〉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能够发表的真正原因何在？》一文。这是一篇不顾历史、不顾事实，通篇棒喝的文章。恕我直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这样的文章出自一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个人整人的特殊时期的老科普作家之手，实在使人感到遗憾。
我是参于《石油蛋白》编辑工作的当事人。读了陶文，觉得实在有责任出来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事实，免得科普文坛上棒喝声乍起，出现新的冤狱。
在一九七六年初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要发表一篇“科学幻想小说”是颇为不易的。当时编辑部收到叶永烈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石油蛋白》一文后，的确为难了一阵，特别是“幻想”一词，大家都不敢把它标上。好在迂回曲折，避实就虚是当时文场中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的防身法。于是乎大家一细量，就把“幻想”二字用红笔勾去。这就是“科学幻想小说”《石油蛋白》变成“科学小说”的简单经过。
“科学小说”是出来了。但大家还余悸未定，为了怕被别有用心的人吹毛求疵，借题发挥，所以还不敢将稿子贸然付型，于是编辑部（当时还在筹备）又油印了几十份样稿，通过民间渠道向各界征求意见，其中有工宣队、报社编辑、学校老师，还有一位市委写作班的一般人员，这也许是后来被误认为送市委写作班审查的一段公案。当然，陶文把这件事和电影《创业》牵扯在一起，这又是一大发明了。
陶文在第二段中提及：“为什么在这科幻圈地中百花凋谢的时期，《石油蛋白》却能一花独放呢？”其用意在下文说得很明显，即“……在当时能够发表的真正原因，显然是由于它适应了‘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需要。”其实则不然，我们当时收到的科幻来稿，《石油蛋白》可以说是一个“不二篇”了。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一花独放”和“百花齐放”之说。曾记得，在当时搞源匮乏的情况下，笔者还写了篇《山村激光队》，作为第二期的应急用稿。本来，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我们科普工作者在“四人帮”统治下工作的艰难性。可是不知何故，在陶文中竟然成了我们编作工作者的罪过了，实在使人寒心。
《少年科学》创刊号是七六年三月份发稿的，当时正是批邓风刮得最烈的时候，“四人帮”控制下的市委宣传部明令规定，不管什么文章，只要能添入“批邓”，“反击”等词句，都应添入。当然《少年科学》也不能例外，在这样政治形势下出现的“类似发刊词”的文章也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一个明明是这段历史时期的经历者，却硬要把《石油蛋白》和这样的一篇发刊词附会在一起，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起陶文作者的居心了。同时也不禁使人担心，照陶文所云，是否创刊号中所有的文章和发刊词都要联系起来呢？我们这些搞编辑工作的能否幸免？尤其读到陶文结尾时：“……像关于《石油蛋白》得以通过这种解释，掩盖了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让这种文章发表的真实目的……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与叶永烈同志个人有关的问题了……”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我们必须正视当时的历史现实，那个时期的出版物，几乎都难以避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就拿一年后陶世龙同志本身参与编写的《地震问答》一书来说，又何尝没有这种“帮风帮气”的遗风呢！然而，从向前看的今天再来计较昨天那些没有意义的小事，那就太没有必要了。
我们希望陶世龙同志能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科普工作，不要动辄棒喝，无限上纲。
郑公对歪风邪气斗争刚正不阿的同时，对叶永烈，对王晓达，对吴岩，这些同仁、后生极尽扶持、爱护之情。许多科幻作家将郑文光当作恩师。王晓达是这些尊郑公为恩师的著名科幻作家之一。王晓达是在1979年成都会议上认识郑公的，当时郑公在主席台上，王晓达是列席代表。当郑公知道在《四川文学》发表科幻小说《波》的作者到会，专门约王晓达面谈，并对他说，“我看了你的《波》，很喜欢。你的路子对，你还要写，以后把稿子给我，我来推荐。”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予以极大的关怀和鼓励。接着又把王晓达介绍给人民文学、上海少儿社、天津新蕾社和肖建亨、叶永烈、童见正等人。嗣后，在接受香港《开卷》杂志主编杜渐采访时，又专门介绍四川新人王晓达，并在以后数篇科幻专稿中评介王晓达的作品。王晓达的《太空幽灵岛》、《冰下的梦》、《方寸乾坤》、《记忆犹新》等作品都是在郑公直接指导关怀下问世的。当中国作家协会文革后第一次恢复发展会员时，是郑公直接在北京为王晓达填表介绍他入会的。王晓达去北京，郑公多次约他去和平里家中叙谈并留宿彻夜长谈。对于年轻科幻作家、科幻评论家吴岩，在哈尔滨会议时，郑公在大会上数次介绍“了不起的十几岁的中学生科幻作家”，说从吴岩身上看到了中国科幻、中国作家的希望。后来，吴岩成了他家的常客。对于叶永烈，郑公也一直推崇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直到挺身而出为他受批判打抱不平。
正当郑文光的创作进入最佳境界的时候，1983年4月的一天，过分劳累引发脑血栓，使他半身麻痹，再也不能伏案写作。一个曾经在亿万光年中纵横驰骋的太空骑士被疾病的精灵软禁起来，这些精灵要打击他的精神的要害，要让他永远地退出曾经为之奋斗的中国科学文艺的土地。
相信科学和精神力量的郑文光没有倒下。在他贤淑的妻子陈淑芬女士的照料下，她坚持锻炼并逐渐恢复了少量写作。他关怀年青人的成长，经常为他们的新作选撰写绪言。他还热情地主编文集，为中国科幻积累资料。闲暇的时候，他从坐落在北京繁华的北三环路的家中11层高楼向下眺望。1983年以后，郑文光因脑中风停止小说写作。在长达20年与疾病抗争的生活中，他一直保持着乐观态度，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望。他做过各种恢复创作的尝试，更与其他人合作发表过小说和论文。他还多次在家中接待青年作者，热情地为他们的专辑作序，为中国科幻的繁荣摇旗呐喊，为扶持文学新人殚精竭力。
