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记取越战的教训

［作者：梅文．莱尔德着（Melvin R, Laird）/劳牛译 来源：精英网 点击数：54 更新时间：2007-1-25］
【原文提要】在尼克松（Richard Nixon）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我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我们协助南越发展了自卫能力并撤出了大部分美军。当时的结果是有成效的－－直到国会后来在1975年通过阻断我们对盟友的经费援助而致使一切功亏一篑。现在华盛顿应当遵循一条类似的策略，不过这次可要把事情规规矩矩做好。
【作者简介】莱尔德1969年到1973年任美国国防部长，1973年到1974任总统国内事务顾问，从1952年到1969年为美国国会成员。他目前是美国《读者文摘协会》（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国内和国际事务资深顾问。
还历史以其真面目
理查德德．尼克松在1968年当选总统伊始，人们都以为他有着一套结束越战的计划。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作为他第一任国防部长的我，任务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而且动作要快。当时唯一的成文计划是我1968年为共和党竞选提纲拟定的一段文字，说的是：现在到了使这场战争非美国化的时候了。今天，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和我离开国会加入他内阁后将近37年以后，摆脱仍然要比卷入一场战争来得棘手得多。对此，相信布什总统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到达办公室的第一天，有两样东西更突出了我面所临的任务。头一个是在保险柜里厚厚的一套文件夹。这是我前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任职期间关于美国怎样悄悄卷入这场战争的绝密历史档案。这份报告没能保密多久：它很快被泄漏给《纽约时报》，并取名‘五角大楼档案’。我总是宁愿把这份文件称作‘麦克纳马拉档案’，因为那样才名正言顺。我搬进办公室后并没有再细读全文，因为我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国防预算小组委员会里听麦克纳马拉为战争升级辩护听了七年，已经不再关心我们是怎样卷入越南的了。但作为回顾，这份文件给人们提供了在什么情况下不应该投入美国军事实力的反面例证。）
第二个也是机密文件，是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的一份把在越美军总数由五十万增加到七十万的备忘录,它比前一份报告短，但更令人心烦。在提出这份请求时，威斯特摩兰是那里的美军总司令。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一听到他这个主张，这位将军在西贡就呆不长了。约翰逊随即把他架空，调任陆军参谋长，以便总统竞选期间，五角大楼的繁文缛节可以把他这种兵员多多益善的观点慢慢淡化。
这份备忘录既未受采纳、也未遭否定，在国防部长的抽屉里躺着。作为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我欣然正式拒绝了这项请求。这就成了此后为期四年从越南撤军的开始。回顾起来，这项撤军也是美国军队如何进行渐次撤营的典范。
一些并未身临其境的人可能并不同意我的这种提法。他们被30年来有关越战的一些流言误导，其结果是使美国对战争胆战心惊，即使为正义的目标也极不愿干预，而一旦卷入，又对是否能安然撤出深感惶恐。只要悄悄一声‘又一个越南’，他们的手心就会渗出冷汗。30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前朝元老不应插手现任行政当局的事。可是因伊拉克战争不断引出一些对我们在越南所作所为诋毁的喧嚣声使我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
一些本来应该明白的人把我们目前在伊拉克的干预当成了又一个越南梦魇孳生的深夜鬼魅。受误导的队伍中既有久经风浪的政客、记者，也有当年在越南战场因功晋升的人。他们后来却以那场战争为资本在先声夺人的讲坛上在美国鼓吹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那些宣扬末日来临的人中有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是他把伊拉克称为‘乔治．布什的越南’的。沉溺于越南忧郁症的人不但要我们绝口不提援助世界各地，并对我们有这种能力感到羞耻。他们疑虑宣扬民主有什么用，甚至对自由的优越性也有所怀疑。他们和其它的一些人叫嚷目前的战争只是‘为了石油’，好像失去石油并不构成对全球安全的威胁，也不能成为美国军事干预，特别是‘另一个越南’的理由。
