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和长三角：把中国与世界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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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和长三角：把中国与世界相连
作者：撰文/郑作时 摄影/刘伟雄 等　来 源：节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5期　加入时间：200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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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地图上看，位于中部的长江三角洲和南部的珠江三角洲是两块并不大的区域。一般意义上说，处于亚热带中部的长江三角洲以太湖为中心，平均海拔3—4米，土壤肥沃，在农业立国时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出产区，人口高度密集；而处于亚热带南部的珠江三角洲从广义上说也只包括了广东的中部和南部。但就是这两个不大的区域，在改革开放28年中，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发动机。其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向外的资本扩散，使它们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两颗明珠，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28年之后，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的时候，却发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由这两个三角洲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1979年，一桩平常而又不平常的事情放到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面前。深圳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逃港事件。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这是一首客家山歌，在上世纪60年代的宝安县（现为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老百姓中广为传唱。据宝安一个县委书记的调查，到1979年，宝安当地的农民每日收入约为六角到八角人民币，而在仅一江之隔的香港，当地农民日收入就有60元到70元人民币，不仅高过了当地农民，还远远高过广东的城市居民。
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并不是靠严格的边界所能阻截的。香港和广东之界，近的只是一江之隔，远的也只有几十里的海域，而且在历史上，香港与广东就同属于粤文化，讲的同是粤语，有相当多的广东居民有亲属在香港。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国内农村贫困出现时，广东的宝安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逃港事件，宝安地区可以说是十室九空，一县逃港人数达到18000人。
1979年的这次逃港事件，是以往逃港事件的继续。之所以发生逃港，是因为当时有一则谣言，说在英女王伊丽莎白登基纪念日时滞港三天以上的人士，都可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就因为这个，广东数县7万人齐齐涌向深圳，冲垮了两个海防哨所，最后外逃成功4万人。而相比之下，宝安县当年的劳动力总数只有11万人！
珠三角之幸，在于此事的最终处理者是邓小平。邓公当时所说的，只有两句话。其一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其二是“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
当时的广东官员并不理解邓公的想法。但是很快，广东改革开放的福音就到了。时任香港招商局主席的袁庚受命建立蛇口工业区，不久发展成深圳特区。而中央政府的最初想法，就是发展一个工业区，来建立一个大陆经济发展的标杆。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从深圳特区开始，启动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深圳特区的成立，实际上使珠三角开始了与香港的贸易和工业融通过程。深圳特区一成立，与大陆素有交往的香港商人们纷纷进入特区，以租借土地的形式发展自己的加工业。因为当时中央财政在成立特区时并无多少财力投入，只是给了一些特殊政策。深圳不得不以租借土地的形式来发展自己。最先嗅到变化的，正是这批与大陆交往颇多的香港商人。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香港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深圳的开放，给了加工业已经很发达的香港一个空间。香港的电子加工业和服装加工业开始逐步进入深圳，给了这个小渔村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地缘的机会使深圳的发展成果迅速向整个珠三角蔓延。上世纪年70年代末，东亚四小龙承接了整个西方制造业的转移。中国这片黄金大陆的开放可以说正当其时，对于在香港等地从事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到珠三角建厂所带来的成本降低相当于给他们新发掘了一个金矿。而对珠三角来说，外资设厂所带来的工资、税收增长同样也不亚于发现了一座金矿。
珠三角的加工工厂
有了最高层直接支持的珠三角，因为特区的存在而显得格外活跃。以任仲夷、袁庚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在有了邓公“杀出一条血路”的慰勉之下，用足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全国率先放开了价格、对土地实行批租政策、合资独资企业的审批权等一系列行政行为都首先在深圳、继而在珠三角展开。由于毗邻香港并与之具有相同的文化氛围，珠三角从官员到百姓，自上而下对中国之外的信息都格外敏感。加之政策优先造成的人才集聚和由农村土地改革带来的劳动力向该地区集中，造成了大量加工工业转移的最佳时机，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珠三角率先一步启动起来。资金流、物流和人流的聚集使得从深圳开始的珠江两岸出现了极为集中的大型电子业加工工厂。
以彩电业为核心的家电工业在中国的崛起过程，是珠三角作为一个区域在中国最为辉煌的时段。在这个跨越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段的时空里，以粤货北伐为标志，珠三角无论是商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在整个中国大行其道。当时随便打开中国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的大门，总可以数出几件广东货来，科龙冰箱、康佳电视、爱多VCD，就连饼干，都被广东人生生地改叫了“克力架”。粤货北伐甚至动摇了中国传统工业最为强势的上海货的地位，一个上海企业的老总回忆说，从当时的服装商场里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竞争的高下：广东的销售人员在商场里看到新款的服装之后，马上就可以打电话回去提醒生产部门协同改进自己的产品，一个月之后有了改进的相应款式就可以到商场，而上海企业如果要做相应改动，甚至要获得主管局相应部门的批准才能开始，没有半年时间根本无法作出反应。
