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赴台秘闻:差点被陈诚拒之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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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赴台秘闻:差点被陈诚拒之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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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和蒋介石(左)的合影

  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人们的印象中,陈诚始终被人们视为蒋介石的股肱和心腹。但近几年,随着陈诚的《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家书》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等解密史料来看,陈蒋关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亲密,而是有时也冲突得厉害。

邓演达被杀一度使陈诚萌生离蒋念头

  陈诚是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时期,最为器重的三位学生之一。

  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1916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之后他进入了蒋介石的视线,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一直坚持反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5天后,陈诚闻讯,迅即从江西前线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回电表示“准从宽大处理”。

  但到12月中旬,陈诚却得知邓演达被判处死刑,遂于19日、20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不要处死邓演达,并表白自己此举“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但蒋不为所动。邓被处死后,陈诚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被蒋介石拒绝。

  此后,陈诚对于辞职一事虽未再提,但对邓演达仍给予高度评价,还抬出孙中山以批评蒋介石。这至少表明,在上世纪30年代之初,蒋介石的地位还很不稳固,陈诚对蒋介石也不够信服和“忠诚”,并一度使陈诚萌生过离开蒋介石的念头。

几次三番自动请辞最终赴台湾疗养

  在抗战期间,陈诚也与蒋介石产生过言辞激烈的冲突。那是在1942年12月,蒋介石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或司令长官”,前往云南准备第二年春天反攻缅甸的日军。陈诚鉴于同年3月至8月间,率中国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完全成了掩护驻缅英军的撤退行动,且远征军伤亡惨重,因此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蒋介石,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为免贻误戎机,恳求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蒋介石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同日蒋还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这也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

  1943年9月17日,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迅速回函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力陈“今日国家莫大之隐忧,普遍之危机”,以及反攻缅甸可能面对的困难。为了表白心迹,缓和蒋对自己的不满,陈诚向蒋进呈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要》,其中虽不乏谀词,但引退之心未有稍减。到11月底,陈诚以严重胃溃疡为由回重庆治疗,蒋遂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地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

  但陈诚依然故我,1947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归于尽”。甚至说“无怪一般咸认为,欲中国有办法,非推翻现政府不可”,并且再次萌发脱身而去之念,“决心已定,决先辞参谋总长,再辞东北行辕,总之脱离政治与军事”。

  巧合的是,同年底陈诚胃疾复发,翌年2月初得辞本兼各职,手术后赴台湾疗养,年底担任“台湾省主席”。 陈诚接到蒋介石来台的电文却置之不理

  陈诚在1949年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时候,正是台湾地位最为混沌的年头,而美国对台政策,也举棋不定,一日数变。从1948年12月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不断讨论如何分离台、澎与中国的问题和计划。

  美国为了“台湾如何符合美国之利益”,除了各种阴谋之设计、讨论外,还派遣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为密使,在台湾游说陈诚“自立”。

  陈诚在此期间,彷徨是可以想见的。他诚然眩于权力的诱惑,而对老蒋这位“故主”,要采取什么的态度去应对,似乎也颇感踟蹰。从蒋经国公布的1949年日记中有关老蒋来台经过,也可看出一些蹊跷——

  1949年5月16日,“……父亲下午在金塘南岸……准备明日赴马公岛,但父亲表示甚愿在定海与普陀作常驻之计也”。可见,当时,老蒋对是否来台,尚在犹豫之中,未最后决定。

  5月17日:“午餐后,随父亲由江静轮登岸,一时半起飞,沿途俯瞰三门湾、海门、乐清……4时50分飞抵马公降落,父亲即至马公城外之宾馆驻节,此岛实一平滩,并非山地,气候颇热……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老蒋既“决计去台”,为何不径飞台北,而在马公驻节?此时,老蒋似要看看作东道主的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果然,过了四天,陈诚去了马公岛看老蒋。蒋经国的日记写得很简单:5月20日。“陈辞修、俞鸿钧、蒋铭三三先生来马公,晋谒父亲。下午往机场送辞修先生返台”。

