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包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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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我从煮豆总思家”
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4年，1935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
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49年后定居香港，完成了《钏影楼回忆录》等。 1936年，他曾先后在上海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台湾有一种相思树，两树隔溪而种，枝叶也会纠结相连，当地人以此树烧炭，最耐火。1949年6月13日，年逾古稀的包天笑写了两首小诗，其中之一就是《相思炭》：
难期槁木作春回，炉火深红映玉腮。
莫道相思如炽炭，相思寸寸尽成灰。[1]
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天换地的喜庆，但他仍无时不在关心着古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大地的“相思”，他如同热恋中的人一般炽热，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当年11月21日，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绝好的文字：
有一事，偶然想起来，可以记一笔：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种新蚕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为用亦广，甚么发芽豆、五香豆种种，而且可以代替黄豆做酱。到了台湾来，我们想起此物，谁知台湾农家不种此品，全菜场亦绝踪。询问他们，说是台湾的土壤不适宜种此。我即有所不信，我觉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拟为试种，而觅不到豆种。会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从大陆带来一袋蚕豆，这是她念经时计数的（蚕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据）。我们向她索取约五六十粒试于隙地种之。向来江南的农家，于农历十二月下种，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养蚕的时候，新蚕豆方成熟。我们性急，在十一月即种了，到农历新年，即开花结实，采取后煮成一大碗，味甚鲜美。因思有大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种植，实为一缺憾也。[2]
两天后（11月23日），他就种蚕豆一事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蚕豆的所以得名，因为其形似蚕，而每在蚕忙时候，生长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蚕豆上市，我必连餐四五日。 [3]
在孤岛种蚕豆才会使老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江南，忆起旧时的岁月。透过这些诗和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稀老人对故土无比深情的眷恋，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即便时空也阻隔不断这样的回忆与相思，哪怕最终一切成灰、成尘。遥望江南，战火未熄，他在寂寞的孤岛想起上海年轻时代上海热闹的文学生活、报业生涯，想起故乡、朋友和早已故世的母亲父亲，有一天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 这年5月《钏影楼回忆录》就开始落笔了。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紧张，他在写了几万字之后也就搁下了。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他留学德国的儿子包可永在那里从事电气工程，女儿包可珍也在台湾，把他接到台北去奉养。他对国民党向无好感，也无瓜葛，他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年轻时正处近代转型时期，他在上海参与了文化变革，曾经在《时报》执笔，在报业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与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亲身打过交道，其中有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李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章士钊、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等，他的回忆录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化的近代史。同样，他在台湾留下的这本1949年日记（3月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起，如今又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落地，他6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所组织的人民政府，改用镰刀与斧的红旗。有人以此讨论，按自辛亥革命以后，本为五色国旗，国民政府成立时，亦废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此国旗已三易矣。 [4]
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香港庆祝双十节国庆，还是大部份[分]悬挂青天白日旗，小部则已悬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则颇多悬共方旗帜者。”[5]
10月10日是双十节，由于笼罩在一种沮丧、逃生的氛围中，岛上“虽有庆祝，却都无兴趣”。[6]相比之下，10月25日，“本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第四周年，各学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当欢愉热闹”。[7]岛上的人更在意的是这个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光复之日。
在孤岛遥望生养他的大陆，包天笑的心是热的也是痛的，血是温的也是流动的，他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对一个自清末以来阅过无数兴亡的老人来说，这次更迭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添了一笔，他的记录是出奇地平静，字里行间几乎没有流露出自己任何内心的轨迹。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大陆的每一点滴的变化，除了听广播，阅读当地的报纸，他还订阅了上海《大公报》台湾版，在上海战事起来之前，报纸当天下午即可送到，迟也不过一两日。
“回首前尘，几同一梦”，他最后没有回到熟悉的江南，而是归宿在香港，以97岁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1949年3月22日 ，当这位古稀老人“忽然兴起，又写起日记来”时，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前一天何应钦组阁后发表的内阁名单，政务委员尚有两个名额空缺，“留给民、青两党”，可见国民党直到此时仍要以民主社会党、青年党这些政治花瓶来装饰其一党政治的本质。第二天，他日记中说：“民、青两党，决定不参加行政院。”[8]
其间，国民党方面派和谈代表一事成为包天笑关注最多的事之一，从他的日记中也不难看出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了，实际上仍在溪口乡间操纵一切，从军事到和谈，莫不如此，而且是尽人皆知，远在孤岛的老人仅仅从收音机、报纸、人际来往中就了解得很清楚。比如，3月31日，主要和谈代表张治中“昨天下午飞溪口，往访问老蒋”。[9]4月2日，“张治中登机前，接过两次电话。一是吴忠信从溪口打来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们研究过了。’一是李宗仁打来的，他答道：‘代总统吗？我们要走了，是！是！再见！’ ”[10]4月19日，“吴忠信、吴铁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请示”。[11]
