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劳资矛盾背后的经济动因不可忽视。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日益惨烈的产业竞争，凸显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升级的重大拐点。

　　比亚迪、中兴、TCL、伟创力等公司部分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工薪矛盾反映出在世界经济发展转轨状态下，加工贸易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以代工制为主要方式的加工贸易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上挤下压”状态，在“游戏规则”日趋稳定的国际代工格局中，他们被国际大客户限定得很死，只能靠大量接订单、降低人力成本保持利润增长。

　　有企业高管坦言，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都依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哪家企业单独抬升工资，而竞争对手不提高，他们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企业利润持续增长，工人工资实质性走低，反映出资本逐利的本性。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争取到生产订单，将产品价格定得过低，实际上是将竞争压力转嫁到了工人头上。”吴奕新指出。

　　一家以手机业务为主的外向型企业2009年财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该企业员工数量达11.87万人，比2008年增长9.7%。但员工成本总额从2008年的6.72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这意味着，这家企业在员工成本上节省了1.87亿美元，远超过其2009年底3962万美元的净利润。企业利润从何而来，一目了然。

　　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令中小企业更为艰难。本刊记者在福建泉州、莆田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日渐走低，中小企业加薪存在一定难度。

　　“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福建沿海的服装、鞋厂能有6%的利润率就不错了。”晋江市经济发展局有关人士表示，福建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缺乏个性化的创新能力，企业扎堆、同质化竞争严重，导致行业利润越来越低。

　　晋江一家鞋厂的林老板说：“小厂靠给别人代工生存，一双鞋能维持3元的加工费就不错了，再让我提高薪酬那只有关门了。”他年初给工人开出了每月1500元的保底工资，经测算每天要生产800双鞋才能实现财务平衡。但目前开工不足，每双鞋的人力成本大大超过预算，已经处于亏本边缘。一家伞厂老板肖清江说，10年前毛利率20%，现在靠出口退税生存，加薪势必让部分企业倒闭。

　　品牌大厂的日子也不好过。近几年，晋江不少制鞋企业竞相采取“大投广告、造势创牌、上市融资”的发展模式。仅广告费投入一项，每年就达约10亿元。

　　位于晋江的安踏公司今年已涨薪5%。该公司人力资源部一位主管说：“去年，安踏广告、管理、研发等都是大投入。如签约成为中国奥委会的战略合作伙伴，费用高达6780万美元。因此能用2000元招到人，就不可能开出2500元的工资。”

　　“福建沿海民企竞争激烈，可谓是全力竞跑。必然要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所有成本最小化，以获得最大积累用于再投入，加速扩张，工资支出保持在‘能招到人’的水准即可。”晋江浔兴集团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一位主管表示。

　　福州大学管理学教授吴秋明对本刊记者说，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成本上升、外贸市场开拓困难等压力，企业获利空间越来越小。这一拐点恰好是推动产业整合的大好时机。政府应该通过强化服务的方式，因势利导。

　　“比如，引导龙头企业由生产制造为主向以研发设计、市场营销为主转变，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引导中小企业为品牌企业代工生产，或者专攻某一零部件和工序，促进产业分工细化，提高协作能力等。通过这些方法，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开拓加薪空间”，吴秋明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对《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当前的劳资矛盾形势，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奉行的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的低成本工业化模式，正在走向终结。而劳资矛盾高发，给这个发展“节点”施加了外部压力。“谋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这种压力发挥着‘倒逼’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0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

　　如何告别“野猫式”停工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一些企业的工人普遍存在对企业独享利润的不满情绪，但在劳资协商中又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不少劳动者自感缺乏谈判资本，群闹、闹大的冲动强烈。一些劳资纠纷以不规范的、社会伤害性大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深圳打工的山西洪洞县人王刚刚说：“我们不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也不熟悉法律，单个人去跟企业谈，毫无用处，说多了还会被开除。我们只能抱团，一抱团企业就没办法，最后总能调高一点。”

　　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安伟分析道，企业最怕订单高峰期停工。一旦发生大规模停工，企业最终都会让步。这种案例接连出现，就会形成模仿效应。

