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上）——你不知道的“一 二八”抗战 - 同舟共进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我们切勿忘记：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只是8年全面抗战，而是包括局部抗战在内的14年。在记住“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同时，请勿忘记“一?二八”那段残酷、艰难的历史，请勿忘记“一?二八”抗战中的无名英雄和闪光细节。

在央视“见证  亲历”栏目瞥见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画面，才蓦然发现“一?二八”抗战距今已78年整。若不是看到这期节目，也许我同许多人一样，恐怕早已将它遗忘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也称第一次淞沪抗战，有人总是不经意地将它同第二次淞沪抗战，即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混为一谈。前者虽不如后者那么有名，规模也不是那么宏大，却同样轰轰烈烈，同样震撼我们的心灵。

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留下的基本印象是：“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奋起抗争，除第5军后来在张治中率领下参战外，没有其他部队前来支援；由于蒋介石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拒不再向守军发出一枪一弹，致使守军孤军奋战，最终在日军大量增兵且面临被包抄的危险时，被迫撤至二线；5月5日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遂以失败告终。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翻阅当年的《第十九路军关于淞沪抗日作战纪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治中、宋希濂、俞济时等人的亲历回忆等原始史料后，我不禁惊异地感到，原来真实的历史与我们的记忆、印象之间，差距如此之大。

“一?二八”抗战败给日本了吗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狂妄地叫嚣：日军陆战队只需四个小时就能全歼上海的中国军队。

结果，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三易主帅，多次增兵，兵力最高时达十万之众，另有军舰80艘、飞机300架和大量坦克、装甲车，但死伤逾万，才占领上海。中国守军在兵力不济、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主动退守嘉定、太仓一线的第二道防线，继续守卫。

3月3日，主要战事结束。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经多轮谈判，5月5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军全线后撤至战争前的日本租界内，而中国一方则把军队撤出上海市，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5月23日，中方按照协议收回上海日本占领地区，双方恢复到“一?二八”之前的态势。

从停战协定条文本身看，并没有什么，但协定之外有三个“谅解备忘录”是屈辱性的，其内容为：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这三条为全国各界特别是上海民众所切齿痛恨。结果，推而广之，国人多指责《淞沪停战协定》为丧权辱国的条约。传统史书谈及此事，也通常这样认为，并由此得出结论：“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了。

但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国内的一些史书却认为失败的一方是日本。如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抵抗，特别是站在最前线的十九路军的英勇善战。”日军错误估计了对手，以为十九路军同东北军一样一触即溃，不料，“战局的发展完全与侵占中国东北时相反，日军一直处于恶战苦斗中，他们不仅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且还受到了全上海民众的顽强抵抗，取得其所预期的侵略成果的希望被彻底粉碎了”。至3月3日，战局基本出现了日军“不失体面地实行停战”的状态，日军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停战声明，重新开始了以各国外交团为调停者的停战谈判。日本参谋本部承认“上海会战”中陆军死伤占参战总人数的17%，相当于日俄战争辽阳战役的伤亡率。“军事上的失败使军部丧失信心，这就使得它此后暂时放弃了侵略中国本部的念头而专心从事经营‘满洲’和华北”。（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太平洋战争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日军陷入苦战，日本统治阶层始有深刻的危机感，藏相高桥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几乎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而且国内形势也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担心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最终落得连满蒙攫取的利益也一并丢失。因此，日本努力把满洲问题同上海事变分开，坚持对后者采取“就地解决”主义。在英美的干预下，中日反复进行停战谈判。

关于此战的成败，无疑应历史地看待。此战是贫弱的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奋起抗击的一战，粉碎了日军侵占中国上海的企图，推迟了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至少为中国赢得了5年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中，中国加强国防建设，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作为弱国的中国，居然通过血战重创了优势的日军，迫使日军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并将部队撤出上海，这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成功和自信。对此，宋庆龄曾言：“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

中国军队岂止是精神上取得胜利，物质上在当时也并未完全失败。上海租界中的西方军事观察家曾预言，中国的防线最后被日军突破时，就会发生恐慌和狂乱的败退；也有人担心中国败兵会进入外国人管辖的地区进行抢劫。结果他们看到，中国守军秩序井然地主动后撤至二线阵地，并继续同日军对峙。外国军事观察家都称赞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战略得当，战术正确。这样一支啃不动、打不垮的部队，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是妥协还是积极?

