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宋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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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彬不失书生本色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浙江海宁人。1924年加入过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事变后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七一五”事变后遭到通缉。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过《中学生》杂志。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著有《明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近百年史》、《玄武门之变》等，参与《二十四史》校点。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这是宋云彬在“知北游”船上写下的诗句。1949年春天，他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示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4月21日，尚未成立的新政权派出40多名代表出席巴黎和平大会，而法国政府限制代表入境人数（每国只准5名代表入境），他主张发电抗议。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1]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他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宋云彬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所以他将9月之前的日记只是称为“北游日记”（9月以后才改称北京日记）。3月30日，他写信劝家人不要北行，“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甚望能及时南下”。[2]
然而，在他到达北平一个多月后，中共方面于4月8日决定要组织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他是主要成员之一。1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是国文组的召集人，南归之念就变得奢侈了。5月5日，叶圣陶对他说：“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3]
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便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蹰。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4]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与同舟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已渐行渐远，和叶圣陶、郑振铎则相知依旧，6月10日，他们几人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积闷尽抒”。[5]
6月14日，他特地约了代表共产党参加教科书编审的胡绳喝酒。“告以今后计划，拟将家眷安顿在上海，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同一天，他在日记中说：“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而剑行、伯宁之工作问题一时不得解决，亦令人闷闷也。”[6]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知识分子当中，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他非常反感，所以他才会对叶圣陶“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感到如此心气相通。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专心编中学课本
宋云彬抵达北平不久，就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心迹，想退出民盟、救国会这些民主党派。他在4月5日日记说：“余于抗战时及旧政协前后，颇作党派活动，今则无此雅兴矣。盖以前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不得不凭借党派作活动，今革命已将大功告成，此后建设事业须脚踏实地，空头宣传无用，余当脱离民盟，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7]（后来他在7月18日写信告诉外地的民盟朋友，“今后之民盟实与中共分工而非分派”，[8]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4月7日下午，他参加了在柳亚子房间举行的民盟小组会，小组有五六人，组长是位山西名人，“观其谈吐，亦一革命八股家也”，因为其自称在辅仁大学教唯物辩证法，他就问陈援庵先生的近况，此人竟瞠目不知所对，他解释说“即陈垣先生，辅仁大学校长也”。对方答“喔，不很熟悉，此人盖老顽固也”。他问：“君知陈先生有何著作否？”则连连摇头说：“怕不见得有吧？”[9]这个山西人1905年５月出生，万荣县人，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大学德语学院、哥廷根大学、费莱堡大学学习。1933年10月回山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公开身份为山西大学讲师，后任教授、法学院院长兼训导长。他与傅作义是老相识，因此1948年被派到北平进行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华北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主要是做傅作义的工作。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在宋云彬眼里却评价不高。
当天，他对叶圣陶说：“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实则余只与民盟及所谓救国会有联系耳，曰一切者夸辞也。圣陶大表同意。”[10]3月18日，救国会开会，他即“借辞请假不去”。[11]5月25日，救国会召开临时会，他也是“辞以病，未出席”。[12]
代表提名：由不在意到很在意
6月8日，他出席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政协筹备开会，救国会有7个代表名额，李章达对外代表救国会是当然代表，但远在香港，不能赶回来参加，须另外派人代他出席，作为“代表之代表”。邓初民说可以请宋云彬代表，他“不表同意”，散会后，在邓的房间内小坐片刻时，他还对邓说：“今后如讨论政协代表，万勿提及余名。”这是救国会第一次开会讨论推举政协代表的事。“同志间颇能互相谦让，独曹孟君争之最力。张志让今晚亦出席，一听到谈判政协代表，不终会而去。”[13]宋云彬最初对代表名额也未在意。6月21日他遇到沈钧儒，说要提名他为新政协会议代表，并以函告上海方面的救国会同人，当无问题。并说：“我觉得你应该由救国会提名的。”[14]他没有表示内心的想法。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新政协会议代表的事，几乎每次开会他都要出席，代表名单成了他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事之一。
6月27日，救国会例会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正开会时，衡老接到上海来电，王造时等发言，请缓提新政协代表名单。衡老将电文向大家报告后，谓此系王造时所鼓动者。”[15]6月28日宋云彬写信给沈钧儒说，上海昨晚的来电颇引起自己的疑虑，认为是沈已将拟议的代表名单抄寄上海，引起他们的不满，王造时和他素不相识，见到“宋云彬”之名一定很诧异。他说：“衡老既已将余名提出，希望不因上海方面之不满而重行圈去。末复说明，此间同人如叶圣陶、周建人均已确定被提名为新政协代表，此外必有二三人从别方面提出者，余倘不能出席新政协，殊为难堪，恐将影响及于工作情绪也。”[16]