总是有不少朋友从远方赶来看他。他也永远欢迎朋友的到访。这些朋友中有中国作家协会的、有中国科协的、有天文台的。多数人是作家。更有一些青年读者。一些人带来鲜花，另一些人带来的是从天南海北捎回的礼物。但更多人带去的是渴望他恢复健康、重新开始文学创作的心。在大家眼里，郑文光是个好脾气、敏感、热情、真诚和常常激动得无法自制的人。他对宇宙之美的深刻理解，对人生光明之面的坚定信念和对文学事业的虔诚追求，常常是大家称道最多的地方。
2003年6月17日，一代宗师在同疾病顽强博斗了20年后，离开了人世，享年74岁。
郑文光的一生，是为中国科幻文学事业开拓的一生。他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的出色工作，将被载入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工作的史册。
惊悉郑公去世的消息，成都同仁不胜哀悼，集体写挽联一幅。笔者将这幅挽联录后，作为郑公生平的结语。
痛悼郑公文光
惊闻凌晨陨巨星
哀洒天泪夏雨倾
椽笔树旗六十年
科苑满庭正绿青
追忆大师拳拳心
更思导行殷殷情
风雨耕耘桃李芊
鞠躬尽瘁风节清
山海云天化幻影
同声一哭送君行
停云落月思无期
郑公丰碑众心擎
王晓达董仁威周孟璞何定镛敬挽2003年6月20日
●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创作观
郑文光的科幻创作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创作理论也随着科幻小说的创新而更新。
郑文光的科幻创作和创作理论的第一个时期，从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他主要致力于在新中国的环境中引入科幻文学，此时的作品主要供儿童阅读。那时候，他为需要而写作，谈不上什么创作理论。这是郑文光科幻小说创作的幼稚期。那时候，可以说，这一时期创作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很差，是一种“科普式”的科幻小说，一种挂着科幻小说名义的科普读物。以《从地球到火星》、《太阳探险记》为代表。
从20世纪70年代起，郑文光开始全方位探索科幻文学的成人化，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这是郑文光科幻小说创作和理论的第二阶段，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他创作的主要是“硬科幻”小说，以《飞向人马座》、《太平洋人》、《天梯》为代表。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的转轨期，他试图将科幻小说与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相互融合，并用科幻文学触及中国的当代现实，并取得了读者的认可。这是郑文光科幻小说创作和科幻理论的第三时期，成熟期。在这一时期中，他创作了大量向主流文学靠近的“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软科幻”作品。这一类“软科幻”小说以《命运夜总会》、《古庙奇人》、《地球的镜象》为代表。但这部分作品有迷失科幻小说“本性”的倾向。郑文光很快校正了方向，写出了一批“软”、“硬”兼施的科幻小说，兼顾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成熟性和科学幻想的大胆性。这一类“‘软’、‘硬’兼施的科幻小说”的代表作有《大洋深处》和《海豚之神》。
郑文光认为：科学幻想构思是“科幻”小说的基础，没有科学幻想构思的小说、电影不能称为“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像《星球大战》之类的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毫无科学依据，只是借用别的星球背景叙述一些离奇故事而已，效法这样的作品来写其他文学作品可以，但不能用这种办法来写科学幻想小说或科幻电影。
郑文光认为：科学幻想构思来自于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展望。1980年，郑文光和高士其等合编了建国三十年的科学文艺作品选。这是一部五十万字的大书。为此郑文光看了大约两千万字已发表的科学文艺作品。他认识到，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深入地洞悉物质世界的秘密，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从而也提供了人类运用数千年间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更有效地利用、驾驭、改造自然界的可能性。比如千里眼、顺风耳、腾云驾雾等，原来只是古代人们的朴素的想象，可是电视、无线电话、飞机的发明已经使这些幻想变为现实。又比如飞到月亮和别的行星上去，深入地球内部，到海底去旅行，改造整个地球的气候，征服疾病和死亡，移山倒海等，也都是人类长期以来的美好的理想。在目前，虽然都还没有实现，可是，科学的一日千里的发展已经昭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在一百年前看来还是很狂妄的幻想一定会实现的。这是科学幻想小说产生的基础。如果说，过去人们只能够借神话、民间传说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憧憬的话，今天，人们就可以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去幻想明天。科学幻想小说就是描写人类在将来如何对自然做斗争的文学样式。然而，这决不是说，科学幻想小说是未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的最精确的预言。不。正因为科学幻想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因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就无需像科学家那样依靠干百次观测、反复的实验、穷年累月的计算去建立科学的假说，只要不违反基本的科学原理，作家完全有权利在作品中加进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天才的臆测。想像力，这是一切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尤其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幻想小说是继承了古典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的传统，而成为具有充分的浪漫主义特点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型。
