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与中苏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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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与中苏结盟
 
张飞虹
 
 
　　1949年6月21日至8月14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会谈，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公开赴苏，谈判签定新中国与苏联结盟条约作了必要的准备。它不仅对5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的良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形成具有开拓意义。　　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进行秘密接触的动议始于1948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和由此引起的国际格局变化的结果。　　1947年12月，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形势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支援。”①为了及时向苏联通报中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胜信念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构想，争取苏联的理解与支持，1948年4月，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去莫斯科的建议，②以“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③　　中国革命形势的根本性变化，也促使斯大林考虑改变对中国的战略。在中国解放战争爆发之初，他曾经预计中共力量不足以打败国民党。因为在他看来，中共的武器装备难以与国民党匹敌。形势发展的结果虽然与斯大林的预计大相径庭，但却更加有利于苏联。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崛起，不仅不会影响苏联既定的将中国作为它远东屏障的战略，而且还可以加强社会主义在亚洲的势力。所以，当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在1948年5月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④　　毛泽东曾经与斯大林约定在1948年12月底实现会晤，后因毛泽东忙于指挥解放战争未能成行。1949年1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代表联共（布）中央听取中共中央的要求和愿望。⑤这一决定于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付诸实施，从此拉开了两党高层领导人直接接触的帷幕。虽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与米高扬进行了多次谈话，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但是由于斯大林授予米高扬的权力有限，正如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所说：我是代表斯大林“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回国后向他汇报，任何事情都由斯大林决定。”⑥因此，对于中共来说，这次接触除了得到苏方同意提供3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来华工作的许诺之外，没有取得其他具体或实质成果。有鉴于此，在米高扬即将结束访问之际，毛泽东告诉他，过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将向莫斯科派一个专门的代表团，拟与苏联签定贷款协议及讨论事态飞速发展中产生的其他问题。”⑦　　1949年5月，中共中央秘密访苏代表团正式组成。代表团的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要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和已被中共中央内定为新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　　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时派团秘密访苏，适应了以下几个迫切需要：　　第一，新中国在诞生之初稳固立足于世界的需要。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全面展开新中国建国工作。开国前夕，预先取得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的承诺，对于新中国政府能否立即取得合法国际地位至关重要。　　第二，探究实现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可能性的需要。1948年4月毛泽东首倡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进行对话以后，通过不断往来的电报和米高扬访华，双方虽然基本表明了愿意深入发展关系的意向，但是，要实现中共关于“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⑧愿望，尚需就若干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尤其需要了解苏联关于与新中国结盟的想法，并力争取得共识。　　第三，为力争实现新中国与苏联结盟而化解两党历史恩怨的需要。纵观中苏两党关系史，在争取未来两国结盟的道路上，有利因素是主流，但不利因素亦不可轻视。所谓不利因素，即两党两国历史上的若干恩怨。具体说，就是在中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国际两度支持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既支持中国革命，又对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缺乏信心，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政府身上；既寻求与蒋介石政府发展关系，把苏联的战略利益部分地寄托在中国，以制约美英在华势力，又无视中国的民族利益，对中国谋求领土权益等等。　　第四，为实现新中国的迅速崛起而争取苏联及时提供鼎力经济援助的需要。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对于执政后所面对的严峻经济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争取必要的外援，对于尽快提高国力、实现中华民族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理想是必不可少的。　　中央确定由刘少奇率团秘密出访苏联的时候，他正受中共中央委托，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天津视察和指导工作。5月11日刘少奇奉召提前回到北平，立即投入出国准备。他首先召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王稼祥、邓力群和另外几位同志，组成准备工作班子，继而着手两项工作：一是由王稼祥负责，组织邓力群等起草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建设的文件；二是刘少奇亲自找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东北局等部门汇报工作，了解到苏联要解决的问题。　　代表团于6月21日从北平出发，26日抵达莫斯科。6月27日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同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联共（布）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行第一次会谈，双方开门见山，直接谈判贷款、专家等具体问题。在会后总结会谈情况时，王稼祥提议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以使下一步会谈有所遵循，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不致于遗漏；同时使苏联方面对中国问题有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为此，刘少奇于7月2日致电毛泽东，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毛泽东于7月3日回电：“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⑨于是，刘少奇以中共代表团主任名义于7月4日和7月6日分别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和一封信⑩，详细通报了中共代表团拟与苏方商谈的问题。　　斯大林收到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信以后，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在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上竟作了二十四个批注，其中有十四处注有“对！”或“好！”字。此外，他还在一些有疑问或需要苏联表态的地方，写了批语。在此基础上，7月11日、27日双方又进行了两次同级别会谈。　　7月15日至26日、30日代表团分别同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外交部等中央机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并到有关工厂企业、集体农庄进行实地参观学习。此外，刘少奇还单独会晤一次斯大林；同马林科夫就党务问题进行一次专门座谈。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受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热情接待，从政治会谈到生活起居的安排都是高规格的，这不仅为顺利完成谈判创造了良好气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对发展与新中国友好关系的重视。　　