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直为这代表名额的事困扰，时时关注，生怕被人从名单中去除。7月4日，救国会例会商讨新政协提名问题，沈钧儒说名单已交给中共统战部的齐燕铭斟酌，虽然分配给救国会的名额只有十人，候补二人，但名单共列了十四人，预备另外二人从别的方面产生，“以显示救国会人才之众多”。史良说今天出席的人“大都皆在名单之内”，又说“如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当矣”。[17]
7月11日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拟定提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共十二人，后二人是候补，宋云彬名列第八名。[18]
尘缘未尽，心态种种
7月18日救国会例会，仍然是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中，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弛，向衡老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荩青则在听了沈报告名单后“大发牢骚”，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沈钧儒给庞讲了个故事，全国妇代会时，有关部门为刘清扬作了布置，选举委员她可得百票以上，她不知其事，擅自向代表们拉票，选举结果她得到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很高，到了复选，团支部把提前布置的百票全部抽走，结果她只剩下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他讲这个故事，言外之意就是名单必须经领导部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可得”，庞“恐未能了解也”。宋云彬在日记中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此公好名不亚于余，然自知之明则不逮余远甚矣。”回来，他与叶对饮红玫瑰酒，说起开会时的情形，“相与大笑”。[19]他之所以能笑，而庞只能落得“面红耳赤，意殊不平”，而王造时——救国会的缔造者，声名显赫的“七君子”之一，曾在抗日的论坛上发出狮子吼，结果连得一政协代表名额都成了笑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人品端正的宋云彬在这里竟也露出了文人沾沾自喜的一面，不亦悲乎！
当然，他也忠实地记录了历史，提名代表不独救国会如此。7月7日，谢觉哉日记“复周谷城信。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复信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129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月17日，同样是沈钧儒主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上，通过了参加政协的代表名单，连候补共十七人。不过，“代表名单并非开会时公共提名商讨，乃经常务委员在会外与统战部协商定妥，由主席将名单宣读，众无异议，即作为通过矣”。[20]只是社科界没有人像王造时、庞荩青这样提出异议罢了。
7月19日，连日忙于筹备教代会的傅彬然对叶圣陶说，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宋云彬也列名在内，如果宋能在救国会提出，那么开会时，他们教科书编委会将有五人出席。[21]
7月20日，胡愈之告诉宋云彬，昨天民盟开会所提的政协代表名单中有胡本人，这样，救国会又可多提出一人。[22]
7月21日，有人告诉宋云彬，沈钧儒已将正式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交给齐燕铭，尘埃并未落定，他内心依然忐忑不安。“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15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不便追问也。”[23]
“深恐有人先我得鹿”
7月25日的救国会例会上，沈钧儒作报告，讲了三件事。一是最近民盟开会公开批评罗隆基。“楚图南发言最多，罗除一二事不服外，余均接受，态度尚好。” 二是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饭店看望张澜，请他为民盟努力。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不久前6月23日才从上海到北平。三是“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王造时的哀恳不难理解。抗战前夕他和沈钧儒等曾一同为抗日入狱，轰动中外。
然后，沈钧儒又将救国会拟提出的政协代表名单读了一遍：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刘思慕、孙晓村、张曼筠，最后二人为候补。宋云彬从第八改为第九名，他在日记中说“余名列第九，亦可笑也”。晚上他回到住所，叶圣陶出席教代会回来，出示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竟没有傅彬然，他大为诧异。当晚有人在救国会开会时还问过他，傅能否从教代会产生，他说可能。等沈钧儒读名单，方与严不从教代会产生，列入救国会名单，教代会方面减少一个竞争者，他觉得傅更无问题。“孰知事出意外，有如是者？”一介书生对此感到大惑不解。[24]
8月1日本来应该是救国会例会，他到下午还没有接到通知，就打电话去问，才知沈钧儒另有要事，例会停开。“余对于救国会例会向少出席，自被提名新政协代表，每会必到，深恐有人先我得鹿，或被排挤出去。今日例会停开，不能聆听衡老报告，未知名单已否提交新政协筹备会，所提人名有无更动，念念不能忘，甚矣余之热中也。庄生朝受命而夕饮冰，良有以哉。”[25]
8月11日，宋云彬与胡愈之通电话。“知救国会之新政协代表名单至今尚未提出，因统战部屡向衡老表示，不妨慢慢提出也。看来统战部还想安排一些人进来，我的大名恐终被挤出耳。近来想法又有点不同，觉得做不做新政协代表也无所谓。难道我真正进步了吗？”[26]
8月15日，他去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例会。“有人问衡老新政协代表已未确定，衡老谓已全部确定，二十五日将开筹备会，下月十日正式开会云。救国会所提名单是否依照前次决议，不得而知，亦未便问衡老，恐为人窃笑也。”可见他还是很在意，而不是“无所谓”。8月17日，在中南海任事的熟人高祖文和他一起在叶圣陶家喝酒时，告诉他已见到新政协代表名单，其中有他，他在日记中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然则救国会名单确已提交筹备会矣。”[27]
8月22日，救国会有例会。“衡老报告，谓此次各方所提政协代表必须能来平报到出席者，否则应另易他人；刘思慕已有信来，不能出席，拟将孙晓村递补为正式代表，而另推一候补代表。经愈之等推出秦柳方、李庾、陆诒、庞荩青四人，由衡老决定之。”[28]
为八股式发言抱愧
8月29日的救国会例会，难得的一次未在日记中涉及代表名额问题。9月3日，宋云彬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一天他收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三件来函，一是代表名单，二是通知去北京饭店摄影，代表证上需要半身照片，三是通知本月6日到北京饭店办理报到手续。9月5日本是救国会例会的时间，他没有接到通知，估计已停开。6日晚他在报到时领到了纪念章一枚，7日上午他遇到昔日同舟北上的徐铸成、赵超构、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都从上海专程来参加新政协。18日，“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然救国会所提名单，以余列第九名，方与严等皆在前，非所谓卢前王后邪”。[29]
