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之统计数据悬疑

对于贫富分化的“模糊”共识

温家宝接受专访:贫富差距拉大致社会不稳

6月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东京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庞兴雷摄

中国总理温家宝6月1日上午在东京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主持人国谷裕子专访。有关贫富差距的内容如下：

国谷裕子：您的建议非常好，我们今后更应该增强相互理解才行。我就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提个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似乎在拉大。您提出要在余下的三年左右任期内，竭尽所能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您准备怎么做？

温家宝：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个人收入之间也存在贫富差距。坦率地讲，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现象。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

在今后三年任期内，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促进社会公平。在这方面，我要尽最大努力。

首先是教育，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我们已经实行了真正意义的9年免费义务教育，但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发展高中阶段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我们已经决定，对于职业教育要实行奖助学金制度。首先对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和学农的学生要免学费。我们还实行大学生奖助学金制度。两年前，中国的高校入学率为20％，在校生超过2000万，但是当时奖助学金只有18亿元。我们用两年时间把它提高到350亿元，奖助学金的覆盖率达到40％。

我们对农村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农村的孩子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学习条件相对也较差。对农村的孩子，除了免除学杂费，还免除课本费；对于农村寄宿生，还要给予补助。

教育公平就是为人人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将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好。

其次是医疗。医疗涉及每个人的健康，我们决定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为了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央政府将在最近3年内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做几项重要的工作。

第一、在农村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是政府拿出120元，个人拿出30元，作为统筹基金，记在农民个人帐户上，实行大病统筹，按不同比例报销。农民有了这笔资金，就可以上乡卫生所、县医院乃至省会医院看病。随着政府财政的增长，我们将不断提高新农合政府补助的比例。

第二、在城镇，我们实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主要是管“一老一小一残”。也就是说，主要是由国家出资，地方和个人配套，让这部分群众能够有钱看病。至于城镇职工，享有医疗保险待遇，退休后继续享受。第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主要指几项重要的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这是三项最重要的保险，另外还有工伤保险，我们现在正在逐步推广这些保险。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农村也要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到了60岁，就可以拿到基础养老金每月55元，这在过去农民连想都不敢想。农村和城市低保已基本普及，覆盖面达到90％以上，城市超过2700万人，农村超过4000万人。

此外，农民还免除了农业税，这是中国2000多年种粮纳税历史的终结。农民种粮不再交任何钱，国家反而要给予补贴。

当然，我们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低水平、保基本、广覆盖的。我们国家太大，人口太多，我们需要逐步提高水平。

为了缓解收入不平衡的状况，我们将采取多种措施，在一次分配中提高职工收入的比重；在二次分配中，政府财政支出更多向弱势群体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倾斜。

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红线” 隐性收入五花八门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暴利行业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唐钧说，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采访中，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同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也屡屡遭到质疑。专家认为，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门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隐性收入”。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

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居民的收入渠道也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近日，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

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

专家认为，这5种“颜色收入”既依据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参考了社会道德标准，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当前收入的表达方式。

白色收入

指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有据可查的收入，出身清白，可见、可控、可预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白色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让“白色”成为收入主色调，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黑色收入

既包括一部分人依靠权力获取的非法收入，也包括走私、贩毒、偷盗、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专家认为，“黑色收入”使大量公共财富流进了权力拥有者、违法犯罪者的腰包，应坚决打击。

血色收入

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对“血色收入”也应严厉打击，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哈尔滨呼兰区奴工事件等，这些行为践踏了人性与文明底线，影响了国家形象，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金色收入

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显重要的一种收入，以资本收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财产性收入。近年来，不少人从股市、楼市中获得资产增值，财富成倍增长。一些专家认为，“金色收入”值得鼓励，但也要注意做好调控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轨道，减少投机性。同时，要注意通过税收等配套政策对“金色收入”加以调节，防止“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差距。

灰色收入

的概念最难定性。目前，学界对“灰色收入”的定义也不统一，有的专家定义为来路不明、没有记录在案、没有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非白即黑”，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本质是公权与私利交易而产生的“黑色收入”。

目前，“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名目繁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灰色收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为“灰”实为“黑”的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属变相受贿；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

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几年前，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个别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

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

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

分配面临“十字路口”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苏海南说，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

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现有社保制度不够完善，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据全国总工会透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有关专家认为，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 （新华社调研小分队）

(经济参考报)

夏业良：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

选自《财经国家周刊》 夏业良

中国收入分配的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计划思维"的回归与资源的逆市场化权力配置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在这一区间，数值越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数值越大，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越大。

根据经验数据，人们通常认为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国民财富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社会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在美国，最高收入的两大群体的收入，超过中下层60%人口的收入总和。然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并不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明显，因为美国劳动收入的大部分落入中产阶级的口袋中。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近10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此外，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数千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垄断行业的畸高工资也频遭质疑。这种依赖于政府政策倾斜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配置"模式，有悖于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化原则，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财富分布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的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计划思维"的回归与资源的逆市场化权力配置。国民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严重倾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和资源垄断剥夺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和竞争机会。惟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边界之内，让普通国民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拥有更大的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性出路。

说法 世界银行用的是我的数据，但是引用的数据搞错了，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 出处

中国式贫富分化的数据之困

[导读]有人买个房子500万，另一些人理个发3块钱。总之，贫富有差距，这点是很靠谱的。

有人买个房子500万，另一些人理个发3块钱。总之，贫富有差距，这点是很靠谱的。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数据缺乏。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南方周末记者 胡贲 实习生 寇爱哲 发自北京

