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业网

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
[内容摘要]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农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制度的统一、协调并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实现了两种制度的协调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经验，对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关系演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城市用地大多从农地转换而来。在人均国土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日本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同时付出了较小的用地代价。
我国从1996年开始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进一步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如何协调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土地制度（以下简称“农地制度”）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解决我国新“三农”问题的关键。
基于此，研究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总结日本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协调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关系，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以及让农民共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一、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
概括来说，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演进，基本上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不同的特点。
（一）第一阶段：1868—1920年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了工业化的第一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农业支持来实现的，表现为征收高额农业税汲取农业剩余扶持工业发展。一战后，日本经济快速成长，工业产出首次超过农业。从明治维新到1920年，日本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同时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经过近30年的工业发展，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从1889年占总人口的10%上升到1920年的18%，农村人口占82%。1920—1930年，大约有半数的工人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作，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居住在城市。
为支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多种政策措施促进农业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废除德川幕府时期所颁布的一系列禁令，改革旧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关系，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二，制定和大力推广“劝农政策”，推进农业技术改良，兴修农田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重视农业经营，推广农业教育。
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本质上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要求农地制度进行相应变革，其效果首先是扩大了耕地面积。具体表现为：一是耕地开发。1868—1896年是日本耕地面积扩张期，这一时期耕地面积通过开发出现了飞跃式的增长，年均增长2万—3万町步（1町步约合0.99公顷），期末耕地总面积增加至少500万公顷。二是耕地整顿。1897—1920年是作物转化和集约农业发展时期。三是第一次町村合并。在城市化进程中，现在的市制、町村制是1889年4月1日在日本最初推出的。第一次町村合并只保留了原有町村总数的20%左右，为耕地的有效整理和集约利用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从工业化推动农业生产增长来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完全依赖于较高的生产效率增长率。生产效率的增长率在1890年是1.4%，到1900年达到2%，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以品种改良为中心的技术进步。
在这一历史阶段，一方面，农业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耕地开发、耕地整顿及町村合并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土地。但从根本上来说，日本的农地制度仍然延续明治维新时期的土地制度，即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租佃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虽然这种土地制度大大影响了日本农业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没有引起根本的变革。
（二）第二阶段：1920—1950年
从1920年开始日本的工业逐渐具备自我积累的发展能力，工业化进入了第二发展阶段。工业化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表现为工业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集中。1937年后劳动力加速向重工业城市集中，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工业带——京滨、中京、阪神和北九州工业带。1940年人口城市化率已达37.9%，但由于受战争影响，日本城市化率一直到50年代依旧停留在38%。
这一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对农地制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租佃制为主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大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为此，日本政府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其中包括：第一，减轻农业税，为农业发展减轻负担。第二，农地改革，特别是战后，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农地改革，政府收买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卖给农民。废除了封建的农地制度，创设自耕农，改善租佃关系。第三，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第四，促进农业协同组合的发展。
工业化、城市化对农地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农业增长率上。20年代，由于生产效率增长缓慢，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农业之外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外流停滞，城市化步伐放缓。同时，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出现停滞现象，其原因在于：一是日本向西欧学习的农业技术因为不符合本国实际而无法促进农业的发展，于是开始转向新技术的开发与研究，这一段时滞使日本农业发展进入停滞阶段；二是朝鲜、中国台湾廉价米的大量进口，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日本工业化、城市化的代价较小，并且由于继续耕地整顿和町村合并使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同时，受工业化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1920年以前大城市仅仅吸收新增人口的三成，而此后的15年吸收七成以上，城市化率在1886—1920年的34年间从10%仅增加到18%，而1920—1938年期间从18%增加到38%，18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到1940年，城市增加至168座，人口占总人口的37.7%，20年间增加了一倍，农村人口占62.3%。
这一时期，工业化快速发展推动了日本正式进入城市化发展阶段，并为战后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而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因此，日本政府对农地制度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从根本上改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度，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体现了制度安排与变迁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技术革新的时滞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削弱了农地制度变革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第三阶段：1950—1977年
