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本质是十分缺乏道德的

作者：宋圭武

道德本质是一种遵守规律和规则的德性。道就是道理和规则，德就是德性，就是遵守道理和规则的一种品性。
道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本质特征。从自然属性角度或从生物角度看，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主要是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智慧;但从社会属性角度看，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应是道德境界。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
人类社会发展，不能没有道德，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法律若没有道德作支撑，法律就是恶的;权力若没有道德作支撑，权力也是恶的。所以，人类社会若没有道德作支撑，人类社会就是恶的。所以，正由于人类有道德，人类才可以谋求一种更合理和更长远的发展，人类才可以构建文明的大厦，人类社会才可以不断前进和不断进步。
道德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人对不确定性世界的道德;一类是人对确定性世界的道德;一类是人对人的道德或人对社会的道德。人类的其他一切道德最终都来自于这三种道德的组合或这三种道德的进一步推广和延伸。
敬畏是人与不确定性世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道德。所谓不确定性世界，就是尚未为人类所掌握的世界。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就像黑暗隧道中的火把，虽然在不断导引人类的前行，但照亮的部分毕竟是局部，人类整体仍处在黑暗的隧道中，仍在有限的知识中进行着无限地探索。哲学家罗素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最后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人类更多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面对不确定性世界，保持敬畏也是人类的一种理智选择。这里敬畏既表示一种尊敬，也表示一种畏惧，是尊敬与畏惧的一种混合。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过深刻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对于人类而言，敬畏不确定性世界，意义是深远的。敬畏实质也是一种平衡，是人类与不确定性世界之间的一种平衡，也是人类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平衡。
理性是人与确定性世界交往是应具备的基本道德。所谓确定性世界，就是我们人类已基本把握的世界，就是已经为科学所掌握的部分。所谓理性，实质体现就是科学精神，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和尊重事实的精神，就是“真”和“求真”的精神。对待确定性世界，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是实现人与外部世界双赢的基本前提。社会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自然面前，如果我们不理性对待，人类受到的报复也是残酷的。当前，我们提倡可持续发展，提倡低碳经济，实质就是对这种报复的一种反思。所以，虽然在确定性世界面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奥妙和规律，但人类应当尊重这种规律，而不能无限制扩张欲望，人类应当将自己的欲望限制在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否则，就只能说明人类要么是无知的，或要么是鲁莽的。
诚信是人与人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道德。诚信就是诚实和遵守诺言。对社会而言，诚信的意义是深远的。首先，从政治角度看，诚信是立国之本。《左传》以信为“国之宝”。孔子也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吕氏春秋》有：“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结构、秩序、行为规范应该真实无妄，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一个人的行为必须与自己的本性相符合，不能反复无常，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保证社会生活有序地进行。其次，从经济角度看，讲诚信是进行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则，并且也是谋利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工具，体现了深刻的效益性。在我国古代，讲“诚信”历来是对“良贾”的一项基本要求。《周礼·地官·司市》中载：“贾民禁伪而除诈”。另外，《礼记·王制》中也说：“布帛狄来表粗不中数，幅广不中量，不鬻市”。从实际情况看，讲诚信的经济功能是多重的。第一，诚信是经济生活的润滑剂。据研究，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落后都与缺少诚信有直接相关性。第二，诚信具有简化复杂的功能。诚信通过承诺的履行，消除了风险，减少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选择空间。第三，诚信本身也体现为一种资本。经济学家赫希认为，诚信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须的公共品德;社会学家科曼也说，诚信是社会资本形式，可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第四，诚信为经济资源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进行最优配置提供了可能。诚信本身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功能，这种功能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使经济资源可一定程度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从而实现经济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次上立体交叉式的综合配置最优化。再次，从文化角度看，诚信核心也体现了一种人格境界的追求。诚信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立人之本。《春秋彀梁传》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建构中，信是最基本的，是产生其他德性的基础。没有诚信，智的作用就是反方向的或是对社会有害的;没有诚信，礼就使虚伪的，就仅仅具有华丽的外观价值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交往所体现的义也就是空的，就不会落到实处;同样，没有诚信，仁也就是虚假的，就不会有真正的仁。所以，诚信是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交往是应具有的基本德性，离开诚信，人与人之间的其他道德就成了奢侈品，就只能具有观赏意义。
总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缺乏敬畏，人类与不确定世界的关系就是不和谐的;缺乏理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是紧张的;缺乏诚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团结的。所以，在敬畏、理性、诚信三种道德中，缺少任何一种道德，人类的总体品行就是不完美的，就是残缺的，最终导致人类的发展就是跛脚和不平衡的。所以，敬畏、理性、诚信是人类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道德，三种道德共同构成了人类道德的基本框架。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积极推进这三种基本道德的建设和完善。这样，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最终奠定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在不自由中，寻找到一种最大尺度的自由;才能在不和谐中，寻找到一种最大程度的和谐;才能在发展中，寻找到一种最长久的发展。