  5月26日日记:“父亲于今日自马公飞冈山转高雄寿山。”为什么老蒋来台湾,不径飞台北,而飞冈山转高雄?日记上没有写陈诚有没有去接,这一疑团,在《吴国桢八十忆往》中,可见端倪,转引如下: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非陈的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辑等迎接,老蒋劈头第一句:“我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

  蒋经国日记仅寥寥数语,自有隐讳,所隐讳的在《吴国桢八十忆往》中,多少可以找到答案。如果当初,陈诚在美国高压和诱惑下,使台湾“自立”,而拒绝蒋介石入台,那么,这六十年台湾的历史全部都要重写。

蒋经国来台的一年时间内曾被陈诚严密监控

  蒋经国随父败逃台湾后,曾有大约一年的时间,一切行动皆被自家特务秘密掌控,处于“被保护的时期”。严密掌控蒋经国在台行动的时间,大约是1949年8月起,至1950年他担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以后,还延续了将近半年时间,到了1950年八九月间始告结束。

  严密监控蒋经国的事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干的,它的司令正是陈诚,此时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无所不管,已管得头昏脑涨,应接不暇。可是还特别设立一个谍报组,负责对蒋经国在台湾境内的一切,做24小时全天候的严密注意,随时将所得情况研判后,以最机密、最速件呈报。

  那时的蒋经国,在1949年6月左右来台至1950年3月以前无官无职,仅以蒋公子的身份,为老蒋奔走,居处又不和老蒋在一起,出入自宅与官邸的行动更加频繁。而给随从者的任务需详细地记录下蒋经国在台期间,每一天有些什么人到他的寓所看他,他曾与什么人一道同行出入寓所,他有没有带领什么人到官邸谒见老蒋,透过他的关系与老蒋见面的人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等,都在搜集之列,甚至通过秘密的接线监听电话监听到老蒋头上。

  陈诚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想“脱离军事与政治”,甚至离开蒋介石,但多少次“辞职”和“病休”后,竟还逃脱不了蒋介石的手腕之中。随着蒋介石在台湾地位的稳固,陈诚又是如何下决心,继续效忠老蒋,直至1965年3月5日去世,成了千古之谜。 

延伸阅读——

 

蒋介石与陈诚之间不为人知的冲突

 

  邓演达被处死后,陈诚公然对蒋表示“人亡国瘁,病彻肺腑。……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要求蒋改任朱培德主持江西军事,自己则“决即日离职赴京请罪”。蒋在复电中严厉斥责陈“因私害公,因友忘党,有负职责”。

  此后,陈诚对于辞职一事虽未再提,但对邓演达仍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当权辱国者和蒋介石加以激烈批评,称“现在卖国自荣和弃职辱国者,均逍遥自在,独择生兄抱憾以死,为革命而死,死何足惜”。他还抬出孙中山以批评蒋介石,“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言论自由,而择生兄死于言论攻击政府之黑暗,然则言论实为死由矣。……今后不言革命则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总理之主义,而仅挂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实,我敢断(其)不会成功也”。这至少表明,在30年代之初,蒋介石的地位还很不稳固,陈诚对蒋介石也不够信服和“忠诚”。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对陈诚越来越倚重。1942年12月,蒋介石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或司令长官”,前往云南,准备“明春能如期反攻,不致贻误大局,为外人所蔑视”。

 

  陈诚鉴于同年3至8月间中国远征军的首次赴缅作战,完全成了掩护驻缅英军的撤退行动且远征军伤亡惨重,因此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他在是年12月31日的特急电呈中,分析英美“各顾其根本”,即都把自己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但陈诚迫于蒋命,还是在1943年3月6日与史迪威同飞昆明。

 

  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蒋介石,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戎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

 

  蒋介石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省,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这种跋扈恣睢之形态,除非政府已倒国家将亡,纪律纲维荡然无存时,乃始有此。”同日,蒋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这也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

 

  17日,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迅速回函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力陈“今日国家莫大之隐忧,普遍之危机”以及反攻缅甸可能面对的困难。为了表白心迹,缓和蒋对自己的不满,陈诚在当年的双十节向蒋进呈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要》,其中虽不乏“敢云仰酬高厚,庶几竭尽愚忠。以钧座之英明神武,必能远迈汉唐而上之也”等谀词,但引退之心未有稍减。到11月底,陈诚以严重胃溃疡为由回重庆治疗,蒋遂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的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