从50年代始日本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工业化基本完成。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进入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从1950年的37%上升到1977年的76%，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1956—1973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8年间工业生产增长8.6倍，平均每年增长13.6%。并且，以此形成了三大城市圈，使日本成为城市和郊区人口占多数的国家。1955年城市人口比例升至56.1%，农业人口下降至41%，在1963—1973年的十年间，农村平均每年向农外部门提供80万个劳动力，将近60%的劳动力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作。1960—1970年间的城市化水平以年均2.51%的速度增长，是整个国家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到1970年，72.1%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城市中。
在这一时期，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农地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城市化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耕地以满足城市经济的发展要求，但由于日本的人均土地面积极少，还要满足其农业生产的要求，因此为缓解用地紧张局面，日本通过山区技术改造和开发以及围海造田等途径来增加耕地和工业用地。
另一方面，工业化的完成也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使农民共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主要措施是颁布《农业基本法》，力图把农民生活标准提高到非农业工人水平，为解决农业问题提供突破点，并以《农业基本法》的制定为标志开始实施工业化第三发展阶段的农业保护措施，如价格保护、提供补贴、限制进口、调整农产品结构等。
在这一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农业有了快速发展。与战前相比，1956—1970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投入资本增长率的迅速增加。1956—1970年投入资本增长率平均为8.4%，远远高于战前平均的1%。从人均资本来看，1956—1970年的资本劳动比率平均为11.9%，是战前平均值1.2%的十倍，体现出战后农业实行机械化和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也对农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在70年代大大跌落。60年代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超过了2%，在70年代大幅下降为－0.1%。这主要是由于生产效率低下，在某种程度上可由减少大米耕种面积的政策造成耕地利用率下降来解释。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农地转用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1955年占用耕地5000公顷，到1973年达到68000公顷。耕地利用率在1960—1970年由133.9%下降到109%，种植面积的下降比耕地面积的下降更快，由1960年的81.29万公顷减少到1970年的58.1万公顷。
（四）第四阶段：1977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70年代开始，服务于第三产业的工人数量大幅增加，农村人口从4819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1750万人，仅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中就减少了1046万人。到2004年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71.8%，吸纳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66.9%。
随着日本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化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城市化水平继续提高。城市人口比重2005年超过86%。就业率于1985年超过了60%，1995年达到64.7%。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就业率也逐年下降，到2005年下降至57.6%。第二，进入分散型的城市阶段。表现为中小城镇的崛起和大城市向周边扩张的所谓“逆城市化”。第三，东京的一极膨胀与再城市化。原因是：一方面“传统”产业继续分散布局甚至向国外转移，导致劳动力和人口流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在大城市中心地区集聚，导致再城市化的发生。
这一阶段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和城市化饱和阶段，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大量政策、法规以及采取有关措施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实现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但是由于日本经济整体发展缓慢，特别是地价高涨，导致了日本90年代的金融危机，并致使耕地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从1983年的104.8%下降到2003年的94%，耕地面积从20世纪70年代的581万公顷下降到80年代的560万公顷。从1970年至2003年，日本耕地面积减少了107万公顷。
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协调与否已经不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而且工业化、城市化已经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历史演进分析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历史演进分析
日本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保持了协调发展的关系，总体上基本满足钱纳里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学说。工业化的开始推动了城市化的起步，工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使得农业劳动力剩余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起步并进入中级阶段，即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特点表现得更加显著，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超过了0.85。

进入城市化饱和阶段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相互关系出现了离散现象，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下降，甚至不明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下降，第三产业的比率逐渐上升，这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二）日本城市化、工业化与农地制度关系演变分析
相对于工业化而言，日本城市化对农地制度的影响表现得比较明显，工业化对农地制度的影响在工业化初期是较为直接的，而当城市化启动后，工业化对农地制度的影响就不如城市化直接和明显。城市化、工业化对农地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农地制度的变迁
在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对农地制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产权制度、管理制度、使用制度等，而核心是对农地产权制度和使用权制度的影响。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起始阶段（准备阶段），为支持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而对农业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改革旧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改革农村的管理体制，实行第一阶段的“町村合并”。在这一阶段，虽然还是延续了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租佃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了农地制度变迁历程的开始，同时也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和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农地制度变迁的同时，农地制度的变迁也促进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
