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国基金会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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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现状 2007-02-04 18:54:40 阅读8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1月18日，时钟指向下午5点45分。
王汝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在办公室里耐心地回答了本报记者最后一个提问。再过15分钟，就要动身前往东直门，和内地演员李亚鹏共进晚餐。
不久前，李亚鹏和同为艺人的妻子王菲发起了嫣然天使基金，这是一项针对全国240万唇腭裂患者的公益基金，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支持和管理单位。王汝鹏说，这次聚餐，也是为了和李亚鹏商量嫣然天使基金的一些相关事宜。
不过即使是短暂的15分钟，也没有给王汝鹏留下多少休息的时间。当记者起身准备离去时，又有一拨客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这一次，是香港beyond前乐队的鼓手叶世荣，他刚受邀担任基金会2007年度电子募捐箱的代言人，“我很高兴能够做公益事业的代言人。”叶世荣告诉记者。
其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并不是专门和艺人打交道，只是艺人们的影响力让王汝鹏发现了明星公益的商业价值。在2006年，基金会推出了数个明星公益项目，比如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李宇春的玉米基金等。“做公益项目和企业推销产品没有什么区别。”王汝鹏表示，公益事业也需要企业化的营销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和其他市场一样，公益市场也存在竞争。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使是和盈利无关，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基金会的退出机制之前，公益市场的竞争激烈而残酷。
“我们实在太困难了。”记者第一次拨通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秘书长朱凌的电话时，她在电话里甚至如是表示。
残酷的公益市场竞争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6年12月，我国已经有1138个基金会，其中国字头的基金会就有80多个。用王汝鹏的话来说，以前基金会的数量有限，公众或企业选择募捐的余地比较小，如今选择的对象多了，基金会的考验也随之而来。
早在2004年，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就曾指出，有20％的基金会长期没有公益性支出，基本上名存实亡。
而最让这些非营利性组织头疼的，就是“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这类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
今年年初，一则“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一年受捐8208元，现金流62万元”的新闻曾闹得沸沸扬扬，舆论的关注点都放在该基金会为什么募捐如此少的资金，同时又有巨大数额的现金流，进而对我国基金会的管理体制等问题产生了质疑，不少网友甚至用“丑行”、“不厚道”等言语激烈的词语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此，该基金会秘书处主任岳芙蓉接受记者采访时，一方面强调这两组数据无可指责，“筹集的62万元资金部分用于非志愿人员的工资、租用办公地点、办公和通讯费用，还向西部教育捐助了30万元。”另一方面也坦言基金会运作难度很大，“基金会没有政府投资，还要自己招募人员、筹集资金开展工作，做起来很艰难。”
相比8000多元募捐收入，甚至还有不少基金会全年没有一笔捐赠收入进账。据民政部公布的84家基金会2005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等9家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为零，此外，募款数额低于100万元的机构有33家，10万元以下的18家。
只是，尽管诸如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陷入了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知名基金会筹集资金的规模日益扩大，推出的公益项目也逐渐成为名牌。同样是2005年，青基会募捐收入过亿，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更高达1．5亿元左右。
中国基金会似乎走到了一个岔路口。由于缺乏退出机制，基金会只会越来越多，然而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近30年来积累的诸多问题和困惑，谁也不能保证它们健康充分的发展，最终极有可能相当一批基金会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境遇，可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少数几家大型基金会。
半数基金会无法跨过“门槛”
外界了解基金会发展情况的主要窗口之一便是基金会的年度报告。根据《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基金会每年3月31日前应当提交上一年度的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
而朱凌对于年度报告的一些必填项目有着自己看法，“国家的相关政策太死板了，也不切实际，对我们基金会工作的开展是种束缚”。
朱凌的看法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基金会负责人的看法，在采访过程中，他们还不约而同地提到某一项政策，并将其比喻作“门槛”。
所谓门槛，主要是指《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即要求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记者在民政部的网站上查到了84个基金会（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2005年年度报告，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基金会无法达到该项要求。