 

  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

 

  但陈诚依然故我,同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归于尽”。甚至说“无怪一般咸认为,欲中国有办法,非推翻现政府不可”,并且再次萌发脱身而去之念,“决心已定,决先辞参谋总长,再辞东北行辕,总期脱离政治与军事”。巧合的是,同年底陈诚胃疾复发,翌年2月初得辞本兼各职,手术后赴台湾疗养,年底担任台湾省主席。

 

  陈诚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办事思虑细密,也相对洁身自爱。他确实自视甚高,屡把非中央系的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何健、韩复榘等称为“封建势力”,与孔祥熙、宋子文也有矛盾,对把持国民党组织系统和党务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倚重的特务系统屡加批评,与汤恩伯、胡宗南也存在矛盾。

 

  因此,在派系林立的权力网络中,陈诚除了顺从和依靠凌驾于权力网络之上的蒋介石之外,几乎难有立足之地。故陈诚在一些事情的见解上虽然与蒋介石相左,言词上也有顶撞,但绝对少不了向蒋表白,他与蒋“名虽部属,恩深骨肉”,称“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所以陈诚虽然多次想“脱离军事与政治”,甚至离开蒋介石,但有多少次辞职和“病休”,随后就有多少次再作冯妇,直至熬到白头。

 

人物解读——

性格举止酷似蒋介石的陈诚

  核心提要:陈诚是中央军系统第二位一级上将,他身材矮小,诡计多端,在排斥异己方面从不讲情面,被何应钦、白崇禧等军界夙敌讽为“陈小鬼”。摘自《蒋介石的文臣武将》  作者:徐平

  陈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到台湾后,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陈诚其人陈诚,乳名德馨,字辞修,别号石叟,1898 年生于浙江青田县高市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少年时期在家乡耕读,1913 年入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7 年考入杭州体育专科学校。 

  毕业后,陈诚当时的愿望只是当一名小学教师。但以后有两次偶然的机会,决定了陈诚的一生。第一次是1919 年,陈诚经人推荐参加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招生考试,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未能被录取,虽经人疏通,也只列为备取生。但天无绝人之路,这一期考第一名的叫刘亦琨,临时改变主意,没有入学,后来考入北京大学。陈诚侥幸以备取第一名补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军政生涯。

 

  第二次是1925 年,陈诚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于是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一书。正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当众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如果说第一次偶然机会使陈诚步入军界,那么,第二次偶然机会则把陈诚的命运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此,他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陈诚将,长期追随蒋介石,以效忠蒋介石为己任,奉之如神,推崇备至。

  他不仅在性格上酷似蒋介石,就连言行举止也极力模仿蒋介石。由于陈诚身材矮小,又唯蒋命是从,所以抗战时期驻武汉的外国记者戏称其为"大元帅的袖珍本"。

 

  几十年来,陈诚颇受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官运亨通,平步青云。1929 年起,他历任十一师师长、十八军军长,成为少壮军人的领袖,与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张治中、陈继承、钱大钧等七人并称"八大金刚"。陈诚在"八大金刚"中是最年轻的。

 

  1932 年,他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二女、宋美龄干女儿谭曼怡结婚,与蒋介石又多了一层"翁婿关系"。抗战期间,陈诚历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长等要职,1939 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46 年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1947 年晋升一级上将,成为"中央军"系统里最年轻的一级上将。

 

