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体缺乏尊重的民族是缺乏人性的民族

国人向来缺乏尊重普通个人的观念，我将这种观念的缺乏看作是国人人性的缺失。也就是说，我认为中华民族从整体上来说属于缺乏人性的民族。
之所以说缺乏人性，是因为我们十分自觉地、习惯性地将‘物性’置于人性之上。很简单地，我们骂人鄙视人的时候最常用的话就是：“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员而已。”在这里，显见受人尊重或为人鄙视的依据在于人的地位、财富、声望…这些‘物性’，而人性则居于这些物性之下。如果我说这是国人的普遍观念，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
而且我这样说，还会有人说我过火，他们会说：“难道尊重一个人在社会中奋斗而得的地位不应该吗？难道一个人在社会中成绩差、地位低不值得鄙视吗？”这就更证明这种无人性的观念在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程度，因为对一个人获得的成绩表示尊重与保持对一个人作为人所应受的尊重，完全是两回事。自然，有些人硬是固执地认为这是一回事，那么中国人的人性要普遍地具备起来，就只好等待这些人普遍地被自然淘汰去罢了。
何谓人性？人性最起码要求你对‘人’这一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具备一定的认识，对‘人’这一存在所具备的需要能有一定的认同和尊重。离开对人本身价值的认识与认同，即根本无人性可言。而就‘人本身’这个意义而言，贵为王侯也罢，贱为乞丐也好，都是一样平等的。吾等凡夫俗子，要追求浮华利禄本无可非议，但这追求总须是人的追求，而追求到将物性盖于人性之上，便只能说你不是作为人去追求的了。
直白地说，我认为中华民族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返回到认知‘人’的概念上来。
这么说未免好笑，有人会说，我们中国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还用得着重新回到认识‘人’的概念这个基础上面来吗？我们不是向来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我要说：是的，但我们的这些传统的修身功夫都是对自己而言，而对外在、对其他人，我们则往往是用对待工具的办法。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指自己修身，外王则指以王道染化他人，这里只讲要修炼好自己去影响他人，但没有讲到对他人的定位的看法，也没有讲到人的价值的问题。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他又认为这是他的贤弟子子贡也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中国的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实际上从来没有走上将人当人这一轨道上来。无论是用王道也好，霸道也罢，其实质都局限于方法的领域，都是讲究用一定的手段来治理民众，这里面没有关于人的‘价值观’存在。如果说有，那就是将‘人’当工具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而离开对人的正确认识和定位来讲究治理人的办法，这办法就实在无法是正确的能够长久的办法。中国的历代王朝更迭频繁，皆不能善终，恐怕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因此，千言万语，中国人硬是要回到重新认识人的定位和价值这一课题上来。
这里就谈到中国与外国对待战争中牺牲的战士的不同方法的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人对于他们在战场上战死的战士，不论其功劳大小、职位高低，统统是细细记载于纪念碑纪念墙上的，而且他们还在继续通过各种手段将他们的士兵在各地的遗骸运回美国安葬。这样，他们在纪念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音容笑貌、年龄家世、爱好习惯…这纪念绝不会空泛，这纪念更近于人性。他们的珍爱与尊重生命的个体，被我们认为是‘怕死’，而同时，我们又说美国人到处惹是生非，到处用武力欺负他国，似乎他们又不怕死了。
而我们呢，我们似乎是不怕死的（但当汉奸的是我们最多），我们的战士们死了，笼统地安上个‘人民英雄’或‘烈士’的称号，用个大碑一立了事。这样，我们去凭吊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凭吊那件事情、那段历史，而不是凭吊做了这事情、创造了这历史的‘人’！这样的纪念方式总让人感到少了点人性色彩，少了点重视英雄们个人的色彩。而即算有纪念个人的烈士塔罢，那个人也必定是地位较高、贡献较大，或者很特殊的人物，至于其它，似乎统统只作陪衬和烘托。所以说我们重视的仍然并不是人，而是我们自己所重视的种种物象。而对于每个人，无论是已死的还是在生的，他又何尝不想获得人们对他的本身的纪念和尊重呢？
这种种现象，皆是由我们重方法轻理念，不自觉地将人当作工具而至的。中国没有哲学家，是因为中国人对人的概念和价值认识不到位的缘故。金正日之类的专制者也说‘以人为本’，但这个以人为本并不是说政府要为民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的意思，而是说民众这些‘人’是为统治者出力的‘本’的意思。这样的‘本’是什么本？当然是工具的‘本’了。
认识到每一个人在人的价值和尊严上都是平等的，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应有的应受人尊重的基本人权，谁也不是谁的工具，这就是国人必要补上的基础课程。而对于那些认为‘剥夺他人的自由合理’的人来说，‘不配享有自由’是他们应受的结果。
如此而已。
2005/6/17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