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对于《陪陈赓同志看大字报》的说明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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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陪陈赓同志看大字报》的说明和补充
—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
姚国祥
《陪陈赓同志看大字报》这篇文章，是我在2005年2月写的。当时写这篇文章，主要是试图说明我对反右派运动的一些看法，试图强调我们应当吸取的沉痛教训。
今年是开展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回过头来，看看这篇文章，觉得“言犹未尽”，需要作些说明和补充。
事情还要从毛泽东主席的两次重要讲话说起。我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好像两次都是现场直播，后来又听了一次播放录音，毛泽东主席在两次讲话中，提出一些极其重要的观点。这些重要观点，直到现在，仍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以上均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 (以上见《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所从来没有提出和解决过的重大问题。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真正创新。
必须指出，毛泽东主席的这两次讲话，后来正式发表，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内容上已经作了某些重大修正。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主席的现场讲话，更富有“放”的精神。“希望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 ；采取“放”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见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还必须指出：关于发展人民民主，发展党内民主，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毛泽东主席后来还讲过许多很好的意见。例如，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说：“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可惜，许多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正确方针、正确指导思想来实行。“事情正在起变化”。短短两三个月，“收”就代替了“放”，“大鸣大放”就遭到了“坚决反击”，……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成了数百万、数千万家庭的揪心之痛，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一场灾难。至于后来所说的什么“引蛇出洞”之类的奇谈怪论，更只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罢了。
不仅是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内划右派”。所谓“内划右派”，在正式出版物中从未提及，许多人也并不知情。但是，这种“内划右派”，实际上更加坑人。“内划右派”，是指那些已经具备“右派分子”条件，但出于“影响”，出于“指标”，不公开宣布，在内部掌握。由于本人并不了解已经划为“右派分子”，所以有时言行不注意检点，就很容易被抓住尾巴，在使用、待遇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内划右派”的处境，比之于公开的“右派分子”，更为不妙。
在反右倾斗争中，由于我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职降薪，下放农村劳动。1960年5月～1961年7月，在农村呆了十四个月。回市以后，在抚顺工学院工作了一年多。抚顺工学院下马之后，我到抚顺市六中担任校长。六中有一位美术教师（现在是全国知名的版画家、美术家），就是一个“内划右派”。我在工作中发现，这位老师工作勤奋、教学认真、学习刻苦，是一名好教师。每次教工开会，会前其他教工说话、闲唠，而他却手拿图画本，速写、素描，见缝插针。他的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但他却是一个“内划右派”，受到他所不了解的种种歧视。后来我力排“众议”，为他摘了“内划右派”，为他涨了工资。……不料，“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派人到抚顺来商调这位美术教师时，六中革委会主任仍然向他们介绍他是“内划右派”，这两个出版社先后扫兴而归。这位美术教师只知道出版社来商调未成，十分不解，就来问我究竟。当时我刚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牛棚”出来，自身难保，但还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他；因为他曾经是“内划右派”。他听了以后，犹如一声惊雷，张目结舌，灰心失望，表示今后不能再从事美术工作了。我鼓励他说：总有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的时候，要相信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后来，这位美术教师坚定了信心，“文化大革命”之后，他是第一批被批准为教授的老师。他的美术作品，多次被发表在知名的美术刊物上，多次获奖，多次在日本、英国等国展出，并且被这些国家收藏，现在他已经退休移居大连，继续为培养美术人才辛勤耕耘。
据我所知，不少“右派分子”，不少“内划右派”，不少“中右分子”，就没有这位美术教师这样幸运了。他们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或者“不自觉”地扣上了“内划右派”的帽子，“株连九族”，“永世不得翻身”，终身背负着沉重的“包袱”。
如果我们能够始终坚持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放”的方针，坚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来解决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闻者足戒，言者无罪”，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列宁说过，公开承认错误，认真检讨产生错误的原因，……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对于受到错误对待的“右派分子”、“内划右派”，对于其他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受到株连的家属、亲友，我们都应当公开赔礼道歉，亲切慰问，并且采取一些必要的补救措施。
错误已经造成，时光不能倒流，重要的是要吸取教训。现在有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更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有时甚至明知错了，还蛮干到底。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事业，提出批评意见，在他们眼里，成了不受欢迎之人，甚至成了有罪之人。这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忘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群众的官老爷。在这里，我要再以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赠送给他们：“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附《陪陈庸同志看大字报》
陪陈赓同志看大字报
抚顺师专离休干部 姚国祥
（2005年2月）
1957年5月，当时我还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工作，一天，办公厅的领导通知我，陈赓同志来电话，请中组部派两位年青的同志陪他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等陈赓同志的车到中组部，你和潘克明同志陪同前去。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的夫人傅涯同志，就在中组部工作，所以请组织部派人陪同,并不感到突然。
下午二点左右，陈赓同志的车就开进中组部院内。陈赓同志下了车，同我们一一握手，并且逐个问及我们的姓名，十分和蔼可亲。陈赓同志是我们党赫赫有名、叱咤风云的战将。当年陈谢大军驰骋在中原大地上，屡立战功，威名远扬。据说蒋介石也十分敬佩共产党的这员战将。这次见面，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发现陈赓同志身材魁梧，穿着朴素，外表庄重，而在接触过程中，却使人感到十分亲切。