他还认为：“然而，这也决不是说，科学幻想小说可以完全无根据地‘描写’未来。不。正如神话和民间传说必须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那样，科学幻想小说必需立足在现代基本科学理论的基础上。”（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
郑文光举了阿达莫夫著的科幻小说《驱魔记》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前苏联作家阿达莫夫著的《驱魔记》，写的是苏联人民怎样在北冰洋中掘凿很深的竖井，汲取地下的热能来改变北极地区的气候。毫无疑问，在将来，冰天雪地的北极必需得到改造，而且这样的日子不会很远的。从理论上说，要提高北极地区的温度，融化万年不化的冰层，可以利用原子能、太阳能、地下热能或迄今尚未发现的其他能源。改造北极的步骤如何，还需要经过周密的研究，对北极做详细考察，反复研究如何掌握、如何应用几种可能利用的能源，甚至还得从经济上加以核算，这工作要花费成千成万专家的大量的劳动。显然，目前谁也不能肯定未来改造北极将怎样进行。但是，《驱魔记》的作者完全有权利在作品中描写了他所想象到的，他个人希望看到的改造北极的情景。这是因为，他有着充分的科学根据：利用地下热能是可能改造北极的原理。而且，大家知道苏联已经在建设利用地下热能的发电站了。
郑文光认为：科学幻想小说作者经常利用科学家们的一些天才的、可是尚未付诸实践的思想和设计。还在20多年前，苏联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贝略耶夫就利用了星际航行学奠基者齐奥尔科夫斯基建立地球的人造卫星的思想，写成了《康爱齐星》。这一思想无疑是会实现的，苏联和许多国家已经在准备发射人造卫星的工作了。当然，最初的人造卫星只是一个金属球，但是将来也会逐渐发展成为庞大的建筑物，有着实验室、天文台等设备。贝略耶夫以他的敏锐的、丰富的想像描写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很逼真的情景。由此可见，科学幻想小说虽然只是作家的幻想，但是它往往走在真正的科学发明的前面，也就是说，它往往是在相当大的准确程度上“预言”着未来的。
郑文光认为：科学幻想小说也容许作者在技术问题上违反科学原理。在90年前，那时还没有关于发射火箭的理论，法国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凡尔纳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月球旅行记》，其中谈到几个炮兵坐在大炮弹中，由大炮发射到月亮去。显然，这是错误的，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炮弹的速度还不够射到地球外面去，而且炮弹中根本不能乘人。这些技术问题的错误却无碍于于尔·维恩在小说中表述一个正确的科学原理：人类将能飞到月亮上去。后来，齐奥尔科夫斯基说，正是凡尔纳的小说推动了他研究和制订星际航行的理论。
郑文光认为：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可以采取最大胆的假定阐述一些卓越的科学思想。叶甫列莫夫的《星航》里写到7000万年前太阳曾经跟别的一颗恒星相距很近，从那颗恒星旁边的行星上有高等生物来过地球，在地层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诚然，没有一个天文学家提出过太阳曾在7000万前靠近别的恒星的假说，这完全是作者的杜撰。但是，在这杜撰的事实中作者表述了一个很深刻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思想：宇宙中的许多星球上有着高等的、智慧的生物存在，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会战胜辽阔的宇宙空间，让星球上的高等生物(也就是人类)互相交往。
郑文光认为：如果没有科学幻想构思，科幻小说之说就不能成立。现在在外国，许多首屈一指的畅销书都是科学幻想小说，它们以其题材的新颖、想象力的丰富、情节的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广大读者。不过，这问题要有分析地看待。有的科学幻想小说，如迈克尔·扬的《隐身人》(香港译本题为《隐身怪客》)，无论在文学创作水平上还是在科学构思上都是上乘之作。但是，有些声誉很大的科学幻想小说却并不是这样的。例如米歇尔·比索鲁的《星球乌托邦漫游记》，作者竟假设某个遥远的星球上的生物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居然能用意志操纵地球脱离开太阳系，飞到别的星球上空。无疑，作者是在通过故事和形象阐明他的一种人生哲理，但是，由于小说缺乏已知的任何科学事实作基础，因而显得荒诞不经，这样的科学幻想小说毋宁说是神秘小说，更为恰当些。
郑文光说：“现在，在外国，这种作品形成很大一个流派，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实一点科学性也没有，写的是一个离奇曲折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故事，只不过把故事的地点假想是发生在某个星球上，于是地球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轰动世界的电影片《星球大战》就是如此。‘银河帝国’有一批起义者，要推翻帝国统治，建立‘银河共和国’。整部影片就是描述这场‘超级’战争——说它‘超级’，因为这是银河系规模的。至于在银河系各恒星间，人们如何克服数以万计光年的巨大距离的障碍，影片是不交代的。实际上这是一部战争片，或者武打片，只不过假设它是发生在银河系星际空间的故事，就冠以科学幻想之名了。”（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
郑文光说：“中国和外国在文化传统上有很大不同。有的科学幻想小说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理解，当然也不能轻率地加以排斥。我之所以举这几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科学幻想小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仍然是一种年轻的文学样式，因此它们五光十色，风姿迥异。我们在讨论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时，是可以以之为借鉴的，就我个人来说，或者就我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来说，像《隐身人》(无论是威尔斯的或迈克尔·扬的同名小说)这样的作品更容易接受些。而且，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科学幻想小说，那么，那种毫无科学知识，只是借用别的星球背景叙述一些离奇故事的作品，不是我们所应效法的科学幻想小说。”（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