17日下午，救国会的政协代表在北京饭店集议，萨空了报告联络情况，沙千里将以首席代表资格发言，推宋云彬起草发言词，“情难却，允之”。19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认真起草救国会代表的发言词，共二千字。晚上在沈钧儒家讨论。“沈体兰报告，此次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言，只限于对三个文件（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提出意见，因之余所拟之发言稿完全无用。”他提出由刘思慕重新起草，大家都赞同。大约也是这天，他获知救国会不久将宣告解散，已推定胡愈之、史良等筹备一切，包括起草解散宣言及编印有关救国会之历史文件等。[30]第二天，他又到北京饭店和刘思慕等商讨起草发言稿。
9月24日，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政协会上发言。“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31]
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经过十四年的风雨历程后发表结束宣言，正式宣布解散。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
开不完的座谈会、晚会、学习会让宋云彬感到难以招架，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无一日断过，有时一日数会，乃至同时有几个会，只好赶场子。比如4月6日下午两时新闻界人士在六国饭店开座谈会，他被邀出席。三时，文艺界在北京饭店有招待会。所以，他在前一个会只坐了30分种，又匆匆去赶第二个会。还有就是“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4月10日下午，他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32]所以4月17日教育座谈会第二次开会，他就不去出席，表示对“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33]5月17日晚，参加一个关于教科书的座谈会后，他认为“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34]8月13日又有教育座谈会，他不去出席。能躲的就躲，这是他当时的大致态度。
3月21日，宋云彬参加一个二百多人的座谈会，其实只是李维汉（罗迈）作报告，“报告甚长，历三小时始毕”。[35]5月5日是马克思纪念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他在日记中感叹：“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到六点半宣布中间休息时，他和叶圣陶就“乘机脱身”，看戏去了。[36]但是有时候想“脱身”而不得，5月10日，他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听董必武的报告，有三四千听众，中间休息时，他想提前离开，“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后来下雨，“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37]
5月11日又有晚会，他们讨论董必武的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第二天晚上他和叶圣陶对酌时，“谈小资产阶级”，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38]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39]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40]
6月9日，他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沈志远报告时说“学协”可能要改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周扬、齐燕铭都有所暗示。6月22日，他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学协受某方暗示，似非改换名称，重新组织不可。李鹤鸣[李达]、侯外庐、沈志远等似颇不平。鹤鸣谓我们应开一名单给他们看看，愤懑之情见于辞色矣。”当晚，他从叶圣陶那里得知，已接新政协筹备会通知，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发起召集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然则今日学协之会诚多此一举矣”。[41]几天后（25日），他作为史学方面的13人之一参加了成立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座谈会，与会者共57人，名单都是“经周恩来详细拟定，列名单前后皆费一番推敲云”。周作报告，然后多人发言。“沈志远竟明言此会之召集，主要目的在产生新政协代表云云，颇失态。侯外庐则以泛滥无归之言词，历述学术工作者协会之工作成绩，亦近孟浪。”[42]
7月17日，他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沈钧儒任主席。“发言者有陶孟和等，大抵皆空泛，尤以樊弘为最冗长而最不得体，听者必多反感也。”[43]
一方面宋云彬对那么多的会感到疲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待遇”，没能参加，又会感到失落。3月29日，他和徐铸成、王芸生、傅彬然等同游天坛，回音壁被封闭，未能入内参观。“出来时未循原路，误入禁地，遭军士检查。” 傅彬然告诉军士，他们是民主人士，并拿出六国饭店的小木牌给军士看，“窘状可掬也”。接着，他们又到别处去玩耍，又是听大鼓，又是打弹子，吃面食，喝白酒，等回到饭店，才知叶圣陶被接到某处出席座谈会没回来。“此一座谈会余与圣陶、彬然同被邀请，但时间屡次更改，本已定今日午后五时许，复接电话，谓又改期，故余与彬然往游天坛，初不料至五时许果派车来接圣陶去矣。”[44]
何必多此一举的“一举”
4月21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有报告，招待处的李女士来请叶圣陶。“圣陶以疲倦不出，叶师母愿偕柳太太一起去。余问李女士，余等是否亦被邀，因余不在房间内，恐招待处无法通知也。李女士去后复来，谓招待处已决定请宋先生去，余婉辞拒之。”[45]
8月21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金灿然扬言胡乔木将于傍晚来本会，与同人商讨《论人民民主专政》（曰商讨者客气话，实则领导同人学习也），彬然及时赶到，但待至八时尚无踪影，亦无电话来，何轻诺寡信如是耶！”[46]他听叶蠖生谈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组织中事，由一句“惜不便详记耳”可知，连私秘性最强的日记都不便记，当不会无足轻重。
此外，不愉快的事还有许多。4月19日晚，宋云彬与叶圣陶作了一次长谈，兴致很好，回来还想与傅彬然谈。“彬然忽谓招待处李女士携表四份来，请各人填写学历，家庭状况及将来志愿等等，李女士说此系照例手续，不必请各人自己填写，可请傅先生代他们三位一填（三位指圣陶伉俪及余），所以我已经替你和圣陶、圣陶夫人都填了。余闻言大不快。余等此来，先有周恩来电邀，复经香港中共人士催请，到平已匝月，彼等岂不知余等之情况，而尚须加以调查、研究乎？李女士明知此时欲余等填表，可能引起反感，故不直接送与圣陶，而请彬然代填。既知此种措施能引人起反感，又何必多此一举？”
第二天早晨他起得特别早。“以此事告之圣陶，圣陶亦有同感。”他表示要到招待处将傅彬然代填的表格拿回来，看看内容如何，叶圣陶也同意。接着，他就去招待处向吴良琦索取，吴的表情很尴尬，支吾一番后，将三份表格交给他。“彬然知其事，大不谓然，谓余有意使招待处人难过，不合民主作风。余为详述彼等此种措施之不当，然彬然不悟也。”在作了些修改后，他还是原表还了回去，并在当天的日记详细记下了这件事。4月21日晨间，宋云彬与叶圣陶“谈及昨晨与彬然吵嘴事”，圣陶认为“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47]
书生本色，直言不讳
当时应邀北上的知识分子大多处于兴奋状态，即有困惑也是浅浅的。4月15日，赵超构和金仲华打赌，前者说大军将于10天内渡江，后者认为没这么快。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赵超构“大得意”，因为他赌胜了金仲华。[48]4月24日，大军已下南京，金仲华赌输了，请宋云彬、叶圣陶、萨空了、傅彬然、刘尊棋等吃了一顿，多数是“知北游”的同行者。街头的宣传车、秧歌队，胜利的喜悦感染着这些曾经沧海的知识分子，少有想得更远的。