　　乔健认为，从民工荒的“用脚投票”，发展到停工、跳楼等恶性事件的“用手投票”，劳资矛盾互动已经逐渐酝酿出一种模式，即“停工——谈判——达成协议”。

　　“这种方式，不同于我们自上而下推行的工资集体协商模式。成为一种没有体制内正规组织领导，不在法律规范内运行的‘野猫式’停工，急需规制”，乔健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之一，发达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最重要经验——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工人去反体制。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常凯教授说，我国的劳动关系正在从“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变，今后的劳资冲突将主要表现为“集体争议”和工人的“集体行动”。

　　而目前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集体劳动争议还没有明确规制。仅有2008年11月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对停工事件设立了30天“冷静期”和“恢复秩序令”制度。

　　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工人不赞成停工、跳楼、集体上访等维权方式。他们认为维权还是要通过法律保护、工会服务、党委政府关心、舆论监督等渠道。但目前体制内维权渠道还不畅通。江苏镇江一名模工戴玉峰说：“工人的诉求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体制内重视了，体制外就没有市场了。”

　　翟玉娟表示，当前政府对劳资矛盾往往都是“事后被动介入”。“要转变这种被动局面，当前应该把集体协商作为此类事件的‘减压阀’，使劳动争议通过集体谈判解决”。翟玉娟说，“可明确规定集体协商的内容、程序，规范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行为。”

　　执政能力“过大坎儿”

　　“劳资矛盾高发，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必然会发生的问题。其他先发国家普遍遇到过这个阶段，在中国发生也不意外。该来的迟早会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这样认为。

　　劳方、资方、政府，构成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铁三角。政府作为劳资矛盾的中间人、调停者，首先要做到立场不偏不倚。但长期以来，出于招商引资、拉动经济的考量，“亲商不亲工”的问题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昆山市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说：“就怕一些地方政府将牺牲职工利益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维护职工利益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春指出，“一些政府部门亟须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基准下，调整自身定位，平等对待劳资双方，回归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裁判者、维护者的本职。”

　　对劳资矛盾过于麻痹、缺乏预判、缺乏经验，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陷于被动的重要原因。翟玉娟说，一些地方政府对员工意见的预知、劳动纠纷的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不足，导致一些本可以在企业内部解决的问题，演变为社会事件，进而转化为社会稳定问题。

　　“这提醒东部沿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企业集中的地区，地方党政部门应该有专人研究劳动关系动向，对产业调整、利益调整过程中可能对社会稳定形成冲击的因素，进行战略性、预见性、对策性研究”。刘春表示，“越是敏感问题，越要依法行政。不能冲动、凭想象行事。也不能期望凭借三五个简单措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在一桩桩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最该代表工人发声的工会，却往往让人感觉话语缺失，甚至不被工人所尊重。“这暴露出体制运行的一个结构性短板，即事件一旦爆发就是‘书记’直接面对群众。缺乏舒解矛盾、减少震动、沟通群众的中间环节——社会组织”，刘春说。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而工会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正可以发挥将职工组织起来、稳定住、传递诉求等作用。

　　“大家都应该解放思想，正面认识新形势下工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刘春指出，“在思想认识上要进一步纠偏。当前，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不是发展得过分了，而是还有很大作用空间。党也可以从中得到更多来自群众的支撑力量。”

　　“工会的改革应该从增加内部的民主性入手”。乔健认为，“工会不能办成‘保险公司’，而应该搭建成职工会员自己的活动平台，提高职工自愿结合性，加强内部民主，增加直选，走民主化、群众化、社会化的路子。”

　　在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群体多元化的今天，缓解劳资矛盾，必然要求党和政府综合考量多方诉求，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表示，保障劳动者权益并非只是简单的涨工资，还要兼顾其长远利益。各级政府既要听取劳动者的诉求，也要考虑企业的合理要求，同时还要保持社会稳定。

　　“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景仍不明朗、国内经济发展转变的关键时刻，要在多方间寻求动态平衡。稍微应对失措便可能引发连锁反映，影响未来发展大局。这是对党‘驾驭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重大考验”。刘春说，“现在的形势，比2004年中央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命题时要严峻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飞速发展的一个公认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站在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节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转折点上，我们更要从以往应对风浪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在现有基本体制下，只要党政主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当有力，立场不偏不倚，且能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劳资矛盾高发期也是如此”。刘春如是说。□(本文执笔：杨琳参与采访：蔡国兆、刘大江、彭勇、项开来、叶超、朱旭东、杨琳等)

