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玉养心殿宝玺-拍品正文-雅昌拍卖信息网

碧玉质地。兽形钮，双兽连体。玺四面刻楷书《养心殿记》。玺面篆刻“养心殿宝”。养心殿，明代嘉靖年建，位于内廷干清宫西侧。紫禁城的建造者只把养心殿作为一座为皇帝临时休息而设的宫殿，仅此而已。康熙年间，这里曾经作为宫中造办处的作坊，专门制作宫廷御用物品。该殿清雍正时重修。自雍正到清末的二百年间，皇帝多在这里居住和进行日常活动。正厅设有宝座、御案。宝座后设有书架，藏有历代皇帝有关“治国”经验、教训的著述，专为传给新皇帝阅读。从雍正皇朝开始到宣统皇朝为止，清代共有八个皇帝居住于养心殿。 康熙御用“勤民”小玺
郭福祥—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最近征集到康熙皇帝的一方御用小玺，寿山石质地，印体规整，顶雕子母狮钮，玺文为阳文篆书“勤民”二字。此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熙宝薮》（康熙御用印谱）中有明确着录，无论是印材的形制、大小，还是印文的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着录完全一致，可以确定此玺为康熙御用宝玺真品。
皇帝宝玺的制作并不是随意而为的，在玺文的选取上往往反映出皇帝的思想和情趣，康熙帝的这方小玺自然也不例外。 “勤民”二字虽然简单，却清晰地揭示出康熙帝非常重要的勤民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民本思想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倡导。作为一位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皇帝，康熙帝对人民的作用，对如何勤民、爱民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他认为君主是为百姓而设立的。“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贵之具而已，因特副教养之责，使四海九洲无一夫不获其所也”。故作为君主要尊重百姓，时存诫敬之心。“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而尊重百姓，就是要千方百计为百姓谋利益，顺民意，为民生，就是要勤民、爱民，这也是康熙帝经常考虑的问题。他在康熙十九年春所作的《春雪》一诗中写道：“三冬望雪意殷殷，积素春来乱玉纹。农事东畴堪播植，勤民方不愧为君。”明确提出只有“勤民”之君，才不愧是真正的君主。在康熙帝的御制诗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勤民方面的表述。“问道愚民何为愿，官清省事便丰年”、“人安为国瑞，谷熟是民天”，说明他对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是相当熟知的。康熙勤民更表现在他的行动中。 “朕抚御天下，每以民生为念，夙兴夜寐，无时少懈也。”“朕先忧而饮食俱废者，为民也。”在亲政之初，他就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事书写下来，悬挂在宫中柱子之上，以敦促自己尽快解决。三事之中，河务、漕运都与民生息息相关。就是在平日里，康熙对百姓的疾苦也甚为关心，在给地方大臣的批示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诸如庄稼收成、虫灾、旱涝的关注。“为念兆民微隐处，孜孜不倦抚遐荒”、“体国为民事，忧勤固在斯”，在勤民这一点上，康熙帝可以说是言行一致的。从这一思想出发，康熙在他统治的六十一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使经济好转，社会趋于稳定，从而为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勤民的思想主张始终贯穿着康熙帝一生的社会实践。正因为如此，将反映这一思想的“勤民”二字直接化作玺文，刻成小玺，用以自勉自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此玺用质地温润、红白相间的寿山石雕制，这是清早期寿山石印材中的常见品种，在皇帝宝玺的制作中也经常被使用。印钮部分，利用石材本身颜色的不同，分别雕刻两只狮子。红色部分雕成的母狮体态丰腴，筋骨遒健，半蹲半卧，回眸而视，流露舔犊温情。白色部分雕成的幼狮依偎在母亲身旁，四肢蹬踏，仰头而望，尽显顽皮之态。母子间神态呼应，动静相随，顾盼流连，显示出雕刻者独到的相石能力和高超的工艺水平。
根据《康熙宝薮》的着录，此方“勤民”小玺通常作为引首章钤印于其御笔书法之上，并与“几暇怡情”、“兆民赖之”两方压角章相配而用。此玺虽小，但却是康熙帝一生民本思想的真实体现，为我们全面研究康熙宝玺和进一步认识康熙帝其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勤民》阳文篆书印面
印面宽：2.2公分；长：3.2公分 ；通高　：3.8公分 关于乾隆“狮子林”玺
郭福祥—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最近征集到乾隆皇帝的一方御用宝玺，白玉质地，狮钮，玺文为阳文篆书“狮子林”三字。此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用印谱)中有明确着录，无论是印材的形制、大小，还是印文的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着录完全一致，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帝御用宝玺的真品。