不能把我当时在众议院和后来当国防部长时所看到的越南战争简单说成是‘馊主意’。事情远非那么简单：里面既有好的也有坏的东西，而我们能够从中汲取许多教训。然而看来人们能记住的结论只有一条：‘不该去’。在伊拉克的战事并不是‘另一个越南’，但如果我们继续套用越南的标签而不顾其真正的教训，它倒是可能变为‘另一个越南’的。
我知道并尊重那些曾经在越南战斗者的沉痛心情，那些失去亲人的，还有那些曾经抗议的人们。我也尊敬那些按像我这种在半个地球以外指挥者的命令而去献出生命、作出牺牲的人们。当看到我们的青年男女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献出生命的时候，这种沉痛心情再次油然而生。我并不能代表那些失去生命或愤怒的人们。我的声音是一个决策者的声音。一个当年决定这个事业是否值得为之而战、这场战争该打多久、和到什么时候该收兵回家的人的声音。作为我们的总司令，总统承担咨询国会、作出这些生死攸关决定的总责任。国防部长必须支持总统的这些决定，不然就得走开。
现在到了合理看待越南和伊拉克的时候了－－看看前者给后者到底能提供一些什么教训。我的观点源于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的服役（我身上至今留有神风机攻击我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U.S.S. Maddox）时的弹片），在众议院九届的任期，以及担任尼克松政府四年国防部长的经历。
今天看历史，应该是依照事实确立的，而不是那种基于受感情扭曲的历史，更不是一些玩弄感情又老生常谈的政客依照党派路线描绘的那种历史。我所看到的越战并不美好。那是一场双方人员都伤亡惨重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丑陋、指导不当、悲剧性的一页。可是我们国内的一些人宁愿挑开这个伤口也不让它愈合。一旦出现武装干预的苗头，他们就借机牵出越南的妖魔。在他们看来，越南好像是一张保险单，只要我们不再越出国门一步，就能确保国内和平。因此，戳穿和摈弃一些有关那场冲突的谬传，以重振对美国有能力建造国家的信心就很有必要。
坚持到底
那些改写派历史学家按需忘掉有关越战的真相是：在1973年我们撤军时，美国并非输家。只是到了两年后，当国会撤销了对南越赖以独力作战的经费，才导致了南越功亏一篑、全线溃败。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的四年中，我小心经营、一方面把我军的主力撤了出来，另一方面营造南越的军事自卫能力。与此同时，经我同事和朋友亨利．基辛格斡旋，南、北越在1973年一月越签订了可行的协议。该协议使美国得以从南越撤出余下的军队，并为美国和苏联继续资助其各自作战中的盟友规定了具体的数额水平。允许每个超级大国可以出钱更新武器装备。近年来发表的北越历史档案证明，苏联从协议墨迹未干的时候起就违反了协议，每年往河内送去了超过十亿美元的援助。而在这个两年里，美国提供的军援只是苏联的一个零头，刚够协议规定的数额。
然而在那两年里，南越面对财力雄厚的对手英勇独力奋战。南、北越间的和谈继续进行，直到1975年国会切断美国经援的那一天，***人退出谈判，再也没有回头，而南越很快被吞并。我们仅仅节省了两亿九千七百万美元，却葬送了从1973年起在没有美军的情况下成功作战的南越。
看今天的伊拉克，我相信他们能够培养起独力自卫的能力。我当时相信、至今仍然深信，当年如有足够的外部资源，南越是能够自卫的。从1968年北越的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起到1975年西贡陷落前为止，南越军队从未在主要战役中失利。那场新年攻势本身就是南越的一大胜利，而北越军队惨遭败北。仅在1968年，北越就损失了289,000名士兵。然而当年媒体把北越新年攻势及其后的战况总体描绘成美国和西贡政府遭遇失败。同样，媒体对现在伊拉克战况的总体描写也满是失败和劳而无功。
越战给美国留下的是一个不向盟友施以援手的恶名。越战的耻辱不在于我们当初去了那儿，而在于我们到最后背叛了盟友。是国会背弃了巴黎和约的承诺。当时的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都要承担责任。到最后，他们没有挺身而出维护我们这个国家对南越的承诺。任何一位总统或内阁成员为国家安全或防务向国会提出经费要求遭拒绝，只能说是自己努力不够，别无解释。我在五角大楼任职的四年正是公众对越战支持处于最低点的时期，但国会从未拒绝我为战争努力和国防项目提出的请求。有过紧张的时刻，但我还是得到了所需的选票和拨款。一位国防部长同国会的关系仅次于他同军中男女将士之间的关系。这两部分人必须能够信任他并感到他是尊重他们的。不然国会就不会拨款，而陆海空军将士就不会服从指挥。
