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轶事：一个面包引发的涉外血案-

1975年轶事：一个面包引发的涉外血案
1975年轶事：一个面包引发的涉外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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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山姆大哥在中国的不快乐经历
一
山姆大哥出事的那年，大概只有三十多岁，正是赚钱的黄金时代。
山姆大哥血淋淋地躺在工厂医院急诊室手术台上等待救治的时候，是一个骄阳如火的盛夏中午，医院外面那棵高大桉树上，有只弱智的知了正在拼命高唱：死了~~死了~~死了~~
对于喜欢将日子精确到天的美国人来说，这天正好是山姆大哥到中国的第八十五天。
山姆大哥身高体壮，但性情温和，不愧是美国传统文化的活载体。在护士小姐仔细地为他包扎面部伤口的当儿，山姆大哥还努力充分动员起没有红肿的右侧面部肌肉，吐出一个“THANKS”，并挤出个基本明朗的笑容来，向深沉的中国佬证明美国人民一贯的乐观主义和绅士风度。
这时法医还没有赶到。但即使是不太精于处理斗殴伤的医生也能够非常有把握地知道，山姆大哥主要承受了三处钝挫伤：一处在左侧颊部，一处在鼻梁处，还有一处在左臂上。而且看来都是人体肢节器官造成的。还有一样东西也受了伤，那是一副从鼻托处被打断的眼镜。它是山姆大哥顺手放在手术台旁的工具车上的，将成为提交警方参考的物证。
等一会公安还将知道，山姆大哥还丢失了一个装着若干刀唠儿的皮夹子，如果能够被找回来的话，将成为指证凶手的重要物证。
没有内伤。但医生为了保险起见，决定对山姆大哥留院观察五个小时。
伤势并不严重。但美国方面的表情很严重。
美国专家组的负责人已经在中国人面前拍了一通桌子：“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哦，事情搞成一团糟，天气也热得让人呆不下去；哦，竟然还有强盗，你们不是说已经消灭了土匪吗？哦，真他妈让人忍无可忍；哦，就算是上帝都会嫌弃这鬼地方！我们要求尽快破案，严惩肇事人员，并向我们正式道歉。”
说毕，他就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中方负责人。当然，他立即注意到，自己的长篇攻击性演说经过中国翻译的TRANSLATION，就成了短短十多个中国字。他没有起疑心，因为翻译小姐早告诉过他：汉字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绝对比垃圾英语强大得多，因此是一汉顶万英。不过，他还是很奇怪那位中方负责人看起来并一点都不生气，只是很平静地向死没死先生（Mr. Smith）承诺：中国方面一定尽快弄清事情真相，妥善处理好这起异常罕见的打劫事件。
史密斯先生当然不便于追问中方负责人为什么不生气，那只能证明人家的涵养好；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装出非常生气的模样，尽管其实他更多地是为山姆大哥到处乱窜而生气。
当然啦，他也正在被另一个人生气。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中国那个颇显沧桑而又无处不通的电话网络，给美利坚合众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布什（George Bush）主任通了电话。电话信号不太好，布什主任很不习惯，因此史密斯先生几乎吼哑了嗓子，才总算把事情说明白了。布什主任没有想到自己任内居然会遇到这种棘手的事情，恼火得一挂上电话就把美国专家组骂了个够，然后立即指派负责侨民事务的苛刻先生（Mr. Cocke）乘坐当天的航班从北京飞往成都。苛刻先生到了成都，在中国外交部人员的陪同下，钻进一辆帆布顶篷的北京吉普，沿着乱麻也似的一团柏油公路，连夜赶往现场。
且说苛刻先生在数百公里山区柏油公路上盘旋半天，又在数十公里的临时公路上颠抖一阵，到得事发地点，已经是两眼昏花、口吐白沫。在月光下极目远眺，苛刻先生看见建设工地上的灯火深陷于黑沉沉的荒野中，犹如太平洋上的几点渔火，不禁立即想起了昨天晚上还在阅读的《四海之内皆兄弟》。
他决定先睡一觉。天亮就去看望受伤的山姆大哥，顺便与美方专家组开个会，掌握了情况后再与中方磋商破案事宜。他很有把握地断定中方这时正在抓紧每分每秒进行调查。苛刻先生知道，按照美方的惯例，他的使命就是不管对方做什么，也要拼命为本国公民护短，力求以最小的成本换回最大的便宜。