下面谈谈为什么中国社会本质是十分缺乏道德的。
首先，在对待不确定性世界的关系上，中国社会实质是十分缺乏敬畏意识的。第一，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虽然有天的概念，也有敬天的意识，但从总体看，这种敬天的意识是十分淡薄的，人们更多追求的是一种世俗的境界。并且在世俗层面，人们将更多的追求放在了肉体层面的满足，“食”与“性”成了人生的两大支点，而且“食”与“性”本身具有了一种神圣意义。第二，人们对超越界的追求不仅淡薄，而且不系统，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敬天意识，呈现出很大的随机性和功利性。人们往往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敬天取向往往是与个人需求紧密联系，而不是为敬天而敬天。
其次，在对待确定性世界的关系上，中国社会实质是十分缺乏理性精神的。在中国，缺乏理性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这里缺乏理性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制约理性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其次，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制约理性发达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与思想创新本质是相对立的。再次，专制集权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制约了理性水平的提高。
再次，在对待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社会是十分缺乏诚信精神的。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另外，面子文化所导致的诚信也是一种面子诚信，是一种表里不一的诚信，是一种只注重让人看的外在诚信，这种面子诚信与诚信的本质要求是相违背的。还有，血缘文化缩小了诚信的范围，不利于诚信在全社会范围的扩展。
第四，敬畏意识、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三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了各自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由于缺乏敬畏意识，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的健康成长就失去了一种有效约束;由于缺乏理性精神，敬畏意识和诚信精神就失去了科学精神支撑;由于缺乏诚信精神，敬畏意识和理性精神的发育就失去了真实前提，因为在虚假的基础上，是很难产生真正的敬畏精神和理性精神的。
第五，中国人的道德基础主要是人的良心和同情心，但建立在良心和同情心基础上的道德本质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可靠的。什么是良心?良心实质就是一个人对是非对错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穆勒说：“人心上有一大团的感情;人要做违犯我们是非标准的行为必定要冲过这个感情的重围，并且假如我们终于违犯这个标准，这团感情大概后来要变成仇恨，而重现于心上：义务观念的钳制力就在于人有这一团感情。无论我们对于良心的性质或起源有什么意见，这种感情是构成良心的基本成分。”(穆勒：《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50页)什么是同情心?叔本华认为，同情心的本质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所以，同情心产生的基石就是看透他人和自我之间的无差异性。休谟认为，同情是一种人们用以传达并分享感情的基础，正面和负面的感情都包含在内。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情也就类似于现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谓的“移情”(empathy)。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产生于这样一种想象，即如果自己处于上述悲惨境地而又能用健全理智和判断力去思考(这是不可能的)，自己会是什么感觉。”(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从社会实践看，人类的同情心也是客观存在的。亚当·斯密说：“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有关研究也表明，同情心在儿童早期就出现萌芽。而且如果一个人对他人很有同情心，则意味着他的大脑前额叶的功能非常健康。伦敦大学心理学系的迈克尔·巴尼西认为：“实验表明，触觉系统和同情的某些特定方面存在着联系。”(国际在线独家资讯 Apple)另外，近年来科研人员也发现，除了人以外，黑猩猩、海豚和大象等动物也能够对同类死者表示同情。但问题是不管是良心，还是同情心，都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而且良心和同情心的激发总是与外在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若外在环境良好和竞争秩序健全，就有利于激发人的良心和同情心;但在外在环境不好或竞争秩序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逐渐麻木化，这时人们的良心和同情心就会逐渐减少或逐渐潜藏化，而不愿或不会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实际行动。对于这种麻木化的良心和同情心，只有当社会发生重大变故时，才有可能大大激活。如日本侵略中国、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就大大激活了国人的良心和同情心，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但当这种重大变故随时间流逝趋于消解时，人们的良心和同情心又会可能重新潜藏起来。所以，建立在良心和同情心基础上的道德本质是不稳定的，也是稀薄的，就像沙漠中的绿洲，虽然也会在局部呈现出一种生机盎然的局面，但在整体上，仍是道德的荒漠。
第六，中国社会具有礼仪文明，但礼仪不体现道德的本质。在中国社会，礼仪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将礼仪提升为治国的大纲和根本;二是认为礼就是理;三是认为礼就是对人的尊重和礼貌;四是通过礼物来体现礼的价值;五是为了表示敬重或隆重往往是通过不同的礼仪形式来表现。总之，在中国社会，礼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法国启蒙主义学者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柳诒徵说：“故中国古代所谓'礼'者，实无乎不包，而未易以一语说明其定义也。”(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但礼与道德本质是不同的。礼是外在的，道德是内在的;礼是形式，道德是内容;礼是手段，道德是目的。礼若没有道德作支撑，礼就无异于禽兽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所以，礼仅是道德的外壳，不能体现道德的实质。礼仪文明发达并不能说明道德文明发达，有礼仪并不必然有道德。
所以，笔者认为，从历史看，中国不仅是一个物质方面十分贫穷的国家，在道德方面，也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中国发展，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也要建设高度的道德文明。从长期看，道德信仰建设要比物质文明建设更重要。物质文明建设只具有短期效应，而精神道德建设具有长期效应。同时，精神道德文明也是制度文明的重要和坚实基础。目前，中国应大力建设道德信仰文明，并且主要要培育国人的敬畏意识、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在教育方面，要从幼儿园和小学抓起;在制度方面，要不断创新制度，制度要更加体现公开化、公正化和民主化;在对外开放方面，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的，都要积极吸收;在主导方面，政府是主导和关键，政府要带头做好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