8月22日，宋云彬与昔日同舟北上的陈叔通谈了半小时，陈几天前从上海北来，曾与毛泽东作过六小时的长谈。“彼告毛氏，目前各方皆呈‘脱节’现象，非经长期努力不能克服，而最主要者为发展生产。发展生产亦非空话所能做到，除土改外，政府必须帮助农民凿井开沟渠，以利灌溉，必须广设大规模之肥料厂，供给农民肥料。必待生产发展，农民生活程度普遍提高，然后谈得上‘城乡交流’也。”陈叔通还说：“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仅各民主党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劳有余，学问经验不足也。”对此，宋云彬的评价是“叔老人极通达，所言切中时弊，然对于中苏关系不能了然，他日有机会当为详细解说之”。 [49]
实际上，一介书生的宋云彬对中苏关系也未必有很深的了解。对政治他终究是外行，应邀北上，只是“客人”，他的好友叶圣陶对此有极为清楚的认识。从6月29日起，他所在的教科书编委会待遇从供给改为薪给，大抵按照北平大学教授的标准，每月可得小米1000多斤（8月5日补发7月份全部薪水，小米1040斤，按每斤88元折算，共91500元。市价每斤一百二三十元），同一时期，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每月可得小米300斤。当时的物价一个西瓜就要千元，理发一次400元，只有西红柿便宜，100元可买很大的六七个。9月2日，他收到《光明日报》送来的稿费，千字1200元，他私下表示“未免太少”。[50] 不过，他在北平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酒每天几乎都要和叶圣陶小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记下的一些鲜活细节。比如7月10日，他和叶经过一个西瓜摊，他请叶伉俪同吃西瓜，叶说这样吃不雅观，他说反正没有熟人，吃几块何妨。正在立吃之际，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说：“吃不得的。”回头一看，原来是郑振铎，“相与大笑”，一同步行回来。[51]9月23日即政协会议期间，他开完会，“邀章元善同返，大吃螃蟹，饮白干甚多，既有醉意，遂大唱昆曲，章君和之。至美亦有醉意。伴送章君至胡同口，沿途大叫‘三轮’，旁若无人。今宵乐哉”。[52]
如此举动似乎不像是他的为人风格。30年代在开明书店工作的那些岁月中，宋云彬就已养成了开明人特有的笃实、质朴、稳健作风，也就是脚踏实地、认真勤勉、一丝不苟的“开明风”。积习难改，即使在北平编教科书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严谨的文史学者，他对当时读到的书或审读的教材也常有直言不讳的意见，哪怕是对范文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或者徐特立这样的元老，乃至茅盾这样的文坛巨匠，仍不脱书生本色，与他为自己能否最终进入政协代表名单而忧心忡忡的心态大相径庭。
3月31日，他读了两天前买的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在日记中说：“内容贫乏，叙述失次，当时仅翻目录，以为此书可作写《章太炎评传》参考之用，现在失望矣。” [53]
范文澜等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经删改，准备用作高中课本，第一册完成后交给宋审阅。5月18日，他花了一天时间，通读一遍，并加了标点，提出八项意见，说明此书作高中课本，“实在勉强之至”，他认为“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54]7月27日，此书再次删改后交给他最后校阅，他说：“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对书中可笑的常识错误，他认为“范氏颇读古书，不致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55]第二天，他写信给范文澜，将《中国通史简编》“种种错误与缺点告之”。[56] 8月6日他曾收到范文澜回信，到底对方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日记中没有记。
7月13日，宋云彬受文供社之托审阅邓初民的《寻找知识的方法》。“看前三章，无论文字内容，均有问题，修改太费事，拟提出意见，仍请邓老自加删改为妥。” [57]
8月18日，他读了经权威单位编写的《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在日记中说它“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58]
惟语言运用得当才能表达得当
8月19日，他审阅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第三册，其中选了中共“五老”之一的两篇文章，他认为“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59]他接着发了一通感慨：“近来朋辈中颇有强调所谓思想问题者，以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写不通也无关重要；又，凡解放区刊布之小册子，不论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为至宝，大有‘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慨。最近彬然与朱智贤合辑一书，供师范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区材料（大抵是讲各科教学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则赞美不置。圣陶曾因此大为不快，颇有辞职不干之意。此类文字，如任其谬种流传，毒害青年将不知伊于胡底。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60]
这也显示出这个不懂政治的读书人几分天真可爱之处，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编委，讲了许多问题。“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61] “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宋云彬恐怕怎么也想不通吧。
8月27日，宋云彬到北大出席国文座谈会，讨论大一国文教学问题时，对于清华所选大一国文目录“颇表不满”。[62]29日，他继续审阅清华所选的“大一国文教材”，认为“茅盾之《托尔斯泰博物馆》，疵谬百出，此种作文，若在□□教刑时代，应责手心数十下矣”。 [63]
宋云彬为人处世有慎重的一面，比如他对柳亚子“牢骚”的劝阻，比如6月19日，有人告诉叶圣陶“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时，叶圣陶写信给周恩来请求进行调查。信稿请宋云彬斟酌，他的意见是 “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64]7月31日，浙江老家有人来，说起“故乡自解放后，一般商人均感到前途渺茫，尽量享乐，赌风为之大盛。四乡散兵游勇及国民党特务横行骚扰，使城镇上的人不敢下乡”，[65] 他并无什么表示。
尽管他小心翼翼、 处世低调，仍免不了时时流露出一个读书人的书生气来。
3月26日晚，与张志让、徐铸成去看京剧，他在日记中说演《得意缘》的梁小鸾最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66]7月5日，他看了文代会的曲艺晚会，连阔如是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会的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67]
3月27日晚，他参加国民戏院的晚会，主要是欢送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出国，代表团正副团长郭沫若、马寅初先后致答辞，他的评价是：“郭氏所陈都老生常谈，并无精彩处；马氏则近乎荒唐矣：彼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完了，全世界也完了，此何言耶？此老倔强可爱，惜所见不广耳。” [68]
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他感慨当年在重庆曾家岩听周的报告，“时作悲愤语”，“今则时移势迁，满怀愉快，语调亦转为轻松矣”。 [69]
4月21日，他在北京饭店出席文化界拥护巴黎和平大会座谈会，直言“夏康农主席发言多无次序”。[70]
8月8日，有人告诉宋云彬，开明书店的老同事周予同等对时局以及他们的工作态度“均不了了”，“予同且常以恶意揣测，谓余等甘受人利用云云。此公头脑恐已无法改造，日后必为新社会所摈弃，余敢作此预言”。 [71]