据粗略统计，在68个公募基金会当中，除去2个新近成立的基金会，只有29个（占43．9％）达到上述要求，其中19个（占28．7％）不但公益事业支出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而且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另外有10个（占15．1％）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还有8个（占10％）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此外，在16个非公募基金会当中，除去2个新近成立的基金会，达到上述要求的只有6个（?2．8％），其中5个（占35．7％）不但公益事业支出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而且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另外有3个（占21．4％）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门槛过高的争议
很容易理解筹款能力差的公募基金会对于门槛的抱怨。缺乏有效地募捐手段，让这些基金会对公益事业支出也捉襟见肘，很难达到上一年总收入70％的指标；而基金会的当务之急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所以，面对微薄的募捐收入，就无法将主要支出放在公益项目上，而不得已转向行政支出，自然也容易超过当年总支出10％的指标。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中国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秘书长苏宏告诉记者，“因为缺钱，我们无法运作和开发项目，没有项目就带不来捐赠，没有捐赠，基金会就仍会持续现在的状况。”在该基金会2005年的工作报告书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为336947．70元，占总支出的比例为84．41％。据介绍，这家成立于1993年的基金会，鼎盛时期捐赠收入近千万元，2006年还不到100万元。
而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不少非公募基金会的负责人，对于《条例》规定“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的要求也提出了异议。
“非公募基金会没有募捐指标，只能依靠本金做公益项目，因此既要保证公益事业支出不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又要保证一定的行政费用，就意味着本金的增值率起码要在8％以上，然而我们国家的存款率目前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做别的金融投资又会有风险。”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商玉生说，有关8％的规定是在上世纪中国金融风暴之前定下来的，当时年存款利率大约在8％以上，然而现在我国的存款利率一再下降，8％的指标却没有跟着变化。
不过即便达到了门槛的要求，不少基金会仍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压力很大。“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拼命地筹钱和拼命地花钱，同时还要控制行政成本。”王汝鹏说。
摆在基金会面前的难题是，筹资规模越来越大，就意味着待拨资金的数额也在不断增加。王汝鹏说，由于“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2006年该基金会总收入为8605．24万元，因此2007年的资助支出总额应不低于6000万元。而按照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意味着基金会当年必须比前一年筹集更多的捐款，同时也要花掉更多的捐款。
而对于“基金会工作人员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的规定，更是让许多基金会负责人感到为难。
“红十字基金会2007年如果实现6000万元的资助支出，理论上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可达600万元，但实际上很难达到这个比例。”王汝鹏分析，基金会属于自收自支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行政和募捐成本费用根据有关规定，通常从募捐的资金中提取，然而一些捐赠项目，捐方对提取项目管理费用不能认同，或认同的比例低于10％。此外，有时基金会接受的是物资捐赠，捐方一般都不提供相应的管理费用。
而在商玉生看来，规模大的基金会和规模小的基金会的行政成本都控制在总支出10％以下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本金为1000万元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假设为80万元，行政成本则在8万元左右，而一个本金在1亿元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假设为800万元，行政成本可以达到80万元，这种悬殊实在太大了。”
推广公益项目绝非易事
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一些好的公益项目总是容易取得公众和企业的信任，并踊跃募捐。显然，优秀的公益项目是基金会成功的秘诀之一，有专家建议：“好的公益项目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的支出和基金会的宗旨。”
而摆在基金会面前的困扰之一却是，如何寻找合适的公益项目。
中国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正面临这种苦恼。苏宏告诉记者，目前基金会还是靠传统的募捐方法，主要靠理事们个人影响力进行筹款。“不过我也知道靠理事们个人关系劝募的做法维持不了多久，关系总有用完的时候，基金会也准备策划几个大型活动和项目，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对于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来说，对于公益项目和基金会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是和牙防组一起成长起来的，然而，在牙防组权威遭到质疑后，牙防基金会也是每况愈下，2005年募集捐款甚至为零。朱凌表示，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牙防基金会能再度振作起来，推出更好的公益项目，并继续为国家的口腔卫生服务。