对蒋介石在“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态度，不应简单地沿用传统史书观点，一味把他作为妥协投降者看待。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作为中国当时事实上仍手握实权的最高统治者，他自然犯不着将江山拱手送给日本人。而且，从目前各方面史料看，蒋介石怎么说也算是一个爱国者。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决指挥“八一三”淞沪抗战，不惜将国民党精锐部队投入大战甚至消耗殆尽，这足以证明他的抗日态度。从“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整个表现看，蒋也是支持抗战的。不过，他确有妥协退让的一面，出现了“战”与“和”两端并存的鲜明特点。

从“战”的角度看，在蒋介石的运筹下，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时，积极派出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比之“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过去，大陆史书一般只说张治中如何自告奋勇要求率部参战，却未言明，第5军参战其实是蒋介石派遣的结果。

1932年1月23 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人会商对日方针，决定“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

 1 月29 日晨，蒋介石获知上海中日军队发生冲突后颇感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 他判断日军的侵略不限于上海一隅，而意在进犯我东南。为此，蒋决心积极抵抗，并在日记中表示：“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32 年1 月至3 月）

1932年1月29日，在和蒋介石讨论如何应对“一?二八”事变时，汪精卫曾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可是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就是这样的角色。他自己遭世人唾骂却换来和平，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秦桧的救国和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蒋介石听此言怒道：“秦桧是地道的卖国贼，这是妇孺皆知的，怎么能同岳飞相提并论？”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向全国陆海空官兵发出通电：“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的亲信宋希濂，后来在解放战争成都战役中被俘。作为战犯，宋回忆，当“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发布通电，说愿与诸将士共生死。

为防备日军“一?二八”事件后将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中国，2 月1 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决定将全国划为四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徐永昌为副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中正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长官；第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陈铭枢为副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长官。这四大防卫区域的划分，成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设立战区的雏形。

“一?二八”抗战初期，蒋介石强调了第十九路军控制上海的重要性，把南京的防务指派给第 61师和德式训练的 87师、88师，这3个师作为保卫上海的预备队。2月1日，蒋给第88师师长俞济时的请战回电言：“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张治中向蒋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蒋介石的回复超出了张的期望，不仅同意了张的请战，还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宋希濂《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月14 日，第5军前往上海参战。这支蒋介石的前警卫部队、中国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德械样板部队，没有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是不可能派出去的。

第5军到达上海后，为第十九路军分担了易攻难守的防御地带。多年后，曾隶属第5军88师的师长俞济时还大有意见地说：“……在兵力部署上，十九路军以江湾镇划分作战地境，以北为第5军，即开阔平坦的决战地区，仅兵力八个团；以南属十九军，为易守难攻、敌人绝不会投入主力地区，部署兵力达二十一个团，如此部署，除有偏疑居心，实在没有别的可以解释。”

俞济时的牢骚固然带有中央军与地方部队的矛盾，但有些情绪尚可理解，因为此后史书多大书特书十九路军的功劳，而极少谈第5军，以及税警团等部队。所以，多数人了解第十九路军首先在淞沪挺身抗日，却只有少数人知悉二月中旬战局扩大，江湾以北迄吴淞战线全由第5军张治中部承担，到停战止，伤亡达数千之众。

更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还特地电告张治中、俞济时等人，要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不要争功，要以国家大局为重。2月17日南京统帅部给张治中发去铣戌电：“希望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

2月23日，蒋介石分别致电参与淞沪战役师长以上将领：“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凡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斯义，故十九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辱之分……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5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

蒋介石这样做，是有意要让日本感到中国内部是团结的，使日本知难而退。这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达到了。

第5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屡次挫败日军的猛烈攻势，当然也为蒋介石的复出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6日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但毋庸置疑，“一?二八”抗战期间，蒋介石增援十九路军派兵严重不足，存在着畏首畏尾、消极抗战的问题。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电令十九路军：“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 日）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 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蒋介石的这一电令表明，他准备向上海派出援兵，援兵的实际到达时间基本与电令吻合。但他一直没有坚决、迅速、大规模地派兵，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蒋介石处理事变时，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方针，既然企望于通过和谈解决，在具体的做法中就有消极抗战的一面。在一个多月的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向上海派的部队数量有限，援助速度和数量远不如日本，军政部甚至曾对各部队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集合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因此，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驻浙江的戴岳一旅，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都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苦斗，不予支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十九路军血战月余、后继乏力时，自然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十分气愤，称其为“真所谓极人类历史上‘寡廉鲜耻’之尤！”

消极抗战最大的危害是，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初期和中期，数次在阻击战中获胜，特别是在庙行反击战中获得大胜，本应乘胜追击，将日军赶下海去；但正是囿于蒋介石强调的所谓“政治影响”，致使守军不能乘胜追歼日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失去，坐等日军恢复元气后再来进攻，从而使“一?二八”抗战总是落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从各种历史事实看，对于“一?二八”期间的蒋介石，既不能像台湾传统史书那样，因个人崇拜而评价过高，也不能像大陆传统史书那样，受过去“左”的影响，不愿提国民党的抗战贡献而评价过低。

蒋介石顾虑什么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国民党派出近百万大军，陆海空精锐尽出；而“一?二八”抗战时显得十分小气，援兵不多，甚至不如日军。两次淞沪会战反差何以如此之大？

