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毕业生2010

　　上海复旦大学校园的林荫道下陆陆续续有人摆摊卖自己的旧书和旧衣，朱轶的大四生活像回到了初进大学的时候，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在校园里晃悠。经过这条道路回到自己的寝室，寝室墙壁上依然贴着奥巴马的大幅海报，“YES WE CAN”这几个大写的字母却不像从前那样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激动了。两个月后，他即将去上海烟草公司报到。这让他的同学们有些惊讶。他曾经一年换过十几家实习公司来为自己的简历增加几行印记、在校园里积极组织各项活动—他在大学时代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些500强公司最喜欢的学生的类型。但当他最后手握9个著名外企offer的时候，他选择了去一家垄断型国企。

　　这个校园是全国最顶尖的学府之一，每年在中国的全球500强公司都把这里当作上海宣讲会的第一站。宝洁、强生、普华永道这类雇主曾经也是校园里的年轻人毕业前最想去的“梦公司”，但当今年的毕业生手里握着这些公司offer的时候，这样的梦想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我不想在四大拿命换钱，不想在外企的高压环境下工作。”朱轶的这句话也许能代表许多最终在诸多offer中选择国企的学生的想法。根据《第一财经周刊》对分布于28个城市的80所高校毕业生调查结果来看，36.5%的毕业生将在7月之后去国企报道，而选择去外企的数字只有15.4%。

　　曾经高高在上的外企正渐渐褪去了光环。汇丰银行全球裁员5000人、微软全球裁员5000人……金融危机时大公司不留情面的裁员让当时还在校的毕业生们第一次知道他们向往许久的梦公司，除了最佳雇主的头衔外还有这样冷酷的一面。

　　朱轶上一届的几个师兄在签了就业协议之后遭遇对方公司毁约。“宣讲会员工关怀讲得多么动听，出事了还不是先裁员。”当时他和同学们很为师兄们报不平。他们照常听宣讲会海投简历去往城市最中心的写字楼用英文进行面试，但当他们最终还有外企以外的选择余地的时候，外企的“坏处”便不断被放大—加班多、福利差、前途未必能比国企明朗多少。和朱轶的父母一样，工薪阶层的父母们大多盼望孩子能够有一份稳定轻松的工作，这让他们在孩子找工作过程中反复提及这一点。

　　最终拒了外企签国企的毕业生不在少数，上海外贸学院的黄思竞在签下德勤之后，发现几个一起拿offer的同学都拒了：“他们都选择了中国银行、上海大众这类国企。”5年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offer和如今的投行offer一样金贵，而今年它成了优秀毕业生口中的“保底offer”。

　　“5年前起薪5000元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价房价涨了很多，这样的起薪却没怎么涨，甚至有的外企还有一定程度上的缩减。而这几年公务员和垄断性国企的好福利让学生们改变了择业方向。”毕业生求职网络社区应届生网站的CEO曹洪涛如是分析。

　　一年比一年热门的除了国企，还有国考。公务员每年都在创造新的低录取比例来让人惊叹—去年国家公务员的录取比例是1.75%，今年的比例降至1.1%，其中录取比例最低的职位厦门海关现场监管甚至达到了1：2167。

　　这样微渺的概率并没有影响到毕业生近乎疯狂的热情。上海财经大学的陆冰洁在大四开学的第一周去听公务员的讲座，整个大学生活动中心三楼座无虚席。讲座结束后现场售卖50元钱一份的资料，她还在为价格犹豫的时候，身边的同学们迫不及待站起，把售卖资料的地方围得水泄不通。公务员报名开始之后她打电话询问上海海关的职位问题，电话却永远处于忙线状态，最后她在电视上找到了电话打不通的原因—短短5天时间这个职位的报名人数就突破了5000人。