王汝鹏也将红基会近些年来的成功归结于公益项目的运作上。“我们这个事业就是空手套白狼。”他笑着表示，基金会必须持续不断地推出优质的公益产品。
对王汝鹏和他的团队来说，今年最成功的一件产品当属“嫣然天使基金”。2006年10月底，演员李亚鹏在博客流露出设立专项基金的念头，于是红基会第一时间联系上了李亚鹏，并开始了具体的商谈。而在其他基金会找到李亚鹏的时候，双方已经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
不过，在许多被采访人士看来，如果不解决好企业捐赠免税的问题，公益市场两极分化的现象仍会继续持续。
按照有关规定，企业在捐款时，在应纳税额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旦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就得为所捐款项纳税。目前，全国只有10家左右的基金会有免税的优惠、免税的驱动，自然使企业的捐款主要流向少数基金会。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许多基金会都对这种一边倒的现象表示不满。宋庆龄基金会李宁秘书长表示：“社会公益意识不成长，公益机构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企业的社会责任更需要增强。”
现在上述现象有望改善。2005年10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调，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在追逐公司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另外，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有关人士透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修改所得税法，其中，就考虑提高公益慈善机构减免税收的额度。而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的最新规定，自2007年1月18日起，对基金会的公益性捐赠免税范围大大扩大。以上措施无疑给基金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增值保值缺乏有效途径
实际上，除却募款的压力，推广公益项目的难度，基金的增值则是摆在基金会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据民政部公布的84家基金会2005年度报告，目前84家基金会2005年投资收益总和为3717万元，平均投资收益为44万元。但84家基金会中55家基金会投资收益为0，也就是3717万元实际上是29家基金会的投资收益。
对于主要靠本金的增值保值维持基金会正常运转的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增值保值的问题尤为突出。据商玉生介绍，2006年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收入有三方面，除了基金会组织一些活动的收入以及变卖一些艺术家捐赠的画作之外，还有一部分收入来自信托产品和基金产品，不过对于投资，基金会一直非常谨慎，因为很难控制其中的风险。
商玉生表示，国际上的大型基金会一般设置三个主要部门：一个负责筹款，一个负责实施项目，一个则专门用于基金的增值保值。此外，国外的基金会一般有多种投资渠道，可以有效地分散投资风险，然而在我国缺乏可以经营的资产和安全有效的增值渠道。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就陷入了投资的烦恼当中。记者在其2005年度工作报告书了解到，由于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进行重组，有关业务被暂时冻结，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2004年的180万元／年收益无法得到支付。该基金会办公室人员近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这些资金仍在冻结当中，我们将尽量争取把这些收益取回来。”
对于增值保值的难题，王汝鹏也感同身受。根据红基会2006年的年度报告，其全部增值收入只有42万元。“我们也很可惜，每年几千万资金只能从银行那里获得几十万的利息收益，但是毕竟这种方法最为安全可靠。”他说。
宋庆龄基金会在基金运营方面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据了解，该基金会专门成立“基金管理咨询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指导下，2005年进行了谨慎投资，尝试封闭式基金，并投入资金400万元，最终半年的时间收益达到10％以上，同时在委员会的建议下，于2004年、2005年分两次结汇1057519．56美元，避免了2005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
基金会缺乏专业人才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兼职现象在许多基金会中很常见。在《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牙病防治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在职人员兼职，之后按照新条例的规定才在财务管理方面设置了两个专职岗位。同样，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现在也只有4名专职人员，苏宏告诉记者：“这样做也是为了节约成本。”
此外，不少基金会都是由退休官员出任领导或理事会成员，这些官员往往拥有各种资源，能发挥他们的个人影响力。如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他们想要摆脱困境的办法现在还是冀望于“老领导、老部长的个人关系”。