然而，历史的吊诡是仅仅8年后宋云彬自己就成了右派，“为新社会所摈弃”。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浙江海宁人。1924年加入过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事变后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七一五”事变后遭到通缉。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过《中学生》杂志。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著有《明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近百年史》、《玄武门之变》等，参与《二十四史》校点。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这是宋云彬在“知北游”船上写下的诗句。1949年春天，他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示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4月21日，尚未成立的新政权派出40多名代表出席巴黎和平大会，而法国政府限制代表入境人数（每国只准5名代表入境），他主张发电抗议。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1]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他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宋云彬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所以他将9月之前的日记只是称为“北游日记”（9月以后才改称北京日记）。3月30日，他写信劝家人不要北行，“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甚望能及时南下”。[2]
然而，在他到达北平一个多月后，中共方面于4月8日决定要组织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他是主要成员之一。1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是国文组的召集人，南归之念就变得奢侈了。5月5日，叶圣陶对他说：“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3]
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便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蹰。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4]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与同舟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已渐行渐远，和叶圣陶、郑振铎则相知依旧，6月10日，他们几人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积闷尽抒”。[5]
6月14日，他特地约了代表共产党参加教科书编审的胡绳喝酒。“告以今后计划，拟将家眷安顿在上海，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同一天，他在日记中说：“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而剑行、伯宁之工作问题一时不得解决，亦令人闷闷也。”[6]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知识分子当中，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他非常反感，所以他才会对叶圣陶“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感到如此心气相通。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专心编中学课本
宋云彬抵达北平不久，就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心迹，想退出民盟、救国会这些民主党派。他在4月5日日记说：“余于抗战时及旧政协前后，颇作党派活动，今则无此雅兴矣。盖以前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不得不凭借党派作活动，今革命已将大功告成，此后建设事业须脚踏实地，空头宣传无用，余当脱离民盟，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7]（后来他在7月18日写信告诉外地的民盟朋友，“今后之民盟实与中共分工而非分派”，[8]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4月7日下午，他参加了在柳亚子房间举行的民盟小组会，小组有五六人，组长是位山西名人，“观其谈吐，亦一革命八股家也”，因为其自称在辅仁大学教唯物辩证法，他就问陈援庵先生的近况，此人竟瞠目不知所对，他解释说“即陈垣先生，辅仁大学校长也”。对方答“喔，不很熟悉，此人盖老顽固也”。他问：“君知陈先生有何著作否？”则连连摇头说：“怕不见得有吧？”[9]这个山西人1905年５月出生，万荣县人，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大学德语学院、哥廷根大学、费莱堡大学学习。1933年10月回山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公开身份为山西大学讲师，后任教授、法学院院长兼训导长。他与傅作义是老相识，因此1948年被派到北平进行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华北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主要是做傅作义的工作。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在宋云彬眼里却评价不高。
当天，他对叶圣陶说：“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实则余只与民盟及所谓救国会有联系耳，曰一切者夸辞也。圣陶大表同意。”[10]3月18日，救国会开会，他即“借辞请假不去”。[11]5月25日，救国会召开临时会，他也是“辞以病，未出席”。[12]
代表提名：由不在意到很在意
6月8日，他出席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政协筹备开会，救国会有7个代表名额，李章达对外代表救国会是当然代表，但远在香港，不能赶回来参加，须另外派人代他出席，作为“代表之代表”。邓初民说可以请宋云彬代表，他“不表同意”，散会后，在邓的房间内小坐片刻时，他还对邓说：“今后如讨论政协代表，万勿提及余名。”这是救国会第一次开会讨论推举政协代表的事。“同志间颇能互相谦让，独曹孟君争之最力。张志让今晚亦出席，一听到谈判政协代表，不终会而去。”[13]宋云彬最初对代表名额也未在意。6月21日他遇到沈钧儒，说要提名他为新政协会议代表，并以函告上海方面的救国会同人，当无问题。并说：“我觉得你应该由救国会提名的。”[14]他没有表示内心的想法。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新政协会议代表的事，几乎每次开会他都要出席，代表名单成了他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事之一。
6月27日，救国会例会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正开会时，衡老接到上海来电，王造时等发言，请缓提新政协代表名单。衡老将电文向大家报告后，谓此系王造时所鼓动者。”[15]6月28日宋云彬写信给沈钧儒说，上海昨晚的来电颇引起自己的疑虑，认为是沈已将拟议的代表名单抄寄上海，引起他们的不满，王造时和他素不相识，见到“宋云彬”之名一定很诧异。他说：“衡老既已将余名提出，希望不因上海方面之不满而重行圈去。末复说明，此间同人如叶圣陶、周建人均已确定被提名为新政协代表，此外必有二三人从别方面提出者，余倘不能出席新政协，殊为难堪，恐将影响及于工作情绪也。”[16]