但苛刻先生不知道的是，在他到达之前几个小时，中国公安部派出的一个刑侦专家组已经进驻当地，正在与当地公安联合开展调查和搜索。
二
山姆大哥伤势不重，在经过治疗和处理后已经回驻地休息。
据当时的一位中方技术人员回忆，美国专家组和其他外援人员都住在一幢单独的橙色小楼里，官称“外宾招待所”。招待所的不少窗口下都装着一些白色的大型金属盒子，显得与其他中国住宅很不一样。门厅里有个戴红袖标的叔叔，最大的爱好就是把那些跑到门口探头探脑的小孩轰出去。招待所东边有个垃圾房，里面常常有一些写着外国字的罐头盒、糖果纸和香烟壳，在经过拾荒者的收集整理后流入中国社区，并在十多年后成为当地收藏市场上的极品。当然，这是后话。
1975年，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代表苛刻先生就是在这个外宾招待所看望了包扎得很严实的山姆大哥。当地没有鲜花店，苛刻先生于是想把招待所周围疯长的蓝色喇叭花和野百合全采摘来，做成个花环慰问山姆大哥。尽管没有花环，山姆大哥对于能够见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代表还是感到非常高兴，认为咱们纳税人的钱总算没有养一群废物，你一定要为俺申张正义啊，呜呜呜。
在表示一定为山姆大哥出头主持公道后，苛刻先生召集美国专家组成员开了个座谈会，了解山姆事件始末以及美国专家组在当地的安全状况。
先是山姆大哥讲述事件经过。尽管已经事过十多个小时，但山姆大哥显然受到严重惊吓，四散而逃的脑神经还没有完全回归原位，仍然存在大量错线短路，以至于前言不搭后语，好在有史密斯先生和其他美专家的热情襄助，才使苛刻先生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那是昨天中午的事情。由于天气很热，山姆大哥又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就一个人到扬子江边散步。他被一丛野花所吸引，走到了一个巨石后面。那里有两个穿着背心的中国人在叼着劣质香烟玩着廉价扑克。他们见到冒出来一个外国人，先是楞了一下，然后低声交谈了几句，就扔下烟头和扑克向他走来。一个穿红背心的站在他面前，一个穿白背心的绕到了他的背后。接着红背心向他伸出了左手，还说了句汉语……
山姆大哥没有搞清楚状况，微笑着问了一个“什么？”就被红背心一拳打在鼻梁上，当他举手护住头部时，左臂上吃了对方一脚，他疼得放下手臂，却被另一拳打在左颊上，于是侧身倒在沙滩上。后面那个人按住他，搜出了他的钱包。随后两个凶徒收起石头上的扑克牌，一溜烟地跑了。
苛刻先生听完，沉思了一会，问道：你们平时总是这样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外出吗？
史密斯先生像是没有听到苛刻先生的提问，只顾仰着头看没有装饰的天花板。
化工专家玛丽小姐咯咯咯地笑道：保护？如果不是山姆被打，我们也许至今也想不起这个字。反正自从到了这地方，大多数人都有过不带翻译外出的情况，而且这种自助游的情况经常发生。因为这儿的自然环境是近乎原生态的，有一些有趣的生态特征；而且附近有一些农户，提供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样本……
苛刻先生打断她的话：那么你们觉得这里的人民对外国人有敌意吗？
机械专家汤姆先生大笑起来，回答说：敌意？为什么要有敌意呢？反正我感觉中国人对我们只有好奇，没有敌意。——就像我们对他们感到好奇一样。
身材高大的莎拉小姐插话说：只要我们进入中国人居住区，背后就会跟着成十上百个手舞足蹈的中国小孩。在他们眼中，外国人简直是一群穿皮夹克的大象……
汤姆说：他们显然没有敌意。如果我们在路上与很少几个中国人相遇，他们通常会避开，一般不会跟我们直接接触。
玛丽小姐笑说：对了。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汤姆、理查德和我在工地外的一片田野里散步，遇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穿着件很漂亮的裙子，手里有一大把野花。她一看见我们，就傻傻地站在原地，可爱极了。汤姆拍拍她的头，她就不知所措地笑。——我拍了几张有霞光背景的照片，准备寄给全国地理杂志……
苛刻先生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这么说，直到山姆被袭击之前，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敌意事件？