  到台湾后,陈诚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随蒋介石逃至台湾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能和陈诚"叫板"的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刘峙、顾祝同、汤恩伯、胡宗南等人,但谁也不曾像陈诚这样长期受宠。何应钦被公认为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校长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可是在抗战胜利后一直未掌握实际兵权;白崇禧是桂系首领之一,本来就不属蒋介石圈内人物,抗战后虽委以国防部长、华中"剿匪"总司令等要职,到台后,长期被冷落;刘峙自淮海战役之后,被解除职务,以后再未起用;顾祝同也是蒋介石的宠将之一,在陈诚之后接任参谋总长要职,到台后曾代理"国防部长",但不久也被"挂"了起来;汤恩伯自上海、厦门等战役惨败后,也失去了蒋介石的宠信,到台湾后以上将官阶退役;就连红极一时的"西北王"、黄埔"骄子"胡宗南,因最后兵败西南,辜负了"校长"的期望,逃台后也未受重用,郁郁而终。昔日的竞争对手纷纷落马,只有陈诚独受蒋氏青睐,连任两届"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至死未有人撼动其地位。 

陈诚的发迹,要从十一师说起

  1956 年,蒋介石、陈诚面见美国参议员哈瑞斯等人。

  1928 年8 月,国民党军事编遣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的军事集团--第一集团军整编为6 个师,以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分任第一、二、三、九、十、十一师师长,除第十一师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其他5 个师长都是黄埔教官,为蒋之爱将。

 

  蒋介石为控制十一师,最初曾拟任陈诚为十一师师长,但遭到何应钦的反对,认为他资历太浅,不配与刘峙(保定军校二期)、顾祝同(保定军校六期)、钱大钧(保定军校六期)等为伍,只能任副师长;同时蒋介石也顾虑过早把降将换掉,会影响以后各派部队的归顺,于是,任命陈诚为十一师副师长。

 

  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在此之前,他已出任过南京总司令部中将警备司令,统领7 个团,实力大于1 个军。此外他认为是何应钦从中作梗,有意与他过不去。因此陈诚愤而出走上海,不愿屈就。蒋介石此时已有意栽培陈诚,希望他将来能成为自己的心腹干将,并在黄埔系内部以少壮势力与何应钦形成牵制均势。 后来事实证明,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目的达到了。陈诚从抗战中后期即成为与何争权夺利的军事强人。蒋介石派随从副官把陈诚找回南京,当面"交底",讲明副师长只是过渡,日后必有重任,并给予人事、经济等实权,陈诚才赴浦口就职。

  由于十一师大部分是蒋的嫡系部队,军官多为陈诚的熟人,如师参谋长罗卓英、旅长林蔚等人为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肖乾、关麟征等旅团军官均为黄埔一期毕业生,与陈诚有师生关系。陈诚在十一师办事认真,以身作则,并采取措施,整肃军纪,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旧军阀风气。因而在该师,陈诚的威望颇高。

  师长曹万顺自知是过渡人物,不愿得罪陈诚,对陈的所作所为也听之任之,陈诚实际上成了十一师的主宰。不久,蒋介石抓住曹万顺一个把柄,将其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终于如愿以偿,时年31 岁,成为一颗引人瞩目的将星。

 

  陈诚接任师长后,大刀阔斧,锐意整肃,撤换属于曹万顺的人员,大量起用黄埔学生。凡是黄埔毕业生,来该师多委以重任。他公开提出用人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总裁,服从命令。

 

  在对唐生智作战和中原大战中,十一师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为蒋介石屡建战功,被蒋誉为"马牧集开战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十一师从此成为蒋介石得以信任的主力部队。

 

  1930 年春,陈诚还兼并了一些杂牌部队,将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制的乙种师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十一师也成为陈诚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向来被陈诚视为命根子。自1931 年起,陈诚的亲信罗卓英、肖乾、黄维、彭善、胡琏、方靖等先后任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十八军中原大战后,陈诚因战功赫赫,升任十八军军长,年方34 岁,与顾祝同、蒋鼎文等战将平起平坐,成为后起的少壮派军人领袖,人称"童子军"。

  十八军最初只是一个架子,只有十一师一个师,陈诚为军长兼师长。1931 年初,在蒋介石的干预下,陈诚收编了钱大钧的教导第三师,改编为十八军所属第十四师,自兼师长,以保定军校同学周至柔为副师长。十一师副师长罗卓英升任该师师长。他又以武汉要塞攻城营和工兵营改编为一个攻城旅,以李延年为旅长,使十八军共辖两师一旅,其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军。