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直为这代表名额的事困扰，时时关注，生怕被人从名单中去除。7月4日，救国会例会商讨新政协提名问题，沈钧儒说名单已交给中共统战部的齐燕铭斟酌，虽然分配给救国会的名额只有十人，候补二人，但名单共列了十四人，预备另外二人从别的方面产生，“以显示救国会人才之众多”。史良说今天出席的人“大都皆在名单之内”，又说“如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当矣”。[17]
7月11日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拟定提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共十二人，后二人是候补，宋云彬名列第八名。[18]
尘缘未尽，心态种种
7月18日救国会例会，仍然是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中，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弛，向衡老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荩青则在听了沈报告名单后“大发牢骚”，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沈钧儒给庞讲了个故事，全国妇代会时，有关部门为刘清扬作了布置，选举委员她可得百票以上，她不知其事，擅自向代表们拉票，选举结果她得到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很高，到了复选，团支部把提前布置的百票全部抽走，结果她只剩下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他讲这个故事，言外之意就是名单必须经领导部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可得”，庞“恐未能了解也”。宋云彬在日记中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此公好名不亚于余，然自知之明则不逮余远甚矣。”回来，他与叶对饮红玫瑰酒，说起开会时的情形，“相与大笑”。[19]他之所以能笑，而庞只能落得“面红耳赤，意殊不平”，而王造时——救国会的缔造者，声名显赫的“七君子”之一，曾在抗日的论坛上发出狮子吼，结果连得一政协代表名额都成了笑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人品端正的宋云彬在这里竟也露出了文人沾沾自喜的一面，不亦悲乎！
当然，他也忠实地记录了历史，提名代表不独救国会如此。7月7日，谢觉哉日记“复周谷城信。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复信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129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月17日，同样是沈钧儒主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上，通过了参加政协的代表名单，连候补共十七人。不过，“代表名单并非开会时公共提名商讨，乃经常务委员在会外与统战部协商定妥，由主席将名单宣读，众无异议，即作为通过矣”。[20]只是社科界没有人像王造时、庞荩青这样提出异议罢了。
7月19日，连日忙于筹备教代会的傅彬然对叶圣陶说，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宋云彬也列名在内，如果宋能在救国会提出，那么开会时，他们教科书编委会将有五人出席。[21]
7月20日，胡愈之告诉宋云彬，昨天民盟开会所提的政协代表名单中有胡本人，这样，救国会又可多提出一人。[22]
7月21日，有人告诉宋云彬，沈钧儒已将正式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交给齐燕铭，尘埃并未落定，他内心依然忐忑不安。“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15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不便追问也。”[23]
“深恐有人先我得鹿”
7月25日的救国会例会上，沈钧儒作报告，讲了三件事。一是最近民盟开会公开批评罗隆基。“楚图南发言最多，罗除一二事不服外，余均接受，态度尚好。” 二是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饭店看望张澜，请他为民盟努力。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不久前6月23日才从上海到北平。三是“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王造时的哀恳不难理解。抗战前夕他和沈钧儒等曾一同为抗日入狱，轰动中外。
然后，沈钧儒又将救国会拟提出的政协代表名单读了一遍：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刘思慕、孙晓村、张曼筠，最后二人为候补。宋云彬从第八改为第九名，他在日记中说“余名列第九，亦可笑也”。晚上他回到住所，叶圣陶出席教代会回来，出示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竟没有傅彬然，他大为诧异。当晚有人在救国会开会时还问过他，傅能否从教代会产生，他说可能。等沈钧儒读名单，方与严不从教代会产生，列入救国会名单，教代会方面减少一个竞争者，他觉得傅更无问题。“孰知事出意外，有如是者？”一介书生对此感到大惑不解。[24]
8月1日本来应该是救国会例会，他到下午还没有接到通知，就打电话去问，才知沈钧儒另有要事，例会停开。“余对于救国会例会向少出席，自被提名新政协代表，每会必到，深恐有人先我得鹿，或被排挤出去。今日例会停开，不能聆听衡老报告，未知名单已否提交新政协筹备会，所提人名有无更动，念念不能忘，甚矣余之热中也。庄生朝受命而夕饮冰，良有以哉。”[25]
8月11日，宋云彬与胡愈之通电话。“知救国会之新政协代表名单至今尚未提出，因统战部屡向衡老表示，不妨慢慢提出也。看来统战部还想安排一些人进来，我的大名恐终被挤出耳。近来想法又有点不同，觉得做不做新政协代表也无所谓。难道我真正进步了吗？”[26]
8月15日，他去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例会。“有人问衡老新政协代表已未确定，衡老谓已全部确定，二十五日将开筹备会，下月十日正式开会云。救国会所提名单是否依照前次决议，不得而知，亦未便问衡老，恐为人窃笑也。”可见他还是很在意，而不是“无所谓”。8月17日，在中南海任事的熟人高祖文和他一起在叶圣陶家喝酒时，告诉他已见到新政协代表名单，其中有他，他在日记中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然则救国会名单确已提交筹备会矣。”[27]
8月22日，救国会有例会。“衡老报告，谓此次各方所提政协代表必须能来平报到出席者，否则应另易他人；刘思慕已有信来，不能出席，拟将孙晓村递补为正式代表，而另推一候补代表。经愈之等推出秦柳方、李庾、陆诒、庞荩青四人，由衡老决定之。”[28]
为八股式发言抱愧
8月29日的救国会例会，难得的一次未在日记中涉及代表名额问题。9月3日，宋云彬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一天他收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三件来函，一是代表名单，二是通知去北京饭店摄影，代表证上需要半身照片，三是通知本月6日到北京饭店办理报到手续。9月5日本是救国会例会的时间，他没有接到通知，估计已停开。6日晚他在报到时领到了纪念章一枚，7日上午他遇到昔日同舟北上的徐铸成、赵超构、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都从上海专程来参加新政协。18日，“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然救国会所提名单，以余列第九名，方与严等皆在前，非所谓卢前王后邪”。[29]
17日下午，救国会的政协代表在北京饭店集议，萨空了报告联络情况，沙千里将以首席代表资格发言，推宋云彬起草发言词，“情难却，允之”。19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认真起草救国会代表的发言词，共二千字。晚上在沈钧儒家讨论。“沈体兰报告，此次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言，只限于对三个文件（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提出意见，因之余所拟之发言稿完全无用。”他提出由刘思慕重新起草，大家都赞同。大约也是这天，他获知救国会不久将宣告解散，已推定胡愈之、史良等筹备一切，包括起草解散宣言及编印有关救国会之历史文件等。[30]第二天，他又到北京饭店和刘思慕等商讨起草发言稿。
