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怀德：物质建设成就不能证明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

郭怀德：物质建设成就不能证明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

　　教育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斯大林的错误，决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苏联的物质建设成就伟大辉煌，当然斯大林有他的巨大贡献，然而，物质成就能证明其精神正确和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吗？物质成就能证明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有比较才能鉴别

　　民间谚语：“货比三家”，“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毛主席说：“有比较才能鉴别”。“冷眼向洋看世界”，纵览全球做比较。

　　如果承认客观实际，那么，论物质成就，美国不比苏联差，举办多次奥运会。难道美国巨大的物质成就能证明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德国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执政时期也曾创造经济奇迹并且在1936年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这能证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是正确的吗？苏共喜欢关起门来吹嘘自己的经济建设伟大成就，并以此来证明它建立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种物质建设成就价值观是很成问题的。一旦打开国门，苏联人看到欧洲美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就羡慕欧洲美国了。这就是这种经济建设成就价值观的副作用。显然，不能单用物质成就来评价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这部大片一方面认为，物质成就能证明斯大林是伟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方面却又认为，勃列日涅夫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不能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苏联国情的正确改革举措，使苏联在世界成了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工业、科技、军事超级大国”；“今天俄罗斯的不少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人生活最好时期。”这部大片似乎比较偏爱斯大林；对这两位执政者的评价采用双重标准。

　　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美、法、英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就是比较。本文比较不在于取得物质成就的具体目标途径方法的本身，而是着重于达到物质成就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胸怀和情素亦即精神的某些方面。

　　在物质建设中有过什么争论

　　苏联有：1923至1924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的争论；1925至1927年，斯大林联合布哈林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争论；1926至1927年，斯大林联合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争论；1928至1929年，斯大林对布哈林与李可夫及托姆斯基的争论。1934至1938年是谁谋杀了基洛夫之争。争论的问题是，一国之内是否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工会作用；农业集体化的速度方针等。开初这些争论是以党内路线斗争形式进行的，后来转化成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1950年代以后，有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的争论；勃列日列夫对赫鲁晓夫的争论；1991年亚纳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争论，这几次争论属于宫廷政变类型。

　　美国的争论可以说更多，几乎每隔四年或八年就大争论一次。其中比较更加重要的大争论有几次：一次是，美国刚独立后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国务卿杰斐逊为了体现《独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人权原则要建立繁荣农业的理想社会，反对搞工业化，认为工业化社会是腐败的。而财政部长汗密尔顿主张搞工业化，工业化的核心是发展制造业，写了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二是，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主张进步主义改革，伍德罗.威尔逊主张放任自由的发展及尤金德布斯主张社会主义之争论。反对派骂这位罗斯福是“该死的牛仔”。三是，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当时的总统胡佛仍然主张政府不干涉经济，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政。这位罗斯福被说成是“赤色总统”。四是，1980年美国面临内外交困，国内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国外遇到苏联的强力挑战。里根主张“小政府，平衡预算，家庭价值和以实力求和平”，击败了卡特的主张。美国也有一次争论由路线斗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即南北内战。

　　舆论一律对公开争论

　　总的感性认识是，在追求物质成就的过程中，苏联热中于搞舆论一律，而欧美多国喜欢公开争论和舆论多元性。对欧美多国来说，对任何事情任何问题只存在一种意见一种看法是不可思议的；喜欢公开的争论，但是不搞你死我活。而在苏联发生争论时，为了追求清一色的舆论一律，最后结局是你死我活，甚至充满血腥味。

　　由于公开地争论，所以，信息的公开性或者说透明度，在欧美比在苏联要强得多。美国还推荐《共产党宣言》为其中小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它似乎不害怕对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公开批判。苏联比较偏爱封锁信息，以为百姓知道的真相越少越好。欧美多国搞公开性或透明度却没有搞垮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而苏联经历长期舆论一律之后，一旦搞公开性或透明度为什么就垮台了呢？问题在哪里？是在公开性本身，还是在被公开了的东西？

　　苏联喜欢“一本书主义”，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圣书。欧美喜欢搞多本书。欧美多国也有个人崇拜（偶像崇拜），但没有个人迷信；而苏联的最高执政者都喜欢搞绝对或相对的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只是一种表面的热闹现象。个人迷信和舆论一律似乎互为因果。