刘少奇的苏联之行取得五个实质性成果：　　第一，书面报告系统介绍中国革命战争形势和新中国建国构想，使苏联对新中国建设大政方针有了全面了解，并给予充分肯定。　　关于战争形势，书面报告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已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除开军事上的胜利而外，我们在政治上也已取得完全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面，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　　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构想，书面报告从六个方面介绍：　　（一）建国时间：“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订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二）新中国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是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专政的。”“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三）新中国的政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四）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而“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五）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报告特别指出那种认为“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六）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外交原则：“（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希望苏联能在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之前率先承认新中国。　　其次，关于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的处理：（1）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控制权；（2）没收、限制或采取其他方式处理帝国主义的在华投资；（3）停止帝国主义在华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的出版和活动；（4）不再继续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医院，已有的暂缓停业，待新中国有力接收时予以接收；（5）对帝国主义的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依法活动，另一方面经教民同意，没收其进行反动宗教宣传的教会和教堂土地；（6）没收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　　再次，关于与帝国主义国家建交问题的几种设想与可能：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不承认新中国；第二种是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一些束缚新中国手脚的条件为其承认的代价；第三种是新中国积极争取他们承认；第四种是新中国主动等一等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第五种是如果帝国主义承认新中国政府，中国就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斯大林对于上述新中国建设大政方针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全面肯定，他不仅在书面报告的有关地方批注了“对！”，而且在会谈时，特别详细阐述了新中国采取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府、暂不扩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策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并就如何利用外交手段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合作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从而使中苏两党在新中国建国方略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为实现结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刘少奇与斯大林分别说明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认识，斯大林不仅承认苏联过去曾经干扰过中国革命，而且欣然作出率先承认新中国的承诺，从而为新中国在一开国就能够取得合法国际地位争取到强大的国际支持。　　刘少奇在与斯大林会谈时，特别阐述了中国革命取得无可辩驳的全面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与国民党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他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后来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我们遭受了很大的失败，上了很大的当。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就是清醒的，在合作开始时，我们就开始准备蒋介石叛变时如何对付他。在抗日期间，我们一直准备了八年，在此期间蒋介石也准备消灭共产党。所以在抗日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他还说：1945年8月因为毛泽东果断决定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而使中共在当时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当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共愤而决定推翻国民党、彻底打倒蒋介石时，没有一个人说中共那样作是不对的。（11）　　刘少奇这番话的本意究竟是对中国革命的一般回顾，还是有意转达中共对两党间过去恩怨的不满，我们无从考证。但从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斯大林却对此表现了特有的敏感。他说：“这是敌人教训了你们。”并问：“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当刘少奇客气地回答说“没有”以后，斯大林继而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一番由衷的赞扬，他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12）　　在和谐的会谈气氛中，斯大林欣然允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13）　　斯大林不仅在刘少奇面前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而且在后来与毛泽东的初次会见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可见他对苏联曾经干涉过中国革命，的确有所省悟，并且坦诚表达歉意。刘少奇与斯大林之间这种同志式的交流，无疑对于化解两党间的历史隔阂、发展以后的两党两国关系都有积极作用。　　第三，落实了苏联向新中国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若干个援助项目，为恢复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和新中国的迅速崛起，争取到有力的外援。　　刘少奇在7月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希望在莫斯科全面学习苏联的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重点学习中央机构的设置及其管理职能的确定；要求到相应的中央机关座谈；到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参观；并希望允许今后继续派专门代表团来苏联进行对口学习。这些，斯大林都爽快地答应下来。从当时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日记（14）所记录的刘少奇与他会谈纪要看，刘少奇提出的想学习的问题相当具体，比如，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培养、利用和配置干部；在其他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外交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苏联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建议；外交部有多少工作人员、党员占多少比例；驻外机构有无党的组织；外交部干部的党派身份；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中利用旧专家等问题。对于刘少奇所提问题，苏方逐一作了非常详细具体的回答。可谓不厌其烦。　　关于苏联对新中国进行经济技术援助问题，事实上在毛泽东倡议两党领导人秘密接触之后，双方就一直在进行不间断的磋商。到刘少奇访苏的时候，在求援与授援意向上已经基本明了。因此，刘少奇及其代表团的任务主要是，落实具体援项的实施并为结盟后需要继续谈判的长线项目作进一步磋商。　　与商谈政治问题相比较，在商谈经济技术援助问题时双方都表现得轻松许多，没费多少口舌，刘少奇就与斯大林谈定了苏联拟向新中国提供以下援助项目：（1）提供3亿美元贷款；（2）按照中共的要求派遣经济、军事技术专家；（3）提供四十架歼击机帮助解放新疆；（4）帮助建立舰队、海防和海军学校；（5）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帮助清除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在上海港口的水雷；（6）帮助建立一所培养建设人才和管理干部的大学；（7）提供电影技术帮助，（15）苏联对新中国的这些援助项目不仅定得快，而且执行也迅速。第一批二百二十多位各方面苏联专家，8月14日即随刘少奇同时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16）　　第四，在维护国际共运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就处理两党关系的原则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互谅互让的共识，为后来两党关系一度基本正常发展和实现中苏结盟创造了必要的大前提。　　中苏两党之间到底是平等关系还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一个在中苏两党关系史上从未正面讨论过的敏感话题。刘少奇之所以在书面报告中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书面报告说：“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
