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里的信仰和内敛

央视名嘴杨锐纵论天下

信仰不分好坏和胜败，人的灵魂与素养更耐人寻味

《潜伏》的导演姜伟说，在开拍之前，他给自己和整个30 集故事塑造了一个灵魂的主题，这就是“信仰”。但是，就像余则成通篇所表现出来的内敛，导演没有大张旗鼓地为演员和观众张扬这一主旋律，他一直收着。这是为什么？

姜伟没有细解释，可能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可能因为现实，说多了反而尴尬。

戏内，余则成因为深深地爱着重庆地下党女友左蓝，而不是首先因为共产主义信仰才同意潜伏在军统内，为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提供各种情报。另外，在这部戏中，大家公认，另一个为了信仰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物是军统天津站的行动队长李涯。他是戏中的反派人物。我们知道，当年在政治环境非常恶劣的时期，革命者和共产党的信仰非常清楚，推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平等与共和。新*主义革命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他们把利益（真金白银）和个人的感情与幸福放在一边，甚至不惜生命。而国民党党员的信仰呢？国民党的创始人、被国共两党一致推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义是国民党人的信仰。但是，这些共和的先驱们提出的*共和的思想由于多半个世纪的国共之间的敌意，而被人们淡忘了。这几年，只是当两岸经贸关系有了长足进展后，当国共两党决定忘掉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新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文艺作品中羞羞答答地提及。内地影视作品中的同宗同源的反派人物，其实也有人之常情，有血有肉，有些人虽然手上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但也似乎在为自己的所谓“信仰”而工作。李涯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心狠手辣，阴险狡猾，但是作风清廉，意志坚强，是一个敌营里加班加点、没有节假日的工作狂，非常憎恶为了金钱而工作的他的国民党同行。我们以前似乎只知道，国民党在抗战期间一直在制造摩擦，消极抗战，似乎正面战场上都是共产党人在浴血奋战。但是，台儿庄战役、滇缅战役，甚至南京大屠杀中死伤最多的军人都是国民党人。民族矛盾当前，中华儿女携手一致对外的真实的和较全面的历史画卷才渐渐浮出水面。我开始更加热爱这个民族和她的民族精神，虽然一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已经让我有所心动。我们的文艺作品，因为信仰的介入不再简单将正反面人物脸谱化。这是历史的进步和人的现代化曙光初现。

由于信仰，大家各为其主，当年的黄埔军校的同学，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在抗日前线的战场上“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但是三年内战中这些同校同班的昔日同窗却反目成仇，手足相残。我们深刻理解了胡主席在其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会上的致辞中提到，中国人不要再“折腾”了这一词的深刻的历史内涵。这些年我们一直也是使用李敖和柏杨常用的“内耗”一词，来形容鲁迅笔下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今天，民族和解的大趋势让我们能够第一次比较清醒、比较超越地在文艺作品中低调地提到，我们昔日的对手居然也有信仰！我们渐渐地醒悟了，信仰可以跨越阶级和民族的界限，成为人的某种精神支柱和永恒的追求；明白了，信仰不仅只是红色的。同时，我也知道，1949 年以后，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从来没有停止妖魔化自己内战中的对手，并称之为“*”，直到蒋经国子承父业后对岸才渐渐停止了“*”的提法。我们明白了，除了意识形态之外，还有民族的、宗教的召唤，还有更加复杂的人性。对这些，《潜伏》一剧大部分都描写了。

从戏中，我们明白了，国民党败在*，内耗，和共产党人的艰苦、廉洁、团结、铁一样的纪律和舍生取义的高尚品德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导演的手法是淡化说教，减少人为的痕迹，让生活本身的逻辑演绎信仰的力量如何神奇地改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命运。这里的优秀人物除了男一号以外，就是那位宁可咬掉自己舌头、宁可抱着敌人一起跳楼、在公开场合面对自己心中的恋人不动声色，甚至容忍自己的恋人与假妻子携手出入，而自己则面带微笑，并在最后关头以生命的代价铤而走险，保护代号为“深海”的战友和心中恋人的人。电视剧中自然少不了大量的对国民党内部的黑恶内幕的描写，尽力突出共产党的伟岸。但是，我觉得假夫妻的情戏过多。导演姜伟却认为此戏一炮走红，跟女演员翠平角色的扮演者姚晨的个性化表演有很大关系。姜伟认为，本戏情的特色在于，虽近在咫尺却“枕边衾里总无缘”的“内帏”的戏剧冲突和叙事有不合情理的内在魅力。这可能也是低成本小制作电视剧的制片方式，接近室内剧模式，各方人物的戏中物理空间不大。

片外和戏外，姜导所欲擒故纵的关键词“信仰”则具有一定的令我私下里觉得比较难堪的时代背景。除了上述阶级和民族和解的大的背景外，信仰的缺失在今天由于我们30 年的利益驱动的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时代，一时间显得不是那么令人尴尬和急迫。说是难堪，还算良知犹存，只是迫于无奈委曲求全而已。我们担心的是，人的灵魂和对人的尊严、权利和社会公正等价值变得麻木的全民族的某种失落和悲剧。