不过珠三角的优势同时也是这个区域的劣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劣势就开始有所暴露，原因就在于珠三角的优势太过明显，钱太好赚了。与从香港走私产品、向源源涌入的外地人口出租房屋、以村集体为单位向外资企业批租土地而获得租金、加入把珠三角作为进军大陆的跳板的外资企业这4股社会潮流相比，实业投资成为一桩苦事，受教育对于广东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桩苦事。因此珠三角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仗着外来人才的支撑。这个隐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因为珠三角的高速成长而被掩盖着。
长三角的私营企业与社队企业
相比这一时期珠三角的狂飚急进，长三角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上半期经历着自己痛苦的转轨过程。
苏南地区改革的源头是乡村的社队企业。苏南地处平原，粮食产量很高,但同样存在着人多地少的问题。在传统的户籍制度下，这个地区必须走高产道路，客观上，农业机械的需求量相当大，因此很多乡村都有自己的社队企业，大多从事小农机、小工业的生产。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苏南的很多社队企业都已经开始跨地区的商品生产，原因是土地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保障。其中的先行者、江阴华西村的吴仁宝曾经这样回忆：“当时上面不断有工作组来检查农业，但他们一走，我们马上就回（村办）工厂去。”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村办工业已经占到了华西村总产值的一半。
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与上海的关联。众所周知，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有着良好的技术传统，并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同时计划经济的色彩也最为浓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束缚的上海技术人员大批地受到这些小企业的邀请，利用休息时间为它们做技术辅导，成为它们的“星期天工程师”。而这也是苏南企业做大的主要动力。
长三角早期的改革发展模式，其特点都是自下而上的，带有强烈草根气息，它却成为了同是草根出生的粤货重点攻击的对象。在更为灵活的珠三角企业的市场步伐中，长三角国有企业的转型显得格外艰难，大批国有工厂进入破产半破产状态。以苏州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家电热中，先后有孔雀电视、香雪海冰箱、长城电扇和春花吸尘器四大企业，当时被人们称为苏州的“四小名旦”。但是在家电工业残酷的竞争中，它们先后败下阵来，到现在只有香雪海冰箱还在靠出租门面苦撑时日。
在这一时期，位置上属于泛长三角地区的温州发展出的“温州模式”在浙江却是大行其道。温州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纯私有化，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逐步迈向专化程度高、产业集聚强、生产规模大、集生产商、供应商、销售商甚至研发于一体的“产业集群”阶段，最终成为了浙江“块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清晰，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最核心要求。在清晰的产权制度下，效率的提高会使企业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虽然起点低，在做大的速度上也显得慢一些，但经过近十年的时间之后，温州模式的优势开始显现。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几乎是突然发现，温州有很多企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球都成为市场份额的冠军。像眼镜、打火机、徽章等小商品，温州的几家企业可能就垄断了全球市场。
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
珠三角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港资的大力推动，不仅如此，一向对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虎视眈眈的跨国公司从改革开放开始进入中国也是以珠三角为桥头堡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巨型跨国公司的总部设在广州、深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公司们逐步向中国内陆深入，而此时，长三角强大的消费能力和它所处的长江下游的地理位置则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因为它的背后有着更为广阔的中国腹地市场。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苏南成为跨国公司的乐园，当时政府为引入外资，设置了多种优惠政策，尽管并不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发展，但在当时确实对引进外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上，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发动机，长三角和珠三角吸引了来到中国的绝大部分外资。这两个地区的地利优势对外资企业来说十分明显：它们有着最好的交通设施，有着最好的产业配套。当然，更多的技术优势型跨国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把其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因为这里地处长三角的中心位置，有着国际级的港口，还是中国最好的技术人才集中地，同时上海对于很多跨国公司来说还是一个令人怀旧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处于黄金十年时期，大量跨国公司都曾在上海设立他们的中国分部，这使得上海的跨国公司白领文化一直潜伏在这个城市的底色之中。
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虽然其主观上是开发中国市场，但客观上却使中国的进步加快了步伐。有它们的存在使很多中国企业找到了追赶目标和模仿对象。几乎在所有的企业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竞争。像日化领域的宝洁、联合利华对阵雕牌、丝宝；广东家电群体对阵日本家电企业；在IT领域的联想、方正对阵IBM、惠普和戴尔。作为客观上的领先者，跨国公司引领着中国市场在技术上的不断升级，而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企业，则以低价和普及率与其对抗。
除了在中国本土市场的竞争之外，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更多的是以全球化的目光来看待这一片土地的，中国本土的比较优势也使它们不得不进入这里。因为进入中国就意味着获得更低的成本和更整齐的人力资源。“没有中国，就不能称为跨国公司”，这句话不仅是说中国的市场，更是指中国为跨国公司提供着更好的生产基地。而珠三角和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的先发地区，聚集着更多的资源，也就对他们有着更强有力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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