郑文光还论述了文学和想象力在科学幻想小说中的作用。他认为：科学幻想小说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科学文艺读物。它固然也能给我们丰富的科学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通过文学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丽动人的故事情节，形象地描绘出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威力，指出人类光辉灿烂的远景。科学幻想小说以美妙的想像力启发和培养读者对于科学技术的爱好，号召人们在征服大自然的事业中建立功勋。
他认为：科幻小说要写“人”。他说：“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就是现在有些科学知识性的读物，只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加上了一些人物，例如某老师对几个学生讲述一大篇科学道理等等。这些读物中没有人物性格，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具备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要素，是算不得科学幻想小说的。”（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
郑文光还论述了科普创作，包括科幻小说，在帮助人们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作用。他认为：科学幻想小说表现了成为自然界主人的真正的人的面貌，讴歌了在人类跟大自然做斗争中英勇地站在前线的科学家的卓越的思想和大无畏的意志，这可以帮助人们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他说：“不懂得对生态的保护，在科学上的无知是重要原因之一。克服这种无知，就需要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科学管理方法，培养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思想和作风。我们的各级干部，应该是有素养的人。”（郑文光：《科普创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同我们经过了20年才认识到的，科普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科普的内容是“五科”：科技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何其相似乃尔！
对于对于如何看待科幻小说的“科学性”与“文学性”，郑文光认为，科幻小说中有一对矛盾，即文学的功能(小说性)和科学的内容(科学性)的矛盾。处理这对矛盾时要小心，否则就可能“小说归小说，科学归科学。科学游离于小说之外，文学只是一个华美的装饰”。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把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发展，建筑在科学的构思上。也就是说，科学，是贯穿故事发展的一条内在线索”。
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写出的“硬科幻”小说。既然是硬科幻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知识硬块”的处理。在一篇硬科幻作品中，如何在尽量保持可读性的同时，把必须让读者明白的科学知识讲清楚，是作者在创作时必然要面对的问题。郑文光认为科学知识“不能像打补钉一样依附在小说上，而应当浸透到小说里面去”。这在郑文光的“硬科幻”代表作之一《太平洋人》一文中的处理得相当巧妙。作者详细介绍了捕获小行星前后的工作，从各个可以想到的方面指出问题，然后解决。整个故事围绕研究小行星展开，构成情节的因素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和答案。这种硬科幻的写作方式使作品具有经典科幻味道的味道，而郑文光天文学家的学识使他在太空题材上非常自如，避免了硬科幻中最忌讳的科学“硬伤”。
郑文光也赏试着写作一种“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软科幻”小说，如《命运夜总会》、《古庙奇人》、《命运夜总会》、《地球的镜象》、《星星营》等。这批“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软科幻”作品科学技术建构上的薄弱成了作为“科普作品”的这一批作品的致命伤。
郑文光迅速调整这一状态，创作出一批“软”“硬”兼施，科学技术建构与文学艺术建构均十分高超，两种建构水乳交融，平衡和谐发展的“软科幻”代表作《大洋深处》、《海豚之神》、《神翼》、《战神的后裔》等作品。
●“科普式科幻”代表作--《从地球到火星》、《太阳探险记》
这是郑文光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写作的一批“科普式”的科幻小说，以《从地球到火星》、《太阳探险记》为代表。那时，郑文光主要致力于在新中国的环境中引入科幻文学，此时的作品主要供儿童阅读。这是郑文光科幻小说创作的幼稚期。可以说，这一时期创作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很差。1954年，郑文光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学幻想小说《从地球到火星》。以后，又发表了以《太阳探险记》为名结集的几篇科幻小说（包括《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征服月亮的人们》等）。这些科幻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挂着科幻小说名义的科普读物，水平不高。郑文光也是这样评价这批科幻小说的，他在《谈谈科学幻想小说》一文中说：“过去我一向以为解放前我国没有创作的科学幻想小说，最近我才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前辈作家顾均正写过一个短篇科学幻想小说集《和平的梦》（叶永烈考证：中国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1904年荒江钓叟著《月球殖民地小说》，笔者注），不过我写《从地球到火星》时没有看到过这本书，我是学习着外国的科学幻想小说写作的。今天看来，它是那样幼稚，而且严格说来，它可能根本不算科学幻想小说。因为这里虽然写了一个故事，也有那么几个人物，可是故事情节是比较简单的，人物形象也是比较单薄的，它实际上只是构筑了一个幻想故事的框架，而把有关宇航、火星的科学知识充填到里面去。”