　　《瞭望》文章：将社会成本计入工资标准

　　《瞭望》新闻记者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调查发现，一些企业的“地板工资”没有考虑到工人的社会发展、社会成长需要。受访专家建议，将工人的“社会成本”计入工资标准。

　　今年4月底以来，深圳大学和深圳市总工会针对全市农民工生存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发放问卷5000份。调查显示，当地农民工实际月收入在1300元～1700元之间。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说，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的收入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是造成自己不能体面工作和尊严生活的关键所在。

　　1994年就在广东打工的湖南永州人张黄勇说，现在很多人在结婚、生育后感觉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没钱教育子女、赡养老人，也没钱买房子、创业。“现在企业支付工资就是让一个员工活下去，而不考虑这些工人融入社会、个人成长的需要。”

　　在江苏打工的周玉宝说，在自己月工资1000多元时，房价是每平方米1000元；现在月工资2000多元，房价却涨到了每平方米7000元。“一想到房价，我心里就发慌。按照这样的收入，买房只能是个梦了。”

　　“我们其实面临着两个生存压力：一个是企业工作的压力，只能不断努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岗位，怕生病，甚至怕结婚；一个是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工人要地位没地位，要关系没关系，对未来的生活信心不足。”来自江苏盐城农村的农民工闵旭说。

　　“当前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关键在于改变收入分配比例。考虑到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当然工资标准’的现状，短期内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统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翟玉娟说。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当前我国部分沿海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仍有调高空间。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张素芬说，国际上通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我国《企业最低工资规定》也认同这一标准。以此计算，深圳市的最低工资应该不低于1500元，远高于当前的1000元左右标准。

　　在专家看来，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打破现有的过于偏重企业经济成本核算、忽视员工社会成长成本的现状，让工人能够通过工资获得在社会上发展、成长的合理成本。

　　“我无法改变出身，但我有权获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企业不应该把我们当成机器上的螺丝钉使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对精神权益的追求日益明显；其诉求内容正从单纯谋生向追求幸福感与归属感转变，从忍耐坚持向追求平等转变，其精神支柱也从承担家庭责任向实现自我价值转变。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浙江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后的一个深刻印象。

　　追求幸福感与归属感

　　中国计量学院零点调查协会“三农”调研中心前不久对浙江杭州440名外来务工者的调查显示，66%的被访者更看重精神生活。在农民工列出的精神生活清单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排在前列。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现在青年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之高的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多企业出现用工短缺，是因为工人刚招来就走了。为什么走人？因为工人觉得做得不开心。没有老乡、没有朋友，都会成为员工流动的原因。这在以前是难以理解的，但现在这种心理非常普遍。”

　　在杭州打工的湖南女孩王艳萍说：“我是不会加班的。每天中午我都要去打篮球，晚上我会去图书馆看书，总之要确保身心快乐。”

　　但是新一代产业工人内心渴望的愉悦工作，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调查显示，48%的农民工跟周围的工友几乎没有交流。由于收入微薄，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文化娱乐消费能力。

　　杭州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说，工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可以说几乎是真空。他们没时间也没钱去娱乐；没时间也没心思交朋友。“服装厂、电子厂都是两班倒，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一天的休息都不能保证，一天工作下来就想睡觉，谁还出去娱乐？不加班的工作是有，但是月收入不会超过1500元，这点收入谁消费得起？”

　　由于现实生活中朋友很少，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在一家日资电子企业工作的陈芳春说：“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加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什么也买不起。”她的朋友王波波说：“我根本不会进城。看着别人消费，心里不舒服。”

　　从忍耐坚持到追求平等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新一代产业工人最突出的精神诉求是要求平等。主要是人格平等、报酬平等和发展机会的平等。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杭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主任何剑兴，接到一名在杭州工作的外地女青年的电话。她当时就站在一家大酒店楼顶准备跳楼，原因是被企业主责骂，想不开。何剑兴认为，类似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一方面是一些青年员工内心脆弱所致，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新一代产业工人追求人格尊严的意识。一旦这一底线受到侵犯，他们会异常敏感，反应也会特别强烈，甚至出现不理智举动。

