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原校长刘道玉吁教育改革 称当代大学乱脏臭

　　最配当大学校长的人出局22年

　　当77岁的刘道玉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

　　文/胡赳赳

　　77岁的刘道玉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仍然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与22年前相比，他的步伐迟缓了许多。他的右手在一次中风后无法写字，但这并不妨碍他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时期，著述不断：《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5册)以及大量的学术随笔，无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痛处。

　　不再是所有学生都认得他了。22年前，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是他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1981年至1988年间，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而这个有着外交官风度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

　　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派，甚至是激进派。即便今天看来，也没有一个校长比他做得更好。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校长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这些力排众议维护学生的立场，使得校长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与学生成为响遏行云的一道风景线。学生的求知欲和自我信念被点燃了，他们组成讨论会，在多学科前沿探讨问题。只要学生邀请，他一定参与讨论，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

　　一代学人的幸运

　　“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的目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大家都知道，‘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记得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人类最高也是最美好的理想。”多年后，刘道玉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仍无半点动摇，这是他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

　　当年石破天惊的种种革新，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取消政治辅导员职务，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则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

　　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现在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他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当4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时，刘道玉传奇人生的序幕刚刚拉开。而在此之前他的种种“功勋”，似乎都是为了他“平步青云”于这个位置做铺垫：留校任教后于1961年赴苏联留学，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成为“反修战士”典型；1977年被借调到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此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筹备会议中，他起了很大的策划和推动作用。刘常对学生讲：“你们虽然不能改变保守的教育制度，但是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路要靠自己走。”

　　在刘道玉的求学阶段，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一名大学管理者之后，他享受到另外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8届近2万名当时的天之骄子。

　　从改革者到批判者

　　“不客气说，80年代任职大学校长的人当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刘道玉说到激动处，声音提高了许多，双手大幅摊开，碰到了茶几上的保温杯，又被他敏捷地接住。“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现在体会到了。我现在写东西思考问题，都是从心所欲。”

　　对于他1988年突遭罢免，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外界有很多说法。所有说法都集中于两个：一是他与教育部里不和，二是他与省里不和。

　　“不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作怪。在刘道玉的少年时代，老师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但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刘道玉找到了“士”这种品格。“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

　　正是在这种品格的激励下，刘道玉未将大学校长当“官”来看，他也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但最后，学术逻辑还是输给了官场逻辑。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是刘校长招进来的，但毕业证书上的校长却是另外的名字。”

　　官场逻辑的胜利，使刘道玉伤透了心。他拒绝了许多所大学出任校长的邀请，原因很简单，他还必然处在体制内的领导之下。这也是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愚忠的、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武大的蔡元培”猝然谢幕。这位从不以权谋私的校长既不是博导，也没有任何“自留地”。在缺少科研经费，没有人援手的情况下，刘道玉写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深刻剖析高校教育的文章。“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而他更是用创造之理念重新书写大学之精神。

　　学生心中的大师

　　武汉大学不愧是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仙山琼楼绕上、玉树碧湖盘下。胡适当年赞道：“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至今，仍有学子自诩自己校园最美，而在参观武汉大学后噤声。

　　武大有三宝：樱花、老图书馆、刘道玉。没错，武大学子从来没忘记过他们的老校长刘道玉，在樱园咖啡厅，刘道玉的著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被摆放在显著位置。

　　如果说1981—1988年主政武大是刘道玉人生的第一个高峰，此后22年间，他在创造性教育和高校研究上，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则是另一个高峰。

　　“刘道玉”在武大学子心目中是个传奇，每次演讲，听讲者数以千计。有时校方不批最好的会堂给用，但学生们自有学生们的办法，给看门的工人送烟递酒，遂放行。

　　刘道玉成为传奇，奇就奇在他始终与学生一个立场，赞成学生自治、实践唯才是举。他在书中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才为出发点。”

　　2008年3月22日，他关闭了讲座。“鉴于身体、年龄，我不适合作大范围的讲座。”每次外出，老伴高伟都很担心，刘道玉举着手机说：“这就是老伴呼唤我的通话器。”

　　当他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讲到这个场景，刘道玉脸上的神色豪情万丈，露出开心的笑容。

　　一位听完讲座的学生在日记中说，得以近距离接触老校长，来武大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校长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直到今天，老校长翩翩的风度，敏锐的思维，远瞻的眼光，和蔼的态度，可敬的人格，武大历史上无出其右者。”