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封建的农地制度不仅阻碍了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阻碍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农地制度进行变革，废除了封建农地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建立自耕农制度，改善租佃关系，建立资本主义农地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同时，极大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基本完成，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但是农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日本作为土地资源极其缺乏的国家，耕地面积无法保证农业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对农地管理制度、使用制度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城市化饱和阶段，城市化、工业化都出现了新的特点，但是在这一时期农地制度和城市化、工业化的相关性明显下降，已经不再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2、城市化、工业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日本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对农地制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对农地制度本身的影响，而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外在表现——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其中，不同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同。从下面两方面可以加以说明。
第一，从各个发展阶段来进行考察。在城市化、工业化准备阶段，城市化、工业化一方面通过推动农地制度的变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城市化、工业化对农业技术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老农技术”的推广。“老农技术”不是根本的技术进步，而是传统农业技术的改良。同时，町村合并的实施增加了耕地数量，农地制度的改进也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城市化、工业化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农地制度的影响上，而对农业技术的影响则不明显。一方面是因为是“老农技术”的潜力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日本学习的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并不符合本国农业生产的需求，加之日本从殖民地进口更为廉价的粮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一步凸现，一方面得益于持续的技术改良和创新，逐步形成了适应于日本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业技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农药的大量使用。但是，进入70年代，即进入城市化饱和阶段，农业生产率急剧下降，主要是由于减少大米耕种面积的政策造成耕地利用率下降。从日本的城市化、工业化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城市化、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第二，从几个重要指标来进行考察，这里主要考察农民收入的变动、耕地面积的变动、农地交易价格的变动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关系。
首先是农民的纯收入（如图3所示）。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民纯收入总体上是增加的，与城市化的变动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产业结构之下，其增长幅度变动是不同的。在1950年以前，农民纯收入、农外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增长都很缓慢。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后，农民收入急剧增加，但主要是农外收入的快速增长，而农业收入虽也得到了增长，其速度却远远低于农外收入。进入70年代以后，农外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一直到90年代日本发生金融危机。而农业收入则波动性较大，主要是因为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农业收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看出，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与农民纯收入是正相关的，与农外收入的相关性更高，而与农业收入虽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较小。

其次，从耕地数量来看（如图2所示）。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与日本的耕地面积未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日本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整个历史时期并不是都造成了耕地面积的减少。或者反过来说，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并非必然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町村合并”等改革的实施，节约了大量的土地用于城市化、工业化；另一方面是日本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注意土地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率问题，在土地上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本集约。
最后，从农地交易价格来看。由于数据缺失，无法看到日本在1955年以前的农地交易价格状况。但从日本1955年以后的农地交易价格情况来看，城市化、工业化对农地价格的影响是直接而且巨大的，特别是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农地价格持续增长，这一阶段平均涨幅超过了5%，一些年份如1956年、1957年分别为17%、12%，1973年甚至超过了25%。当然，农地价格的持续增长，并非城市化、工业化独力推动的，但是，城市化、工业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及借鉴意义
从对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关系演进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由于保持了比较良好的互动关系，不仅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农地制度的变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农地制度变迁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日本的经验对我国如何处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工业化是第一推动力。工业化作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核心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又共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地制度的变迁。
（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代价可以更小。日本在城市化饱和阶段之前（除了战时），耕地面积并非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反而在有些历史时期持续增加，即使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如此。这说明可以通过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改变土地利用结构以减小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本。
（三）农民收入的增加，不能靠农业本身，而应该更好地使农民享受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期通过剥削农业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所以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农民收入的增加是缓慢的，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日本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一点也值得我国借鉴。
（四）日本当年的快速发展是抓住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适宜国际贸易及工业化发展的良机，实现城市化快速发展，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化体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因此，我国抓住当前和平发展时期这一良好机遇，使外力与内力结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五）农地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迫切要求农地制度——农村生产关系要适应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中国由“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两大封闭运行的亚系统构成的“工业国家，农业社会”的二元结构，是由传统的城乡隔离式的经济要素流动抑制型制度安排形成的，因此要充分发挥制度变迁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