专家们沉默了一会，然后都大摇其头，算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苛刻先生决定结束座谈。他告诫专家们：山姆事件或许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因此，在事情被澄清之前，各位都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外出时必须有中国人员陪同，中国方面已经答应加强对外国技术人员的安全保卫措施。
在结束与专家的座谈后，苛刻先生与史密斯先生进行了单独交谈，主要是山姆大哥的情况。事实上，他出发前已经在驻北京联络处调阅了山姆的档案，知道山姆是美国西伯汀公司的电气工程师。半年前，公司派他前往中国，帮助中国人在长江上游的这个偏僻河谷中建设一个大型化工厂。西伯汀公司只负责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山姆大哥的任务就是指导中国技术人员安装调试这套自动化控制系统。
他也知道，西伯汀公司已经通知在十天后让山姆回国。不过，史密斯先生告诉他，山姆大哥在接到回国通知后，似乎心绪一直不太好。
“离开这鬼地方真是一种幸福，”苛刻先生皱着眉头说，“他也许倒是不愿意离开中国。这倒楣的家伙，现在他肯定不愿意在这里多停留哪怕一分钟了。”
三
这时，那个倒楣的家伙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
山姆大哥随意地坐在那把靠窗的靠背椅上。从这里望出去，掠过一片长着深黑色地衣绿色灌木的乱石堆，就是那个巨大的工地。中国制造的土黄色推土机仍然在忙碌，巨型脚手架上的工人仍然在工作，一些混凝土结构已经站立在灰色的天空下面。这会儿暂时没有爆破任务，否则就会感觉地面在晃动。他还记得一个月前的一次爆破事故，那次事故由于装药量错误，导致数十户住宅的窗户被飞石打碎，玛丽房间的空调外挂也被砸了个小坑……简直是一个炸弹。
想到自己即将离开这片至今蒙着神秘面纱的国度，他感到既轻松又伤感。
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中国迷”。其实，甚至直到知道自己将被派往中国之前，他心中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含混不清、充满矛盾的传说。这些年来，通过电视记者们不知疲倦的宣传，中国的长城、紫禁城和西湖已经成为摄人心魄的传奇；还有些媒体暗示说：中国是美国事实上的坚强盟友，中美正在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然而，这些甜美的图景只是最近三年的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昔日的朝鲜战争却在映证另一个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强化着当年右翼分子们的宣传：“毛泽东如果入侵美国，一定要把美国的农场变成人民公社，让全美国人民都穿上蓝色的毛式制服……”是啊，真是可怕。事实上，有超过二十年时间，毛和中国人简直是全体美国人民共同的噩梦，1969年纽约大停电的那一刹那，电影院里的第一声惊叫竟然是：“天哪，中国佬打进来了”。
老天才知道噩梦是怎样变成蜜月的。反正出现了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先是乒乓球外交，美国乒乓球队队长科恩在人民大会堂大跳摇摆舞；然后是基辛格在伊斯兰堡告诉全世界“兄弟肚疼，恕不待客”，一边偷偷溜进中国与毛周密谋友谊；高潮当然是昔日极右尼克松无比激动地跑到中南海，分秒必争地称赞毛泽东改变了全世界。
山姆大哥并不特别关心政治，所以即使有很多美国人幻想“长城一游”时，他还认为那种想法太遥远。——直到那天公司人事经理一本正经地通知他打点行装，准备前往绝大多数美国人也许永远都去不了的中国。谁能想到呢？谁能想到那个衣着简陋、面容慈祥的MAO一旦与尼克松握完手，就立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美钞，随手点出N亿美元，向欧美国家采购数量多达十三座的全新化工厂；山姆大哥供职的西伯汀公司就将为这些工厂提供部分电气系统。
——更没有想到的是，公司竟然派他到中国来帮助建设其中的一套系统！
那天，他记得自己对女儿说：“安妮宝贝，爸爸会从中国给你带一只熊猫来！”