基金会的运行离不开专业人才。王汝鹏也坚持，“兼职是做不好基金会的”。他从以往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到，公益产品也需要专业的团队来打造，“因为基金会总是要策划不同的项目，这就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全心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兼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进来的。”
1月18日，时钟指向下午5点45分。
王汝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在办公室里耐心地回答了本报记者最后一个提问。再过15分钟，就要动身前往东直门，和内地演员李亚鹏共进晚餐。
不久前，李亚鹏和同为艺人的妻子王菲发起了嫣然天使基金，这是一项针对全国240万唇腭裂患者的公益基金，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支持和管理单位。王汝鹏说，这次聚餐，也是为了和李亚鹏商量嫣然天使基金的一些相关事宜。
不过即使是短暂的15分钟，也没有给王汝鹏留下多少休息的时间。当记者起身准备离去时，又有一拨客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这一次，是香港beyond前乐队的鼓手叶世荣，他刚受邀担任基金会2007年度电子募捐箱的代言人，“我很高兴能够做公益事业的代言人。”叶世荣告诉记者。
其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并不是专门和艺人打交道，只是艺人们的影响力让王汝鹏发现了明星公益的商业价值。在2006年，基金会推出了数个明星公益项目，比如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李宇春的玉米基金等。“做公益项目和企业推销产品没有什么区别。”王汝鹏表示，公益事业也需要企业化的营销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和其他市场一样，公益市场也存在竞争。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使是和盈利无关，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基金会的退出机制之前，公益市场的竞争激烈而残酷。
“我们实在太困难了。”记者第一次拨通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秘书长朱凌的电话时，她在电话里甚至如是表示。
残酷的公益市场竞争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6年12月，我国已经有1138个基金会，其中国字头的基金会就有80多个。用王汝鹏的话来说，以前基金会的数量有限，公众或企业选择募捐的余地比较小，如今选择的对象多了，基金会的考验也随之而来。
早在2004年，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就曾指出，有20％的基金会长期没有公益性支出，基本上名存实亡。
而最让这些非营利性组织头疼的，就是“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这类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
今年年初，一则“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一年受捐8208元，现金流62万元”的新闻曾闹得沸沸扬扬，舆论的关注点都放在该基金会为什么募捐如此少的资金，同时又有巨大数额的现金流，进而对我国基金会的管理体制等问题产生了质疑，不少网友甚至用“丑行”、“不厚道”等言语激烈的词语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此，该基金会秘书处主任岳芙蓉接受记者采访时，一方面强调这两组数据无可指责，“筹集的62万元资金部分用于非志愿人员的工资、租用办公地点、办公和通讯费用，还向西部教育捐助了30万元。”另一方面也坦言基金会运作难度很大，“基金会没有政府投资，还要自己招募人员、筹集资金开展工作，做起来很艰难。”
相比8000多元募捐收入，甚至还有不少基金会全年没有一笔捐赠收入进账。据民政部公布的84家基金会2005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等9家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为零，此外，募款数额低于100万元的机构有33家，10万元以下的18家。
只是，尽管诸如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陷入了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知名基金会筹集资金的规模日益扩大，推出的公益项目也逐渐成为名牌。同样是2005年，青基会募捐收入过亿，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更高达1．5亿元左右。
中国基金会似乎走到了一个岔路口。由于缺乏退出机制，基金会只会越来越多，然而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近30年来积累的诸多问题和困惑，谁也不能保证它们健康充分的发展，最终极有可能相当一批基金会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境遇，可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少数几家大型基金会。
半数基金会无法跨过“门槛”
外界了解基金会发展情况的主要窗口之一便是基金会的年度报告。根据《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基金会每年3月31日前应当提交上一年度的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
而朱凌对于年度报告的一些必填项目有着自己看法，“国家的相关政策太死板了，也不切实际，对我们基金会工作的开展是种束缚”。
朱凌的看法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基金会负责人的看法，在采访过程中，他们还不约而同地提到某一项政策，并将其比喻作“门槛”。
所谓门槛，主要是指《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即要求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记者在民政部的网站上查到了84个基金会（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2005年年度报告，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基金会无法达到该项要求。