　　大学之魂是校长

　　时至今日，刘道玉仍能脱口而出至少200位学生的名字，他一直想把他的优秀学生作为创造性教育的案例来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他下一步的工作。他对教育的洞见，不避名贤，客观公正，他评论孔子：“孔子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有很多先进的教育思想，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理论。”他评论蔡元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

　　武大毕业的主持人窦文涛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这种影响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现为南方都市报视觉总监的王景春回忆说：“我经常去湖北美术学院听讲座，跨校也能算学分。”

　　作家野夫忘不了自己蒙冤在武汉坐牢的情形，老校长和同学李为去看他，监狱长得知是老校长来看学生时，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任其长谈。刘道玉当年受聂华苓搞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影响，率先搞起了作家班，与时任作协主席王蒙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的理念不谋而合。“野夫是作家班的学生，我很欣赏他的道德文章。”刘道玉谈起得意门生来时，仍是满脸动情。

　　刘道玉称：“大学之魂是创造。”他说：“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金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论》中引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

　　最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当刘道玉每到一处讲座时，都有当年的学生，拿着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请他在校长一栏补签上大名。显然，官位与学位、权术与学术，在这种“待遇”上已有了分野。刘道玉，这位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大学校长“路石”的原型，“隐居”武大22年，但却从未对中国教育置身事外。

　　专访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大学之美在哪里？

　　采访整理/胡赳赳

　　象牙塔是做学问的最佳境界

　　《新周刊》：蔡元培先生曾提倡“美育替代宗教”，但就现今看来，大学的美育功能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刘道玉：美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类的历史上，宗教在兴办学校、传播知识和陶冶人的善良的美德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没有原生的宗教，绝大多数人也不太信仰宗教。因此，蔡元培先生1917年发表一篇文章《论美育代替宗教》，是从中国情况出发，对于陶冶人们高尚情操有着巨大的作用。可是，美育在中国一直是命途多舛，蔡元培这篇号召响应者也不是很多。解放以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都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统统被取消了。美育真正在教育中得到重视，恐怕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解放思想的指导下才逐步恢复。但是，美育在中国教育的状况不是很令人满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我是北大校长，首先恢复蔡元培提出的校训，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理念办学。国外大学一个好的理念，沿袭几百年不变，我们中国不行，再好的理念也会因为制度的更迭或领导人的变更朝令夕改。中国官场上有一个恶习，就是后任否定前任，前任再好的东西也不继承，要别出心裁的提一个口号，哪怕是蹩脚的他也要提，因为这是他们的政绩啊。

　　《新周刊》：“象牙塔”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词，当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甚至是产业化教育转变时，“象牙塔”变成了“权力之塔”、“金钱之塔”，这也意味着大学美学趣味的迁移——由学术之美变成了权力场和名利场。

　　刘道玉：公元1088年，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诞生了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自发产生的。那时候，某个学者发明了一个学说或新技术，于是他就到大庭广众向人们宣讲和传播。最早的教师就是这样自由演讲的大学者，最早的学生就是对演讲感兴趣的人，慢慢就演变成了大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大学的起源来看西方大学的精髓，西方大学的历史近千年了，起源就是自发的，自发的就意味着它有独立权，不受政府管辖也不受教会干预。经过千年的延续，西方大学的精髓就是十个字：独立、民主、自由、质疑、批判。这是大学精神之美，这种精神又是导致发明创造之美所必不可少的。所以，有评论说：“艺术大师罗丹首先的创造家，其次才是雕塑家。”罗丹一生作品林立，在巴黎罗丹美术馆展出的300幅精品，件件都是美如冠玉之作，也是创造之美的再现。

　　大学之美还表现在环境美。古代格言说，天下名山寺占尽。我觉得从选址来看呢，大学和寺庙是一个思路，就是要远离尘世，静心地修炼和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当年，我们考入武汉大学时，没有公共汽车，都是碎石路，但是进了武汉大学就觉得进入仙山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湖光山色，琉璃瓦宇，美景片片。现在环境也不美了，已不是圣洁之地了。

　　追求真理应该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我们怎么样营造追求真理的环境，就是远离功利的象牙之塔。例如，法国年仅30岁的律师费马，于1638年提出了一道数学猜想题，曾困扰了一代又一代世界数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用了7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358年未被证明的费马大定理。在1997年成功的那一刻，安德鲁该是多么的高兴，那是获得真理后最美妙的感觉。

　　我必须强调，象牙塔式的精英大学与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应用型的大学，是并行不悖两种类型，各有其自己的使命。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大学都进入象牙塔，也不需要每个大学都走出象牙塔，切忌一刀切。世界上那些顶尖级的精英大学，无疑是符合美的标准，是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楷模。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