　　在政法类院校更是全员备考，黄帅所在的华东政法学院刑法系，全班52个人中除了6个考研和保研的同学外都报考了公务员，在考前三个月他们课余时间都在讨论怎么准备和抱怨这个竞争激烈的“破考试”。吃饭的时候大家谈论起万一考不上怎么办，黄帅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都抱着“考不上就先找一份清闲的工作，明年继续”的想法，寝室里当天晚上还有人在复习的时候吼出了一句“没有万一”。

　　今年共有146万人报考公务员，相比去年多了41万人，平均每4个应届生中就有一个人参加公务员考试，其中99%的考生都经历了信心满满到成为炮灰的过程。除了他们之外，心情像坐过山车的还有他们的父母们，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那渺小的分子之一。

　　陆冰洁的父母就在她开始择业的时候直接给了她两个选择—公务员和银行，就算最终她拿了银行offer，父母仍是念念不忘地说“公务员要比银行轻松”。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方静艳拿了安永的offer之后，她的父母则完全不理会女儿对他们描述安永是一家多么大的公司、工作和所学专业是多么相符，在她国家公务员面试失败的时候，坚持要求她继续考上海公务员，这让她非常苦恼。

　　零点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袁岳认为现在的80后都是在父母的要求下考公务员，这群人从小就习惯被父母替代做决策，主动性就会变得非常差，坚持自己的可能性较小。

　　当然，更多毕业生并不会孤注一掷，数量庞大的分母们重新开始把目光聚焦企业，企业又迎来了一次简历爆发期。德勤人力资源总监常婧夷透露为了这部分考公务员失败的同学德勤特地将网申通道延后关闭，这会给德勤再次带来上千份的简历。

　　在顶尖院校的毕业生们攒着一堆大外企offer的时候，另外一些人正在为进入一家500强公司不断努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文系的陈静在成功找到奢侈品巨头LVMH的培训生职位后写了《非985，甚至非211，学文的本科生，我们靠什么打动HR？》的帖子，其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面试前做足了功课来弥补学校背景上的弱势，成为校园论坛的热帖。袁帅的offer也震惊了身边的同学们，他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他的同班同学们在听到他去500强做销售的求职目标后曾给他泼过冷水：“什么公司会要一个历史系的人做销售”，但最终他凭借面试前细致的准备拿下了西安杨森的offer。             

　　非重点院校的同学们都遭遇到了学校背景给自己带来的求职困扰，应届生网站发布的调查显示，去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求职恐慌过后，“学校背景不佳”这一点成为毕业生们在找工作时候压力最大的因素，占到了11%。论坛上像陈静、袁帅这类去了500强的人发布的励志帖总能引起同学们的海量跟帖，成为普通院校学生们的求职宝典。

　　拿到offer的受访毕业生们表示薪水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的时候毕业生们都表示薪水养活自己没问题，但他们依然希望能有更高的薪资让自己在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过得更舒适，甚至能够尽早实现供房的想法。

　　黄思竞在签约德勤之前便听说今年的新进员工可能会降薪，他给自己划了一个底限，“少于5000我就不签了。”大学食堂里面的话题风向标随时都在变，去年都在讨论如何面试，现在逢人就问“卖了多少钱”。孙妍星是复旦毕业生所知的第一个拿到“大牛offer”的人，同是复旦的朱轶记得当时所有人都在讨论那个厉害的女生：“我们当时都在传她一年拿18薪，年薪20万。”应届生网站关于雇主的吸引力的调查报告中，薪酬和发展占了30%，超过公司品牌8%。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表示今年中国的通胀率可能超过5%，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而毕业生的薪资却反而略低于往年，这让他们比往年更在意雇主开出的薪水。

　　蚁族—这个2009年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对于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陌生，该词原本形容在北京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但现在无论去了500强还是小私企，但凡家境平凡的毕业生们都把自己划入了这个范围。

