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实现“两个转变”

20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每一次大的经济金融危机，都会导致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都会引发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是“创造性破坏过程”，是对传统发展方式和不合理经济结构的刚性调整，也是新方式、新结构创造性发展的良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哪个国家占据了“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制高点，就将在此后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把握主动、取得优势。当前，许多国家都在谋划“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发展，为赢得竞争先机打基础、作准备。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从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症结，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因此，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从现在起就将保增长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从经济结构调整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努力实现“两个转变”：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对需求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型经济，需求结构的调整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高，2007年达66.3%，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7.5%，在世界十大经济体中居第二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不仅风险高，而且不具有可持续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损最严重的那些东南亚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把经济增长押在外需上。如果说一个小国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需还可能具有一定空间的话，像我国这样经济规模可观且处于强劲上升期的国家，将外需作为主要拉动力不仅风险高，而且国际市场也难以持续扩大吸纳容量。因此，走主要依靠内需的发展道路，是我国经济规模扩大后的必然要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外部需求急剧收缩，促使我们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为我们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内需结构看，我国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比较突出，世界平均水平大概在20%至22%，我国却高达30%至50%，由此造成投资拉动力度过大、消费拉动作用不足。而且，在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过度投资会进一步增加过剩产能，进而打断经济持续发展的进程。换言之，增加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当前，制约我国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一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199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65.71%，此后这一比重呈下降趋势，2005年降至59.59%。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意愿很强，边际消费倾向不高。2006年居民收入的储蓄率高达47%，消费率仅为31%。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明显。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增加消费，由此造成消费总量增长相对迟滞。

要真正实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目标，除了继续执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刺激消费政策，还应在治标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奠定治本之基，不断构建和完善推动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制度保障基础。一是适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科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增加居民收入份额，降低政府收入比重，使人民群众有更多收入用于扩大消费。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并结合财税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较大幅度增加财政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支出，解除群众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三是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调整不同阶层、区域、城乡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此外，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因此，要特别注重通过适度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加快推进户籍、金融、土地、社保等制度的改革，让农民工在所工作、生活的城市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市民化，通过农民工这一为国家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体在城市安居乐业，使他们在创造巨大产能的同时，带动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

第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对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只有能够适应、引导、激发新的需求市场，才能获得调整的内在动力，才具有真正的实践意义。

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等。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性经济深度调整，使这些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在率先发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掀起了促进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发展低碳经济的新浪潮。美国推出“绿色新政”，日本提出“绿色经济和社会变革方案”，欧盟提出“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我国在工业化遗留任务尚待完成、推进信息化进程处于关键时期的情况下，面临着绿色能源科技创新的严峻挑战，面临着发展低碳经济的竞争。我们要以解决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为契机，在新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努力占领战略制高点，以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

从供给角度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必须充分认识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趋于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增强、产能过剩矛盾加剧等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新变化，选准产业创新整合的突破口。在抑制和削减过剩产能，特别是逐步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生产能力的同时，准确把握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变化的新形势，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航天航空、生产性服务业等新兴战略性产业，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引擎，增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提高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是实现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我们要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要素投入的战略重点，把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着力建立和完善人才创新激励机制，加速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创新型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进一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建立和完善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促进技术成果的市场化流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下的转方式调结构以及未来更大的发展，仍然需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体制机制动力。当前，要以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为重点，推进重要领域改革。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导向。二是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加强金融监管体制建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

三是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按照经济规律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市场环境，保护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垄断性企业经营利润的上缴比例，进一步完善对垄断性行业的绩效评价体系。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五是完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着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建立真正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六是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形成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体制机制，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出发，有效推进软、硬件并举的教育现代化建设。（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