此玺所用之白玉莹洁温润。印体切磨成规矩的长方体，上半部刻弦纹三道，其中上面两道弦纹之间又刻水波纹。顶雕一狮，回首翘股，尾部上翻，动感十足，形象极为生动。狮钮在整个印中占有较大比重，印体显得相对低矮。此玺钤用于乾隆帝的御笔书画之上，印迹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乾隆御笔仿倪瓒“狮子林图”卷》中即可见到。
按狮子林为元代苏州名园，高僧惟则建于至正二年 (1342年)。一则因惟则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的中峰和尚，为纪念这一师承关系。二则因为园内多千姿百态的湖石，形如狮子，故取名“狮子林”。狮子林自元代建成之后，曾几度易手，几经兴废，尤其是四百年后其和乾隆皇帝之间的不解之缘更是传为佳话。
说起乾隆帝与狮子林的关系，其中与元代著名画家倪瓒还别有一番渊源。倪瓒，元末画家，字符镇，号云林，江苏无锡人，为画史上著名的元四家之一，其作品向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着称，深得乾隆帝的喜爱。乾隆四年(1739年)秋，乾隆帝看到了内府旧藏的一卷倪瓒《狮子林图》，便视为珍宝，将其列入神品，并欣然为其写下了《倪瓒狮子林图》的诗作。同时还书写了“云林清■”四个大字作为引首，《倪瓒狮子林图》诗作为前隔水，命内廷重新装裱。正是通过这一画卷，乾隆帝第一次知道了狮子林这个名字。这幅被乾隆帝深爱的作品实际上只是一卷伪托倪瓒的画作。但不管怎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乾隆帝从此便把狮子林和倪瓒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自从乾隆帝看到倪瓒的《狮子林图》，他就一直把狮子林误认为是倪瓒别业，更不知道园址在什么地方。甚至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第一次南巡时，虽然往返都在苏州游住数日，却未去该园一游。直到乾隆二十二(1757年)年他第二次南巡由杭州返至苏州时，才知道苏州城内的黄氏涉园就是元代倪瓒所绘的狮子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有“高士”之誉的倪瓒的别业竟然处在这闹市之中，于是立即前往游赏、题咏，此后每次南巡至苏州都必游此园，先后为之作诗十篇之多。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乾隆第三次南巡再一次游览狮子林时，鉴于当时倪瓒的《狮子林图》原卷已经收入《石渠宝笈》上等，贮存在养心殿，不可更移他处，于是乾隆帝就亲手摹绘了一幅，题以诗句，并把这一临本贮于该园。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第四次南巡时，他又特意携带倪瓒原图往游狮子林，经与他自己的那幅临摹本对照，乾隆不得不承认“相形之下，殊觉效颦不当”。也就是在这次游历狮子林之后，乾隆帝最终决定要在圆明园中仿建一座狮子林。
圆明园狮子林位于长春园的东北部，再北即为西洋楼景区。这次仿建的蓝本，除奉旨从苏州送来一具“狮子林房间亭座山石河池全图烫样”外，并充分汲取了倪瓒《狮子林图》的意境。新建园林的亭台楼阁和桥廊河池都由北方园工营造，即“燕工营位置”，而园内众多的假山叠石则由“肖堆塑”的吴工完成。因此，这座园林既有皇家园林的气魄，又不乏苏州园林的灵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修建，狮子林终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暮春建成。共计实销物料和工价银十三万四千余两，是当时新建的“园中园”中花费最多的。需要说明的是，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这座狮子林既然是摹建“倪瓒别业”，那就要突出倪园特色。因而就在园内增建了以倪瓒别号命名的“云林石室”及倪瓒收藏书画的清■阁。这些景观在苏州的狮子林中是没有的，因为清■阁原本是无锡倪宅的建筑物。新建的这座清■阁，为两层建筑，位于该园北部正中，实为这座园中园的正殿。阁中除收藏内府所藏倪瓒画作之外，还收储有乾隆帝临摹倪瓒《狮子林图》的第二卷临本。
不仅如此，随后乾隆皇帝又命在热河避暑山庄仿建了一处“狮子林”，并于乾隆三十九年落成，命名为“文园狮子林”。从而形成京师、塞北和江南三座狮子林鼎足而立的局面，极一时之盛。园中同样收藏了乾隆帝临摹倪瓒《狮子林图》的第三卷临本。
根据《乾隆宝薮》和清宫藏乾隆御笔书法作品上的钤印遗存，可知此方“狮子林”玺是三方一套组玺中的一方，作为引首章使用。与之相配的另外两方压角章分别为“乾隆宸翰”玺和“云林清■”玺，其中的“云林清■”玺文正是乾隆帝于乾隆四年为内府所藏倪瓒《狮子林图》题写的大字引首，显示出乾隆帝与倪瓒《狮子林图》、此套“狮子林”组玺以及狮子林园林间的密切关系。这是在鉴赏此方“狮子林”玺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的。
值得庆幸的是，清宫制作此套“狮子林”组玺的档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当年制作这套组玺的详细情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如意馆档案记载：“三月十五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三月十一日，太监如意交苏州配做白玉宝一方、玉宝样一方，传旨：着如意馆有收拾的白玉宝二方、引首一方一并呈览。再将新配做白玉宝另挑白玉照样配做宝一方、引首一方，成做淳化轩一堂。其做样宝一方，并收拾宝一方、引首一方，将有磕崩处收拾一样大小，配做一堂，得时刻做狮林一份。于本日挑得二等白玉石子一块，重五斤八两，画得宝一方、引首一方，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着交苏州织造舒文处成做，得时照交篆字本文一并刻做。