翻天覆地之际，他对青年学生的举动尤其关心，记得很详细。4月19日，“南京学生昨游行，要求学生全面公费，与改善学校员工待遇，游行者有五千人。上午，治安当局奉命未予阻止，并予维持秩序。下午，与国防部军官收容总队第三大队官佐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各有受伤，但学生有受重伤的”。[12]
4月3日，“南京学生冲突事件，那位中大学生程履绎因受重伤死去了。他是中大物理系四年级生”。
政府对于处置的办法如下：（一）令由教育部及首都卫戍总司令，共同查明责任，以便作严正的处理。（二）令将现居城内之军官收容总队队员，悉数于五日内，迁至城外安置。（三）令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亲往各医院，慰问受伤人员，费用由政府完全负担。（四）教育部即转令各校学生，际此非常时期，不可再有聚众游行行为，以致破坏戒严法令。[13]
对共产党方面的反应，他4月4日日记说：“北平新华社，闻有一社论，题目：‘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它说：‘现在南京的杀人犯集团，已经用南京的血案，来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挑战。’又说：‘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已经用此案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谈判的道路。’”[14]
4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闻有集会，各大学参加，出席三十一校，共有千余人，为响应南京‘四一’血案事。他们的名称曰‘四一血案致哀会’。” [15]
4月14日，南京发生立法委员许闻天、金绍先被捕事件，金当天释放，许被加铐押送上海，立法委员大哗，因为宪法规定，立法院开会时不准抓立委，汤恩伯只得自请处分。但同时上海方面发表逮捕原因：“许闻天在重庆时，即以国民党革新派活跃，联络许多部队、地方团体，图谋不轨，在上海、南京奔走拉拢反动分子。”[16]到5月11日，受此案牵连就枪决了5人。这支鲜为人知的小插曲表明国民党当时何等虚弱，对于自身体制内的异端也决不放过。可惜即使如此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也算是历史的逻辑，靠暴力维护一个政权，终将在暴力中倾塌。
9月7日，“昆明学生表示反对政府，在学校中大扭秧歌。因为政府曾严禁扭秧歌，以为学生扭秧歌，即是‘投共’。其实共产党是共产党，秧歌是秧歌，未有共产党时，即有秧歌。中共在陕北时，以乡村间未有其他娱乐，仅有秧歌，乃提倡了它。到了北京、上海等处，即不闻扭秧歌，早已放弃了。而今政府与学生，为了扭秧歌，大为别扭，真未免太幼稚了”。[17]
其时，被“二二八”血洗之后的台湾岛上也并不宁静，到处是冲突，是危机，是矛盾。3月24日，他所在的台北街头，“学生与警察冲突，因为警察打学生而起。昨日警察亦罢岗，后闻调停和平了事。此种事，都不是好兆”。[18]3月28日他又记着：“前两日，台湾邮电职工为了归班问题曾开会，贴标语，今已如了他们的愿，不考试归班。台湾人每闹一次，官场即屈服，不然，又将高呼‘打阿山’了。”[19]4月6日，“今日台北市戒严，闻将拘捕学生二十余人，已发表者，为台湾大学学生十四人，师范学院学生六人。……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学生中有台湾人，有大陆人，并有女生四人”。[20]4月30日夜里，台湾全省总检查。“开始时放警炮为号，街上行人即断绝。居民只能终夜敞开大门，预备好国民身份证，等候他们来检查。我家于午夜三点半钟来检查，那时天方雨也。”[21]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将台湾看作了最后的一块救命的飞地。5月1日，“总检查至中午十二点钟，始行解除。在十二点钟以前，路上无行人，在路头巷口，军警站岗，禁止通行。上午，小菜场无市，均在前夜买好小菜的。店铺上午关门，下午亦不开门了，竟休假一日。家有下女的，都回到自己乡下去，因为她们的户籍都在乡下也。但有两种人不检查，一是军警的兵士，一是监狱中的囚犯”。[22]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五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九万元，煤球每担二万元。问人情如何？说：大家存一‘共产党来也吧[罢]，不来也吧[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23]第二天，“上海来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群往杭州西湖游玩、烧香。杭州尼庵最多，前进的尼姑（按：此中女学生甚多），恐将来蒙坐食之嫌，有购了织毛巾机以织毛巾的。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添机声唧唧了”。[24]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元涨到每枚一万六千元”。[25]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元[圆]券十六万者，现钞仍缺乏”。[26]4月5日仍然有同样内容。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27] 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28]这和竺可桢、夏承焘的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五十万稿费连三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每担一百二十万元；银元，出了二十万元关。饰金，进，每两八百五十万；出，九百四十万。鸡蛋每个四千元。猪肉每斤七万”。[29]4月18日，“颇闻上海有渐趋混乱之势”。[30]
5月1日，他在日记中有南京4月29日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值金圆券二千五百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31]
5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想追回各国立银行所发的职员应变费，他听说中央银行最多，有的发黄金二两，其他也有发银元七八十元的，他的看法是：“今要收回，如何可能？”[32]“有客从上海来，他说：上海十分紧张，军士则乱住民家，虹口一带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后一着，恐怕一抢了事。”[33]5月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征用卡车、吉普车千余辆，连外国商业行家也不能幸免。每天处决盗犯十多名，连罪名都不需要公布。大捕买卖银元的“银牛党”，但仍未绝迹，只是转为偷偷摸摸而已。[34]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元三至四枚”。[35]
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如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百米每石银元四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36]
从5月21日起，上海与台湾的民间交通已断绝。他听说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青年会、儿童福利会、佛教会等慈善机构发起临时救济会，以久居中山医院的颜惠庆为名誉主席，“颇具巨大的权力”。对这个救济机构，“同情与关怀者，颇不乏其人云”。
6月13日，他从外电报道得知，上海的工厂虽然想努力开工，但原料不够，因为所有的物资金银等都被国民党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37]
7月7日，残余的国民党广州政权试图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这种愚蠢的思想，不知谁想出来？但闻银元券发出后，仍未兑现，究竟银元铸有多少？何日可以兑现？兑现后情况如何？未经披露，无从知道。”在此前7月3日，他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以一元换金圆券五亿元，发过一番议论：“一般的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38]