唐纳德．拉姆斯非尔德（Donald Rumsfeld）是我四十多年的朋友了。在他第一次竞选国会的时候，我同杰拉尔德．福特一起到埃文斯顿给他助选，我也曾吁请布什总统委任他当国防部长。但他在每件事上都过于自信、自负。虽然这种风格一开头颇受媒体喜欢，却在他第一届任期内叫国会很难接受。我在国会的朋友们告诉我说，拉姆斯非尔德近来明智地改换作风，变得更愿意同别人商议了。由查理．威尔逊到克拉克．克里福德，我在众议院国防预算小组委员会服务期间见过的几个部长都犯过一个错误，以为自己应比那些评审他们报告的民选官员显得聪明。这往往行不通。
如果拉姆斯非尔德想从美国人民选出的决策人那里得到些什么的话，他就得继续对国会表示更多的尊重。不然就会危及对伊拉克战事和将来需要的公众支持和财源。国会山上不和必致事业遭灭顶之灾。这种美国国会同行政当局之间团结的重要性，萨达姆．侯赛因和叛乱分子们是看在眼里的。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那里电视台播放1975年美国大使馆后勤人员从驻西贡使馆屋顶登上直升机逃生的片段。这是萨达姆给国内人民的信息：美国人是不遵守承诺的，美国现任总统的话是人走茶凉的。我们在水门事件后未能兑现对盟邦的后勤支持是由于华盛顿的领导出了毛病。一届行政当局不能兑现前一届的承诺，对南、北越之间的谈判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两党民主政体不能保障连贯性。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对伊拉克未来作承诺。要以后兑现这些承诺，就必须现在充分理解。每次对伊拉克问题争吵暴露出国内不和，就是给叛乱分子们打气，就会最终危害我们派到伊拉克作战士兵们的生命。我们现在对伊拉克的美好未来作承担，就必须懂得这必须是长期的援助，不然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以越南化为样板
与背弃盟友的同时，越战的另一个悲剧是战争的美国化。伊拉克也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悲剧。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向西贡派了几百名军事顾问。约翰逊则把东南亚看成是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战场，不惜投入财力和军力。到1969年尼克松和我接手这场战争的时候，在南越已经有五十多万美军，得到部署在周围国家和海上另外一百二十多万美国陆海空兵员的支援。需要把这场战争交还到那些对战争成败真正关心的人－－越南人的手中。他们需要的是美国的钱和训练，而不是美国的鲜血。我给我们的计划起名‘越南化’(Vietnamization)。虽然有人否定，我却一直认定这个计划是成功的。
尼克松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的主要基础是结束美国直接参与越战方面的进展、结束征兵制、以及建立了一个完全志愿兵的军事体制。当年竞选对手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把越战作为主要的竞选议题，声称他的党－－那个当年掌权时把战争升级到难以容忍程度的那个党－－才能领导我们摆脱这场战争。麦戈文竞选失败了，是因为美国人民不赞成他的说法。
我们要把资源和公众的坚定支持用于一项伊拉克化的计划。只有这样才能离开伊拉克而让伊拉克人民自己保护自己。本来在打响第一枪以前，就应该聚焦于伊拉克化。现在这种聚焦有了，美国人民不应失去信心。
我们着手越南化太晚了；但即使如此，我们当年在越南的某些原则对伊拉克还是有帮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行政当局必须坚持衡量伊拉克保安部队能力的标准。这个标准达到了，就应撤出相应数量的美军。在越南，从1969年撤出第一批五万名部队到1973年一月最后一名战俘走下飞机为止，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同样在伊拉克，美国应在今后不久就从那个国家撤回几千名部队，以显示我们对伊拉克武装部队训练的信心。我们应该向国内不安的人们表明我们有这么个撤离战略，而更重要的是让伊拉克人民知道。我们开始撤军之前，伊拉克部队的战备未必达到100%的水平，新的民主进程也无需尽善尽美。当前最要紧的是表明我们有信心伊拉克人民能够以自己的方法管好自己。我们在那里驻留助长了叛乱，而我们逐步撤离可以培养起一般的伊拉克人的信心和能力，顶住叛乱站起来。
在上任后的第一天，我就越战问题给尼克松的建议就是这样的。作为国防部长，我在1969年春就把我们在越南的基本任务从对敌方施加最大限度压力改为对南越提供大限度协助，好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仗。当时，反对我们撤军的是被我们搞成附属的南越政府，也有我们自己军内幻想*美国军事实力在东南亚大获全胜的一些人。当时即便有这样大获全胜的可能，从一开头就把战争美国化也是错的，何况当时美国人民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