从蒋介石电文和日记中可以解析他在“一?二八”抗战中的心态。蒋曾过于担心中日之间的军力悬殊。“九一八”发生不久，他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从这段日记看，蒋介石之所以对东北问题采取不抵抗政策，是受他理解的所谓“忍辱负重”观影响，并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认为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由于蒋介石出于专制和自负，不相信民众，没有把自己的这番打算与国民沟通，引起世人不解自在料中。反过来，蒋介石也为不被理解而深感苦闷，他在1932年3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沪战以来，民众与十九路军皆受反动派恶劣宣传，以余为误国之人，故各报不载余之言行，今日始见记载。是乃千虚难逃一实乎。”

为此，蒋介石对黄炎培的态度也很矛盾。黄炎培主编的《生活》周刊在1932年3月点名批评蒋介石“满口自命为国效死的死在哪里？不但自己不曾死，对于援军尚且多方捣鬼，阴阳怪气”。《生活》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日一直持批评立场。蒋介石对此不禁大光其火，还写进了7月12日的日记：“晚见《申报》，将余之原稿改恶错乱，反动派之捣乱，犹方兴未艾也，不加严厉处置，何以征服反动。乃下令先在三省禁寄《申报》，王（江浙口音，黄王误读——作者注）炎培、陈炳和之反革命应彻底惩治也。”不过，蒋最终没有对黄炎培下手，想必他也认同黄的坚决抗战态度。

蒋介石确有“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蒋企图先剿灭红军，稳定内政，再对付日军。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当时，全国有两百余万各式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用来打内战了，以致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

此外，抗日的国防也尚未组织好。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支强大的陆、海、空军，没有完备的国防工业，国防设施也未建立起来。1932年2 月1 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 个防卫区和1 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但该计划仅是一纸空文，无法立即对日军的侵略发生作用。装备也不如人，尽管国民党军在全国部队不少，但除了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总队等有德式装备外，其他部队的装备乏善可陈。面对日军大批航母、坦克、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特别是陆、海、空火力，蒋介石总感到军力不济，总企图争取更多的抗战准备时间。

再次，蒋介石当时过多地寄望于国际联盟，希望通过外交解决上海事变。寄望于国际解决，其实也不失为一个重要思路，传统史书往往痛加批判蒋介石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战争本是外交矛盾白热化的极端表现，因此外交从来就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在上海这座国际性都市，美、英等列强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决不会坐视日本独吞上海。

在“一?二八”抗战期间，美英各国对中国的抗战抱同情、支持态度，驻沪各国武官纷纷前往十九路军表示支持。停战协定的签署、停战的实现，也与“国联”的召开和干预有关。

鲜为人知的是：十九路军并非孤军奋战

谈到“一?二八”抗战历史，当然应对十九路军的功劳大书特书，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如此大规模的淞沪抗战，除十九路军外，还有其他值得纪念的联合抗战力量。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前半期固然有主要功勋，但若不提其他抗战力量，则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

先说参战的宪兵第6团，本是准备于1月28日与第十九路军87师换防的，孰料换防未成，就遭遇日军突袭。156旅旅长翁照垣对前来换防的宪兵第6团官兵说：日军已经打上门了，请你们枪口对外，一起抗战，补充到阵地薄弱环节。宪兵先遣第1营立即归团长张君嵩指挥，一起参加了闸北的保卫战。由于日军突然袭击，宪兵来不及布防，牺牲不小。

再说鲜为人知的税警团。税警团乍听上去，很容易让人想象为收税的地方部队，其实不然。这个税警团，是当时国军中堪称装备最为精良的部队，直属宋子文的财政部，其人数、装备都优于国民党军的任何陆军部队，每团约5000人。税警团第4团团长即赫赫有名的孙立人，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来在税警团基础上成立第38师，曾两次赴缅作战，打得十分漂亮，名扬四海。宋子文在“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当即决定驻闸北的税警3团和驻南翔的税警2团参战，归第十九路军指挥。由于担心以税警团名义参战会引起八国银行团不满，停止拨给盐余经费，因此特地要求税警团也以十九路军的名义参战。第5军参战后，又将税警团改作第5军第87师独立旅名义参战。税警团因而在“一?二八”抗战期间成了无名英雄，报刊电台自始至终没有报道。作战中，古鼎华的税警2团打得相当勇敢，第一营全营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3月3日葛隆镇一战中，驻篷阆镇的莫雄率税警团组成的独立旅及时驰援，与几乎弹尽粮绝的87师517团绝地反击，击退日军，避免了十九路军和第5军后撤时被日军切断后路。