●“硬科幻”代表作：《飞向人马座》、《太平洋人》、《天梯》
郑文光于1954年前后写了几篇以宇航为题材的短篇科学幻想故事后，就想写一部较长的作品，是写探索遥远的恒星世界的，但是一直没有写成。因为他1957年初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担任《文艺报》和《新观察》两个杂志的记者，专门写报告文学。“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提倡科学，青少年中学科学的风气也浓厚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派人向郑文光约稿，写一部中篇科幻小说，郑文光于是把过去的构思又捡起来了。不过，过去的构思是很简单的，无非是几个人去了外星球，克服种种困难，实地勘察一番就回来了。要真正写成一部刻划人物性格、情节构思能够吸引人的小说，还要下很大力量去经营。人物、情节从哪里来?只有从生活中来。科学幻想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又往往幻想的是未来，但是其实还是要取材于现实生活的。郑文光回忆起五十年代(那时他自己也是一个青年)他遇到过的一些人和事。例如岳兰对爱情的忠贞，对宁业中的亲密而又很有分寸的友谊，他是亲自体验过的。他想，如果再把这种矢志不渝的崇高的爱情带上宇宙的规模，那就一定更富于浪漫色彩。特别是他看到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有不少青年简直不懂得什么叫友谊，什么叫爱情，动不动就是讲什么“四十六条腿”(指各种家具)、电视机、录音机之类的条件，因此，在《飞向人马座》中，郑文光除了写中国青年怎样勇于克服困难、自我牺牲精神之外，更多地描写的是这种崇高的忠贞的友谊与爱情。写人，刻画人物性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情节、细节，有环境烘托，有主题思想等等传统小说模式的种种要素，便使郑文光的小说脱离了“科普式”科幻小说的巢穴，成为了名苻其实的小说。
完成了小说的文学建构，再搭建起小说的科学建构和幻想建构，便成为了名符其实的科学幻想小说。如果这篇小说重科学幻想建构，便是一部“硬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就是这样一部“硬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就令郑文光深深激动过的主题：飞向遥远的宇宙空间去。不过时代不同了，科学向前发展着，人类足迹已经踏上月球，探测器已经飞越木星，视野扩大了，宇航题材必须接受这新的挑战。于是郑文光写了飞出太阳系，写了暗星云中的遇险和黑洞的历程。总之，他尽量容纳更多的新的科学知识，关于宇航的，关于天文学的，以至关于高能物理的。
读者与评论界都对这部作品看好。吴岩在《论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怍》中说：“《飞向人马座》是郑文光恢复科幻创作后的第一部作品。与《从地球到火星》一样，郑文光这一次进入创作行业再次给人巨大的冲击力。他以一部13万字的长篇掀开了个人创作新阶段的序幕。人们惊喜地发现，在《飞向人马座》中，作家不但保留了自己在创作前期最重要的成果——强大的科学技术建构，同时力图在文学建构上摆脱政治化的偏向，寻求以人的命运作为文学建构的焦点。《飞向人马座》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它力克群雄，在语言、气氛、人物情感等诸多方面显著地高于当时的其他作品。特别是在处理其中的科学内容上，作家以一种稍嫌女性化的文笔消逝了知识本身干涩的苦味，不但如此，还给读者一种已经将其中的科学技术内容融入了个人知识结构的独特感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再一次回到了郑文光的作品之中。而这一次，所有的内容都与主人公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但是，《飞向人马座》发行有完全不同的反映：文学界的同仁认为科学知识太多了，不大协调；但是搞科普创作的同仁却很高兴——这些同仁是极力主张要在科学幻想小说中普及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的。
到底哪种意见对?郑文光觉得要放在实践中去考察。在他看来，科学知识份量多了还是少了，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有关知识的段落要和故事发展的节奏合拍，也就是这个老问题：科学和文艺怎么结合得好?不过有一条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科学内容不要有原则性的错误。郑文光说“原则性”，是因为作品所描写的技术细节是容许有错误的。例如威尔斯的《隐身人》，在隐身技术的设计上，作者就犯错误：作者假定主人公服了一种药，把身上色素褪尽，变成透明人，但是这样一来，视网膜也将变得透明，而这个隐身人只能是瞎子，这个技术上的错误并不妨碍《隐身人》成为一部科学幻想的名著。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也是如此。在凡尔纳生活和创作的年代，人们早就知道，地壳往下，温度升高得很快，到一定界限就不可能再深入下去，同时，地壳下面也决不会有什么活着的古代生物的孓遗。但是《地心游记》还是这样写了，人们并没有非难作者，因为他除了给我们讲述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之外，书中的地质学知识和地层学知识也是十分丰富而大体正确的。但是，如果科学幻想小说所据以发展的科学原理是错误的，那末，作品就决不可能是成功之作，而科学幻想小说则成了不科学的胡说八道的鬼话。
郑文光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的，信奉“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老信条。他自我总结《飞向人马座》中的不足，说：“首先，其中概念化地发起了一场所谓的与某北方大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严重地损害了整部作品的气氛。由于受到当时的政治倾向的影响，这部作品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并不成功。”“其次，对天文学的课程上得太多了一点。邵继来学习天文学的部分显得生硬，‘知识硬块’没有被溶化。与此相似的，还有继来的日记部分，也显得相当不协调。”“第三，对三对夫妻的搭配匆忙了一些，想象世界的完美性也发展到了感情的世界，但这是不真实的。真实世界中的感情发展不一定那么理想和美丽。这一点我其实是很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偏偏要描写三对夫妻呢?”