陈赓同志简单地向我们说明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分乘两辆车，直奔北大、清华而去。先到北大，后去清华。
下午的北京，空气透明度不高，使人有沉重的感觉。我们让汽车停在离大字报席棚较远的地方，然后随着陈赓同志，慢步走向大字报席棚。大字报很多，各种言论都有。陈赓同志则逐一仔细观看，我们分随在他的左右。不时有人来打听：这是哪位？是哪儿的？……等等，我们都按事先的约定作了“说明”。他们决不会想到这是陈赓同志，所以没有出现围观的现象。大约下午六点多钟，陈赓同志才结束了这次活动，向我们道谢，乘车回去了。临别的时候，我观察陈赓同志的表情，发现他更加庄重，更加严肃，甚至流露出一种沉重的心情。……
事情还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只能采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毛泽东主席在几次讲话中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见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全国各地都在讨论讲话，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毛泽东主席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反右派斗争直到1958年才结束。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见《毛泽东传》）
时间过去四十八年了。但陪同陈赓同志看大字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直到《毛泽东传》出版，我才明白，原来在大鸣大放时期，“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见《毛泽东传》）陈赓同志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是不是也是受了毛泽东主席的委托？
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政治局扩大会、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等，研究动态、对策。随后，中央作出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定。如果说，反右斗争也是一场历史悲剧的话，我看这里也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原因。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正是由于违背了他自己作出的正确论断。而某些错误决策，也来自中央的集体领导。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不应当由毛泽东主席一个人来承担责任。
关键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踏踏实实地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论点是正确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我认为，即使对于“反动”的意见、“敌对”的意见，也未尝不可以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来分清是非、正确处理。特别是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你认为是“错误”的意见，“反动”的意见、“敌对”的意见，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完全相反。这样的事情，在我党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反右倾中的彭老总、“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领导人，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对于“错误”、“反动”、“敌对”的意见，也应当慎重对待，通过“说理”、“讨论”等民主的方法，真正明辨是非，分清正误，而不应当“一擂定音”，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我还认为，批判“两个凡是”，不仅适用于毛泽东同志，同样也适用于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只有真正实行毛泽东主席在当时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双百”的方针、民主的方法……，才能真正出现毛泽东主席所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极为敬佩也曾是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他为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许多老一辈领导人也深受其惠。他为右派分子平反，更值得大书特书。他亲自多次接见著名的“大右派”葛佩琦，为葛佩琦洗清了二十多年的罪名。……人民是会永远怀念胡耀邦同志的！
在陪同陈赓同志看大字报的当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复杂。我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教诲，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通过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没有提出和解决过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主席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以科学的说明。广开言路，百家争鸣，不仅会带来科学、艺术的繁荣，而且也会使全国人民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不料，不久，社会上的鸣放和党的政策都起了“变化”。“黑云压城城欲摧。”……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心里充满疑问，很想向陈赓同志那样的领导同志请教，交流一些看法，但都不敢。因为我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1955年，周扬同志提出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后来又把胡风推到了“反革命集团”的座位上。在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编辑室的讨论会上，我只是根据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提出了几点疑问，就怀疑我同“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组织上的联系，停职反省，交代问题，全中央组织部大会批判，最后肃反、审干，被强加了一个很不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个结论，直到1987年才得到平反。后来担任赵紫阳总书记政治秘书的鲍彤同志，当时就充当了批判我的急先锋。我提到这件事，决不是睚眦必报，而是深感在各项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中，我们党内总有那么一些同志，缺乏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们唯领导之命是从，“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实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中有些同志，当自己身处逆境时，则往往全盘否定过去，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把党组织和领导人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和责任，缺乏应有的反思。真是可悲可叹！
“惊弓之鸟”。三缄其口。总算避过了反右斗争这一劫。不久，中央机关抽调机关干部“加强文教战线”。我主动请缨，又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辽宁省，从事教育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在劫难逃。1959年反右倾，市委号召“向党交心”，我这个在修水库、秋翻地、大炼钢铁、建景三铁路、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辨论”……等大跃进中走在前列的中学校长，仅仅因为“向党交心”，于1960年5月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职降薪，下放农村劳动，……。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反分子，”几乎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