7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条合众社上海电：“上海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形态。市长陈毅，仅吃三级餐。”“三级餐”即“一菜无汤”。[39]9月9日，香港报纸多次说上海公用事业、工厂关门，以及通货膨胀事。“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传闻工厂将迁出上海，工人群起反对。”[40] 9月13日，他得知前一天上海宣布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人民币。9月27日，有人自上海经天津到香港来台，他问是否有疏散上海市民之事，对方告诉他有“有形疏散”与“无形疏散”两种，前者如上海的无业人员遣归各地，从事耕种 ，如苏北人，其他人则是觉得上海没有生意做，势必离开。比如在上海的英美侨商之所以整装回国，“以无生意可做也”。
9月3日，重庆空前大火，烧了8个钟头，葬身火海的约有千人，无家可归者约十万人，他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诚空前浩劫”五个字。[41]
10月13日，“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四元者，今日仅值五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五元，前日黑市已涨至七元二角”。[42]
12月6日，他听说上海“物价猛涨，通货膨胀，闻将发一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调剂之”。[43]
易代之时，他更关心的不是旗帜的起落，而是百姓生活的保障。对于他暂时栖身的孤岛，凡是关乎民生如物价、币值的变化，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使我们在五十五年后可以体会到当年变化的细节、百姓的生活景况。台北当时只有44万人口。4月12日，“昨日，台北米价大涨，零售每百斤四十二万元”。记者问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台币与金圆券是否有倒挂可能，严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有那现象，但如果发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44]话音未落，第二天，“台币倒挂，以九十九元对金圆[券]一百元”。[45]4月21日，“台币调整为二十五元对一百元”。[46]
4月14日，“邮费加价，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挂号加一千八百元”。[47] 4月26日，“台币调整为十对一百，此间米价，已涨至八十余万购百斤”。[48]
5月3日，“台币一元，调整比金圆券一百元。市间颇传台湾币制将改革者，当局尚否认之。台北米价，已至每百斤为八十二万元”。[49]
5月13日，易君左到台湾办《新希望》周刊，请客一桌的代价是一百六十万元。[50]
5月19日，“台湾自明日始，基隆、高雄两港，宣布戒严”。[51]5月20日，“台湾白米，已售至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台币一比三”。[52]5月26日，“台币调整，以一元对金圆券二千元”。（按：此种调整，毫无关系，金圆券已不值一文了，凡共军占领的区域，早已改用人民券。未被占领的区域，人家也不用金圆券。大交易则以金条、美钞为计值，小交易则以银元为计值，金圆券不敢留在身边，只要过一夜，便贬值不少了。）5月27日，“台湾物价增长，米价每百斤一百七十万元。肉每斤七万五千元。其余货物，亦狂涨不已”。[53]
6月16日，台湾进行币制改革，旧台币四万元换新台币一元，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7月31日，“今日银行挂牌，以新台币六元（即旧台币二十四万元）合美钞一元”。[54]10月7日，他去理发，花了七万元。[55]
这些枯燥无味、毫不抒情的数字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苦难，然而达官贵人的生活并未受到什么影响，照样沉醉在奢靡的享乐之中。7月27日，李宗仁曾到过台湾，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包天笑在日记中感慨：“有许多人都躲在台湾，视台湾为一安乐土了。”[56]正如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嘲讽的——
零三零四满街飞，风卷灰沙雨溅衣。
更有教人艳羡处，红妆翠服女司机。
台湾光复之初汽车绝迹，被日本人尽毁。1949年从上海拥来了大量逃难的富豪、官僚，有许多新型汽车，号码则以字数越少越名贵，上海的太太还能自开汽车，“足以使台湾人艳羡不置”。[57]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一介文人了此生的包天笑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中也没有停止过读书，3月29日，他读了曾亲临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但未作只字评语。5月6日，他借来郭沫若的散文集《今昔蒲剑》，5月12日读了郭沫若《日本民族发展概观》一文。台湾的图书馆书少得可怜，10月7日，“至图书馆换书，贫乏可怜”。[58] 11月9日晚，他到图书馆换书，交还上次借的胡风评论散文《写在混乱中》。“这个图书馆贫弱可怜，欲选取国外的名家小说亦无有，即有一二，亦被借空。我藏上海有许多好书，置之高阁，都不曾过目，对此不免怅惘。”[59]11月26日，他到图书馆借得《佛兰克林自传》、《挣扎》各一册。第二天的日记中说：“实无好书可读也。”[60]12月10日，他到图书馆换了洪迈的《容斋五笔》及李长之著的《北欧文学》——都是商务出版的。
73岁的他也放不下用了一辈子的笔杆。3月30日，他曾发表一篇取材于台湾高山族的一个短篇小说《天上人间》。后来11月27日，一批上海报人以上海银行界为背景要在台湾办《经济快报》，都是熟人，向他拉稿，“几有无可避免之势”。11月29日，朱虚白、赵君豪请他吃夜饭。“要我在报上写长篇连载小说，实在我真写不出什么来。今晚的宴会，大有敲钉转脚之意。”[61]无奈他只好写了一篇滑稽小说《上海太太到台湾》交差。
他一面与大陆、香港的故旧同好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时地想起一些前尘往事。3月25日，他收到通俗小说家姚鹓雏上海来信，夸他的“行书仍呈簪花之美，诗亦流丽清和，如中年美人纨衫，不事矜持，自然端丽”，[62]他把这封信全部抄在日记中，或许他忆起了昔日的文学生涯，那些流年碎影。3月29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新政权公布的名单中有蓝公武其人。“此人为我的学生。当时苏州有一吴中公学社，蓝为该学社学生，而我则为国文教员。继而蓝至北京，入研究系，从学于梁任公，但不通音问者数十年了，不知其已入共产党也。蓝原为潮州人，生长于苏，其父在胥门开一土栈，蓝耻之，改籍为江苏吴江人。”[63]这大概就是传统的春秋笔法吧，不露痕迹，褒贬尽在其中。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在上海病故，他在16日的日记中说：“《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于前日以肝癌症逝世，年六十一岁。” [64]
10月24日，他接到昔日在《时报》提携过的滑稽小说家徐卓呆9月19日从上海寄出的明信片，路上有一个半月 ，他将其中“弟等生活，一切如常，无善状可述”等寥寥数语都抄在了日记中，并继续写道：“此明信片，共贴邮票四十元，每枚十元。邮票作蓝色，横书‘华东邮政’四字，左角一星，照下面一火车头、一农民、一商人，下横书‘一九四九’年号。”[65]
5月25日他收到香港朋友来信。“广州局面转紧后，港地近来币制大跌，富豪均抛出港币，扒进美钞，致港币由五元余对美元直跌至八元。但奇怪者，一般物价，并不有巨大波动，港地人心尚安。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英国人老谋深算，不会引起战争。……”[66]8月30日，他收到香港友人来信：“香港本地人，对战事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对英人信仰过深，只知做生意可能获利与否。自美政府正式声明，支持英国，必要时协同防守香港后，此间的金融立即安定。目前港币行情，非常坚固，但是以后的变化，亦正是难测耳。……”[67]
他最开心的还是收到小孙女的信，所以每次他都要将信抄在日记里。4月9日，他收到孙女以聪香港来信，“小孩子的话，很可喜”。
阿爹：四月四日，接到您的信，今天才复，抱歉！抱歉！……我们大概要到美国去，我也要去，我想顶好不去。要是去了，我是言语不通，外国人常常瞧不起中国人，被他们嘲笑，时时想回家，那末不如不去为妙吗？
香港有浅水湾，我们去玩过。到香港仔吃海鲜，腥气得来，下次再也不去了。……[68]
11月3日，他接到孙女以聪赴美途中写于船上的来信，颇有趣味。
阿爹：不知不觉分别已经有十余天了，在船上我们都很好。不过头四天，我有些头晕，时常不吃东西，现在每一顿都吃了。但是早上因为这星期在改时间（要改得与美国一样），每天改早一点钟，所以早上起得很迟，往往会失去早餐的机会。……