总结了不足，还要在新的创作实践中，吸取教训。郑文光是少数能不断批判自己，有自省意识的作家之一。“知耻而后进”，郑文光在创作一部新的“硬科幻小说”：《太平洋人》时，便完全克服了上述三个缺点，使之成为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评论界高度评价的“硬科幻小说”代表作。
吴岩说：“出现于《飞向人马座》中的三个明显的“缺点”，在《太平洋人》中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作为一个潜意识中不断追求两种建构相互平衡的作家，郑文光的作品再一次在两种建构上获得了全面提高。可以说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为重新确立郑文光在科幻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决定性的努力。”
《太平洋人》讲述了在未来某年，人类发现有一颗小行星即将和地球相遇，根据计算机得出的结果，该小行星是在将近两百万年前从地球上分裂出的一块碎片。于是三名宇航员乘飞船出发，把小行星抓回地球进行研究。当打通小行星的内部空洞时，人们发现了原始人生活的洞穴和两个窒息了的原始人。在小说的最后，原始人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苏醒过来，而研究工作还将继续下去。
《太平洋人》最初发表于天津《新港》杂志，后收入《鲨鱼侦察兵》一书。该文发表后好评如潮，许多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都给予高度赞扬。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惊喜地发现，在《太平洋人》文中，找不到充斥当时文坛的国际政治斗争和文革后遗症的影响。这使它在今天读来仍然不会有“过时”的感觉。
《太平洋人》通篇洋溢着科学乐观主义精神，相信有序，相信人定胜天，相信未来是美好的。郑文光说：“《飞向人马座》和《太平洋人》真实地表达了我创作前20年的痛苦追求，刻意地表达宇宙与人性的和谐美。我真诚地相信这种美好可以战胜世间的一切艰难险阻。”有了这种写作的出发点，在作品中我们看到，未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际间的争端，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消除了社会地位差异造成的分配不公，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共同和大自然或和人类的欲望斗争。在这里，人类社会是作为一个种群出现，而不是供主人公演出的舞台，它只是在很少的时候才以感情的方式影响人物，但一般不影响故事的发展(比如陆家俊、方冰、肖之慧之间微妙的感情纠葛)。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心里明白，大自然的规律不可改变，但大自然本身可以改变，可以利用规律，利用自己的智慧使环境适合自己，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更深刻地了解自然。作品中的人物从未怀疑最后的胜利，所要考虑的只是方法。
应该说，这是非常经典的科幻小说主导思想。从凡尔纳时代起，到后来的苏联主流科幻、甚至到阿西莫夫、到克拉克(后两者并非完全的科学乐观主义者)，都浸透着这种思想。对于国内早期科幻小说作家们来说，这是个不言而喻的“公理”，和现在的科幻作品中充斥的悲观论调形成鲜明的对比。
《太平洋人》写得曲折离奇，在结构上也一个情节扣一个情节，想象也很丰富。最初，郑文光构思的是一个恋爱故事。他设想写一对孪生兄弟对同一个姑娘的十分含蓄而又细腻的爱情。不过，如果只是这样，就算不得科学幻想小说，因此，它就必须有一个科学幻想构思。有一天，郑文光翻阅自己的旧作《飞出地球去》，这是1956年他写的一本关于宇航的科普读物，他看到俄国宇航理论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段话，大意说，可以进入宇宙空间捕捉小行星。这一句话触发了他的科学幻想构思。他设想，孪生兄弟之一，就是一个宇航员，驾驶飞船去捕捉小行星，另一位则是海洋地质学家，论证这小行星是二百万年前从地球上分裂出去的。三角恋爱的女方原定为肖之慧——小行星研究家。但是后来，感觉到正面写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很难，因此，就换了方冰——她是不出场的，八年前已经牺牲在火星上。这样，三角恋爱故事就被推到侧面了。至于小行星内有猿人，猿人复活，陆家骏由此想到可以去火星救活埋在那里的方冰等等，则是写作过程中逐渐涌现的。郑文光写作时不习惯列详细的提纲，所以有的作品构思得不好，线索简单，平铺直叙。但凡构思得比较好的作品，其实都是两三个构思“合并”在一起的，不过要“合并”得自然，不露斧凿痕迹，这费了郑文光一点脑子。《太平洋人》中的“复合幻想构思”，就是在费脑子后“灵感”闪现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编织的故事。
郑文光除了《飞向人马座》、《太平洋人》、《仙鹤和人》这些优美的硬科幻作品以外，他还创作了《天梯》这部出色的硬科幻作品。《天梯》的故事很简单，几个学者、公安人员，小孩，钻进一个神秘的荒原失踪了。原来，他们钻进了一个金字塔，通过神秘的时空隧道，用了三天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16年)，到了南美洲的一个国家。这里，一个物理学家重新返回金字塔，钻进了另一条不同的时空隧道，用了四年时间，从南美洲的金宇塔里来到最北端的茫茫冰原上。在《天梯》里，作家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了精辟的解释。爱因斯坦认为，在一个大质量的物体附近，空间是弯曲的。这不止是理论上的预言，在1919年的日全食中就观测到，当太阳的圆面被遮暗以后，地球上本应看不见大阳背后的星星竟出现在太阳旁边。这是因为这颗星星的光线经过太阳旁边时被扭曲了。光线不是直线进行的吗?为什么会弯曲呢?爱因斯坦说，这是因为时间弯曲了。
作家根据这种解释，作了这样的科学设想，宇宙中由于有许多大质量的天体，会把整个宇宙空间扭曲成一个球形。比如，从中国到南美洲，从球面上走，要经过差不多半个地球圆周的路径，但是如果从中国打一个地洞，穿过地球到南美洲，那就只消经过地球的直径，路途可以缩小不少。宇宙空间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沿着空间飞行，按光的速度1千光年远就要用1千年的时间，但能够穿出这个空洞，在另一个空间飞行，就像从地球上打一个洞一样，就可以用短得多的时间达到目的地。空间里有些地方，正是这种球状空间的洞穴，可以通过它飞出我们的空间，我们会达到了个离出发点十分遥远的地方。郑文光还想到百慕大魔鬼三角，以及海底神秘的金宇塔。作家丰富的联想使他想到，百慕大是否有这样的空间和洞穴?