9月24日，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政协会上发言。“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31]
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经过十四年的风雨历程后发表结束宣言，正式宣布解散。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
开不完的座谈会、晚会、学习会让宋云彬感到难以招架，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无一日断过，有时一日数会，乃至同时有几个会，只好赶场子。比如4月6日下午两时新闻界人士在六国饭店开座谈会，他被邀出席。三时，文艺界在北京饭店有招待会。所以，他在前一个会只坐了30分种，又匆匆去赶第二个会。还有就是“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4月10日下午，他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32]所以4月17日教育座谈会第二次开会，他就不去出席，表示对“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33]5月17日晚，参加一个关于教科书的座谈会后，他认为“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34]8月13日又有教育座谈会，他不去出席。能躲的就躲，这是他当时的大致态度。
3月21日，宋云彬参加一个二百多人的座谈会，其实只是李维汉（罗迈）作报告，“报告甚长，历三小时始毕”。[35]5月5日是马克思纪念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他在日记中感叹：“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到六点半宣布中间休息时，他和叶圣陶就“乘机脱身”，看戏去了。[36]但是有时候想“脱身”而不得，5月10日，他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听董必武的报告，有三四千听众，中间休息时，他想提前离开，“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后来下雨，“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37]
5月11日又有晚会，他们讨论董必武的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第二天晚上他和叶圣陶对酌时，“谈小资产阶级”，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38]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39]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40]
6月9日，他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沈志远报告时说“学协”可能要改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周扬、齐燕铭都有所暗示。6月22日，他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学协受某方暗示，似非改换名称，重新组织不可。李鹤鸣[李达]、侯外庐、沈志远等似颇不平。鹤鸣谓我们应开一名单给他们看看，愤懑之情见于辞色矣。”当晚，他从叶圣陶那里得知，已接新政协筹备会通知，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发起召集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然则今日学协之会诚多此一举矣”。[41]几天后（25日），他作为史学方面的13人之一参加了成立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座谈会，与会者共57人，名单都是“经周恩来详细拟定，列名单前后皆费一番推敲云”。周作报告，然后多人发言。“沈志远竟明言此会之召集，主要目的在产生新政协代表云云，颇失态。侯外庐则以泛滥无归之言词，历述学术工作者协会之工作成绩，亦近孟浪。”[42]
7月17日，他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沈钧儒任主席。“发言者有陶孟和等，大抵皆空泛，尤以樊弘为最冗长而最不得体，听者必多反感也。”[43]
一方面宋云彬对那么多的会感到疲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待遇”，没能参加，又会感到失落。3月29日，他和徐铸成、王芸生、傅彬然等同游天坛，回音壁被封闭，未能入内参观。“出来时未循原路，误入禁地，遭军士检查。” 傅彬然告诉军士，他们是民主人士，并拿出六国饭店的小木牌给军士看，“窘状可掬也”。接着，他们又到别处去玩耍，又是听大鼓，又是打弹子，吃面食，喝白酒，等回到饭店，才知叶圣陶被接到某处出席座谈会没回来。“此一座谈会余与圣陶、彬然同被邀请，但时间屡次更改，本已定今日午后五时许，复接电话，谓又改期，故余与彬然往游天坛，初不料至五时许果派车来接圣陶去矣。”[44]
何必多此一举的“一举”
4月21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有报告，招待处的李女士来请叶圣陶。“圣陶以疲倦不出，叶师母愿偕柳太太一起去。余问李女士，余等是否亦被邀，因余不在房间内，恐招待处无法通知也。李女士去后复来，谓招待处已决定请宋先生去，余婉辞拒之。”[45]
8月21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金灿然扬言胡乔木将于傍晚来本会，与同人商讨《论人民民主专政》（曰商讨者客气话，实则领导同人学习也），彬然及时赶到，但待至八时尚无踪影，亦无电话来，何轻诺寡信如是耶！”[46]他听叶蠖生谈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组织中事，由一句“惜不便详记耳”可知，连私秘性最强的日记都不便记，当不会无足轻重。
此外，不愉快的事还有许多。4月19日晚，宋云彬与叶圣陶作了一次长谈，兴致很好，回来还想与傅彬然谈。“彬然忽谓招待处李女士携表四份来，请各人填写学历，家庭状况及将来志愿等等，李女士说此系照例手续，不必请各人自己填写，可请傅先生代他们三位一填（三位指圣陶伉俪及余），所以我已经替你和圣陶、圣陶夫人都填了。余闻言大不快。余等此来，先有周恩来电邀，复经香港中共人士催请，到平已匝月，彼等岂不知余等之情况，而尚须加以调查、研究乎？李女士明知此时欲余等填表，可能引起反感，故不直接送与圣陶，而请彬然代填。既知此种措施能引人起反感，又何必多此一举？”
第二天早晨他起得特别早。“以此事告之圣陶，圣陶亦有同感。”他表示要到招待处将傅彬然代填的表格拿回来，看看内容如何，叶圣陶也同意。接着，他就去招待处向吴良琦索取，吴的表情很尴尬，支吾一番后，将三份表格交给他。“彬然知其事，大不谓然，谓余有意使招待处人难过，不合民主作风。余为详述彼等此种措施之不当，然彬然不悟也。”在作了些修改后，他还是原表还了回去，并在当天的日记详细记下了这件事。4月21日晨间，宋云彬与叶圣陶“谈及昨晨与彬然吵嘴事”，圣陶认为“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47]
书生本色，直言不讳
当时应邀北上的知识分子大多处于兴奋状态，即有困惑也是浅浅的。4月15日，赵超构和金仲华打赌，前者说大军将于10天内渡江，后者认为没这么快。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赵超构“大得意”，因为他赌胜了金仲华。[48]4月24日，大军已下南京，金仲华赌输了，请宋云彬、叶圣陶、萨空了、傅彬然、刘尊棋等吃了一顿，多数是“知北游”的同行者。街头的宣传车、秧歌队，胜利的喜悦感染着这些曾经沧海的知识分子，少有想得更远的。
8月22日，宋云彬与昔日同舟北上的陈叔通谈了半小时，陈几天前从上海北来，曾与毛泽东作过六小时的长谈。“彼告毛氏，目前各方皆呈‘脱节’现象，非经长期努力不能克服，而最主要者为发展生产。发展生产亦非空话所能做到，除土改外，政府必须帮助农民凿井开沟渠，以利灌溉，必须广设大规模之肥料厂，供给农民肥料。必待生产发展，农民生活程度普遍提高，然后谈得上‘城乡交流’也。”陈叔通还说：“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仅各民主党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劳有余，学问经验不足也。”对此，宋云彬的评价是“叔老人极通达，所言切中时弊，然对于中苏关系不能了然，他日有机会当为详细解说之”。 [49]