吃饭是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先吃，吃完，由看护带他们到小孩的游玩房间去玩，然后大人吃。吃完了饭，去领自己的孩子。如没有去领，到一定的时间，看护会送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的。
我们在船上，已经看了两只电影。晚上我们有一个儿童会，每一小孩，都有礼物。
船上花样很多，房间里每天有船上所编的新闻纸送来，关于世界新闻，船上每天的节目，都有报告。也有香港新闻，报告中国的事。
现在船已近火奴鲁鲁了，风和日暖，从昨天起，海水平静无浪，蔚蓝的天空，在夕阳西下时，五颜六色的云朵，十分美丽，已经可以预料到火奴鲁鲁的好风光。到了火奴鲁鲁，我们预备到附近地方游玩 ，此信预备到火奴鲁鲁寄出了。[69]
包天笑把信详细地抄在日记里，这是时代转换之际，离开祖国的孙女在茫茫大海上写下的，其中充满了快乐，并无什么去国的哀愁。在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嘴里，说的都是真话，她又哪里体会得到历史的巨变呢。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包天笑老人自然有深入的认识。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台湾各报“均纷纷登出愚人新闻：如梅兰芳到台湾；吴稚晖往访张学良；顾正秋晕于浴池等等，浅薄可嗤，一望而知是不可信的新闻”。他感叹：“其实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呢！”[70]这也是对他亲身经历的国民党统治时代所下的判断。
4月16日，他听陈小蝶说：“蓝妮除原有的住宅两座外，尚有玫瑰别墅七幢房屋云。”[71]蓝妮就是宋子文金屋藏娇的“彼眷”也。
4月24日，也即南京被解放军占领的日子，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台北的天气：“阳光甚烈，庭前百花齐开。”[72]对国民党政权的沦亡，他没有一丝的惋惜，只是详细记下了美联社有关南京易手的报道。“南京人民正忙于看司法院失火，而不知共军已入城也。”[73]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至今晨，飞机之声不绝，有许多高官均来此，有人竟疑及蒋介石亦已来此了。”[74]
4月27日，上海陷入了包围圈中，各报遭遇新闻封锁，所得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官方消息，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因为前两天刊登苏州、嘉兴失守消息，被罚停刊三天，“西人甚愤恨”。同样消息孔祥熙办的《大陆报》登了就不受罚，“因此他们愈为不平”。[75]4月30日，“现在上海各报，只许登由凇沪警备司令部所发出的、交给中央社发播的新闻，其余自己采访的新闻，以及外国通讯社消息，概不许登。台湾各报，则尚有登外国通讯社电的”。[76]5月3日上海设立新闻检查所，所有报刊杂志、出版物，不论中外文都在被检查之列，前一天，上海的《东南日报》、《中华时报》、《华美晚报》、《立报》都已停刊。所以，5月25日包天笑在台湾已看不到上海来的报纸，夜间接收上海广播，各电台全是转播北平新华电台，才知上海已易手。5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汤恩伯离开上海前，还应用飞机散发一篇《告沪同胞书》，称什么“上海撤守，纯为顾虑全市区之民命及财产，并非是战争失败”。上海人的意思，以为走则走了，还要放这臭屁做什么。[77]后来他在9月25日又记下：“沪人至今犹恨之切齿，外国人则谓其贪污而兼无能。”[78]蒋介石重用这样的心腹爱将，岂能不败。
败军之际，国民党利用最后的海空优势，对各海港口岸实行封闭，或用水雷，或以军舰等，“英、美两国，均不赞成。”[79]对国民党的惨败，包天笑没有一丝的同情。4月29日，“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盼发挥力量，拯救国家，愿以在野之身，拥护政府奋斗”。[80]5月3日，“蒋介石或称在杭州，或称仍在溪口，并不一致”。[81]显然，蒋的神秘行踪难道还能让人相信他的信誓旦旦吗？然而，当8月5日美国发表白皮书，严厉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认为“中国内部何以产生这种不幸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腐化、自私和军事错误，应负其责”。其中透露了5月5日李宗仁给杜鲁门的机密电报，坦承目前的窘境是没有善用美援，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致；还有1944年史迪威解除驻华美军司令职务前对蒋极为难听的批评。包天笑却在8月6日的日记中说：“总之这个白皮书，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痛骂一番，其情可恶，其意何居？”[82]对于美国政府的指手画脚，自居高人一等，他却是看不顺眼。6月14日，当他从外电听到“除非外国对中共给以援助，或借款，否则上海将遭遇严重危机”时，他也在日记中激动地说：“说来说去，总想共产党向外国借款，他们又可以霸占上海了。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趁火打劫之心，灼然可见。”[83] 经历过近代沧桑的知识分子对外国在华势力的反感早已深入骨髓，他身上的民族气节、爱国之心与党派纠纷并无关系。
对共产党包天笑完全是陌生的，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北平传述：中共对于大学课程方面：（甲）禁止教授罗马法。（乙）将社会科会[学]课程，改为‘学习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自然科学则准许照常上课。（丙）反共书籍，已自各学校、图书馆取去。”[84]6月1日，他收听了新的上海人民电台广播，各私家电台也在转播，他听到儿童歌唱团的歌声，歌词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歌”等 ，也有绍兴戏、申曲等，“皆有新歌词”。他还听到了上海跑马厅“会场上大呼口号”，有一口号：“要打到广东、台湾！”[85] 7月3日，“上海各学校，已添设新民主主义、马列主义等课程，至外国语的教学情形，则不予变更”。[86] 10月21日，北京昨日宣布新阁官员名单，“闻政务委员之阁员，共为二十名，其中九名不属于共产党。其余如副部长等，则以非共产党人为多”。[87]对此，他几乎都没有作出个人的评判。作为一位老报人，老人无时不在关注转型之际报业的变化。6月20日，“上海各西报，仅有《字林西报》一家，《大美晚报》亦不出版”。[88]7月13日，共产党上海军管会勒令《罗宾汉》、《飞报》两家小型报停刊，“谓其载黑色新闻，及有利于国民党特务之消息。《解放日报》谓：‘帝国主义之喉舌，合众社、美联社，常发送歪曲之消息，已不为人民所喜爱’云云”。[89]9月11日，他谈到各国在华的通讯社，尤其以美国的合众和美联社最为活跃，“他们的范围的宽广，消息的灵通，是其所长，然而亦有许多观察之未周，论断之失当的。当然也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主观意图”。[90]10月11日，他认为外国通讯电，“有可信者，有未可信者，因他们究竟未能明了中国的政治动态，往往力求快捷，不假思索，甚至以意为之。加以自西文译成中文，译者未必全能信达，这全靠读者自己去辨别了”。[91]
对台湾的报纸包天笑多次表示不满，5月25日，上海易手之日，台湾的报纸虽有十三家之多，“总是说国军如何的胜利，西报亦不转载，所登消息，大都均靠不住”。[92]7月21日，“香港报现在不能来台湾，本地报纸，对于中共区之消息，不甚登载。偶有英、美通讯社传出消息，也都从[重]新做过”。[93]10月14日，他又批评：“我可不敢相信报上所载的自称胜利的消息。每次登载胜利以后，不一日即发现大不胜利的消息也。”[94]11月25日，“此间《新生报》副刊，钱歌川、陈定山，易君左诸位均写稿。乃前日忽有剿共反苏一电，其中有钱歌川名，但未经钱之许可，并模仿他的签名式。钱意不怿，在《新生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签名盖章》，措辞也还蕴籍[藉]。明日，有人在副刊上登了一篇文字，大骂钱歌川，意思说：‘你住在台湾，对于剿共反苏，尚可游移乎？否则滚出台湾去。’又有人为之不平，说：‘这是强奸一个女人，假如喊痛就是一个耳刮子。’”[95]他本人的态度已尽在不言之中。
到12月6日，“战事东南已趋静寂”，国民党残存的四川陷入了四面楚歌中，李宗仁已远走美国，甚至有一个叫皮尔逊的美国评论家在美通讯社广播：“李宗仁来美目的，并非治病，是要将台湾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美国的国务院对于这件事，不感兴趋[趣]，但国防部则对此非常关注。”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赶紧辟谣。[96]
包天笑的1949年日记到12月18日结束（因为他忽然病倒，卧床数日，未能握笔，日记因此中断），这一天，虽然成都还在国民党掌握中，香港与成都电报尚通，但刘伯承兵临成都城下只有20里，彭德怀的大军相去也只有65里。孤岛台湾将是蒋最后的救生艇，而包天笑不久即告别孤岛，移居香港，“我从煮豆总思家”，在垂暮的时光里，他仍写他的《钏影楼回忆录》，北望江南，他熟悉的故乡，以及展开他文学和报业生涯的上海。