　　还有个饶有兴趣的对比：歌功颂德，在欧美也有，但比较少些，不那么集中，对执政党对政府几乎没有歌功颂德；在苏联，歌功颂德很发达很集中，集中于一个人一个党。

　　但是，苏共的胸怀开初并不是这样的。斯大林在1923年在有小组长、支部委员和争论俱乐部成员参加的苏共的一个区委扩大会议上说：“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报刊上和支部里正在进行的争论的意义问题”， “争论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44页）。斯大林在1923年12月15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反对派要求彻底执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对中央的恶言和谩骂当然是够多的了。《真理报》载满了控诉中央犯有滔天罪行的文章。只是没有把日本的地震归罪于中央罢了”（同前书第156页）。可见最初也是容许公开争论的，甚至可以公开谩骂中央。然而后来事情逐渐起了变化。

　　而美国从建国到现在，似乎越争论越有味。

　　不同意见人和反对派的命运

　　更关心参加争论的双方人员的命运。

　　在苏联：不同意见人和反对派开初是公开合法的；后来被取缔而转为非法；最终反对派甚至不同意见人连肉体也被灭绝。

　　1934年苏共举行的党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出现斯大林意想不到的情况：基洛夫的反对票只有3票，同时斯大林却有292张反对票。但斯大林仍然继任总书记，基洛夫做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几个月后，这位选票比斯大林多得多的基洛夫神秘被刺身亡。斯大林定调是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谋杀了基洛夫，开始史无前例的大清洗大屠杀。1934年十七大的1966位代表中，被捕坐牢的有1108人（即56%），几乎都死于牢中；该届中央委员139名有80位(58%)被捕被杀。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5人被杀。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7人，列宁病故；有5位在大清洗时死于斯大林手中。列宁的党从领导成员来看已经变成了斯大林的党。1939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说：“托洛斯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都不得不缩成一团，藏起他们那陈旧的政纲，而转入地下。他们没有顺从人民意志的勇气，宁愿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法西斯分子同流合污，为外国谍报机关效劳，充当间谍，答应帮助苏联的敌人来分裂我们国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这段话，表达了斯大林在追求苏联现代化过程中是什么精神、胸怀和情素？

　　在美国，不同意见人和反对派都公开合法存在；争论——合作——再争论；风水轮流转。财政部长汗密尔顿的以发展制造业为核心的搞工业化主张胜利了，国务卿杰斐逊的农业理想社会失败了；然而杰斐逊担任了下一届总统却继续执行工业化方针。罗斯福上台了，他的对手照样活得好好的。有位哲人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讲出自己观点的权利。汗密尔顿们和罗斯福们的胸怀和情素是怎样的？在美国自由发展历史上也有不光彩的时段。著名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国会通过的麦卡锡法，这是一部以言定罪的法律，给美国联邦调查局有逮捕赤色分子的特权。实施没有几年，美国自己把它作废了，说是自己国家的黑暗面。

　　从表象看，在苏联伴随着物质现代化过程的是追求一元化存在，在美国却是多元性包容存在。两国最高执政者的轮替人数也是个有趣的比较数据：苏联70年有8位，他们是：列宁（1917-1922，执政5年，在位病故），斯大林（1922-1953，执政31年，在位病故），马林科夫（1953-1955，执政2年，被赶下台），赫鲁晓夫（1955-1964，执政9年，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1964-1982，执政18年，在位病故），安德罗波夫（1982-1984，执政2年，在位病故），契尔年科（1984-1985，执政不到1年，在位病故），戈尔巴乔夫（1985-1991，执政6年，被赶下台）。看来，苏联领导人执政时间从1年到31年不等，不是被赶下台，就是终身执政在位病故。美国200多年内有56届总统，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连任3届外，有规律地是任期为4年，再有才干的人，都只能连任两届。两国最高执政者的下台方式也是一种有趣的比较。这也反映某种胸怀和情素。

　　讲话自由是精神建设现代化的表征

　　百姓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讲话自由度或独立自主表达，是有趣的对比。

　　有个故事：在1970年代某一天，苏联人阿廖沙和美国人比尔在一起比吹牛，不分高低，那位美国人突然说：我们可以骂自己的总统，我就敢骂尼克松，你敢骂吗？苏联人一时语塞，想了好一阵才说：我们苏联人也敢骂尼克松！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从必然王国进展至自由王国的原理看，人类历史从精神层面来说，就是一部百姓自由发展史。首先是讲话自由发展史。讲话自由更确切地讲，就是独立自主地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讲话的具体自由度也是逐步发展扩大深化的。本文不涉及许多关于讲话自由的理论问题。就说一个具体事情，能不能对国家最高执政者本人的作风道德品质说三道四，对他的施政方针政策提出反对意见或不同意见或评头品足，而且在说三道四评头品足和反对之后，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不会穿玻璃小鞋，不会生计陷于困境，更不会以言定罪。是否把许多民间格言变成现实状况，如：广开言路，海纳百川；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外苏联没有百姓的结社自由，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在欧美多国结社和迁徙比较自由，三个人就可结成一个社团。