　　现在看来，中共上述说法自有特别考虑：一方面，在苏联仍然居于社会主义体系实际领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共作为这个体系的新成员，不能不“入乡随俗”；另一方面，值此双方高层领导人会谈深入发展关系问题的重要时刻，表明中共今后愿意为国际共运整体利益作出必要让步的态度，对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会变成“铁托式胜利”的担心、实现中苏结盟是非常重要的。　　斯大林对中共的有关说法表示了不能苟同的态度，他不但在书面报告的有关问题旁，批了两个“不！”字，而且在座谈中还特别作了具体说明：“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17）　　或许斯大林的这种态度对于中共来说是始料不及的。7月12日，刘少奇将此立即报告毛泽东。相隔一天以后即7月14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笔者注：指马林科夫）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段提法的文字，但是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兄决定。”（18）　　当刘少奇将此电报全文念给斯大林听时，斯大林不断插话表示：“一定要撤销！”、“不要这样做！”，并且对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必须全体一致同意，如有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这与过去共产国际的组织完全不同。”“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19）　　斯大林之所以采取如此正确态度，固然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应否认，这与当时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党际关系的新变化不无关系。这一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是1948年联共（布）因与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一起指责南斯拉夫党脱离马克思主义路线，而遭到南斯拉夫党的反抗；二是中共已经壮大成熟，对国际共运作出了不容置疑的伟大贡献，同时还对共产国际过去的错误指导存有很深的积怨。联共（布）为适应这种变化，主动调整对兄弟党关系的处理原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团结的。　　当然，对于上述中苏两党关系处理态度的由来，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中苏两党间互谅互让的态度，对于维护国际共运整体利益，和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度基本正常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五，就处理1945年中苏条约（20）提出供苏联选择的上中下三策，由此了解到苏联对这一问题是持暖昧态度的，为中共中央制定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谈判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于中共来说，中苏结盟的前提条件是苏联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废除1945年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为那个条约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对于苏联来说，承认新中国政府为合法政府不难，而废除1945年条约却不易。因为那个条约直接涉及苏联的切身利益。因此，条约问题是刘少奇与斯大林谈判中的一块“硬骨头”，既棘手，又不可回避。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双方态度都十分谨慎。　　书面报告说：“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即须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不外以下三种：（1）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定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定。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书面报告同时婉转地转告苏方，中国人民对苏联有一些不满：“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搬运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帮助。”“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力决定这个问题，”“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做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实际上，书面报告的上述说法，是在投石问路。　　在会谈中，斯大林说：“关于中苏条约，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但是对于中共提出的处理条约的三个方案，斯大林明确表示“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21）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后怎样解决，斯大林没有说下去。　　斯大林对处理条约问题持暖昧态度的原因，是想再观望一阵中共的态度后再决定是否签定新约。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谈判时说：“中国的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定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此，斯大林作了如下表示：“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并且须相当大的修改。”（22）由此看来，斯大林在刘少奇访苏时不明确表态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从斯大林的内心来说，维持旧约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如此既可以继续维持战后苏联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所达成的妥协，使苏联在国际政治中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又可以不失去旧约带给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正是斯大林留下的悬念给了中共中央以有益启示，使之从暖昧中看到了鲜明。诚如后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谈判时所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23）虽然现在我们对于中共中央的讨论情况无从知晓，但是，从毛泽东在开国之初能够放下千头万绪的国内大事而耐心留居苏联两个多月的事实中，以及毛泽东最终迫使斯大林同意废除旧约签定新约从而圆满解决中苏结盟问题（24）的结局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根据斯大林的暖昧态度，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对于如何进行签定中苏新约的谈判，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综观上述刘少奇与斯大林谈判的要点及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清晰的印象：即如果可以把中苏结盟谈判作为一个整体而分为预备谈判和正式谈判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刘少奇与斯大林所会谈的问题，正是预备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先期解决，为实现中苏结盟，奠定了重要基础。　　刘少奇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办的为实现中苏结盟与苏联进行预备性谈判的重大任务。1949年8月14日当代表团结束这次访问的时候，刘少奇在写给斯大林的致谢信中表达了“无限欣慰”的心情，他说：“承蒙你及联共其他同志的特别盛意的招待与关注，使我们十分感激！”“在你及联共中央其他同志的伟大的帮助和指示之下，使我们这一次来到苏联的任务获得十分满意的成就，特别是使中国及时地获得苏联的借款与专家的帮助。”