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4年，1935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
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49年后定居香港，完成了《钏影楼回忆录》等。 1936年，他曾先后在上海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台湾有一种相思树，两树隔溪而种，枝叶也会纠结相连，当地人以此树烧炭，最耐火。1949年6月13日，年逾古稀的包天笑写了两首小诗，其中之一就是《相思炭》：
难期槁木作春回，炉火深红映玉腮。
莫道相思如炽炭，相思寸寸尽成灰。[1]
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天换地的喜庆，但他仍无时不在关心着古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大地的“相思”，他如同热恋中的人一般炽热，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当年11月21日，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绝好的文字：
有一事，偶然想起来，可以记一笔：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种新蚕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为用亦广，甚么发芽豆、五香豆种种，而且可以代替黄豆做酱。到了台湾来，我们想起此物，谁知台湾农家不种此品，全菜场亦绝踪。询问他们，说是台湾的土壤不适宜种此。我即有所不信，我觉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拟为试种，而觅不到豆种。会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从大陆带来一袋蚕豆，这是她念经时计数的（蚕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据）。我们向她索取约五六十粒试于隙地种之。向来江南的农家，于农历十二月下种，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养蚕的时候，新蚕豆方成熟。我们性急，在十一月即种了，到农历新年，即开花结实，采取后煮成一大碗，味甚鲜美。因思有大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种植，实为一缺憾也。[2]
两天后（11月23日），他就种蚕豆一事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蚕豆的所以得名，因为其形似蚕，而每在蚕忙时候，生长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蚕豆上市，我必连餐四五日。 [3]
在孤岛种蚕豆才会使老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江南，忆起旧时的岁月。透过这些诗和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稀老人对故土无比深情的眷恋，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即便时空也阻隔不断这样的回忆与相思，哪怕最终一切成灰、成尘。遥望江南，战火未熄，他在寂寞的孤岛想起上海年轻时代上海热闹的文学生活、报业生涯，想起故乡、朋友和早已故世的母亲父亲，有一天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 这年5月《钏影楼回忆录》就开始落笔了。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紧张，他在写了几万字之后也就搁下了。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他留学德国的儿子包可永在那里从事电气工程，女儿包可珍也在台湾，把他接到台北去奉养。他对国民党向无好感，也无瓜葛，他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年轻时正处近代转型时期，他在上海参与了文化变革，曾经在《时报》执笔，在报业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与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亲身打过交道，其中有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李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章士钊、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等，他的回忆录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化的近代史。同样，他在台湾留下的这本1949年日记（3月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起，如今又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落地，他6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所组织的人民政府，改用镰刀与斧的红旗。有人以此讨论，按自辛亥革命以后，本为五色国旗，国民政府成立时，亦废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此国旗已三易矣。 [4]
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香港庆祝双十节国庆，还是大部份[分]悬挂青天白日旗，小部则已悬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则颇多悬共方旗帜者。”[5]
10月10日是双十节，由于笼罩在一种沮丧、逃生的氛围中，岛上“虽有庆祝，却都无兴趣”。[6]相比之下，10月25日，“本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第四周年，各学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当欢愉热闹”。[7]岛上的人更在意的是这个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光复之日。
在孤岛遥望生养他的大陆，包天笑的心是热的也是痛的，血是温的也是流动的，他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对一个自清末以来阅过无数兴亡的老人来说，这次更迭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添了一笔，他的记录是出奇地平静，字里行间几乎没有流露出自己任何内心的轨迹。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大陆的每一点滴的变化，除了听广播，阅读当地的报纸，他还订阅了上海《大公报》台湾版，在上海战事起来之前，报纸当天下午即可送到，迟也不过一两日。
“回首前尘，几同一梦”，他最后没有回到熟悉的江南，而是归宿在香港，以97岁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1949年3月22日 ，当这位古稀老人“忽然兴起，又写起日记来”时，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前一天何应钦组阁后发表的内阁名单，政务委员尚有两个名额空缺，“留给民、青两党”，可见国民党直到此时仍要以民主社会党、青年党这些政治花瓶来装饰其一党政治的本质。第二天，他日记中说：“民、青两党，决定不参加行政院。”[8]
其间，国民党方面派和谈代表一事成为包天笑关注最多的事之一，从他的日记中也不难看出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了，实际上仍在溪口乡间操纵一切，从军事到和谈，莫不如此，而且是尽人皆知，远在孤岛的老人仅仅从收音机、报纸、人际来往中就了解得很清楚。比如，3月31日，主要和谈代表张治中“昨天下午飞溪口，往访问老蒋”。[9]4月2日，“张治中登机前，接过两次电话。一是吴忠信从溪口打来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们研究过了。’一是李宗仁打来的，他答道：‘代总统吗？我们要走了，是！是！再见！’ ”[10]4月19日，“吴忠信、吴铁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请示”。[11]
