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精神与《围城》意识

央视名嘴杨锐纵论天下

王朝的血色黄昏与共和的东方曙光

在2009 年的辞旧迎新之际，我不信年终贺岁片里没有自己喜欢的电影，于是溜进西单现代城影院，选择了惊心动魄的《十月围城》，看罢十分欣慰。从《建国大业》里韩三平追求的共产党建国初期筹建*联合政府的政治协商意识，到这部贺岁片韩三平与陈可辛再度携手，追忆国父孙中山先生九死一生的革命生涯，驱逐鞑虏、建立共和的血腥历史，我看到艺术界没有泯灭的政治理想，看到了毕竟还有一些艺术家没有被铜臭和土得掉渣的所谓东北二人转的娱乐精神所迷惑，在共和国60 年大庆的年终岁尾，依然献上另一部力作，血腥描写前赴后继的共和之梦，那是一个大国的魂和真正的力量。我们看到了强国的一丝曙光。

晚上我陪好友《新闻调查》栏目原制片人、现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张洁兄再度赴西单影城，重温了《十月围城》。在院线里热播的三部贺岁片《三枪拍案惊奇》、《2012 》和《十月围城》中我力荐了《十月围城》，因为我深知张洁在央视评论部和旗下《新闻调查》培养和追求的境界就是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公平正义的共和之梦。算是圣诞前夕共同享受一道精神大餐，一洗《三枪》艳俗的铅尘。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娱乐，通篇的武戏，先有嗜赌如命又身怀绝技的甄子丹，后有范冰冰的冷*人，更有李宇春所饰的烈女方红替父从军的身手不凡，陈德森导演能够文武结合，雅俗共赏，并连破四道围城：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的零和攻防，父子情深与有国无家的微言大义，英国殖民的暗箭与民族自尊和内耗的自残，以及师生反目、各为其主，离经叛道的悲剧情结四道障碍。刀光剑影，惊天地，泣鬼神。境界和格调均非同凡响。根本不似赵本山和张艺谋联合忽悠的偷情、偷盗和奸杀那般的龌龊以及色彩的艳俗。如果没有上佳表演的闫妮极为*的吟哦，和孙红雷收着和敛着的杀手的冷酷，这部喜剧的恶俗将可能完全断送张艺谋近30 年艺术追求所取得的口碑。

20 世纪80 年代以探索片赢得了国际声誉的张艺谋，像其他导演一样希望突破自己的艺术风格，走多样化的路子，这无可厚非。但风格可以商榷，底线不能突破。

今天我们破解一下张导演的围城困境。

围城的效应就是里边的要出来，外面的想进去。他本人的婚变也佐证了今天社会的通病，不能免俗。但是当年由他当摄像、史诗一般的《黄土地》画面却那样令人震撼，西北人文化上的厚重通过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艺谋，曾经轰动世界。丽江印象以及奥运开幕式上琴棋书画和四大发明的气势磅礴的写意让世界刮目相看。张艺谋想变、求新，去超越自己，可没有想到，一场春晚，小沈阳的东北风一夜间吹倒了试图以民俗和商业化手段超越自我的这个倔强的西北汉子，让《老井》里的庄稼汉、当年的最佳配角，堕落成赵本山这个当年的“东北第一瞎”脚下匍匐的另一个“瞎子”，迷失了自我。喜剧根本不是张艺谋的强项。赚了票房，丢了艺术，不值。我要再遇到张导，会顾及面子，悄悄地对他说：“先生，艺术、境界和票房，咱《一个都不能少》。当年你卖血买相机，今天你不能出卖自己的艺术境界来哗众取宠，那很掉价。”

雅俗共赏是艺术创作中这个“围城”现象的攻防拉锯，很难做到绝对的平衡。人们根据心情、品位和教育程度，对俗的标准有不同取向。但是，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是可以超越“围城”的困惑，超越商业化的庸俗一面，坚持为艺术而生活和为生活而艺术的清白、清廉和清高。我们很难想象拍出《飘》、《卡萨布兰卡》和《巴顿将军》那样的杰作的大导演愿意接拍类似三级片似的、或者港台三流搞笑的极为庸俗的影视脱戏，尤其是让在民间以不堪入耳的*段子和艳俗打扮而闻名的东北二人转进入贺岁档的国宴级大片，这实在有损张艺谋的内涵，有辱大师的名称，相信从不买账的昔日同窗陈凯歌或者田壮壮一定暗中咬牙切齿，因其背叛以《黄土地》、《红高粱》和《大阅兵》为代表的艺术唯美的精神而另拍一部《梅兰芳》什么的，为第五代导演的队伍清理门户，以正视听，以平民愤。

我不是艺术原教旨主义者，并不愿意为了所谓唯美的艺术而口诛笔伐地“圣战”和“东征”，经常也不能免俗，在网上顺便地溜一眼东北二人转里小沈阳的搞笑，哈哈一乐，茶余饭后，并无不可。甚至在东北民间走穴的大舞台，在乌烟瘴气、一片吆喝的酒肆茶坊里约上几个好友，看看这类低俗的娱乐精神超火暴的表演也无可厚非，看着玩不必认真，况且人性中本来就有与生俱来的癖好。但是，我这里进行的是文艺批评，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审视一代大师的艺术堕落，不是谈论市井之辈的草根生活。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在拙文里绝不同日而语。