  陈诚在十八军军长任内,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拼命扩充实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十八军就扩充到6 个师,共八九万人,为陈诚军事集团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34 年春起,陈诚系干将罗卓英、黄维、彭善、方天、罗广文、胡琏、杨伯涛先后任十八军军长。抗日战争期间,十八军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等重要战役。十八军所属各师,多扩充为军。抗战结束后,1946 年夏,国民党军队实行整编方案,将原来的军统一整编为师,称整编师;原来的师统一整编为旅。如第五军改为整编第五师,七十四军改为整编第七十四师。   按此惯例,十八军应改为整编第十八师。但靠十一师起家、视十一师为命根子的陈诚,不愿意十一师的番号被别人"占用"。硬是破例将十八军改为整编第十一师,从这一点也看出陈诚的霸道。十八军改编为整十一师后,军长胡琏改任师长,下辖十一、十八、一一八旅,全师28万余人,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颇强。当时整十一师与新一军、新六军、整五师、整七十四师并称嫡系"五大主力",均调往内战前线。

  1948 年9 月,国民党军队的整编师又陆续改回军的番号,整十一师恢复为十八军。淮海战役中,十八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于安徽蒙城东北的双堆集地区。1949 年4 月,胡琏在江西收容十八军残部,补充重建十八军,以高魁元为军长。1949 年11 月,在广东战役中十八军于潮汕地区再次被歼,残部从海上逃跑。

  陈诚与"土木系"陈诚军事集团,是从十一师和十八军发展起来的。陈诚集团的骨干分子,也大都在十一师、十八军任过职。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陈诚集团的实力不断扩充,至抗战前夕,逐渐形成了以陈诚为龙头,以保定军校、黄埔军校、陆军大学毕业的十一师、十八军军官为骨干的庞大军事集团,人称"土木系"。"土"字即"十一"合并,"木"字为"十八"合并。由于最初的十八军还有一个工程旅(也做攻城旅),因此,亦被称为"土木工程系"。至淞沪会战前,陈诚集团已发展至十八军、五十四军、七十九军、八十七军、九十四军、九十九军等6 个军,到抗战结束时,又发展至10 个军,实力大为增强。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陈诚军事集团的势力是最大的。

  "土木系"先后出了5 个一级上将,4 个参谋总长,两任海军总司令,1 个空军总司令,1 个联勤总司令,20 多个军长,可谓将星闪烁、冠盖云集。在"土木系"众多将领中,特别要提到罗卓英和周至柔。

  这两人一直是"土木系"的台柱、陈诚的左膀右臂。罗卓英(1896-1961),广东大埔人,与陈诚在保定学校同期同科,为陈诚的密友与智囊,长期充当陈的副手,曾为"土木系"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当十一师师长时,罗卓英任副师长;陈任十八军军长时,罗任副军长,并在陈之后接任十一师师长、十八军军长;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时,罗为副司令长官;陈任东北行辕主任时,罗为副主任。 

 

  1949 年罗去台湾后,未被重用。周至柔(1899-1986),浙江临海人,在保定军校第八期与陈诚同学,从此与陈结下不解之缘。陈任六十三团团长时,周任团副;陈兼任十八军十四师师长时,周任副师长;后周升任十八军副军长时,陈仍任十八军军长。周至柔是中国空军创始人之一,在陈诚任参谋总长时,周出任第一任空军总司令。到台湾后,周的地位继续上升,曾任参谋总长、"台湾省主席"、"总统府"参军长、国民党中常委等要职,成为"土木系"中仅次于陈诚的第二号人物。

 

  "土木系"在抗战结束后发展至顶峰。1946 年5 月,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建议,成立国防部,撤销原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军令部、军政部及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将军令、军政大权集中到国防部。经过一番较量,老资格的将领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名义上参谋总长在国防部长领导之下,但实际上掌握实权,指挥一切。撤销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以剥夺其兵权,是因为何应钦在中央军中资历、威望极深,功高震主,他在黄埔系将领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蒋介石扶植陈诚以抑制何应钦,实际上是在玩弄二臣争宠的手法。   陈诚任参谋总长,管辖陆、海、空三军和联勤四个总司令,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外,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初陈诚兼海军总司令,桂任副总司令,实际负责)、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均为陈诚亲信,在国防部参谋本部形成了强大的"土木系"势力。