据粗略统计，在68个公募基金会当中，除去2个新近成立的基金会，只有29个（占43．9％）达到上述要求，其中19个（占28．7％）不但公益事业支出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而且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另外有10个（占15．1％）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还有8个（占10％）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此外，在16个非公募基金会当中，除去2个新近成立的基金会，达到上述要求的只有6个（?2．8％），其中5个（占35．7％）不但公益事业支出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而且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另外有3个（占21．4％）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门槛过高的争议
很容易理解筹款能力差的公募基金会对于门槛的抱怨。缺乏有效地募捐手段，让这些基金会对公益事业支出也捉襟见肘，很难达到上一年总收入70％的指标；而基金会的当务之急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所以，面对微薄的募捐收入，就无法将主要支出放在公益项目上，而不得已转向行政支出，自然也容易超过当年总支出10％的指标。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中国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秘书长苏宏告诉记者，“因为缺钱，我们无法运作和开发项目，没有项目就带不来捐赠，没有捐赠，基金会就仍会持续现在的状况。”在该基金会2005年的工作报告书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为336947．70元，占总支出的比例为84．41％。据介绍，这家成立于1993年的基金会，鼎盛时期捐赠收入近千万元，2006年还不到100万元。
而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不少非公募基金会的负责人，对于《条例》规定“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的要求也提出了异议。
“非公募基金会没有募捐指标，只能依靠本金做公益项目，因此既要保证公益事业支出不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又要保证一定的行政费用，就意味着本金的增值率起码要在8％以上，然而我们国家的存款率目前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做别的金融投资又会有风险。”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商玉生说，有关8％的规定是在上世纪中国金融风暴之前定下来的，当时年存款利率大约在8％以上，然而现在我国的存款利率一再下降，8％的指标却没有跟着变化。
不过即便达到了门槛的要求，不少基金会仍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压力很大。“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拼命地筹钱和拼命地花钱，同时还要控制行政成本。”王汝鹏说。
摆在基金会面前的难题是，筹资规模越来越大，就意味着待拨资金的数额也在不断增加。王汝鹏说，由于“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2006年该基金会总收入为8605．24万元，因此2007年的资助支出总额应不低于6000万元。而按照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意味着基金会当年必须比前一年筹集更多的捐款，同时也要花掉更多的捐款。
而对于“基金会工作人员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的规定，更是让许多基金会负责人感到为难。
“红十字基金会2007年如果实现6000万元的资助支出，理论上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可达600万元，但实际上很难达到这个比例。”王汝鹏分析，基金会属于自收自支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行政和募捐成本费用根据有关规定，通常从募捐的资金中提取，然而一些捐赠项目，捐方对提取项目管理费用不能认同，或认同的比例低于10％。此外，有时基金会接受的是物资捐赠，捐方一般都不提供相应的管理费用。
而在商玉生看来，规模大的基金会和规模小的基金会的行政成本都控制在总支出10％以下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本金为1000万元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假设为80万元，行政成本则在8万元左右，而一个本金在1亿元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假设为800万元，行政成本可以达到80万元，这种悬殊实在太大了。”
推广公益项目绝非易事
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一些好的公益项目总是容易取得公众和企业的信任，并踊跃募捐。显然，优秀的公益项目是基金会成功的秘诀之一，有专家建议：“好的公益项目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的支出和基金会的宗旨。”
而摆在基金会面前的困扰之一却是，如何寻找合适的公益项目。
中国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正面临这种苦恼。苏宏告诉记者，目前基金会还是靠传统的募捐方法，主要靠理事们个人影响力进行筹款。“不过我也知道靠理事们个人关系劝募的做法维持不了多久，关系总有用完的时候，基金会也准备策划几个大型活动和项目，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对于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来说，对于公益项目和基金会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是和牙防组一起成长起来的，然而，在牙防组权威遭到质疑后，牙防基金会也是每况愈下，2005年募集捐款甚至为零。朱凌表示，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牙防基金会能再度振作起来，推出更好的公益项目，并继续为国家的口腔卫生服务。