通常，戏里戏外的攻城略池，围城内外双方的角逐最终都以悲情作出是非评判。所以，出于对张导的厚爱，我揣测，也许老谋子的初衷是希望借助东北军上演一出很民间、很通俗的喜剧，但是他找错了合作伙伴。效果很烂，十足的败笔。在民间能够登堂的二人转，就不适合在春晚或张艺谋执导的影片中入室，因为春晚也是中国南方的一道节日大餐，而不仅仅是北方人语言艺术的舞台，不然，北方人就会过于霸道和矫情；同时，不言而喻，春晚还是*表扬先进、讽刺落后的一出政治色彩很重的晚会，它鼓励用高尚的艺术和情操鼓舞人引导人，是官方的晚会，不是民间的。而二人转是纯民间的，低俗的娱乐。提炼后上春晚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了，就是阉割后的非驴非马的骡子。不幸的是，小沈阳的风格就是为取悦草根而献身的挥刀自宫。居然，张导乐不思蜀，不能自拔。中邪了。

此外，二人转也不适合张艺谋的电影艺术风格，因为他擅长纯粹的画面，如色彩、造型和构图，这是摄影出身的他的宿命。但是，东北二人转不沾边，太土、太娱乐、太民间，必须去伪存真，剔除糟粕。然而，《三枪》没有做到，反而同流合污。所以，张艺谋的围城情结第一次被人耻笑。

悲情的张艺谋，连连突破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领域，从电影到舞台剧，从严肃的乡村题材的土、苦、古和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探索型力作，如《活着》、《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转型到贺岁片类的《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并且试图突破只采用著名演员的定向模式，在《一个都不能少》里启用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普通百姓担任主角如乡村女孩儿魏敏芝。他在探索，探索就会有挫折，有败笔，有成本。但是，《三枪》从题材、色彩到演技都那么等而下之，大失水准，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及所引发的社会负面居多的评价其实都是考验张艺谋身上不断表现出的西北人走西口的决心，和超越自身的突围意识，只是，我无法再用20 年前纯艺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化海啸席卷中国后的各种堕落。因为今天的国人为粉饰自己内心的空虚和对某些现实政治的不满，开始用“娱乐”二字解释一切，用娱乐精神麻痹自己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而娱乐的背后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商业和利益驱动。因此，中国在经济上融入国际的同时，国内商业上成功的电影作品和艺术却在国际上屡次遭到冷遇，更加孤独。发人深省。

围城的悲情，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堕落。500 年前，由商业精神培养起来的市民社会在西方诞生了自由宪章和海外贸易，虽然也有了殖民、鸦片和贩卖黑奴的丑陋，但是它的启蒙运动最伟大的人类遗产是共和和宪政精神的世代相传。

200 年前，美国人喜欢西部边疆的开拓和冒险，好莱坞作品里的双枪牛仔疾恶如仇、非黑即白、你死我活，跟小布什的外交政策一样。美国人一向喜欢从疆土到意识形态都开疆拓土，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比如，今天所谓的“高边疆”概念就是美国在外太空领域的军事化拓展。英国则是相对保守的城堡意识或围城情结。我去威尔士的郊外丘陵踏青，看到四处是断垣残壁的古城堡遗址，再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温莎城堡，断想诞生了自由宪章的君主立宪制和大不列颠王国，对比同为岛国，同样社会和谐，并比较西化地保留了皇室传统的日本，是否两国在围城的民族意识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的城堡意识和悲情也许体现在简·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中，而日本的悲情则是为求自保发动自杀式的太平洋战争而惨遭战败。大和民族集中了《菊与刀》的忧伤淡雅和武士道精神的粗暴与非理性。

我们中国的围城悲情也许在钱钟书的小说中被演绎了些许，但是，从历史上看，我们徘徊在盛唐贞观之治的吞吐百家和强秦*的焚书坑儒的收放之间，徜徉在《西游记》里保皇与革命的政治浪漫和《三国》谋略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实政治的王道文化中，左右逢源。只有老舍的《茶馆》和谢晋作品《芙蓉镇》里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冷眼旁观，才能真正揭示我们民族血液里的那种围城的怪圈，井田分封与占山为王，通过东北赵家军的二人转和张艺谋工作室在高粱地里的野合，马车里95 分钟的*，私生了《三枪》的怪胎，弱智低能。

说白了，还是一个民族宗亲的大家族里的近亲繁殖，不是优生的嫁接，所以文化的染色体和图谱一定会变异，这就是达·芬奇密码的初解。

您不同意可以骂，因为骂多了，你也可能变成这个大家庭里的弱智青年，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怪圈和悲情。

在这种文化的围城里，都会变得弱智，或者殉道，谁也别玩高雅，不信你试着突围，效果都不好。张大师是一个悲情楷模。韩三平的路数最令人玩味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回到了本文开始时对以韩三平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人的礼赞。共和国成立60 年的特殊年份，如果没有现代意义的宪政和共和精神的引领，本文提到的献礼大片《建国大业》和贺岁大片《十月围城》似乎就成了断了脊梁的新旧*主义革命题材的平庸之作。在中国，票房不能完全说明艺术的真谛和魅力，因为市场化的运作是对民意的诱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