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不需要信仰

我们需不需要信仰        在当下的中国谈论信仰不是一件时髦的事。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国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有过信仰，但他们在为信仰付出热情和劳作之后，发现自己被迫面对失落和荒谬，于是便把信仰当作骗人的符咒抛弃了。拜物时代的到来加快了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缺席，以至于你现在同某个中国人谈论信仰时，他很可能以一种只有在注视恐龙和白痴时才会有的目光注视你。没有信仰成了神经正常的标志，而有信仰则被当作某种精神上的疾病。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我们现在处于“后信仰时代”。
       如果你追问这些人放弃信仰的理由时，他们会说：“信仰意味着把一生交给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洞理想，而我只需要一系列实在的目标。”这的确是大部分人拒斥信仰的深层逻辑，但这种逻辑从根本上说是完全错误的：我的每个具体目标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否则，我实现它的行动就是完全盲目的，因此，我的行动必然涌现为一个无限递升的目标系列，并且其终端别人是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打个比方说，如果我只有登上山顶这个具体目标而不去想象这个目标的目标是什么，那么，登上山顶便是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举动，进而言之，由于我没有思考登上山顶以后的事，我就没有高于这个山顶的目光来审视它，这意味着我把命运交给一个我无力把握的事物，很有可能在登上山顶以后面临荒谬和毁灭（例如，这个山顶恰好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不设定具体目标之外的目标就像我奔向某处而不管它是不是深渊一样荒谬，所以，只有我的行动为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所引导时，我才能从最高的高处既最远的远方看问题，并因此保证我在抵达某个具体的目标时不陷入荒谬和毁灭之中。由此我们面对一个从表面上看上似乎悖理的结论；只有在被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所引导的行动才是真正踏实的。
       这个在最高的高处存在的目标就是信仰的对象：信—仰这个词在汉语中同时意味着信任和仰视，也就是说，那真正值得我们信任的存在中最需要我们仰视者一定存在于最高的高处。我在仰视最高的高处时虽然仍站在大地之上，但可以通过目光抵达最高的高处，并因而在思想上拥有最高的高度。这种拥有赋予我与人的尊严相称的广阔视野，使我可以在这个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我的自由，所以，真正的信仰是自由的同义语。自由是一种超越处境的能力，而我只有在拥有最高的高处即最远的远方时才能充分超越我的处境，因此，最高级位的自由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获得。信—仰之所以能够实现我的自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更是一系列具体的行动：它逐级实现着我的目标系列，不断使我抵达更高的高处。尽管我注定无法抵达最高的高处——最高的高处永远高于我可以触及的高度，但我在信—仰它时向上生长。信仰的功能就是使人成为大我。大我就是顶天立地的人：他既踏实地生存于大地之上，又通过信—仰拥有最高的高度。顶天和立地本质上是同一种姿态：顶天意味着我可以通过最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我的目标系列，确定我正在实现的目标是否具有落到实处的意义，而这使我更加踏实地站立于大地之上。人这个词在汉语中本身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所以，它在这种世界上最原始的语言中原始地意味意味着信—仰。信仰、人、顶天立地这些词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信—仰使人顶天立地，而顶天立地是人最根本的生存姿态，因此，信仰就是人的同义语。
        既然信仰的对象只能存在于最高的高处，那么，对任何处于最高的高处之下的事物的信仰都是伪信仰。在所有正在奴役人的伪信仰中，对于金钱和个人的“信仰”是最流行的两种。如果我们采取实话实说的态度，那么，就必须承认大多数中国人所曾经沉迷于或正在沉迷于的乃是伪信仰，而且，他们的“信仰转折”基本上是从“信仰”个人走向“信仰”金钱。这两种信仰都是荒谬的：一个人无论多么高大，他所能达到的高度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我们以个人为信仰对象，那么，就必然使自己屈从于高度有限的存在，丧失投身于真正信仰的能力；金钱在商业社会中似乎具有无所不能的魔力，但是它的数量和功能都是有限的，因此，如果将金钱当作信仰的对象，其结果只能是使人成为某种有限存在和狭隘关系的奴隶。伪信仰使人无力想象超越某个高度之上的高度，不能从超越这个高度之上的观点看问题，将人囚禁于透明的牢狱之中。几乎所有拒斥信仰的中国人都是上了伪信仰的当后把帐算在了信仰的身上，所以，他们拒斥信仰的理由是荒谬的。
       伪信仰的追随者实际上是没有信仰的。他们所谓的信仰仅仅是个自以为是的姿态，虽然他们与那些从来不曾仰视和信任过什么的人有很多区别，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将他们归入没有信仰的人群中。没有信仰的人最根本的特征是：无力或不愿意想象超越某个高度的高度，不具有真正仰视的能力，因而只有平视和俯视两个视角，并且由于长久的平视和俯视而最终成为平面人或走向堕落。尽管他们也有自己有限的目标系列，但是由于不具有超越这些有限目标之上的目标，因此，他们确定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归根结底是盲目的。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方向的人。确定方向能力的丧失使他们最终只能以他人的方向为方向，所以，没有信仰的人无论从表面上看多么独立和洒脱（比如说宣称“我什么都不信”），实质上却除了追随他人外别无选择。由于没有超越的视角审视自己所追随的他人，没有信仰的人在这种追随中总是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只能或者无条件地成为实现他人意志的纯粹工具，或者成为一切由他人代庖的寄生存在，或者成为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和随波逐流的宿命论者。这些活法的共同之处是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他人，放弃仰视的权利，只将日益短浅的目光投射在更近的近处。所有没有信仰的人都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驼背患者。他们生活在没有天空的地球表面。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正缩小为一具无形的棺木。拒斥信仰的人不但与自由、希望、顶天立地这些尊贵的词汇无缘，而且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已经死去。
       真正的信—仰是人的同义语，所以，“后信仰时代”和“前信仰时代”都是不存在的。人的时代永远是信仰的时代。世界永远被有信仰的人所支撑着。在一个大多数人没有信仰的的国家里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普遍的自由的。中国人要想迎来一个拥有充分民主和自由的新世纪，就必须学会真正地信仰什么。信仰对于中国人来说绝不是某种精神上的奢侈品，而是走向新世纪的必备素质和前提。我们要时刻拥有判断善恶的真正尺度，就必须学会从最高的高处和最远的远方看问题。新时代要求每个中国人都成为顶天立地和高瞻远瞩的人：他必须达到足够高的高度以便能够时刻审视自己的处境整体，正如他必须看到足够远的远方以看护不断诞生的未来。这种达到足够高的高度和看到足够远的远方的能力只能通过信仰获得，所以，学习信仰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必修课。只有信仰的力量才能使我们存在下去并且日益强大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