他曾经以为在中国抓一只流浪熊猫就像在纽约抓一只流浪小狗那样简单。但他飞越太平洋，到了北京，然后又到了成都……越往前走，路面越坏，最后是一段足以令坦克也起一身鸡皮疙瘩的临时公路，于是开始接触到一个没有熊猫的真实中国。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未经开发的河谷盆地，很诧异中国人居然选择一个甚至连基础设施也没有地方修建一个现代化工厂。虽然中国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建成了公路、铁路、电力、供水、码头等基础设施；虽然中国工人普遍受过良好教育，能够很快掌握新技术；虽然中国工人干活很卖力，能够在烤箱也似的管道中连续几个小时挥舞焊枪；虽然一切都在按进度甚至超进度完成……但是，他觉得这个地方似乎仍然少了点什么。
少点什么呢？
譬如说吧，中国人的生活实在太单调。他们的业余时间要么用于在露天广场看政治电影，要么用于观看充满雪花点、几乎无法分辨人物面孔的电视节目。他们的营养看来还不错，但商店里的东西少得可怜，饭碗里的食物也很单调。奇怪的是，这些工人看来还充满了傲慢，居然敢就某些技术问题跟上级领导拍桌子，而且不用担心炒鱿鱼，这与香港台湾“血汗工厂”的工人很不一样……
而且这个地方竟然没有夜总会。在美国技术到达的一切地区，例如南越和台湾，夜总会都能够形成异常发达的产业。这里甚至连舞厅都没有，……女人非常保守，从不与西方专家搭话……如果是在南越和台湾，美国人总是有众多的女人跟在后面。他本人就在南越和台湾见识过这种情况。西贡或者台北美女……多么令人难忘的快乐时光。
嗯，这是一块清教主义盛行的土地。
“清教主义”这个词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如今的中国人就像他们那样很抠门地生活着。他不能理解那些在工地周围树立的大型金属标语牌。翻译告诉他，它们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他还看到工人们被定期召集开会、喊口号。这些使他觉得自己回到了美国的开拓时代。
不过，他并没有试着去理解这些事情。在经历了扬子江流域三个月的火炉生活后，他的好奇心已经被烤软晒化，无力再去探索面前的那些文化学现象了。再说啦，这跟他的钱包没有关系。公司不会因为他作出了什么文化学发现而增加他的工资。他要做的只是告诉中国人如何排布那些电路板，如何根据屏幕和仪表上的读数调整系统的状态。那是超越政治的技术问题。
他一想到技术问题，就习惯性地扶扶已经不存在的眼镜，于是不小心碰到面部伤患处的纱布，触动了一种莫名的遗憾。
四
苛刻先生及时与中国负责人碰了一次头，得到了对方充满信心的承诺：保证尽快破案。但是中国的警方人员并没有露面，这使得他不禁想象那些穿白色制服的中国警察正在按照山姆大哥的描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地找那两个坏蛋。他并不怀疑中国警方的工作效能。在中国工作的经历告诉他：由于有一套高度成熟的政治动员机制，中国的治安状况良好；一整套深达基层的信息系统能够随时将各种异常情况报告当局，使警方可以及时掌握所需要的各种蛛丝马迹。
——但无论如何，中国方面没有能够保护山姆大哥免于被殴打和被抢劫。
他想到山姆大哥的那只钱包，不由联想到自己刚到中国时，另一位西方外交官讲述的一个故事：由于中国方面自诩“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位主张“性恶论”的西方记者决定做一个测验。有一天，他故意把自己的钱包“忘记”在一家小餐厅里。结果仅仅过了五个小时，警方就把那钱包送回他的房间，里面的二十美元分文不少。过了几天，他索性把装有十七美元的钱包扔到公园的树丛中。这一次，他等了三天也不见警方有何动静，于是他回到公园，证实那只钱包确实已经消失后，打算写一篇报道披露这一事件。正当他开始打第一行字时，警察敲响了他的房门，再一次把钱包送了回来，里面装着二十七美元。
这个故事使苛刻先生几乎笑出声来。
山姆大哥向中国警方报失的是四十美元外加一百人民币。如果那小子夸大了自己的损失，中国警方会往那只钱包里补足山姆所声称的钞票数额吗？
中国方面尽管承诺“尽快破案”，却没有很快向美方通报任何办案进展。苛刻先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每隔一小时就向陪同的中国外交人员表达不满，要求了解破案进展。当然啦，跟意料中的情形一样，对方总是像只鹦鹉似的重申中国方面会“尽快破案，给贵国一个满意的交代”。外交就是这样，彬彬有礼的外表之下是十足的厌倦惰怠。
苛刻先生也与布什主任通了一次电话，得到指示照例是“施加压力，尽快解决”。他可以想象布什主任那副高度不耐烦的表情，但既然中方狡猾地拒绝讲述内幕故事，他也只好在例行公事地催促中方的同时，找点其他事情来打发闷热无聊的时光。