那时虽然民意潮流趋向反对战争，在尼克松行政当局内推销撤军也不容易。我们的第一轮撤军是在1969年6月尼克松和南越总统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在中途岛会谈后宣布的。我已经在当年三月份到西贡拜访阮文绍给他吹风。那次他同我们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下几乎整个指挥系统里的人一样，要求美国增兵，而我却告诉他，我们正在关掉水龙头。每一轮从越南撤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总要依据他们认定打赢这场战争所需，吝啬地压低撤军人数，而我总是在同当时南越美军指挥官克雷顿．艾布兰（Creighton Abrams）将军磋商后把撤军人数提高。就是答应结束战争的尼克松总统，也是每每不情愿地接受我的撤军请求。花了四年时间，才把五十万大兵搬回家来。有的时候，就好像我的唯一盟友只有艾布兰将军了。他看到了其他人没有顾及的一点：美国人民的耐心已经很有限了。
布什并没有遇到手下军事体系统内类似的麻烦。他的指挥官们和他目标一致，要让伊拉克新生的民主政体一旦准备好就独立自理。目前国内也还有耐心进行合理的分阶段撤离。事实上，对合理撤军最有耐心、最支持在伊拉克部队进展的呼声来自美国军队内部。正是这些人最愿意把任务进行到底。正是他们面对着最大的危险，被要求从事不是一轮、而是多轮作战周期的服务。这些人以忘我精神和献身态度去执行任务，其中既有投入炮火纷飞的战斗也有处理建造国家所需的日常琐事。我们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信任他们。
在那四年的越南化进程中，我从未公开承诺不能兑现的撤军数额。布什总统也同样应坚定向前。我也没有宣布南越军队战备的定量标准，布什同样不应公开他确定伊拉克部队达到独力作战水平的具体标准。2005年7月，五角大楼在向国会的的报告里暗示，那种可度量的标准是有的。不过，总统如果单*数字是不对的。对依照伊拉克部队战备状态而定的美军回国人数，应该由战地指挥官来最后说。如果布什不能像我信任艾布兰将军那样信赖他的指挥官的判断，布什就该撤换指挥官，换上他信得过的人。如果要让美国人民对有序撤出部队保持耐心，这种信任也要转达给美国人民。
战争的依据
在取信这方面，布什总统开头做得并不好。尼克松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源于情报失误和可能的蒙骗。这个问题在越战方面更突出，我们的情报失误源于我们未能理解五十年代激励胡志明的动机。如果当年对他的民族主义的深度有所了解，我们可能早就叫他的共产主义脱轨了。
东京湾事件是我们一头跳进越南战争的恶名昭彰的依据。我原来服役的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1964年8月2日在东京湾离北越海岸25英里外巡逻时遭三条北越鱼雷快艇的攻击。那场攻击本来可以当作一时的失误而予以不顾，但两天后马多克斯号和另一艘特纳．乔伊(U.S.S. Turner Joy)驱逐舰一起，报告再次遇袭。当我五年后作为国防部长再次阅读有关报告时，我能够确定的是：并没有那第二次攻击。在一个夜里，只有混乱、歇斯底里和沟通失误。约翰逊总统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有问题的情报不是曲解就是掩饰了，而麦克纳马拉急忙把它送往国会山，虽未宣战，但结果还是导致了战争。我同众、参议院的501名同僚投票通过了给约翰逊进行战争升级通行证的东京湾宣言。此前，美国原来一直是兼旁观者、隐蔽的参战者和顾问于一身的。
在伊拉克的问题上，情报失误事关那些找不到的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问题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布什开战的真正动机。依我看，后来发现萨达姆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进展并没有达到我们估计的水平，总比到木已成舟，事后发现他已经拥有这种武器来得好。无论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真相如何，总不能说美国在伊拉克像在越南那样，也是一步一步、隐蔽地、不慎地滑进去的吧。
对任务的促销
有关伊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引起许多人抱怨，说美国是根据虚假的借口卷入这场战争，而开头的自卫现在演变成了建造国家。欢迎大家来到真实战争的世界－－这是一个难以预测、远非完美无暇的世界。如今的一代美国人被1991年那场干脆利索的《沙漠风暴行动》给惯坏了。那时的老布什坚持任务、一举解放科威特后就把部队撤回了家。如果当年老布什一时性起、下令挥军直捣巴格达、推翻萨达姆，今天的伊拉克又会是什么样子？现实是：战争是变幻莫测的，任务是会变的。这才是战争的常规,而不是例外。当年越南如此，今天伊拉克也是一样。