爱因斯坦深奥的理论，经过作家的逻辑思维，出现了一个个大胆的科学设想，再经过作家的形象思维，—个兴趣盎然的科学幻想小说就出世了。
●“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软科幻”小说代表作：《古庙奇人》、《命运夜总会》、《地球的镜象》
郑文光在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科幻文学创作方法时，也走过弯路。他企图创作一种“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科幻小说，以求在主流文学中占一席之地。童恩正、叶永烈都作过这样的努力。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了主流文学界的优秀小说奖；叶永烈的《腐蚀》，也进入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入围名单。单就郑文光的这一批“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软科幻”小说的文学层面来评价，郑文光也是成功的。他的这几篇“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软科幻”小说完全可以与当时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媲美，至今读来也有滋有味。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文学创作理应反应我们人民医治旧创伤、建设新生活的各方面的斗争。那么，科学幻想小说呢?郑文光认为：它也是生活的镜子，而且是一面有特殊功效的折光镜，在科学幻想——也就是“现代化”的幻想构思中，曲折传神地展示我们严峻的生活的真实。
郑文光创作的“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科幻小说一共有6部，代表作是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命运夜总会》、《古庙奇人》和《地球的镜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鲍昌为这篇小说的出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将历史和未来放在一起考虑”的成功作品。作家自己也对这部作品相当欣赏，他写到：“在以批判社会现实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中，我的《地球的镜像》被翻译最多，但《命运夜总会》是我着力最多的一部。
这一批科幻小说中，《古庙奇人》、《命运夜总会》更加接近传统小说，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的渲染和思想的深度。《古庙奇人》写了五万字，前后只是三天内的事，主要角色也只有五个，在小说中他有意识地吸收了国外“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特点，塑造了一个冷酷无情，与世隔绝的杰出科学家的形象，表达了他对封闭社会的反思。软科幻小说《命运夜总会》是郑文光思索人生，探索社会的重要成果，他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复杂的人——徐国牲的典型形象。
《地球的镜象》的故事则很简单。宇航员来到一个有智慧生物居住的星球——乌伊齐德。乌伊齐德很美丽，像一只柠檬浮现在紫黑色天鹅绒般的宇宙空间。可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乌伊齐德人却不愿与地球人相会，在地球人到达之前乘宇宙船全体迁移了，只留下一些全息电影供地球人观看。从这些全息电影中，宇航员们看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丽情景，看到了攻占秦都咸阳后，焚烧阿房宫的惨状，也看到了地球上普通的、单调而贫困的古代乡村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的荒唐景象。
郑文光通过这篇小说，反映出他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他在研究天文学史的时候，接触到很多历史资料。他把《资治通鉴》从头到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刚直清正的政治家、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他将长达1362年的史事编纂起来，把重点放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大历史事件上，经营起了这座辉煌的历史宝库。从这座宝库里，人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治乱兴亡中取得鉴戒。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这种似乎十分怪诞的事就并不稀奇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之间有相同的地方。每个历史事件都发生过两次，第—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动乱，一次闹剧，是历史上的一瞬间，一个挫折，如此而已。从这种角度来看待这次动乱，就会比较平静一些，不会把它看得太重。经过这个挫折，历史仍然会前进，正义必然会战胜邪恶。我们没有理由垂头丧气。
《地球的镜象》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看到了现在，还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朦胧景象。这篇小说是从外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的，从更先进的文明阶段看地球人的文明的。这样一看，地球人目前还不过是并不文明的野蛮人，处在很落后的发展阶段，地球还必须前进，走向更加光明，更加理想的未来。
正因为《地球的镜象》有历史深度，作品发表后，这篇小说不仅受到了国内读者的欢迎，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的瞩目。它被翻译成英、日、瑞典三国文字。发表《地球的镜象》的杂志，收到各国读者的来信，盛赞郑文光的小说，称赞他的小说历史感强。
“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科幻小说还有三个短篇：《海姑娘》、《荒野奇珍》和《女排7号》。《海姑娘》和《荒野奇珍》都是以小姑娘为主人公的短篇科学幻想小说。她们都是在十分奇特的条件下活动，从而展现出她们的个性特征来。但是《荒野奇珍》中秀妞儿不同于《海姑娘》中的朱明霞，虽然她们都是泼辣带有野性，像男孩子一样的，但是秀妞儿是山村小姑娘，她纯朴，沉着，忠于自己的信守；而朱明霞却是来自大城市的著名科学家的女儿，她任性，有点儿骄傲——但却仍然无损于这个天真烂漫的可爱的小姑娘形象。《女排7号》是写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它的主人公其实是两个小观众：小金和小哲。这个短篇比较短，花在人物刻划的笔墨不多。