数据搞错了一个零

“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

6月初，一个中国“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的数据，引起舆论强烈关注，为沸沸扬扬的贫富差距讨论，再添了一把火。

这一数据出自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一篇《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的文章，数据来源是“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

不过，这一数据可能有一点问题。

“世界银行用的是我的数据，但是国内现在引用的数据搞错了，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国内惟一做过独立的居民收入数据调查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这一错误并不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收入差距问题，从未像今年这样搅动人心。

5月中旬以来，《人民日报》开辟专栏“社会财富怎么分？”，连续四周发文，探讨收入分配问题，姿态之高，较为少见。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文《我国财富分配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这一署名“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口气异常严厉，直指高收入阶层正在破坏社会稳定。

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一话题也进入高层视野。温家宝总理更是在4月《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要深化垄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6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将强化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这一切迹象显示，解决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已迫在眉睫。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关于这一数字的统计。而学者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超过了0.4。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

而在5月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对中国基尼系数最为严重的估计。

当前，除了基尼系数，并没有有效的数据能够衡量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不过，学者们通过有限数据作出的基尼系数的统计，能否反映中国贫富差距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

从2002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对基尼系数“中国化”的争论，至今未有结果。一个可以看清的事实是，中国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远不止一个粗略的基尼系数的数据能够涵盖。

最大问题是数据缺乏

北方某特大城市，调查抽样恰好抽到市直机关公务员家属区。结果“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配合调查”。

对于关心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缺乏。以至于无法对问题进行详细的分解和研究。

“人们最关心的是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但现在能够看到的利用住户数据估计的全国基尼系数只有少数几个年份。”李实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李实认为，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我们能看到的数据总是被低估的。很多个人收入并不被计入统计范围。”

目前，全国所有研究基尼系数的学者，基础数据都来自各地统计局下属的城调大队、农调大队的住户调查。而由这些“住户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历来在准确率上饱受诟病。

长期以来，统计系统在衡量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收入，采用两个口径：对于农村居民，用“人均现金收入”，而对于城市居民，则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上，这两个收入标准都不符合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乡居民之间甚至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中国防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加大税改调节收入分配

连日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连发四篇探讨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后，中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问题，以及如何调节收入分配鸿沟，引起各方强烈关注。中国国家税务总局9日发布通知表示，充分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走到十字路口。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基尼系数，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中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而近年来，一些城市房价的飞速上涨，更成为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屡屡成为话题。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站到社会财富顶端。

国家税务总局9日通知指出，加强高收入者主要所得项目的征收管理，加强房屋转让所得、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所得，加强股息、红利、利息等所得的征收管理。特别加强演艺、演讲、咨询、理财、专兼职培训等一些报酬支付较高项目的个人所得税管理。

国家税务总局官员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各级税务机关不断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努力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今年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拉开序幕。在2010年“十二五”规划期以及经济转型启动期，收入分配改革无疑将成为政策改革的重点。而市场的力量也使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得到提升，“民工荒”等外在现实，也在倒逼各地政府改革政策，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普通劳动者、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将有望改善。

统计数据：研究贫富差距的难题

孱弱的官方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大相径庭，而究其根源，在于官方的数据垄断：

譬如一般的抽样调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样率。而我国的抽样调查，往往仅达到万分之一；

现在能够看到的利用住户数据估计的全国基尼系数只有少数几个年份，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详细]

研究贫富差距的数据匮乏

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数据匮乏。

譬如社科院李实教授因为有国际合作项目支持而得以进行“独立调查”，但他的数据也是请统计局在进行住户调查时，多调查几个他的课题组设计的问题而已。其在统计上所面临的误差，和统计局数据是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取得与统计局的合作，在中国开展贫富差距的数据统计，还面临着一个根本上的内在困境，即中国很大一部分财富是隐形的，没有或者很难被纳入到统计数据之中去——

统计数据的内在困境：隐形的财富

城乡二元：统计系统在衡量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收入时，采用两个口径：对于前者，用“人均现金收入”；对于后者，则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详细]

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拥有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无法计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没有计入家庭收入。但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应当把租金按市价计入收入。如果计入这方面，则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官民差异：相对于一般民众，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更容易获得大量的隐形（灰色）收入

经济学家王小鲁2007年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隐性收入”，主要包括：

第一，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第四，土地收益流失。第五，垄断行业收入…[详细]

因为我国没有严苛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些收入很难纳入统计数据，实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穷富之别：实际上，我国的税制是劫贫济富的，社会学家梁发芾指出，间接税让中国的穷人税负高于富人…[详细]

穷人收入少，所得税缴纳得少，甚至免税，穷人的税负就很低了。但是中国间接税为主的制度下，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并不免税。全国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来自间接税，穷人的税负很重。

另外，在中国的税制下，高收入者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逃税避税更为方便，这些收入相对难计算到个人收入里，于是，贫富差距再一次拉大…[详细]

被低估的贫富分化

综上所属，大致分解则是，诸如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官民隐性福利和补贴、资产性收入差异、腐败收入、税制设计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的统计数据，即便是采取了更为科学的调查方法，更大范围的进行取样和分析，得到的依然可能是一个被大大低估的贫富分化数据，何况现在饱受诟病的统计方法呢？这才是中国统计数据的真正困境。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