　　1936年苏联宪法条文里有很多自由，但是兑现的寥寥无几。苏联在夺权之前和掌权之后对自由的解释大相径庭。苏联的理论往往强调讲话自由的限制性一面，一说自由，就要强调组织纪律的限制，自由得服从组织纪律。苏联喜欢从纯哲学角度谈自由，喜欢从阶级分析法谈自由，似乎自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虚伪品和装饰品，似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能要自由；根本不具体地谈苏联百姓的讲话自由问题，或者只有歌颂苏联执政者的自由，没有批评苏联执政者的自由；只有赞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的自由，而没有揭露苏联现实社会里的缺点错误阴暗面的自由。虽然党章规定党的会议特别是党代表大会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监督，然而事实呢，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地区党委的会议记录写着：1974到1975年间召开了72次会议，共600多人发言，其中仅12人对党的领导人提出过意见，其他人几乎都是空话套话和歌功颂德之词。

　　在美国，可以公开讨论谁统治着美国的问题而不会受到惩罚。美国学术界对谁统治美国有五种观点说法。一是多元主义说法：美国政治权力由许多利益群体所掌握，每一个群体都代表一套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二是精英主义说法：美国大部分权力由有数千人形成的精英掌握着。三是马克思主义者说法：美国政治权力是资产阶级的。四是中央集权下实行统制经济者的说法。五是多元格局中各界精英统治着美国。

　　在苏联可以公开讨论谁统治苏联的问题吗？斯大林说苏联是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只有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没有统治者，大家都是同志合作互助关系，共产党是领导不是统治。说共产党是统治，那就要坐班房或者杀头的。

　　在美国可以公开讨论对总统对政府对国会对军队的信任问题，可以公开表示不信任而不会受到惩罚。在苏联可以吗？

　　没有或者很少讲话自由，人们就逐渐失去独立自主思考的习惯，加上信息来源很单调，独立思考的资源很贫乏，缺乏独立自主分辨是非的能力。这样，强调自由服从组织纪律终于结出苦果：当总书记建议苏共解散时，习惯于服从组织服从纪律的没有独立思考习惯能力的党员和下级组织也就没有抗议地服从了。有一位提出过抗议，他叫麦德维杰夫，他曾因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出苏共，后来恢复党籍。当叶利钦提出“禁共令”时，作为人民代表的麦德维杰夫第一个起来抨击叶利钦禁共令。他后来沉痛地记述：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苏共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然而他们不是去捍卫苏共，而是去争着向离开大厦的苏共大员吐唾沫的，若不是当局组织了警察线拦住群众，保护他们撤离，他们就可能受到人身伤害。麦德维杰夫哀叹道：苏共已被人民抛弃了！

　　讲话自由是精神领域现代化的基本尺度。人类不能只追求物质现代化，而应该伴随着物质现代化带来精神现代化，首先是讲话自由的现代化，否则，你拥有现代化的小轿车、房子、家电设备和通讯手段，但讲话没有自由或者很受限制，不能畅所欲言，周围气氛总是使你担心害怕祸从口出，那也不会是很幸福愉快的，倒像现代化的精神奴隶。这也许是苏联党国最终被苏联百姓抛弃的缘由之一吧。毛主席就说过：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老虎屁股摸不得，难免有一天会霸王别姬。苏联裂变似乎像霸王别姬，自刎乌江。

　　东德西德都是从战争废墟起步，西德跃进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东德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西德。人往高处走，在10年内东德百姓逃往西德达600万之多。东德不得不修建起长几百里的柏林墙，阻断百姓自由迁徙之路。许多无辜百姓死亡在柏林墙的东侧墙下。普京在德国住了几年，可能有些感性认识。他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写道:“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由以上叙述可见，苏联的巨大物质成就并不能证明其精神的正确性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不能证明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郭怀德  华中科技大学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