实际上，一介书生的宋云彬对中苏关系也未必有很深的了解。对政治他终究是外行，应邀北上，只是“客人”，他的好友叶圣陶对此有极为清楚的认识。从6月29日起，他所在的教科书编委会待遇从供给改为薪给，大抵按照北平大学教授的标准，每月可得小米1000多斤（8月5日补发7月份全部薪水，小米1040斤，按每斤88元折算，共91500元。市价每斤一百二三十元），同一时期，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每月可得小米300斤。当时的物价一个西瓜就要千元，理发一次400元，只有西红柿便宜，100元可买很大的六七个。9月2日，他收到《光明日报》送来的稿费，千字1200元，他私下表示“未免太少”。[50] 不过，他在北平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酒每天几乎都要和叶圣陶小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记下的一些鲜活细节。比如7月10日，他和叶经过一个西瓜摊，他请叶伉俪同吃西瓜，叶说这样吃不雅观，他说反正没有熟人，吃几块何妨。正在立吃之际，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说：“吃不得的。”回头一看，原来是郑振铎，“相与大笑”，一同步行回来。[51]9月23日即政协会议期间，他开完会，“邀章元善同返，大吃螃蟹，饮白干甚多，既有醉意，遂大唱昆曲，章君和之。至美亦有醉意。伴送章君至胡同口，沿途大叫‘三轮’，旁若无人。今宵乐哉”。[52]
如此举动似乎不像是他的为人风格。30年代在开明书店工作的那些岁月中，宋云彬就已养成了开明人特有的笃实、质朴、稳健作风，也就是脚踏实地、认真勤勉、一丝不苟的“开明风”。积习难改，即使在北平编教科书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严谨的文史学者，他对当时读到的书或审读的教材也常有直言不讳的意见，哪怕是对范文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或者徐特立这样的元老，乃至茅盾这样的文坛巨匠，仍不脱书生本色，与他为自己能否最终进入政协代表名单而忧心忡忡的心态大相径庭。
3月31日，他读了两天前买的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在日记中说：“内容贫乏，叙述失次，当时仅翻目录，以为此书可作写《章太炎评传》参考之用，现在失望矣。” [53]
范文澜等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经删改，准备用作高中课本，第一册完成后交给宋审阅。5月18日，他花了一天时间，通读一遍，并加了标点，提出八项意见，说明此书作高中课本，“实在勉强之至”，他认为“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54]7月27日，此书再次删改后交给他最后校阅，他说：“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对书中可笑的常识错误，他认为“范氏颇读古书，不致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55]第二天，他写信给范文澜，将《中国通史简编》“种种错误与缺点告之”。[56] 8月6日他曾收到范文澜回信，到底对方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日记中没有记。
7月13日，宋云彬受文供社之托审阅邓初民的《寻找知识的方法》。“看前三章，无论文字内容，均有问题，修改太费事，拟提出意见，仍请邓老自加删改为妥。” [57]
8月18日，他读了经权威单位编写的《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在日记中说它“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58]
惟语言运用得当才能表达得当
8月19日，他审阅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第三册，其中选了中共“五老”之一的两篇文章，他认为“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59]他接着发了一通感慨：“近来朋辈中颇有强调所谓思想问题者，以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写不通也无关重要；又，凡解放区刊布之小册子，不论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为至宝，大有‘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慨。最近彬然与朱智贤合辑一书，供师范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区材料（大抵是讲各科教学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则赞美不置。圣陶曾因此大为不快，颇有辞职不干之意。此类文字，如任其谬种流传，毒害青年将不知伊于胡底。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60]
这也显示出这个不懂政治的读书人几分天真可爱之处，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编委，讲了许多问题。“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61] “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宋云彬恐怕怎么也想不通吧。
8月27日，宋云彬到北大出席国文座谈会，讨论大一国文教学问题时，对于清华所选大一国文目录“颇表不满”。[62]29日，他继续审阅清华所选的“大一国文教材”，认为“茅盾之《托尔斯泰博物馆》，疵谬百出，此种作文，若在□□教刑时代，应责手心数十下矣”。 [63]
宋云彬为人处世有慎重的一面，比如他对柳亚子“牢骚”的劝阻，比如6月19日，有人告诉叶圣陶“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时，叶圣陶写信给周恩来请求进行调查。信稿请宋云彬斟酌，他的意见是 “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64]7月31日，浙江老家有人来，说起“故乡自解放后，一般商人均感到前途渺茫，尽量享乐，赌风为之大盛。四乡散兵游勇及国民党特务横行骚扰，使城镇上的人不敢下乡”，[65] 他并无什么表示。
尽管他小心翼翼、 处世低调，仍免不了时时流露出一个读书人的书生气来。
3月26日晚，与张志让、徐铸成去看京剧，他在日记中说演《得意缘》的梁小鸾最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66]7月5日，他看了文代会的曲艺晚会，连阔如是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会的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67]
3月27日晚，他参加国民戏院的晚会，主要是欢送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出国，代表团正副团长郭沫若、马寅初先后致答辞，他的评价是：“郭氏所陈都老生常谈，并无精彩处；马氏则近乎荒唐矣：彼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完了，全世界也完了，此何言耶？此老倔强可爱，惜所见不广耳。” [68]
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他感慨当年在重庆曾家岩听周的报告，“时作悲愤语”，“今则时移势迁，满怀愉快，语调亦转为轻松矣”。 [69]
4月21日，他在北京饭店出席文化界拥护巴黎和平大会座谈会，直言“夏康农主席发言多无次序”。[70]
8月8日，有人告诉宋云彬，开明书店的老同事周予同等对时局以及他们的工作态度“均不了了”，“予同且常以恶意揣测，谓余等甘受人利用云云。此公头脑恐已无法改造，日后必为新社会所摈弃，余敢作此预言”。 [71]
然而，历史的吊诡是仅仅8年后宋云彬自己就成了右派，“为新社会所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