最初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是制止共产主义蔓延。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这种共产帝国的威胁减退了。美国不愿放弃南越，就把任务改成争取越南自决。
现在的布什总统被说服，认为在伊拉克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按他能掌握的情报做了他觉得应做的事。当我们没能找到确凿证据就把坦克打包回家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就有了新的任务：改造伊拉克－－这个主意不错。布什把伊拉克看成反恐战争的第一线，并不因为是恐怖分子主宰了那个地方。而是因为要打乱极端伊斯兰激进主义在那个地区的统治。布什的最大优势在于，恐怖主义分子认为他是要打到底的。我对那些不看大局、继续把伊拉克看作一次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失败企图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建造国家’如今已不再是标语口号。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以后，它成了我们的责任。
不幸的是，布什特别是在当选连任的压力被解除之后，在传播他的信息方面未能持之以恒。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丧失领导优势而在争取公众支持方面败下阵来。相比之下，我相信如果能看清楚其中得失利弊，美国人民还是会跟随布什的。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对战争支持率下降，是提醒总统要跟美国人民坦诚相见。当士兵们在沙场捐躯的时候，总司令决不可羞羞答答、含糊其词、或神秘兮兮。这也是越南给我们的教训。
布什的公关失利，也是因为犯了同我们在越南时期同样的战略错误。艾布兰将军经常向我发牢骚，说美国媒体在国内对战事的描绘同他在近距离眼见的战况大相径庭。他在西贡的办公室里几百次交谈中表达了他对自己公关失败的感慨－－那时有500多名记者驻西贡。这些交谈都录了音，记录在案（刘易斯．索利（Lewis Sorley）的近着《越南纪事－－艾布兰录音，1968－－1972》（Vietnam Chronicles: The Abrams Tapes, 1968-1972）对这些录音整理成文，并有精彩分析。）
在越南，记者们几乎随心所欲、在全国乱跑。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第一次把屏幕上的战争送到了美国。在那场战争之前，家乡的父老乡亲虽也担心子弟兵的福利，却没能见到那些危险。若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父母们能看到诺曼第登陆，CNN以《拯救大兵雷恩》风格的实时报导，他们或许不会觉得欧洲是值得去挽救的。沙漠行动风暴第一次把战争同一天24小时有线电视结合。12年后作战单位配上特批随军记者的主意也有道理，不过这意味着伤亡拍到录像带上要在新闻节目中千百次回放。对一次自杀炸弹中十个平民毙命进行回放和分析，其心里当量对应于一万人的死亡。录下的一名被俘美军士兵面对的危险成了对每个人的子女或父母的致命威胁。
我曾太多次为即使是一个人的牺牲打电话慰抚哀恸的家属。但我也参加过战斗，深知对那些志愿参军、经受过为正义而战培训的人来说，在现场的感受是不同的。无论电视里看来有多惊险，在巴格达闹市躲过狙击手子弹对一个士兵来说只不过是例行公务。如果他相信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名士兵会并不介意，第二天还要去那些街区执行巡逻。对布什来说，关键是要向国人转达这种使命感。他那种德克萨斯西部牛仔－－先开枪后答话，或是先把活儿干好，让结果自己说话－－的办法行不通。在伊拉克战事的主要战斗阶段结束时，布什以他那种把东西打好包装、作为既成事实端上的倾向宣布‘任务完成！’对部队来说，这是当之无愧的，可是过后不久，就看出任务才刚刚开始。
总统必须清楚明确地表达一个简单明了的信息和任务。就像1960年代共产主义的蔓延十分真实一样，今天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也是十分真实的。这开始是一种渐发的危险，到了2001年9月11日，它就显露出伤害我们的能力了。在伊拉克进行反击是合乎逻辑的，那里的政府是民俗的，有着现代的基础设施，人民又要求推翻他们的独裁者。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战斗，不仅是为了维护伊拉克人民投票的权利。他们作战，是为了维护现代文明、维护西方民主、维护全球经济，以及保卫一切受到威胁的东西，使之免遭打着宗教旗号的野蛮主义的吞噬。这就是我们的信息和任务。它政治上并非正确，也叫人听着感觉不舒服。但这就是真实，而真实有时是需要一番好好的促销的。