（25）　　刘少奇回国后，迎来的是新中国的诞生和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热情欢迎，以及中苏两国实现结盟的伟大历史事件。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结束两个小时以后，斯大林即从莫斯科发来贺电，庆贺新中国的成立。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委托，致电通知新中国外长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949年11月23日，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支持新中国要求取消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组织中代表中国的权利，并将国民党开除出安理会。1950年1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正式提出相应议案，当这一议案遭到否决以后，马立克声明：只要国民党集团未从安理会开除出去，苏联代表团就将不出席安理会会议；安理会在有国民党集团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决议，苏联都将不承认其为合法。　　在苏联的影响下，在新中国成立一个多月内，先后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等9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陆续完成互派大使工作。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以新中国元首的身份公开访问苏联，胜利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新中国与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结盟签约谈判。1950年2月14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相关协定上签字；双方同时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的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充分保证。　　苏联从正式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经济技术援助，陆续提供了156个大型、特大型建设工程的成套设备项目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炼油厂、机械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电力站等。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建设、的骨干企业，对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新中国也向苏联作出了有效的回报。从中苏结盟以后，新中国同东欧和亚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也陆续开始。此后，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工作。　　从中苏两国正式结盟到1956年前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格局稳固形成，这不仅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她大力发展本国的各项事业，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提供了有力保证。　　实现中苏结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确定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成功范例。它的伟大意义，诚如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生效时所指出：“这件工作对我们国家，有重大意义。”“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26）　　作为中苏结盟谈判的先行使者，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同样应当功垂史册。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44页。　　②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0页。俄罗斯公布的材料说毛泽东在1947年初提出此项建议，参见李玉贞译：《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上）》，《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2页。　　③⑤李玉贞译：《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上）》，《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2、83页。　　④马贵凡译：《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　　⑥（26）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1、27页。　　⑦李颖、杜华等译：《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83页。　　⑧1948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的情报局决议及我党中央的决议的指示》，毛泽东档案。　　⑨《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7页。　　⑩刘少奇档案。　　（11）（12）（19）刘少奇与斯大林谈话记录，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档案。　　（13）（17）（21）刘少奇关于11日与斯大林的谈话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档案。　　（14）（15）闻一、丁明译：《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1998年第2期，第16-17、2-3页。　　（16）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9年8月26日，刘少奇档案。　　（18）毛泽东档案。　　（20）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及相关协定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与中国军队合作，消灭日本军队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旅顺港租予苏联，中长铁路由中苏两国共管。在换文时，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　　（22）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档案。　　（23）马贵凡译：《斯大林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1997年第3期，第28页。　　（24）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第一次会谈时说： “众所周知，这个条约（笔者注：指1945年中苏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在苏中之间签定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的最主要条款（即库页岛、南萨哈林、旅顺口等问题的条款）。这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定，可以说是取得了美英的同意。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在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修改一个条款，也会给美英提供法律上的口实，进而提出修改条约中有关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因此，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可以表面上保留现有条约，而实际上作出修改，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口的驻军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将撤出驻扎在那里的苏军部队。这样的行动可根据中方的要求来完成。”毛泽东说：“我们在中国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考虑到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态度。怎样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我们就应怎样做。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该修改条约，不该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为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来莫斯科？”毛泽东同时提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个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训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首次会谈，到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定新约，期间双方经历了近两个月的磋商甚至斗争。（引文参见马贵凡译：《斯大林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1997年第3期，第28、29页）　　（25）刘少奇档案。　　《历史伟人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