　　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拥有1万多名员工，一线工人平均年龄不到25岁。该公司工会主席吴华说，近几年新员工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劳动等价交换意识强烈。老一辈的农民工在衡量工资收入时，是跟自己务农收入比，以养家糊口。而新一代农民工已经开始为自己定价，如果达不到收入预期，就频繁换工作。有的宁可失业，也不能忍受被人责骂或歧视。

　　追求“起跑线上的平等”，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心声。难以融入城市，培训、学习机会缺乏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机会不平等。今年22岁的湖南人王艳萍到杭州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刚刚一个月。她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能够获得一次培训学习的机会”。“我无法改变出身，但我有权利获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企业不应该把我们当成机器上的螺丝钉使用。”

　　寻求个人价值实现

　　据国内第一家农民工网站“新农门”CEO肖克文介绍，80后、90后的农民工几乎“人人都上网”，很多人用手机在线聊天。在网络时代，他们对人生的规划和价值取向，跟城市青年已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是不满足于一辈子打工，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上升通道；不满足于低层次劳动，而是努力追求生活的意义。”

　　28岁的宣少锋在浙江一家外资企业做电梯装配工。尽管月收入有3000元，但他还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有意义。为实现个人价值，宣少锋选择到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做志愿者。他对本刊记者说；“白天工作虽然赚钱不算少，但是那种机械化的劳动没意思。晚上的工作虽然一分钱报酬也没有，有时还要自己贴钱，但我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认为，新一代产业工人是有梦想的一代，但是他们现在最感困惑的是绝大多数梦想可能都无法实现，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任何人来说，只要有奔头，哪怕苦一点，都可以承受。上一代农民工的奔头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但是新一代农民工是想在城市里立足，但在很多城市这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心中的愿望很多时候只能是画饼充饥。”

　　要补精神福利

　　杭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谭牡频对本刊记者说，从近年来的接访案例看，除了薪酬、工伤问题外，越来越多的“看不见的权益”被侵害事件出现，集中反映出新一代产业工人对尊严和幸福感的新要求。

　　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则表示，当前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宜高度重视工人的“精神福利”问题，改变当前产业工人“物质积累机械化，精神世界真空化”的状况，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卓勇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承担了较苦较累的劳动，但是得到的回报却不够。“最近几年工资收入过低的问题刚刚被意识到，但是农民工付出的家庭缺失、情感孤寂等却是没法用物质来衡量的。农民工的‘精神损伤’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受访专家认为，政府、社会和企业要形成合力，加大对产业工人“精神福利”方面的保障。

　　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强对产业工人精神权利的保护，保障劳动者的尊严和人格不受侵犯。卓勇良指出，当前我国在职工精神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和监管还是空白，这使得一些合资、外资企业得以靠无限制地强化企业管理，最大程度地压榨劳动力。

　　他建议，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管范围宜从欠薪、劳动合同等，扩大到一些明显有损人格尊严、明显侵害个人精神权利的行为上。同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干预，消除严重损害工人心理健康的管理方法。

　　其次，引导企业重视员工的精神需求，把给员工发放一定的“精神福利”纳入企业预算。一些企业的工会负责人认为，如果企业仅仅注重利润最大化，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管理员工，员工受到无形的精神伤害，就会降低生产效率和归属感，企业最终也会受到损害。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认为，生产线的枯燥乏味是现代企业一线工人无法避免的，但是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加以优化和改进。“比如在某些车间，每天上、下午给员工留出一定时间聊天、吃东西，缓解其精神压力。”

　　一些大型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认为，在给工人发放“精神福利”方面，企业可作为的空间很大。比如允许工人充分表达诉求，合理安排工人休息时间，增加工人间交流机会，提供足够的文化娱乐设施，过年给员工包车回家，组织员工集体旅游，帮助员工解决子女就学，提供培训机会，等等。

　　其三，可以考虑在农民工聚居区按人口配套公益性文化娱乐设施，鼓励社会团体、民间机构参与工人精神文化建设，支持农民工自发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据了解，新一代产业工人文化消费欲望强烈，但是他们消费得起的文化场所少之又少。打工多年的陈少春最近在浙江东阳一个企业集聚区开了一家低档消费商店。他告诉记者，青年农民工每天晚上所谓的娱乐也就是花一元钱唱几首歌，或者花两元钱打一小时台球。“一个晚上能消费10元的人都很少。更多的农民工就是在夜市上走走看看，一分钱也不花。”