在行政当局中，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是一位了解并始终清晰地表达这条信息的人。她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媒体或许把她看作是给总统跑堂的，似乎决意把她的这条反复提出的信息打入冷宫。如今她当了国务卿，独立发言的地位改善了。行政当局应当尽量把麦克风留在她手中。
建造一个合法的政府
和在越南的情况一样，我们在伊拉克的任务也涉及从底层起建造一个新的社会。最近，两位越南问题专家杰佛里．芮科德（Jeffrey Record）和安德鲁．泰瑞尔（W. Andrew Terrill）为陆战学院（Army War College）对越战和伊拉克战争进行了一番详尽的比较。他们指出，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都是谋求建立合法的本政府。在伊拉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在越南，只要是能推进我们冷战计划的政权就行。
那些称新伊拉克政府为华盛顿‘傀儡’的人真是不知真傀儡为何物。我们希望伊拉克人民成功，伊拉克人也是想要自主的。在越南，是一个美国人菲利普．哈比卜（Philip Habib）大使在1967年帮着他们写的宪法。那时的选举由美国导演，使一些比独裁者好不了多少的批着政治家外衣的堕落、自私的人得以当权。
难怪那些激情的来自北面的民族主义者就有吸引力了。我个人并不认为当时西贡政府因为缺乏廉洁就注定有朝一日垮台。显然苏联那时也不这么想，不然他们也不会去推行战争。可是当时的美国行政当局确实严重低估了在南越建立一个合法政府的必要性，而还以为一个影子政府和军事力量就可以解决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合法的伊拉克政府，这是首要目标，而决不能是装点门面。看着起草伊拉克宪法过程中的那种帮派争斗确实叫人心痛，我们确实需要把那些派系引上正路。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健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源于本地。
回过头来看，虽然我们三心二意寻求建造的那个民主国家失败了，我们还是可以把越战看成在建造国家方面虽然代价沉重，但还是成功的实践。三十多年前，亚洲正遭受共产主义蔓延的威胁。朝鲜战争记忆犹新。共产主义运动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甚至在印度开始找到立足点。它们后来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越南划了一条线，分散和吸引了我们冷战死对头苏联的资源。同样，我们在伊拉克立场的影响已经开始波及中东各国。反对党要求言论权。罩面纱的妇女们坚持有自己的声音。叙利亚军队撤出了黎巴嫩。埃及举行了选举。伊朗因其核武发展遭到美国和欧洲联合的压力。要求改变的呼声正在沙特阿拉伯出现。那里运动还有个名字：叫‘纪发亚’（Kifaya）－－‘够啦！’那些通过推行愚昧、恐惧和镇压养肥自己的寄生虫正在不安地蠕动。这些都只不过是小儿学步，但疾走快跑正由此开始。
敌方是叛乱分子
两次战争中，我们的敌方都是叛乱分子，而叛乱没有了外援就会失败。越南叛乱分子得到的是苏联大量的经费和武器装备援助，他们并有胡志明强力而富有魅力的领导，培殖了他们激情的民族主义。在伊拉克，叛乱分子是分散的，没有可辨的中央领导。除了把美国赶出该地区外，他们并无统一的教义、战略或远景。如果他们这个目的现在达到，他们马上会转过头来自相残杀－－已经出现过好几次这种火并了。他们也依赖外援，但他们的施主们心猿意马，财力也不够雄厚。
伊拉克叛乱分子有好几千人，但很难断定准确的人数。这跟越南没法比－－越南的***部队在1973年就大大超过一百万人。北越在整个战争中损失一百一十万兵员，老百姓死亡两百万而仍决意打下去，而我们却不行。为什么？芮科德和泰瑞尔认为，在以弱胜强的战争中，事关‘非对等得失’（‘asymmetry of stakes’）的概念。胜利对北越来说性命攸关，而对一般的美国人来说却觉得无所谓。我们在越南并没有多少经济利益，而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一旦失去东南亚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全球共产主义泛滥－－并未能占上风。
在伊拉克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布什当局是希望把民主同伊斯兰教并排栽种在那儿。这得失对我们来说就太重要了。这事关我们民主制度的存亡，还有，是的，事关重大的石油问题。我们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依*波斯湾石油的国家。地球上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存在这种依赖。试想，如果这些石油储备落入宗教极端主义者手里会怎么样。他们梦寐以求的是把世界的经济文化打回到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教初生的时代。