这三个短篇的科学内容都比较少，没有大段落的知识。这里作品所依托的故事情节都含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郑文光认为觉得，科学幻想小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可以而且应当体现出“百花齐放”的方针，科学内容多一点少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条原则一定要坚持，就是：故事的发展，要沿着科学所提供的内在的线索。否则，就很容易变成写出一种先进的技术发明，然后再配上一段毫不相干的故事。也就是说，科学归科学，小说归小说，这样，它既不是科普读物，又不是小说，而只是不三不四的东西。
但这种无限靠近主流文学、“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赏试却遭到了我国科幻评论界的质疑。吴岩在《论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作》一文中说：“几乎所有的‘新作’（指收集在《郑文光新作选》中的《命运夜总会》、《古庙奇人》、《地球的镜象》等作品）在科学技术建构上都显得相当幼稚。它几乎是所有郑文光科幻小说中技术含量最低、构造最轻薄的作品。超声波刺激人脑产生生物电流？没有踪影没有来历没有形状的外星人?朝生物进化方向相反的‘退化机器’？这难道不恰恰是郑文光自己多次在谈论科幻文学创作中批驳过的最浅薄的构思吗？”
这一批“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科幻小说在文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却迷失了科幻小说的“本性”，作为科普作品的科幻小说，却被科幻评论界打了个“不及格”的分，这使郑文光产生反思，进一步创作出符合科幻小说理想境界：将软、硬科幻作品的特点融为一体，“‘软’‘硬’兼施的科幻小说”来。
●“‘软’‘硬’兼施的科幻小说”代表作：《大洋深处》、《战神的后裔》
郑文光探索科幻小说写作的更为重要的成果，是将软、硬科幻作品的特点融为一体的科幻小说：《大洋深处》、《海豚之神》、《神翼》、《战神的后裔》等。这些小说：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成熟性、科学幻想的大胆都十分突出。吴岩评价这一部分小说时说：“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是长篇小说《战神的后裔》。在这部作品中，郑文光再一次显示了科学技术建构的高超水准，并同时也最终找到了处理政治题材最为得当的方法。青年科幻文学评论家严蓬在谈到郑文光的最后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时认为，正是将作品的政治内容从表面化推向隐喻化，才使郑文光小说的文学建构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将一个来源于未来又被局限于现实无法返程的人作为整个作品的主人公，他站在一个不属于他本人的今生又不属于来生的尴尬的时代里，心灵的哀痛才真正地激发出读者内心的强烈哀痛。这样，作品便跨越了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界限，成为我们个人与整个时代之间永恒悲剧的象征。”（吴岩：《论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作》）
郑文光在1980年的夏天，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洋深处》这部杰作。这是一部绚丽多彩的艺术品，这是中国和世界科幻小说不可多得的瑰宝，这是郑文光科幻小说创作生涯中所达到的另一个高峰。
《大洋深处》具有软科幻小说的一切优点，他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洛威尔教授和洛丽两个典型形象，继续表述他对于“封闭系统”的反思，是—部美艳绝伦的艺术品。同时，《大洋深处》又具有硬科幻小说的优点——大胆的科学设想。那些为人们熟知的科幻题材：飞碟、魔鬼三角和火山洞窟，郑文光赋予了新的解释，我们姑且不谈。那关于物质——场——物质的转换就是一个极具魅力的课题。试想想，把一个人转换成信息波发射到另一个星球去，再在另一个星球上还原成人。这是何等奇妙、大胆的科学设想！这也不是《天方夜谭》，根据爱因斯坦提出的统一场论，这完全是可能的。“按照统一场论，物质、信息、能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果物质——场——物质的转换这种发明能够成功，将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从海水中获得高能量，然后随心所欲地发射到任何一个地方——甚至遥远的星球，这不是足以称霸世界的武器吗?连人，都可以场的形式发射，我们就无需乎伞兵部队，一夜之间就能派出巨大的兵团去占领别国的领土。微生物也能够以电磁波的形式输送，哪一个国家能够抵抗这支细菌部队的进攻?”这是洛威尔给我们的回答。那么用于造福于人类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整艘宇宙飞船、甚至包括它里面的宇航员，统统变为场，我们就可以光的速度发射这些场，到了目的地后，它们又会依一定的组合方式回复为宇宙飞船，包括宇航员。这样，传递物质和能量，我们就可以用等于光的速度。”听了洛威尔教授的回答，你不会目瞪口呆么?
●郑文光主要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年表
《太阳探险记》，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
《黑宝石》，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
《飞向人马座》，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鲨鱼侦察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荒野奇珍》，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
《海姑娘》，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
《古庙奇人》，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
《郑文光科幻小说选》，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郑文光新作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大洋深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神翼》，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郑文光作品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怪兽》，新蕾出版社，1985。
《战神均后膏》，花城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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