最后说说第5军。第5军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此时第5军汇集了第87、88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全系德式装备，是中央军中的王牌精锐。投入这样的嫡系精锐部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可见一斑。依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这3个师和教导总队，原本都是国军新式整编的示范性实验部队，不应轻易调上战场。第5军参战后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打得有声有色。第5军宋希濂261旅请缨参战，颇具传奇色彩，值得书写。1月30日下午3时，宋希濂向何应钦当面请缨驰援十九路军，被拒。当晚11时，宋希濂率连以上干部30多人，乘一辆大卡车到何应钦宅，与何当场论争，直至凌晨1点，何应钦被迫同意宋旅等部前往上海参战。当宋希濂在南京尧化门外集合261旅官兵宣布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军帽被抛到空中去，蹦跳，鼓掌，欢笑……今天看来，这个场面依然动人。宋希濂以“军人报国在今朝”为题，作动员讲话，全旅官兵在“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词上签名后，慨然奔赴战场。参战后，宋希濂率部偷袭日军，立下奇功。

2月18日，日军增援部队抵达上海郊区。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日军阵地时看到，日军飞机每分钟就有一架起飞，轰炸中方阵地。植田自以为胜券在握，于是在飞机和大炮对庙行狂轰滥炸后，派第24混成旅实施中间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术，进攻庙行。88师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日军黔驴技穷之际，继续狂轰滥炸。2月22日晨，在作战最艰难的时刻，蒋光鼐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指挥十九路军和第5军联合发起了对日军第24混成旅的反击战。这一战之惨烈程度，为开战以来所未有。第5军两个师几乎全部参战，几小时内，伤亡官兵总数已达2000人。日军在中国军队的三面夹击下仓皇溃退。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800多人。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中国守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而日军声誉则一落千丈。庙行战斗，过去一般认为是十九路军独立反击的结果——应该说，这是十九路军与第5军联手，以第5军为主攻，团结奋战的佳作。

被张治中称为“一字一滴血”的战中诗

3月3日的葛隆镇血战中，第5军87师有位营长朱耀章，身中7弹壮烈殉国。他在两天前还作了一首诗《月夜巡视阵线有感》。这首诗，被张治中称作“一字一淌泪，一字一滴血”，阅后令人为之动容：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曾日月之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与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第5军不仅同十九路军团结奋战，还把自己的一些武器装备分给十九路军。如：第5军因装备有榴弹炮，就把这些珍贵的炮支援十九路军。据翁照垣回忆，19日“晚上，师长拨来第88师榴弹炮两门，我即拨归丁团长指挥，在金家宅西端小村落占领阵地”。26日，又由第87师拨借自动步枪10支，每营配备两支，留两支为旅部预备队。自动步枪则在协助义勇军保卫保山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87师、88师的高炮部队也都由十九路军统一调配指挥。

张治中对推迟撤防二线阵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蒋光鼐在2月28日考虑到全体官兵伤亡过大，准备变换阵地等待援兵，发令撤守至罗店、刘家行、大场、真如、龙华一线，左右两翼军之分界移到大场北方许巷。张治中认为这时撤退不妥，如果左翼放弃吴淞的话，会造成不利舆论影响；右翼放弃阵地的话，则闸北被隔绝，上海的交通呼应中断，徒增日寇气焰，而影响己方士气，让民众失望。张认为，两翼军分界线仍应以吴淞蕴藻浜延伸至胡家庄南北，沿河配备，确保蕴藻浜阵地坚固，即使日军再增两师团来犯，也不足为虑。蒋光鼐看过地图后，深以为然，当即电告十九路军各指挥官誓死扼守原阵地。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一?二八”抗战中，第十九路军与第5军的官兵牺牲4270 多人，负伤9830多人。其中，第5军伤亡 5380人，内含军官351名。精锐部队如此伤亡，无疑是中国国防力量的巨大损失。这些将士为守土卫国，真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

“一?二八”抗战前，蔡廷锴原本与全军旅长以上军官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率部奔赴东北，驰援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出发的时间就定于1932年2月1日。然而，日军在上海的挑衅改变了这一决定。1月23日，在开过抗日作战部署会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表明抗战决心：“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

张治中率第5军参战前，也发表了异曲同工的《告全军将士书》，同样地令人热血沸腾：“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在这些动员激励下，将士们士气高涨。1月28日初次与日军交战，十九路军将领欣慰地发现：“我们的士兵不可思议地勇敢，而敌人却出乎意料地懦怯。”（翁照垣《淞沪血战》）

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中国士兵一步不退。不时轰然一声，敌我双方士兵都碎身于手榴弹的爆炸之下。此情此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在“一?二八”战场上目睹这一切的斯诺不禁慨叹：中国军队“只能靠迫击炮、步枪和少数机枪抵御拥有优越得多的重武器的入侵者，要有多大的战斗精神啊！这是一种我原来不知道中国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难怪日军三易主帅、不断增兵，却只能“体面”地无疾而终，无法在上海“建功立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