他用了一天时间，尽可能近距离地观察了工程的建设情况、中西施工人员的生活情况，还借口察看出事现场，绕道观察了附近一些原有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情况。尽管陪同的中方人员老是设想限制他的活动范围，但对于他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观察者来说，有限的目视资料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分析素材。他可以在回到北京后，根据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写出一篇关于中国西部工业化现状的分析报告。
当然，这将只是一个副产品，真正关键的还是山姆事件的调查报告。
苛刻先生计划用三天时间等待中方的结论。之后他将建议布什主任向中国外交部甚至周恩来表示不满。
五
事情的进展出乎苛刻先生的意料。到山姆大哥被打劫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中方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情况通报会。
苛刻先生后来回忆，那次会议简直是对赫尔克斯·波洛风格的忠实抄袭。
会议是在外宾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举行的。两名身穿白色制服的中国警察终于出现在会场上。参加会议的美方人员是苛刻先生、史密斯先生和山姆大哥。
中国的地方官员照例表示对发生这一情况表示遗憾，随后介绍了一位姓王的中国警官。于是，这位王警官就接掌了会议的话语权。他首先请山姆大哥把事件经过重新讲述一遍。
山姆大哥把已经讲过多次的故事重新复述了一遍。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台大型磁带录音机在沙沙沙地走着带子。当山姆大哥紧张兮兮、干涩生硬的声音终于停止后，苛刻先生重申了美国方面对山姆案件的关注，并表示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合情合理地解决问题。
中国警方例行客套了一通，然后开始通报案情。
先是出示了两幅很大的黑白照片。第一幅照片显示的是散落在石头间的一些烟头。那位王警官解释说，这就是山姆指认的两个凶犯打扑克牌的地方。经过对现场烟蒂的化验分析，发现这些烟蒂是至少四个人留下的，而且都有水渍痕迹，由于这几天没有下雨，所以它们是出事前一天被丢弃在现场的，因此沾上了露水。
苛刻先生脸色微变，侧眼看了看山姆大哥，发现他正在使劲咬指甲。
第二幅照片显示的是沙滩上留下的一些痕迹。王警官解释说，这是山姆被打倒在地的地方，明显留有山姆侧身倒下的痕迹。按照山姆的述说，在他倒地前脚印的前后，应该分别出现两个人的脚印，其中前面那个人由于有大幅度的击打动作，他的脚印将存在明显的小幅前抬和大幅侧踢动态。现场照片没有发现这些脚印，更没有相关的动作特征。
苛刻先生发现山姆大哥正在一个劲儿揪自己的耳垂。
王警官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副断裂的眼镜。他解释说，这是山姆被打坏的眼镜，经过刑侦实验室分析，它是由优质合成材料制成的。
苛刻先生情不自禁地瞧了一眼翻译小姐戴着的那副异常难看的黑色塑料眼镜。
王警官又取出一张纸，看了一眼上面的数据，继续说：从强度测试的结果来看，只有在经受超过120公斤的一次性打击时，这种材料才会发生突然断裂。普通人的一拳显然无法产生超过100公斤的力量，当然，一个65公斤级以上的专业拳手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这样巨大的力量足以使人体骨骼的任何一个部位发生严重断裂，——如果是击中头部，将导致颅内出血。
苛刻先生看见山姆大哥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面前那个瓷杯子。
王警官继续讲解道：刑侦实验室对眼镜的断裂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不是被一次性打断的。如果是一次被打断，它应该留下一个方向的单一伤痕，但事实上它显示出多次反复折析的痕迹。导致它最终断裂的，是一次由内向外的施力。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双手，握起拳头，两个拇指相向，然后拇指向前运动，做了个“对折”的动作。
苛刻先生可以想象得到，“事发”的时候，有一双手就这样从容不迫地运动着，直到把坚忍不拔的眼镜折成两段。