　　受访的多位基层社区干部建议，在沿海发达地区，政府每年可投入一定资金在农民工聚居地，建设乒乓球室、篮球场、健身设施等，免费向工人开放；城市中的图书馆、文化场馆，可以面向工人免费开放或者费用优惠；鼓励商业化运营的电影院、溜冰场等为农民工提供低价服务。

　　东南沿海一些外向型产业中发生的劳工事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

　　文/单光鼐

　　5月份以来，一些地方的企业相继发生了因劳资矛盾引发的劳工事件，这反映了我国劳资关系中潜隐的实际张力正在加大。

　　这些劳工事件的形态，表现为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弱势群体、草根阶层是行动主体；以社会抗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集体行动是反应性的行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追求的诉求目标仅是特殊、具体的经济、民生诉求，而不是一般、抽象的政治诉求；组织化程度较低，是依凭“熟人社会”里既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发动自发性的集体抗议；抗争是地区性、地方性或行业性的“局部性的社会冲突”。

　　但从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产业中发生的劳工事件看，它却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

　　劳工事件新特点

　　其一，行动主体虽然仍是弱势的农民工，但这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已有显著的不同。他们不会农活，对农业、农村、农民身份均不认同；他们有丰富多彩的精神向往和理想追求，渴望留在城市，怀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对目前的生存状况并不满足。

　　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上养成了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属性。共同的生活、生产经历使他们感觉到，且能较清楚地表达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益的共同性，以及与资本群体利益的不同性和对立性。

　　其二，劳工事件已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以往的群体性事件多是肇始于外源性因素，即由于他人损害了行动者的利益而引发。而近期的劳资矛盾事件则不再是权利丧失后寻找救济的抗争，而是主张伸张权利。

　　一些事件动员者有效地组织、动员员工，向资方的低工资、低福利制度提出了挑战，且以有理有节的行动使资方陷于被动境地。能以“和平、理性争取权益”的思想引领工友们将资方拉上谈判桌，进行协商。

　　其三，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某些停工事件的牵头者，熟读三国演义，懂得纵横捭阖、进退有据的浅显道理；一些人熟读毛泽东诗词，了解简略的中国工运历史。事前，他们就确立了“和平、理性地争取权益”的总策略，将“提升工资薪酬”的斗争局限在厂区内，局限在经济诉求表达上，以“非暴力”、“不合作”为原则，停止流水线的操作。

　　其四，年轻的行动者在实践中学习谈判，学习妥协。停工事件，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互动、博弈的过程。其间，既有对立、对抗、施压，也有妥协、退让，“讨价还价”。在停工的过程中，员工们逐渐懂得、学会了谈判和妥协。

　　劳工政策需调整

　　工人不满工资太低、收入差距太大、工作时间太长、生活成本不断增高，试图通过体制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要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步伴生的社会现象。

　　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历经经济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的过程中，都曾遭遇过这些问题。台湾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产业转型升级时期，也曾发生过员工要求增加薪酬、改善待遇，劳工事件频发，劳工运动迭起。

　　因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这反映了过去长期忽视劳工权益的现实，是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的爆发。这亦表明“低工资，低福利”的廉价雇工制度已走到尽头。

　　当前，随着人口结构改变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日渐明显，劳动力已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随着文化程度比父辈高，法律、权利意识比父辈强的80后、90后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当其工资水平无法应对生活成本增长和飙升的房价而陷入窘境时，类似的因劳资矛盾引发的停工事件，可能会较大幅度增多。各方应采用积极的互动方式应对这一趋势。

　　从各级政府的角度，应正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转变单纯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应正视劳动者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等问题，已成为不断引发社会矛盾、冲突，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应着力加快劳工报酬改革进程，指导、规范、敦促企业合理分配利润；应考虑顺应工人对工会建设的呼声，使工会真正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维护工人权益，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政府应对新思路