我记得十多年前看过BBC 的一部电视纪录片，反映的是冷战结束后，原来卧底在英国的苏联克格勃的间谍一开始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工作，成绩卓著，也没有暴露，但是当后来这一切都是为了物质财富和谋生的时候，利益的介入和驱动很快让自己暴露在英国和西方联手的反谍报机关的雷达上。精神力量让人直立行走，让人带着尊严，带着高贵而松弛的微笑散步于人生的舞台。失掉尊严后，当人们的行为动机仅仅出于物质上的交换时，这种人就是跪在地上，带着镣铐在乞讨。后者让人蔑视。虽然从政治高度、从历史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反派角色李涯根本无权与人民英雄余则成相提并论，但如果从学术探讨的角度看，余则成和李涯这一对战场上的冤家对头，这样传统上的正反派角色，却共同具有这样的一般而又特殊的人的素质，耐人寻味。

《潜伏》结束时的几个镜头和旁白最让人心酸。一个是劫后余生的翠平回归到自己真正的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同时又最有安全感的鸡窝，取出数根金条、几个玉镯并把它们悉数交给组织作为党费后，回到村里，糟糠之妻竟然被“深海”同志的另一个更大的使命所“抛弃”，被永远“囚禁”在自己的使命的小镇上，在革命建设时期，母女相依为命，迢关险阻，望穿秋水。却不知，余则成已经在海峡对岸“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党这样的隐蔽战线工作的残酷性似乎被导演合理地夸大了。翠平的宿命与回归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无奈。细节上，导演的败笔在于，前来宣布翠平不能离开镇子半步的穿着洗得发黄的解放军军装的我特工干部丝毫没有任何同情心的表现，丝毫没有对冒着生命危险卧底敌营多年、不舍得多买一瓶洋酒，却捐出自己全部家当交党费的老地下党、骁勇善战的游击队女队长表现出最起码的尊敬，让人对《潜伏》的意义更加不寒而栗。而余则成在被劫持去台湾的飞机上对站长轻飘飘的一句“我喜欢潜伏的刺激”，是对朝思暮想的翠平的再一次折磨和侮辱。隐蔽战线工作之残酷可能被戏剧地渲染和夸大了。所有观众的感情都无法接受。我认为，导演完全可以处理得更有人情味儿。姜伟这种方式的结尾等于无言地控诉了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政治现实。吴站长批评余则成心重但手不狠，导演的片尾处理弥补了“深海”所缺少的那种恶劣和必需。

戏里和戏外有时是很难分清的。为了信仰和工作而把家庭和个人的感情放在次要的位置，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是，今天，在*盛行的社会里，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偶尔谈论我们身边的某某显然在为自己和一个党派的信仰而忘我的工作，旁观者可能会哑然失笑，说这个人有病。在戏里，这是谢若林的角色，从事情报的买卖，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原则，最终被弃尸荒野。当年，这非常正常；今天，我们可能仰天浩叹一声：哥们儿，这更正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有时，体制在鼓励人性解放的同时，也更加助长人性的贪婪，所以才有了黑格尔所谓的，“相信人性恶比相信人性善，更有助于理解历史的进步”。*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伴随物质文明的进步是文明和道德的沦丧与倒退。他们当然在批评早期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可是，谁又能否认，我们今天的都市化进程，很多方面不也带着斑斑血迹和腥臭？

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我们的文艺作品因为敢于直面“极左”的丑陋和封建余毒的落后而具有启蒙的高度，那时谈思想解放，如饮甘露，似回到1949 年《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父辈们唱着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政府爱人民呐……”今天，我们再谈思想解放，却好像心情沉重，必须要像姜伟导演所说的要收着些，回到《潜伏》的日子，像余则成那样低声地劝解，低调地品味信仰的力量。我们是否具有时代的堕落这样的普及和巨大的悲剧意义？这，很难得出准确的和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因为我们不是有些愤青意义上的骂街。

俞敏洪、白岩松都在不同场合提到我这几年头发白得厉害。前者感叹地说，杨锐你的节目越做越得心应手，但是能坚持一个栏目整整10 年，在媒体里相对清贫地工作23 年，做到不改初衷，依然不易。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有顽固的新闻记者的情怀和理想。

本来一个有尊严的人都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品质，在这里提及似乎有些自负，但细想一下，其实挺沉重的。

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但是每一小步都是那么艰难。如果尊重每个人的信仰，那么即便是对手，我们彼此的内心深处也会有某种苦涩的敬重。如果这成为社会风气，那么，中国真正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不幸的是，今天的影剧院基本成为消遣的商业场所，屏幕上的电视剧场也大抵一样，哈哈一笑，或落几滴眼泪。盘算一下六七十元钱的电影票是否物有所值，接着在购物商城里回归物欲的天地。影视等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已经今非昔比。出了影院，关闭电视，我仍故我。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Don’t take it so seriously, or who ca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