翻天覆地之际，他对青年学生的举动尤其关心，记得很详细。4月19日，“南京学生昨游行，要求学生全面公费，与改善学校员工待遇，游行者有五千人。上午，治安当局奉命未予阻止，并予维持秩序。下午，与国防部军官收容总队第三大队官佐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各有受伤，但学生有受重伤的”。[12]
4月3日，“南京学生冲突事件，那位中大学生程履绎因受重伤死去了。他是中大物理系四年级生”。
政府对于处置的办法如下：（一）令由教育部及首都卫戍总司令，共同查明责任，以便作严正的处理。（二）令将现居城内之军官收容总队队员，悉数于五日内，迁至城外安置。（三）令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亲往各医院，慰问受伤人员，费用由政府完全负担。（四）教育部即转令各校学生，际此非常时期，不可再有聚众游行行为，以致破坏戒严法令。[13]
对共产党方面的反应，他4月4日日记说：“北平新华社，闻有一社论，题目：‘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它说：‘现在南京的杀人犯集团，已经用南京的血案，来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挑战。’又说：‘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已经用此案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谈判的道路。’”[14]
4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闻有集会，各大学参加，出席三十一校，共有千余人，为响应南京‘四一’血案事。他们的名称曰‘四一血案致哀会’。” [15]
4月14日，南京发生立法委员许闻天、金绍先被捕事件，金当天释放，许被加铐押送上海，立法委员大哗，因为宪法规定，立法院开会时不准抓立委，汤恩伯只得自请处分。但同时上海方面发表逮捕原因：“许闻天在重庆时，即以国民党革新派活跃，联络许多部队、地方团体，图谋不轨，在上海、南京奔走拉拢反动分子。”[16]到5月11日，受此案牵连就枪决了5人。这支鲜为人知的小插曲表明国民党当时何等虚弱，对于自身体制内的异端也决不放过。可惜即使如此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也算是历史的逻辑，靠暴力维护一个政权，终将在暴力中倾塌。
9月7日，“昆明学生表示反对政府，在学校中大扭秧歌。因为政府曾严禁扭秧歌，以为学生扭秧歌，即是‘投共’。其实共产党是共产党，秧歌是秧歌，未有共产党时，即有秧歌。中共在陕北时，以乡村间未有其他娱乐，仅有秧歌，乃提倡了它。到了北京、上海等处，即不闻扭秧歌，早已放弃了。而今政府与学生，为了扭秧歌，大为别扭，真未免太幼稚了”。[17]
其时，被“二二八”血洗之后的台湾岛上也并不宁静，到处是冲突，是危机，是矛盾。3月24日，他所在的台北街头，“学生与警察冲突，因为警察打学生而起。昨日警察亦罢岗，后闻调停和平了事。此种事，都不是好兆”。[18]3月28日他又记着：“前两日，台湾邮电职工为了归班问题曾开会，贴标语，今已如了他们的愿，不考试归班。台湾人每闹一次，官场即屈服，不然，又将高呼‘打阿山’了。”[19]4月6日，“今日台北市戒严，闻将拘捕学生二十余人，已发表者，为台湾大学学生十四人，师范学院学生六人。……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学生中有台湾人，有大陆人，并有女生四人”。[20]4月30日夜里，台湾全省总检查。“开始时放警炮为号，街上行人即断绝。居民只能终夜敞开大门，预备好国民身份证，等候他们来检查。我家于午夜三点半钟来检查，那时天方雨也。”[21]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将台湾看作了最后的一块救命的飞地。5月1日，“总检查至中午十二点钟，始行解除。在十二点钟以前，路上无行人，在路头巷口，军警站岗，禁止通行。上午，小菜场无市，均在前夜买好小菜的。店铺上午关门，下午亦不开门了，竟休假一日。家有下女的，都回到自己乡下去，因为她们的户籍都在乡下也。但有两种人不检查，一是军警的兵士，一是监狱中的囚犯”。[22]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五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九万元，煤球每担二万元。问人情如何？说：大家存一‘共产党来也吧[罢]，不来也吧[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23]第二天，“上海来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群往杭州西湖游玩、烧香。杭州尼庵最多，前进的尼姑（按：此中女学生甚多），恐将来蒙坐食之嫌，有购了织毛巾机以织毛巾的。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添机声唧唧了”。[24]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元涨到每枚一万六千元”。[25]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元[圆]券十六万者，现钞仍缺乏”。[26]4月5日仍然有同样内容。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27] 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28]这和竺可桢、夏承焘的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五十万稿费连三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每担一百二十万元；银元，出了二十万元关。饰金，进，每两八百五十万；出，九百四十万。鸡蛋每个四千元。猪肉每斤七万”。[29]4月18日，“颇闻上海有渐趋混乱之势”。[30]
5月1日，他在日记中有南京4月29日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值金圆券二千五百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31]
5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想追回各国立银行所发的职员应变费，他听说中央银行最多，有的发黄金二两，其他也有发银元七八十元的，他的看法是：“今要收回，如何可能？”[32]“有客从上海来，他说：上海十分紧张，军士则乱住民家，虹口一带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后一着，恐怕一抢了事。”[33]5月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征用卡车、吉普车千余辆，连外国商业行家也不能幸免。每天处决盗犯十多名，连罪名都不需要公布。大捕买卖银元的“银牛党”，但仍未绝迹，只是转为偷偷摸摸而已。[34]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元三至四枚”。[35]
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如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百米每石银元四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36]
从5月21日起，上海与台湾的民间交通已断绝。他听说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青年会、儿童福利会、佛教会等慈善机构发起临时救济会，以久居中山医院的颜惠庆为名誉主席，“颇具巨大的权力”。对这个救济机构，“同情与关怀者，颇不乏其人云”。
6月13日，他从外电报道得知，上海的工厂虽然想努力开工，但原料不够，因为所有的物资金银等都被国民党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37]
7月7日，残余的国民党广州政权试图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这种愚蠢的思想，不知谁想出来？但闻银元券发出后，仍未兑现，究竟银元铸有多少？何日可以兑现？兑现后情况如何？未经披露，无从知道。”在此前7月3日，他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以一元换金圆券五亿元，发过一番议论：“一般的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38]
7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条合众社上海电：“上海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形态。市长陈毅，仅吃三级餐。”“三级餐”即“一菜无汤”。[39]9月9日，香港报纸多次说上海公用事业、工厂关门，以及通货膨胀事。“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传闻工厂将迁出上海，工人群起反对。”[40] 9月13日，他得知前一天上海宣布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人民币。9月27日，有人自上海经天津到香港来台，他问是否有疏散上海市民之事，对方告诉他有“有形疏散”与“无形疏散”两种，前者如上海的无业人员遣归各地，从事耕种 ，如苏北人，其他人则是觉得上海没有生意做，势必离开。比如在上海的英美侨商之所以整装回国，“以无生意可做也”。