　　一些劳资矛盾事件的解决，为政府今后处理类似的纠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中立”立场。面对劳资纠纷，政府应既不偏袒资本，也不偏袒工人，“秉公、中立、居间协调”。政府应既不寻求采用“施压”或“收买”的手段来恢复秩序，也不派警力前去镇压参与者或拘捕组织者，不让自己成为工人的“对立面”与其发生直接冲突。

　　“双局限原则”。政府将劳资双方的冲突限定在劳资关系的范畴内，把事件控制在企业实体内，把停工局限在厂区内，而不是任其扩展延伸到社会上去；将员工的诉求局限在具体的经济、民生利益目标上，而不是扩展上升到政治层面。这对于杜绝“连锁反应”、“放大效应”，维护社会稳定大有裨益。当然，这也会确保劳资双方的利益。

　　谈判、协商机制。谈判的大门敞开，暴力就不会发生。着力将双方拉回谈判桌上，敦促双方开展坦诚、务实、有效的协商谈判，既充分保证劳工的“集体议价权”，也保证资方据理的“还价权”。

　　中间人斡旋。中间人，即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可、信任的非利益相关者。选择合适的中间人居间斡旋、调解，能化解双方的不信任，打破僵持状态，突破困局，促成双方有效对话。□(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瞭望》文章：重视产业工人阶层

　　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是中国这一巨人的脊梁

　　文/朱光磊 周望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洪流，将工人阶级推向了现代化舞台的中心。作为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恩格斯语)，工人阶级因其与生俱来的伟大品格，在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里都扮演着中坚力量的角色。

　　只要了解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就掌握了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金钥匙。分析中国的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也是如此。

　　工人是中国最大阶层

　　中国工人阶级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发展状况，对中国工人阶级概念及构成的界定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工人阶级”在中国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讲的是政权的阶级基础。这个“工人阶级”，主体自然是在企业中从事操作性工作的工人，也一直包括党政干部，也即现在的公务员阶层。

　　1978年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断，知识分子阶层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概念，要比其他国家大，是个复合性的社会利益群体。其区别于其他阶级的主要特征，是不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其外延大致等同于近年来俗称的“工薪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发生了分化。

　　从企业背景的角度看，他们包括公有制企业(含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等)职工、私营企业员工、外资企业员工、乡镇企业职工。从劳动形态的角度看，又可以划分为蓝领和白领两部分。

　　在城市化提速的过程中，工人队伍必然会扩大。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形式多样化和城市化综合发挥作用的条件中，蓝领工人阶层将处于边扩大、边分化、边整合，并逐步由以分化为主转向以整合为主的过程之中，并由此形成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集团。

　　人们常说，“中国有9亿农民”，这是很不准确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每年从农村中转移出的人数以千万计，仅以农民工等形式离土离乡的人员就有约1亿人，另有乡镇企业职工1.5亿人左右；至少还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

　　其实早在1997年，中国就越过了一个重要的“临界点”。

　　这一年第一产业劳动者在所有经济活动人口中历史性地下降到了49.9%。2008年全国乡村总人口，也即作为“广义农民”的户籍人口为7.21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4.32%。但真正从事种植养殖业劳动取得全部或大部分收入的为3.0654亿，也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占经济活动人口的39.6%。这个关键性的比例，由50%下降到40%以内，用了11年的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

　　现在，如果把国企乡企职工和私企外企从业人员相加(3.6492亿，参见附表)，减去一定比例的经营者、投资者(比如20%)，再加上农民工(1.5亿)，扣除重复计算的成分(比如乡镇企业与私企、外企之间肯定会有交叉)，中国工人人数应当已经跃过了3亿大关。

　　这是阶层分化的主基调。只是有关数据系为折算所得，还缺少权威统计的认定。但不论如何，这个态势在21世纪初的中国是一定的。这是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迈进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中国的蓝领工人已经超过农业劳动者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中国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民主和法制建设，都将由此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是中国这一巨人的脊梁。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群体评为2009年的年度人物，确实是看到了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和最基本的社会力量。其编辑者是懂行和有专业水准的，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是跟踪式的。

　　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有人对工人，特别是蓝领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在一个拥有3亿多工人的国家里，任何轻视工人地位和体力劳动者作用的想法都是幼稚的。