钦此。”此则档案内的“狮林”即是“狮子林”的简称，也是乾隆帝对“狮子林”的习惯称谓。而同一年的记事录部分的档案又记载：“九月二十八日，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将苏州送到：……白玉引首宝三方，……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白引首宝照淳化轩引首宝匣一样盛装，……于十月初二日库掌五德、笔帖福庆将白玉图章三方配得合牌罩盖匣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于十一月初二日，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将白玉引首宝三方配得匣，交太监胡世杰呈进，交狮子林讫。”通过上引清宫档案，可知这套“狮子林”组玺是在乾隆帝的授意下制作的，而且是利用宫中旧藏的成品组合起来的。由于原印有磕崩，且大小不一，因此在交付苏州织造刻字之前由造办处如意馆的工匠进行了修整划一，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此方“狮子林”玺的印体部分比平常的引首玺看上去略显低矮的原因。其制作时间是乾隆三十七年三月至九月，正是圆明园的狮子林刚刚建成不久，需要添置物品以充实其内部陈设的时候，这套组玺显然是专门为圆明园狮子林制作的。此套组玺由苏州织造刻制完成后运回北京，然后由造办处配制罩盖匣盛放，并最终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送到圆明园狮子林中陈设。此后除在乾隆御笔书法上偶尔钤盖外，这套组玺一直存放在狮子林内。遗憾的是这套组玺流出海外以后被拆散，两方压角章遗失，不免有遗珠之憾。而这方“狮子林”玺现在又重现拍场，也算得上是不幸之中的幸事了。
《狮子林》阳文篆书印面
印面宽：2.3公分；长：3.7公分；通高　：6.1公分 《……天齐圣文皇后宝》印面。
劫后余存明代文皇后玉宝
郭福祥
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
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最近征隹到一方玉宝，乍看之下并未觉得有何特别之处，但经过考证后发现，此宝却是明代重要的典章文物。
此宝为一方残损之印，仅余原物的二分之一强，断裂处已经变酥变白，春余部份也有细微的裂纹，很明显经过火烧。宝为青玉质地，盘龙钮，龙头完好，微微上扬，双目前视，龙身微拱，两腿用力支撑着身体，给人以威猛之感。从现存的部分可以看出，此宝龙钮雕刻细腻，打磨光洁，显示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印文为阳文玉箸篆，布局严谨规范，每行四字，现仅存"天齐圣文皇后宝"七字。从龙钮风格、印文内容可以判定这是一方明代皇后的印章，且是一方皇后的谥宝。其中的"文皇后"三字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此宝的受谥人是明代永乐皇帝的皇后。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依据：
其一，与文献记载相符。永乐皇帝的皇后明朝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永乐五年（1407）薨逝，尊谥为"仁孝皇后"，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上尊为"仁孝慈懿诚明妆献配天齐圣文皇后"（《明史》卷113）。将史书记载的文皇后谥号与此次拍卖的文皇后的玉宝印文相比，除现存的七字付完全相同外，其余不完整的各字如"明"、"荘"、"配"等也一一相合。
其二，与现有实物相合。明代上尊谥时所用谥宝共有三种，分别为绢宝、香宝和玉宝。其中绢宝用绢和纸糊制，上谥仪式完成后即焚化，世间不可能留存；香宝有用木雕制，在梓宫八葬时安置于陵寝中；玉宝用玉雕制，尊藏于太庙。现在发现的明代帝后谥宝只有出土于定陵的四方香宝，分别属于万历帝及其皇后。均用梨木制成，方形，上雕盘龙钮，印文为阳文篆书，四字一行。《明史》中记载明代玉谥宝为"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盘龙钮"。据此笔者在《明清帝后玺印"一书中对明代帝后的玉谥宝作过这样的推断："这几件谥宝都是盘龙钮，与文献记载太庙玉宝制度相符。由此可以推知明代藏于太庙的玉谥宝也是这个样子，只是质地不同，做工相对精细而已。"将此文皇后玉宝与定陵出土的香宝对比，无论是印钮形式风格，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十分相似，如出一辙，可以确定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此次拍卖的文皇后玉宝为真品，同时也理一步证明了笔者的推断。
明代帝后谥宝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的问题曾引起清代乾隆皇帝的注意，他在御制文《书明列代玉册事》中曾作过专考释。乾隆写道："若其玉宝，则固囫囵之物，磨去其字，仍然一宝，改制它器，随意可成。且宋元近代，其册燹，迁其重器，宝失而册存，其理固然。"乾隆帝认为明代帝后玉谥宝或被改做它用，或毁于战乱之中，即将拍卖的这方文皇后玉宝经过火烧且已不完整，可以证明乾隆帝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的。
从乾隆时期开始，人们便一直认为明代帝后的玉谥宝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这方文皇后谥宝几百年后重现于世，实在令人庆幸。尽管此宝殊损，但作为目前所见唯一的明代太庙尊藏的谥宝，其价值却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