9月3日，重庆空前大火，烧了8个钟头，葬身火海的约有千人，无家可归者约十万人，他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诚空前浩劫”五个字。[41]
10月13日，“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四元者，今日仅值五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五元，前日黑市已涨至七元二角”。[42]
12月6日，他听说上海“物价猛涨，通货膨胀，闻将发一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调剂之”。[43]
易代之时，他更关心的不是旗帜的起落，而是百姓生活的保障。对于他暂时栖身的孤岛，凡是关乎民生如物价、币值的变化，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使我们在五十五年后可以体会到当年变化的细节、百姓的生活景况。台北当时只有44万人口。4月12日，“昨日，台北米价大涨，零售每百斤四十二万元”。记者问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台币与金圆券是否有倒挂可能，严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有那现象，但如果发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44]话音未落，第二天，“台币倒挂，以九十九元对金圆[券]一百元”。[45]4月21日，“台币调整为二十五元对一百元”。[46]
4月14日，“邮费加价，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挂号加一千八百元”。[47] 4月26日，“台币调整为十对一百，此间米价，已涨至八十余万购百斤”。[48]
5月3日，“台币一元，调整比金圆券一百元。市间颇传台湾币制将改革者，当局尚否认之。台北米价，已至每百斤为八十二万元”。[49]
5月13日，易君左到台湾办《新希望》周刊，请客一桌的代价是一百六十万元。[50]
5月19日，“台湾自明日始，基隆、高雄两港，宣布戒严”。[51]5月20日，“台湾白米，已售至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台币一比三”。[52]5月26日，“台币调整，以一元对金圆券二千元”。（按：此种调整，毫无关系，金圆券已不值一文了，凡共军占领的区域，早已改用人民券。未被占领的区域，人家也不用金圆券。大交易则以金条、美钞为计值，小交易则以银元为计值，金圆券不敢留在身边，只要过一夜，便贬值不少了。）5月27日，“台湾物价增长，米价每百斤一百七十万元。肉每斤七万五千元。其余货物，亦狂涨不已”。[53]
6月16日，台湾进行币制改革，旧台币四万元换新台币一元，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7月31日，“今日银行挂牌，以新台币六元（即旧台币二十四万元）合美钞一元”。[54]10月7日，他去理发，花了七万元。[55]
这些枯燥无味、毫不抒情的数字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苦难，然而达官贵人的生活并未受到什么影响，照样沉醉在奢靡的享乐之中。7月27日，李宗仁曾到过台湾，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包天笑在日记中感慨：“有许多人都躲在台湾，视台湾为一安乐土了。”[56]正如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嘲讽的——
零三零四满街飞，风卷灰沙雨溅衣。
更有教人艳羡处，红妆翠服女司机。
台湾光复之初汽车绝迹，被日本人尽毁。1949年从上海拥来了大量逃难的富豪、官僚，有许多新型汽车，号码则以字数越少越名贵，上海的太太还能自开汽车，“足以使台湾人艳羡不置”。[57]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一介文人了此生的包天笑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中也没有停止过读书，3月29日，他读了曾亲临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但未作只字评语。5月6日，他借来郭沫若的散文集《今昔蒲剑》，5月12日读了郭沫若《日本民族发展概观》一文。台湾的图书馆书少得可怜，10月7日，“至图书馆换书，贫乏可怜”。[58] 11月9日晚，他到图书馆换书，交还上次借的胡风评论散文《写在混乱中》。“这个图书馆贫弱可怜，欲选取国外的名家小说亦无有，即有一二，亦被借空。我藏上海有许多好书，置之高阁，都不曾过目，对此不免怅惘。”[59]11月26日，他到图书馆借得《佛兰克林自传》、《挣扎》各一册。第二天的日记中说：“实无好书可读也。”[60]12月10日，他到图书馆换了洪迈的《容斋五笔》及李长之著的《北欧文学》——都是商务出版的。
73岁的他也放不下用了一辈子的笔杆。3月30日，他曾发表一篇取材于台湾高山族的一个短篇小说《天上人间》。后来11月27日，一批上海报人以上海银行界为背景要在台湾办《经济快报》，都是熟人，向他拉稿，“几有无可避免之势”。11月29日，朱虚白、赵君豪请他吃夜饭。“要我在报上写长篇连载小说，实在我真写不出什么来。今晚的宴会，大有敲钉转脚之意。”[61]无奈他只好写了一篇滑稽小说《上海太太到台湾》交差。
他一面与大陆、香港的故旧同好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时地想起一些前尘往事。3月25日，他收到通俗小说家姚鹓雏上海来信，夸他的“行书仍呈簪花之美，诗亦流丽清和，如中年美人纨衫，不事矜持，自然端丽”，[62]他把这封信全部抄在日记中，或许他忆起了昔日的文学生涯，那些流年碎影。3月29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新政权公布的名单中有蓝公武其人。“此人为我的学生。当时苏州有一吴中公学社，蓝为该学社学生，而我则为国文教员。继而蓝至北京，入研究系，从学于梁任公，但不通音问者数十年了，不知其已入共产党也。蓝原为潮州人，生长于苏，其父在胥门开一土栈，蓝耻之，改籍为江苏吴江人。”[63]这大概就是传统的春秋笔法吧，不露痕迹，褒贬尽在其中。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在上海病故，他在16日的日记中说：“《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于前日以肝癌症逝世，年六十一岁。” [64]
10月24日，他接到昔日在《时报》提携过的滑稽小说家徐卓呆9月19日从上海寄出的明信片，路上有一个半月 ，他将其中“弟等生活，一切如常，无善状可述”等寥寥数语都抄在了日记中，并继续写道：“此明信片，共贴邮票四十元，每枚十元。邮票作蓝色，横书‘华东邮政’四字，左角一星，照下面一火车头、一农民、一商人，下横书‘一九四九’年号。”[65]
5月25日他收到香港朋友来信。“广州局面转紧后，港地近来币制大跌，富豪均抛出港币，扒进美钞，致港币由五元余对美元直跌至八元。但奇怪者，一般物价，并不有巨大波动，港地人心尚安。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英国人老谋深算，不会引起战争。……”[66]8月30日，他收到香港友人来信：“香港本地人，对战事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对英人信仰过深，只知做生意可能获利与否。自美政府正式声明，支持英国，必要时协同防守香港后，此间的金融立即安定。目前港币行情，非常坚固，但是以后的变化，亦正是难测耳。……”[67]
他最开心的还是收到小孙女的信，所以每次他都要将信抄在日记里。4月9日，他收到孙女以聪香港来信，“小孩子的话，很可喜”。
阿爹：四月四日，接到您的信，今天才复，抱歉！抱歉！……我们大概要到美国去，我也要去，我想顶好不去。要是去了，我是言语不通，外国人常常瞧不起中国人，被他们嘲笑，时时想回家，那末不如不去为妙吗？
香港有浅水湾，我们去玩过。到香港仔吃海鲜，腥气得来，下次再也不去了。……[68]
11月3日，他接到孙女以聪赴美途中写于船上的来信，颇有趣味。
阿爹：不知不觉分别已经有十余天了，在船上我们都很好。不过头四天，我有些头晕，时常不吃东西，现在每一顿都吃了。但是早上因为这星期在改时间（要改得与美国一样），每天改早一点钟，所以早上起得很迟，往往会失去早餐的机会。……
吃饭是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先吃，吃完，由看护带他们到小孩的游玩房间去玩，然后大人吃。吃完了饭，去领自己的孩子。如没有去领，到一定的时间，看护会送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的。
