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们的身上看共和国的“成长”

朱自清在他1925年的著名散文“背影”里这样写自己的父亲：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图片说明：罗中立（1948年——）于一九七八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深造。《父亲》一画曾获“中国青年美展”一等奖，其画面具有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力，表现了生活在贫困中的老农形象；老农开裂的嘴唇、满脸的皱纹以及手中粗劣的碗等等写实的描绘，消除了观赏者与作品之间的隔膜，画家藉此来对传统文化和民族进行反思。 ）
选举网上有不少写父亲的文章，把这些文章集合起来，我们看到一个让人感到沉重和心寒的故事：一、我们的父辈们的岁月充满了艰辛和困难；二、他们没有太多的自由，但是有很多坚韧；三、无论是在底层还是高层，他们的个人际遇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而这个共和国这60年走了不少弯路、怪路，甚至死路。
读这些催人泪下也让人向上的关于父亲的文章，我们说“中国是被父亲（和母亲）们用他们坚实的肩膀从贫穷落后扛到繁荣富强”估计不过分；说“国家很少关注组成它的每个人的幸福、自由和发展”也许很到位；说“他们的儿女今天的日子要好过很多”肯定没有太大的问题；能不能说“写文章的人的儿女们今后的日子一定会更上一层楼”估计没人会那么斩钉截铁。
是不是这样，请读者自己做出决定。
我们期待读者都能写写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的任劳任怨，他们的逆来顺受，他们的含辛茹苦，他们对儿女的培养，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他们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纪录他们的生活就是纪录共和国的脚步。只有把握和牢记我们的父辈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们也许才能让这个国家今后的发展更以人为本，多一点亲情，多一点温情，多一点开放，多一点自由。
林明理昨天发来悼念刚刚去世的父亲的文章（悼念罹“农伤”身亡的父亲）。他写到，
“对于常有人抱怨“人满为患”的整个中国来说，对于还要对国民进行事实上的划等分层，普通生命还得不到像特权阶层那样的全面保障的当前的中国，父亲生命的消逝当然是“微不足道”的。除了派出所户籍本与《林氏宗谱》有父亲的出生籍贯记录，其他地方不再有他的文字“行状”。父亲是中国底层农民群体中默默无闻的卑微的一分子，但父亲的一生，是中国底层民众半个多世纪苦难与荒唐岁月的最直接见证。父亲一生经历的诸多灾难与不屈抗击，是中国一部分底层农民命运的真实缩影。”
早些时候，海星也投来一篇记述自己刚刚过世的父亲的文字（一个普通农民的60年）：
“这个一生困于饥饿与贫穷的普通中国农民，有着太多没有实现的心愿与理想，撒手人寰那一刻不肯告诉我母亲家里的存款在哪些银行，存折在哪里，不肯交代对我们兄妹有什么期望和要求，至死不信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要离开家人。”
于建嵘发在《长城》上的小说“我的父亲是流氓”这样写“虚构”的父亲：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
刘自力在记述父亲的文章里（父亲刘克林是40年前“走”的）是这样写的：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父亲是经历过1957年、1958年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以至最终看到了“文革”的序幕。仅从少年时代与父亲“交往”的我们而言，直到今天，才见出在中国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与政治上，面临过怎样艰难的选择！若非立场稳定，对大事件之厄运多少采取了片面与回避的态度，是不能遴选为思想核心班子的写作成员的。父亲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切，我自无从得知了。当然，生活的演变与转折，多为渐进，少为突变。起码，在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日子　里，父亲也有过一些与一般年轻人一样，大笑开杯，心无多虑的时日，那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日子。”
闵良辰平时写时评，看到中青报上的一张父亲背着在地震中死去的儿子回家的照片后写了一首诗（汶川地震中一位父亲），其中几句是这样的：
“儿子，
父亲怎么也想不到
你活蹦乱跳的生命
会停留在高一
还让我和你的母亲
在废墟的校园
不——
校园的废墟里
与你残忍地见面”
储望华在记述自己的父亲储安平的文章（父亲储安平之死）里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张德元研究三农问题，他写父亲的文章叫“我的农民父亲”：
“父亲说，之所以农民闹着要‘分田’，并不是象后来他听到的宣传那样——人民公社让农民吃不饱饭，在我的家乡，人民公社时期除了1960年代初因政策失误确实没有饭吃之外，后来一直都有饭吃，并且也不比城镇居民吃的差很多——因为当时城镇居民吃的也不太好，不象现在城乡差距这样大；真实情况是农民有饭吃，但很没有钱；农民认为，一旦分田单干了，就能挣更多的钱，就有钱花了，就不‘受穷’了。”
满妹在记述自己的父亲胡耀邦的文章（父亲还在吗？）里这样描述父亲1989年4月8日离家之后的情景：
“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似乎还带着他的体温；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
纪坡民在回忆自己的父亲纪登奎（父亲纪登奎谈往事）的文章里写到父亲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