　　智联招聘一项主要针对全国10多个大城市、工作1至3年的年轻人的调查显示，57.7%的人认为自己是蚁族。黑龙江人张泰即将从上海交大毕业，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知名快消品公司的工作。尽管薪水不错但他依然觉得在这个城市里，自己仍在蚁族群体里徘徊。唯一能够激励他的是一个老乡学长在上海工作了几年后发展不错也买上了房，他说：“留在上海的压力当然有，但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

　　《第一财经周刊》的调查显示，有50.5%的人认为蚁族的态度值得赞赏，他们可以为了理想如此付出。调查报告同时表明了有三成毕业生不再留在自己呆了四年的那个城市而选择回归家乡或者去往周边生活压力不那么大的城市。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55.6%的毕业生的月薪不足3000元，这样的薪水让很多非沪籍毕业生觉得生活捉襟见肘。

　　“我不知道自己要多少年才能在上海买得起房子”，同济大学的郭志宇这样描述着自己转战南京的理由。汪海回归福建以后的生活和留在上海的张泰比起来截然不同，他不必和来自各个大学的精英PK，“哇，上海交通大学”，在参加家乡一家银行的面试时，面试官一看他的简历后态度一下子变得很客气；不用赶一小时地铁上班，因为家里离单位不过六公里；也不用在学生宿舍里热得满头大汗甚至没胃口吃饭，家里可以享受到空调待遇，还能吃到妈妈亲手做的饭菜。

　　回归二线城市的毕业生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回来？”张泰记得当时自己的答案很直接—“父母年纪大了，我比较孝顺，就想在家乡找份待遇比较好的工作。刚好贵公司福利很好，发展也不错。”

　　80后这一代是实行计划生育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经常被外界冠以诸多贬义词—没有担当、浮躁、叛逆、眼高手低、娇生惯养，甚至有人形容他们像草莓—外面光鲜，质地绵软，抗压能力差。今年的毕业生们的确还很稚嫩，但我们的调查报告上却没有对这些词汇有过度的反映，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和自信—他们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到底需要什么。家人并没有对80后的毕业生们造成人格取代，在针对男女比例对半的641名毕业生的调查中，79%的人是由自己做出了最终就业的选择。

　　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面访的30多位毕业生中，所有人都曾为自己的职业道路作出规划。

　　孙妍星早在大三的时候就成为了壳牌最优秀的实习员工并最终获得了留在这家她喜欢的公司的机会，这个从小被父母照顾得很好的上海女生还接受了公司把她派往北京工作一年的提议。

　　黄思竞在大学里也听说了四大加班起来“不像人”，但他仔细思考过后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以财务作为职业开端的。”

　　郭志宇曾因为英语不好而失去进自己最想进的外企的机会，他去往南京一家国企之前想明白了自己未来的路，“我不会丢下英语，积累两年我一定会跳到我想去的公司的。”

　　而选择国企的朱轶和张泰们也并非光图稳定—“去国企并不是为了混日子，国企同样可以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另外从调查中我们还看到了有11个毕业生选择了创业。新东方总裁俞敏洪认为这些80后的创业者值得看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缺少的挑战精神和创新精神，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未来的大气和轻松。”

　　夏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毕业的离愁别绪并不那么明显。58.8%的毕业生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作好了选择，他们也许心中还有很多的迷茫，但这并不会阻碍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逐渐寻找到自己的光明和方向。正如阳狮广告CEO郑以萍所说的那样—“作为毕业生，之前什么都没有，卖的就是自己的未来。他们要有企图心，他们是在选择一个三至五年累积实力的地方。”

　　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631万人，比2009年增长了20万人。奥巴马的“yes we can”这句话成了今年毕业生们找工作时候的一句激励语，他们曾把这句话应用在各种面试场合。但也许要等到更替过几任美国总统之后，他们才会更能明白这几个字所代表的深刻含义。每一代都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自己实现价值的路径，这一代也不例外。

　　2010毕业季三个特点

　　1 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下滑，国企竞争力增强

　　2 79%的毕业生认为是自己做了最终决定

　　3 大部分毕业生正视未来压力的存在，并成为左右选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