我们在船上，已经看了两只电影。晚上我们有一个儿童会，每一小孩，都有礼物。
船上花样很多，房间里每天有船上所编的新闻纸送来，关于世界新闻，船上每天的节目，都有报告。也有香港新闻，报告中国的事。
现在船已近火奴鲁鲁了，风和日暖，从昨天起，海水平静无浪，蔚蓝的天空，在夕阳西下时，五颜六色的云朵，十分美丽，已经可以预料到火奴鲁鲁的好风光。到了火奴鲁鲁，我们预备到附近地方游玩 ，此信预备到火奴鲁鲁寄出了。[69]
包天笑把信详细地抄在日记里，这是时代转换之际，离开祖国的孙女在茫茫大海上写下的，其中充满了快乐，并无什么去国的哀愁。在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嘴里，说的都是真话，她又哪里体会得到历史的巨变呢。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包天笑老人自然有深入的认识。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台湾各报“均纷纷登出愚人新闻：如梅兰芳到台湾；吴稚晖往访张学良；顾正秋晕于浴池等等，浅薄可嗤，一望而知是不可信的新闻”。他感叹：“其实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呢！”[70]这也是对他亲身经历的国民党统治时代所下的判断。
4月16日，他听陈小蝶说：“蓝妮除原有的住宅两座外，尚有玫瑰别墅七幢房屋云。”[71]蓝妮就是宋子文金屋藏娇的“彼眷”也。
4月24日，也即南京被解放军占领的日子，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台北的天气：“阳光甚烈，庭前百花齐开。”[72]对国民党政权的沦亡，他没有一丝的惋惜，只是详细记下了美联社有关南京易手的报道。“南京人民正忙于看司法院失火，而不知共军已入城也。”[73]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至今晨，飞机之声不绝，有许多高官均来此，有人竟疑及蒋介石亦已来此了。”[74]
4月27日，上海陷入了包围圈中，各报遭遇新闻封锁，所得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官方消息，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因为前两天刊登苏州、嘉兴失守消息，被罚停刊三天，“西人甚愤恨”。同样消息孔祥熙办的《大陆报》登了就不受罚，“因此他们愈为不平”。[75]4月30日，“现在上海各报，只许登由凇沪警备司令部所发出的、交给中央社发播的新闻，其余自己采访的新闻，以及外国通讯社消息，概不许登。台湾各报，则尚有登外国通讯社电的”。[76]5月3日上海设立新闻检查所，所有报刊杂志、出版物，不论中外文都在被检查之列，前一天，上海的《东南日报》、《中华时报》、《华美晚报》、《立报》都已停刊。所以，5月25日包天笑在台湾已看不到上海来的报纸，夜间接收上海广播，各电台全是转播北平新华电台，才知上海已易手。5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汤恩伯离开上海前，还应用飞机散发一篇《告沪同胞书》，称什么“上海撤守，纯为顾虑全市区之民命及财产，并非是战争失败”。上海人的意思，以为走则走了，还要放这臭屁做什么。[77]后来他在9月25日又记下：“沪人至今犹恨之切齿，外国人则谓其贪污而兼无能。”[78]蒋介石重用这样的心腹爱将，岂能不败。
败军之际，国民党利用最后的海空优势，对各海港口岸实行封闭，或用水雷，或以军舰等，“英、美两国，均不赞成。”[79]对国民党的惨败，包天笑没有一丝的同情。4月29日，“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盼发挥力量，拯救国家，愿以在野之身，拥护政府奋斗”。[80]5月3日，“蒋介石或称在杭州，或称仍在溪口，并不一致”。[81]显然，蒋的神秘行踪难道还能让人相信他的信誓旦旦吗？然而，当8月5日美国发表白皮书，严厉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认为“中国内部何以产生这种不幸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腐化、自私和军事错误，应负其责”。其中透露了5月5日李宗仁给杜鲁门的机密电报，坦承目前的窘境是没有善用美援，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致；还有1944年史迪威解除驻华美军司令职务前对蒋极为难听的批评。包天笑却在8月6日的日记中说：“总之这个白皮书，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痛骂一番，其情可恶，其意何居？”[82]对于美国政府的指手画脚，自居高人一等，他却是看不顺眼。6月14日，当他从外电听到“除非外国对中共给以援助，或借款，否则上海将遭遇严重危机”时，他也在日记中激动地说：“说来说去，总想共产党向外国借款，他们又可以霸占上海了。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趁火打劫之心，灼然可见。”[83] 经历过近代沧桑的知识分子对外国在华势力的反感早已深入骨髓，他身上的民族气节、爱国之心与党派纠纷并无关系。
对共产党包天笑完全是陌生的，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北平传述：中共对于大学课程方面：（甲）禁止教授罗马法。（乙）将社会科会[学]课程，改为‘学习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自然科学则准许照常上课。（丙）反共书籍，已自各学校、图书馆取去。”[84]6月1日，他收听了新的上海人民电台广播，各私家电台也在转播，他听到儿童歌唱团的歌声，歌词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歌”等 ，也有绍兴戏、申曲等，“皆有新歌词”。他还听到了上海跑马厅“会场上大呼口号”，有一口号：“要打到广东、台湾！”[85] 7月3日，“上海各学校，已添设新民主主义、马列主义等课程，至外国语的教学情形，则不予变更”。[86] 10月21日，北京昨日宣布新阁官员名单，“闻政务委员之阁员，共为二十名，其中九名不属于共产党。其余如副部长等，则以非共产党人为多”。[87]对此，他几乎都没有作出个人的评判。作为一位老报人，老人无时不在关注转型之际报业的变化。6月20日，“上海各西报，仅有《字林西报》一家，《大美晚报》亦不出版”。[88]7月13日，共产党上海军管会勒令《罗宾汉》、《飞报》两家小型报停刊，“谓其载黑色新闻，及有利于国民党特务之消息。《解放日报》谓：‘帝国主义之喉舌，合众社、美联社，常发送歪曲之消息，已不为人民所喜爱’云云”。[89]9月11日，他谈到各国在华的通讯社，尤其以美国的合众和美联社最为活跃，“他们的范围的宽广，消息的灵通，是其所长，然而亦有许多观察之未周，论断之失当的。当然也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主观意图”。[90]10月11日，他认为外国通讯电，“有可信者，有未可信者，因他们究竟未能明了中国的政治动态，往往力求快捷，不假思索，甚至以意为之。加以自西文译成中文，译者未必全能信达，这全靠读者自己去辨别了”。[91]
对台湾的报纸包天笑多次表示不满，5月25日，上海易手之日，台湾的报纸虽有十三家之多，“总是说国军如何的胜利，西报亦不转载，所登消息，大都均靠不住”。[92]7月21日，“香港报现在不能来台湾，本地报纸，对于中共区之消息，不甚登载。偶有英、美通讯社传出消息，也都从[重]新做过”。[93]10月14日，他又批评：“我可不敢相信报上所载的自称胜利的消息。每次登载胜利以后，不一日即发现大不胜利的消息也。”[94]11月25日，“此间《新生报》副刊，钱歌川、陈定山，易君左诸位均写稿。乃前日忽有剿共反苏一电，其中有钱歌川名，但未经钱之许可，并模仿他的签名式。钱意不怿，在《新生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签名盖章》，措辞也还蕴籍[藉]。明日，有人在副刊上登了一篇文字，大骂钱歌川，意思说：‘你住在台湾，对于剿共反苏，尚可游移乎？否则滚出台湾去。’又有人为之不平，说：‘这是强奸一个女人，假如喊痛就是一个耳刮子。’”[95]他本人的态度已尽在不言之中。
到12月6日，“战事东南已趋静寂”，国民党残存的四川陷入了四面楚歌中，李宗仁已远走美国，甚至有一个叫皮尔逊的美国评论家在美通讯社广播：“李宗仁来美目的，并非治病，是要将台湾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美国的国务院对于这件事，不感兴趋[趣]，但国防部则对此非常关注。”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赶紧辟谣。[96]
包天笑的1949年日记到12月18日结束（因为他忽然病倒，卧床数日，未能握笔，日记因此中断），这一天，虽然成都还在国民党掌握中，香港与成都电报尚通，但刘伯承兵临成都城下只有20里，彭德怀的大军相去也只有65里。孤岛台湾将是蒋最后的救生艇，而包天笑不久即告别孤岛，移居香港，“我从煮豆总思家”，在垂暮的时光里，他仍写他的《钏影楼回忆录》，北望江南，他熟悉的故乡，以及展开他文学和报业生涯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