那个钱包也找到了。昨天下午，在下游一公里处的沙滩外，一个偷偷下河游泳的四年级小学生在过足潜水瘾后，试图沙滩上挖个坑把自己埋在热乎乎的沙下，结果却在沙里发现了这只被精心埋藏的钱包，他赶紧跑到学校，把它交给了班主任老师，激动中不慎说出了自己违规游泳的事实，挨了一顿痛骂。年轻的老师发现钱包里有一些外国货币，就将它送到了公安局。公安们一见就大喜过望，建议老师一定好好表扬那位拾金不昧的学生，让她顿时后悔不该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骂学生。
检验结果表明，钱包上除了山姆和那位小学生及其老师的指纹外，没有其他人的指纹。
六
阿基米德曾有一个构想，就是让很多人站在城墙上，拿着镜子，将太阳光反射向海上帆船的同一点。他相信聚集的阳光能够点燃敌人的帆船。山姆大哥不知道阿基米德有没有成功，但他这时知道眼睛也有镜子一样的效果。因为这时他浑身燥热，几乎要到了自燃的境界。
尽管他继续专注地看着那只画着熊猫的瓷茶杯上，但他完全能够感受到其他人眼神的威力。
“好吧，”他最后终于说，“这事是我自己干的。”
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山姆大哥收到回国通知的同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即公司正在进行一次裁员，而山姆大哥正在被裁人员之列。
山姆大哥先是感到愤怒，然后感到恐惧。他非常不愿意失业，这不仅是由于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还因为当前国内经济不太景气，另外找一个工作很不容易。一想到妻子和可爱的安妮宝贝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依靠并不丰厚的失业救济而生活，他就感觉肾上腺素狂喷。
他决定想法保住自己的职位，于是就设计了山姆事件。他的计划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判断：一个在外国被攻击的美国人总是能够成为美国国内舆论的宠儿，——就算不是美国英雄的话。而任何一个注重公众形象的公司都不会把一盘鱿鱼丝抬到一个公众明星的面前。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结果也很简单：中方建议美方尽快安排山姆大哥离开中国，但中方把此事作为完成合同、正常离境处理，不对外公布山姆大哥离境的真相。中国警方同时提出：山姆大哥在华期间，曾经违反规定收集了为数甚多的中国制造绝缘瓷瓶，请山姆大哥尽数交出，因为根据这些瓷瓶可以分析出中国方面不愿意公布的一些电力参数。
山姆大哥离开的那天，峡谷里阳光灿烂，推土机声依然轰鸣，间或响起几声爆炸。两辆北京吉普沿着崎岖的临时公路，拖着滚滚红尘疾驰而去。没有人知道山姆有没有回头望一望他曾经挥洒汗水的那片工地。也没有人知道，在事过三十年后，山姆大哥是否幸福地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地方？更没有人会知道，山姆大哥如果安在，是否会饶有兴趣地阅读来自中国的财经报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也许会很偶然地发现当年他曾经为之效力的那个中国工厂的名字，于是掩卷浅思，为年轻时代的幼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2005年“十一”期间，我在四川旅行，在汽车上结识了一位资深化工专家。上面这个故事，就是他对我讲述的。故事中提到的化工厂，位于四川宜宾以西三十公里，如今是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山姆事件发生时，这位化工专家是该厂的一名年轻技术人员，并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为这家工厂服务，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离开。这一经历为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了背书。为了把稳起见，我当时还从多个角度提出许多问题，以试探这个故事的逻辑性，并获得更多的细节，但没有发现任何破绽。我讲述的故事就是依据那位化工专家的原始叙事重构的，尽管细节部分带有合理推理的成分，但基本脉络是忠实于原始叙事的。当然，文中的人名多数属于虚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