王汝鹏也将红基会近些年来的成功归结于公益项目的运作上。“我们这个事业就是空手套白狼。”他笑着表示，基金会必须持续不断地推出优质的公益产品。
对王汝鹏和他的团队来说，今年最成功的一件产品当属“嫣然天使基金”。2006年10月底，演员李亚鹏在博客流露出设立专项基金的念头，于是红基会第一时间联系上了李亚鹏，并开始了具体的商谈。而在其他基金会找到李亚鹏的时候，双方已经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
不过，在许多被采访人士看来，如果不解决好企业捐赠免税的问题，公益市场两极分化的现象仍会继续持续。
按照有关规定，企业在捐款时，在应纳税额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旦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就得为所捐款项纳税。目前，全国只有10家左右的基金会有免税的优惠、免税的驱动，自然使企业的捐款主要流向少数基金会。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许多基金会都对这种一边倒的现象表示不满。宋庆龄基金会李宁秘书长表示：“社会公益意识不成长，公益机构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企业的社会责任更需要增强。”
现在上述现象有望改善。2005年10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调，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在追逐公司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另外，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有关人士透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修改所得税法，其中，就考虑提高公益慈善机构减免税收的额度。而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的最新规定，自2007年1月18日起，对基金会的公益性捐赠免税范围大大扩大。以上措施无疑给基金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增值保值缺乏有效途径
实际上，除却募款的压力，推广公益项目的难度，基金的增值则是摆在基金会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据民政部公布的84家基金会2005年度报告，目前84家基金会2005年投资收益总和为3717万元，平均投资收益为44万元。但84家基金会中55家基金会投资收益为0，也就是3717万元实际上是29家基金会的投资收益。
对于主要靠本金的增值保值维持基金会正常运转的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增值保值的问题尤为突出。据商玉生介绍，2006年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收入有三方面，除了基金会组织一些活动的收入以及变卖一些艺术家捐赠的画作之外，还有一部分收入来自信托产品和基金产品，不过对于投资，基金会一直非常谨慎，因为很难控制其中的风险。
商玉生表示，国际上的大型基金会一般设置三个主要部门：一个负责筹款，一个负责实施项目，一个则专门用于基金的增值保值。此外，国外的基金会一般有多种投资渠道，可以有效地分散投资风险，然而在我国缺乏可以经营的资产和安全有效的增值渠道。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就陷入了投资的烦恼当中。记者在其2005年度工作报告书了解到，由于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进行重组，有关业务被暂时冻结，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2004年的180万元／年收益无法得到支付。该基金会办公室人员近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这些资金仍在冻结当中，我们将尽量争取把这些收益取回来。”
对于增值保值的难题，王汝鹏也感同身受。根据红基会2006年的年度报告，其全部增值收入只有42万元。“我们也很可惜，每年几千万资金只能从银行那里获得几十万的利息收益，但是毕竟这种方法最为安全可靠。”他说。
宋庆龄基金会在基金运营方面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据了解，该基金会专门成立“基金管理咨询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指导下，2005年进行了谨慎投资，尝试封闭式基金，并投入资金400万元，最终半年的时间收益达到10％以上，同时在委员会的建议下，于2004年、2005年分两次结汇1057519．56美元，避免了2005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
基金会缺乏专业人才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兼职现象在许多基金会中很常见。在《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牙病防治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在职人员兼职，之后按照新条例的规定才在财务管理方面设置了两个专职岗位。同样，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现在也只有4名专职人员，苏宏告诉记者：“这样做也是为了节约成本。”
此外，不少基金会都是由退休官员出任领导或理事会成员，这些官员往往拥有各种资源，能发挥他们的个人影响力。如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他们想要摆脱困境的办法现在还是冀望于“老领导、老部长的个人关系”。
基金会的运行离不开专业人才。王汝鹏也坚持，“兼职是做不好基金会的”。他从以往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到，公益产品也需要专业的团队来打造，“因为基金会总是要策划不同的项目，这就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全心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兼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