 

  陈诚此时大权在握,红得发紫。权力的膨胀使他利令智昏,越发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加之陈诚滥用职权,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对自己的部队给予特殊的关照,装备、补充都优先保障,而对非陈诚系部队则多予克扣留难。这就更加深了陈诚与国民党其他高级将领间的矛盾。

 

  非黄埔系的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就不买陈诚的账;黄埔系元老何应钦一直与陈诚作对,顾祝同、刘峙等也长期与陈诚不和;黄埔学生中的少壮将领胡宗南、关麟征、杜聿明等,也对陈诚大权独揽表示不满;非黄埔出身的嫡系将领熊式辉、卫立煌、汤恩伯等,对陈诚更无好感可言。乃至国民党军队在对陕北、山东重点进攻彻底失败和东北战场连连失利后,众怨沸腾,横议四起,陈诚成了国民党内部的众矢之的。李宗仁说他"专横跋扈",白崇禧骂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何应钦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哼,靠土木系能救中国吗?"甚至有的"国大代表"让蒋介石"挥泪斩马谡","杀陈诚以谢天下",欲置陈诚于死地。若不是蒋介石的袒护,陈诚恐怕"在劫难逃"。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连遭败绩,陈诚的"土木系"集团也不断受到重创。1948 年12 月,陈诚部队的精华--黄维第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歼。十二兵团是由十八军扩编而成的,下辖十八军、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共10 个师,12 万人。装备机动车(包括坦克)500 余辆,山野炮100 余门,小口径炮1000 余门,重机枪300 余挺,轻机枪2000 余挺,冲锋枪2000 余支,步枪3 万余支,战斗力颇强,这是陈诚的一份家底。十二兵团的被歼,无疑是对陈诚和"土木系"的致命一击。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土崩瓦解,"土木系"在大陆的势力被完全消灭。

  陈诚在台湾1948 年5 月, 陈诚因东北战场失利,被蒋介石免去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营主任本兼各职。此后,他便在上海、台北等地养病。同年12 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重新起用陈诚,任命他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警备总司令。这是蒋"引退"前在人事上的一个重要部署,认为"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从此,蒋介石所谓的"总统"连任后,与"副总统"陈诚合影。

  陈诚在台湾生活17 年。在这段军政历程中,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同时,他也为台湾岛的经济起飞,做了大量工作。

  从1949 年3 月起,陈诚在台湾推行新的施政方针: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施行"土地改革"政策;在经济方面,增加生产,改革币制,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稳定物价,施行三七五减租;在文化方面,奠定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

 

  陈诚采取的这些措施,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颇受岛内人士的支持与赞誉,被老百姓呼为"陈诚伯伯"。陈诚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

 

  蒋介石对陈诚的所作所为也很满意,因而陈诚在台湾的政治地位始终很稳固,十几年间,击败了所有政敌,上升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1950 年3 月,蒋介石恢复"总统"职权,提名陈诚出任"行政院长"。1954 年2 月,经蒋介石提名,陈诚当选为"副总统",5 月20 日正式宣誓就职,同时辞去行政院长。1957 年10月,又是蒋介石提名,陈诚在台湾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裁。

  1958 年7 月,经蒋介石提名,陈诚复任行政院长。此后,陈诚分别在1960 年和1963年连选连任"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

  1963 年12 月,陈诚因肝病恶化,请辞"行政院长"职。

  次年11 月,经医生诊断确定陈所患病为肝癌。1965 年3 月5 日,陈诚病逝于台北,终年68 岁。台湾当局对于陈诚的逝世,给予了特殊的哀荣。

 

  蒋介石下令,自3 月6 日起,全体军政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一律下半旗10 日,并停止娱乐及宴会;台湾"国防部"亦下令,三军为陈诚服丧,各部队自6 日晨起下半旗。官兵一律缀佩丧章,凡有礼炮之部队,于6 日中午12 时,鸣放丧炮19 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