　　正确把握劳资关系走向

　　从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角度看，工人，包括占工人大多数的蓝领工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伟大”一词来形容他们也不为过。这是规模和数量上的优势，“团结”和整体的优势，也是阶级阶层的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坚定地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保护他们享有的收入和必要劳动保护的权利，并且要加快建设不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上，相对于资本、技术和管理因素，作为操作者的蓝领工人和相当一部分白领工人，在掌握具体资源方面不占优势，在劳动技能的通用性、适应性等方面有一定差距，并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民工荒”只是局部现象。

　　再者，对工人本身收入水平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不同行业、职业、工种、岗位之间的收入水平有高有低。比如，高级技工和某些特殊岗位的收入并不低，有“绝活儿”的蓝领工人会高于白领工人。营销等岗位上的员工，如果效益好，会高于一般的科技人员和相当层次的公务员。

　　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蓝领工人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被不断强化，造成劳动关系失调，劳资关系失衡，劳动争议或劳资纠纷日趋增多，今后一段时间仍会处于多发期。

　　劳资矛盾是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虽然不可避免，但矛盾的范围和强度可以控制。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可以通过各种相关制度安排的调整和完善，但基本“抓手”还是在于把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结合起来，努力发展社会保障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工人通过施加各种压力，让老板涨500元工资，是好事，但还是富不了。特别是蓝领工人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失去过去在企业中曾经有过的一些权利，但又没有取得以新的劳动力所有者的地位而应有的一些社会权利和市场性权利。

　　比如，原来属于公益性质的教育、医疗、住房等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减少了工人获得公共性资源的份额，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因此，只有通过健全的社会机制，通过发展社会保障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大家普遍小康，衣食无忧，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保证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都要求中国一定要坚持“劳资两利”、“四面八方”的原则，尊重工人的合法经济地位和他们作为公民的政治地位，妥善解决他们的社会福利问题。

　　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关系是不可能在全体人群中平均分配的，只能实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总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兼顾。当然，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定的时间。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规范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相当一部分是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现在，相关迹象已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劳资关系将会逐步趋于平衡和规范。

　　调结构的可能与限度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中国亟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生产资本密集型产业，甚至有人提出通过发展高科技来解决问题。持“劳动密集型企业过时论”者不乏其人，诸如“发展楼宇经济”、“开发核心技术”之类的响亮口号此起彼伏。在笔者看来，理想成分大于现实成分。

　　在发达国家，白领工人占据了工人阶级的多数，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80%以上。但那是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前提的，是通过“两头在内”实现的。中国如果也像美国那样80%以上的人都是白领工人和其他脑力劳动者，那么全世界的人都给中国“打工”也不够。

　　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国必须以高度现实的态度来规划自己的事业发展和生活方式。爱尔兰可以靠软件业来支撑，圣马力诺可以把邮票作为重要产业，但是中国不行。中国现阶段的资源禀赋和整体经济结构决定了产业升级的难度很大，这种努力有可能在少数发达城市和少数优势产业领域取得成功，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地收获果实，目前看难度极大。

　　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制造业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点不可能改变。在综合成本不断增加和币值上升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稍纵即逝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的紧迫性，不允许我们再走弯路和回头路。应当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发展的高度，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分析和处理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人阶级结构调整问题，既不主观臆断，也不追赶时髦。

　　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忌讳之一，就是总想着一下子变得“高级”。有人提出要摘掉“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的标签，热衷于介绍邻近国家和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经验，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成功典型只是“看上去很美”。

　　例如，台湾在制造经济奇迹的出口加工业出走后，经济靠着高科技产业勉强挣扎取得4%左右的年增长率；连勤勉的新加坡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新兴产业后，也还是免不了用建赌场来“贴补家用”。

　　我们在为新中国60年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自豪的同时，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现实。中国庞大的人口决定了白领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达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会是主要依靠国内不同地带之间产业依次升级的途径来进行劳动力的比例调整。

　　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还会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不会因为其内部分化与重组而削弱。我们要旗帜鲜明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乱吊胃口，也是没有好处的。

　　一个社会，既要有保障，又要有压力，既要讲温情，又要讲竞争。社会就是在这种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目标正是达到“先富、后富、共同富”的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作者朱光磊为南开大学校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