布什这种以民主代替压迫的信念并不是什么新保守主义幻想。我们对民主的推崇可以追索到到立国之初。民主对我们这个星球来说就是更好些。看看伊拉克人民的勇气吧-他们不顾危险，震惊世界、打破一切悲观的预测，群起参加了2005年1月的选举。敌视伊拉克自由的人们是明白这会给其余的阿拉伯世界送去多么强有力的信息，不然他们就不会用暴力升级来回应了。
虽然可以说越南在挫败叛乱方面是成功的，但对付那里由越共进行的国内叛乱只是其中的一条战线，更重大的是另一条战线面对北越的正规军。主要是通过说服和武力结合制服了越共。在伊拉克，叛乱则是唯一要对付的敌人。结合一面用致命武力打击叛乱首要分子，另一面以利诱吸引其追随者的办法有可能行得通。
但是在进行游击战时，不论在街头还是在丛林，越南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警惕的教训。当年惊恐和训练不足的美国士兵控制不了他们的本能和恐惧。在南越农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抓越共的搜捕中，无数无辜平民被杀。对越战的一些最痛心的历史记忆就源于那些暴行。我们在伊拉克的志愿兵部队得到的训练和指挥都好得多，但杀戮无辜的潜在危险还存在。已有报导一些惊慌的美军向伊拉克平民射击的事件。这只能怪训练不良和军纪不足。
无论在监狱里还是在大街上，要制止下级滥权和犯错，惩处肇事者的层面必须比至今为止的要提高很多。我很记得那时对被控梅莱村（My Lai）屠杀平民的威廉．卡利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Calley）出乎意料的公众支持。屠杀并没有在我的任期内发生，但是对卡利的审讯却是我任期内的事。当迹像表明卡利要成为替罪羊而他的上司们却安然无恙的时候，美国民间向白宫的抗议信铺天盖地而来。使列兵们保持诚实的最好办法是让指挥官们知道：出现任何损害荣誉的事，指挥官自己要负责。
对被指控在伊拉克、阿富汗、关塔那摩湾发生的监狱丑闻使我不安地回想起北越对我们被俘人员的虐待。我们目前的战俘营情况比那时在‘河内希尔顿大酒店’的可怕程度相去很远，但这决不是我们聊以自慰的理由。一旦把犯人送到可以被合法施以酷刑的国度、既不起诉又无审判地拘人、为躲避红十字会检查把犯人移来移去的时候，当犯人在我们的监管下不明不白地死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滑向那个我们所谴责的非人道主义深渊。在越南对待敌方被俘人员问题上，我总是确保我们站在不败之地。我向国际检查人员开放了战俘营，这样我们就可以向河内提出同样的要求。在伊拉克，并无叛乱分子拘禁美国战俘的营地。在那儿有的只是等待我们寻找的被害者无头的尸体。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以残忍相报的借口。
有限战争
我们在伊拉克的指挥官们比起越南时的同行有着另一条优势：布什总统看来不会屈从公众舆论，他会把战争打到任何敌人探出头来的地方。我们在越南南方打的是一场地面战争，但又不准部队进入北越。对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空中作战时断时续，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满是谎言和借口，决策受民意调查左右多于依据军事方面的需要。各军兵种间还相互扯皮。甚至准许国务院对空袭进行否决。约翰逊总统开夜车进行拍板，而将军们则*边站。
在整场战争期间，共有二百八十万美国人在越南及其周围服役，但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隶属我们心目中的越战老兵的一线步兵单位。那时，应征新兵受训几周后就被分配到全是陌生人的单位。除了少数例外，我们在伊拉克的志愿兵部队都是有斗志的、训练良好、装备精良、并安排在有内聚力的单位。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部队都愿意到那儿去。他们并不愿意去。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斗志比当年在越南的一般义务兵要高得多。
主要是接受了越南的教训，我们军队的组织现在也提高了很多。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重构法（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扫除了在越战及其后十年里困扰我们的许多指挥系统方面的问题，我在五角大楼原来班底的一些老人参与了这项法案的起草。过去的指挥系统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难以合作。各军兵种的参谋长之间各自画地为牢、互不合作。戈德华特－尼古拉斯法案把权集中到联席会议主席身上，使他成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最主要顾问。现在各军兵种负责他们属下的军事训练，但一切资源由战场上的地区指挥官掌握。今天陆海空军战士可以安心的是，那些掌握生死决策大权的人在懂军事和通过民选官员表达民意这两方面达到了更好的平衡。
要维系一个完全志愿兵的军队，这种信心非常关键。虽然目前因为要上战场的前景使投身戎马生涯的热情稍退，但身为1972年结束征兵制的国防部长，我看不出有恢复义务兵役制的必要。只要现在和未来的军人知道，是他们的总统在统帅着他们，参军的报名就会跟上。
如同越南的情况一样，在伊拉克的敌人也在试图拖垮美国。这种策略在越南表现于对方投入无穷的人力、先进武器和力量。在伊拉克，叛乱分子则针和利用美国民众的意志，他们的拿手武器是规模小得多的绑在单人身上、装到汽车里或隐藏街边的简易爆炸装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由此造成的杀戮然后可以通过卫星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播放。但有一条越战的教训却未能被广泛认识：在战时担心伤亡并不是左右美国人民的主导因素。如果行政当局清楚提出值得为之而战、又切实可行的目标，而领导人能同他们开诚布公，美国的士兵们就会站出来担当重任，而美国的公众也会甘愿承受伤亡的重担。
越战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当尼克松总统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时，我提出了强烈反对。我反对的倒不是轰炸本身，因为我认为美国要么干脆别打，要么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敌人躲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我反对的是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我的这种意见在内部广为人知，以致当秘密如我所料被揭露时，我马上被误认是走漏消息的人。总统批准基辛格指令联邦调查局对我军事助理的家庭电话进行窃录，希望抓到我们俩在密谋泄密的证据。美国人决不吃撒谎那一套，也不能容忍对他们保密和让他们在有关战争的争辩中*边站。如果必要，他们会像越战时期一样，到大街上大声疾呼的。
加强我们的盟友
孤军或是集合少数的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作战的做法，导致我们在资源和财力方面走下坡路。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松在1969年就对问题有了答案。在他任职头一年宣布的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就是美国不能单独地去干。他1970年2月18日在对众议院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提出，美国会参与盟友和朋友们的防务和发展，但‘美国不能－－也不会－－为全世界自由国家想出所有的计划、设计所有的方案、执行所有的决议和承担所有的防务。我们会在真正起作用并符合我们利益的情况下提供帮助。’
事隔三十年，我们变得忽略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那样的条约联盟。我们把资源投入盟友拒绝参加的战斗而危及能向盟友提供的援助。当年越战正是这样的一场战争，而伊拉克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过去对条约联盟处理得当、团结得好－－其中包括联合国－－当我们主张正义的时候，劝说别人加入我们这一边就不会那么困难了。不过，身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有时还是必须单独行动的。
布什总统不可能悠然等待国际社会对其伊拉克政策的认可。但我们还有越战的教训。在越战中，那群‘拔腿走人’（'cut-and-run'）派最后占上风。在花了那么多功夫帮盟友站起来后，我们的盟友还是被出卖了。现在，又是那些声音要我们从伊拉克也拔腿走人，从而断送那里初生的民主政体，并把其余的伊斯兰教世界留给极端主义分子糟蹋。有些人只看到好的一面：当年失败使越南南方有了今天经济增长，同西方关系也在缓和。他们忘了美国背叛的直接代价。两百万难民被赶出国、更有65,000人被处决、以及二十五万人被送进‘再教育营’。鉴于伊拉克叛乱分子的本性以及伊斯兰激进派的极端目标，在伊拉克拔腿走人的后果决不会更好。
作为安排结束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角色、后来又看到一个原来可行的计划被搞得土崩瓦解的人，我同意：绝不允许出现“一个越南”。如果这次我们再失败，新的标准就会确立。越南的教训会被遗忘，而当进行我们下次全球任务时，人们会担心它成为“另一个伊拉克”。
－－原载《外交》杂志，2005年11/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