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型 比金字塔型还糟糕

曹理达 周慧兰

建设“橄榄型社会”

《21世纪》：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提出“建设以中等收入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我国现有的收入结构是怎样的？改革以来没有形成庞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原因是什么？

李实：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这一点是有争论的。国际上有一套关于中产阶级的标准，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标准不同，国际上给发展中国家定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每天每人收入超过4美元，也就是说月工资1000元左右就算中产阶级；上限则是每天每人10美元，即月收入2000左右。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很庞大。但这个标准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对此，国际上也有争论，如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不同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发展中国家之间中产阶级的标准也应不同。那么，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定义中产阶级。

从人口比例来看，中国的收入分布情况不是橄榄型，而是金字塔型，而且是一个底座非常庞大的金字塔，低收入人群是整个社会中很大的一个群体。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既要靠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使得低收入人群能够有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也要不断调节收入差距，缩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周天勇：现在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型”，从目前我国许多地区居民收入的分布统计状态看，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条竖线，而低收入阶层是下面的一条长横线，这种收入分配状况甚至比金字塔型分布还要糟糕。金字塔型分布中，中等收入者比我们还多一些，从金字塔型转为橄榄型，完成起来会更容易些。而现在我们从倒丁字型转为橄榄型，任务更加艰巨。

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包括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公司白领，还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从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构成来看，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比较少。中小企业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根源在于税费负担重、融资困难。按照国家工商局的数据推算，我们大概每一千人口企业的数量是12个，而像韩国、台湾等地可以达到每一千人口50个企业，我们和他们的差距非常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是中小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是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如果我们达到一千人口有五十个企业的话，假设一个企业有两个人投资经营，一千人口里面就有一百个中等收入者，达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再加上其他职业的中等收入者，就能够形成一个橄榄型的分配结构。

迟福林：“扩中”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目标之一，但我国长期未能形成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背景下，很难形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的趋势。其次，和我们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在以投资、工业化为主导，而不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很难产生大批的中等收入者。高收入群体主要靠投资性、风险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在服务业比例较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这很难做到。最后，也和我们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我国刚刚公布了“人才发展战略规划”。近年来，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这意味在当前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安排下，他们很难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这些高素质人才很难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

《21世纪》：近日，国务院《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您认为怎样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更为合理的？

白重恩：根据我们在研究中调整以后的资金流量表进行计算，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63%降到了2007年的52%，下降11个百分点，即在14年的时间，每年约下降一个百分点，同期政府收入增长9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增加2个百分点。

不同的国家，政府的职能不一样，公共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不同，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在民生方面，政府近几年支出增加了很多，社保尤其是医疗保险投入较大，这些公共服务支出都是必要的。总的来看，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投资这部分，在模式上值得反思。政府投资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由市场来做的。以高速公路为例，老百姓更倾向于公路不收费，不收费的成本是什么？是由政府出资去建，而现在政府财政支出扩大，很多人又感到不满。其实高速公路收费有它的合理性，谁使用谁交费。人们不应该认为收费就是万恶之源。市场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收费公路地方政府收回以后，运营成本反而大幅增加。老百姓往往把公益性和公共品混淆在一起。市场也可以提供有公益性的产品，比如食品是有公益性的，不能让人饿死，但食品不是公共品，每个人都得在市场上购买。所以，不能指望所有有公益性的事情都由政府来做，这将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减少老百姓对收入的支配权。

分配格局再平衡

《21世纪》：如何评价目前收入差距问题的严重程度？城乡、行业、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来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政策应怎样有针对性的进行调节？

周天勇：目前我国比较公认的基尼系数是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一般来说，基尼系数超过0.4，社会就难以承受了。首先，城乡收入差距，若农民按纯收入计算，包括现金收入和非现金收入，城市按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每年仍在扩大；其次，从各地上报的GDP数据来看，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呈扩大趋势；最后，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和居民收入的占比也在下降。所以，收入差距加大从数据分析方面可以证实和看出，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问题首先源于经济结构。农业集中的劳动力过多，而耕地是有限的，农业增加值在下降，劳动力转移不出来，城乡差距就很难缩小。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过低，服务业是解决普通劳动者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有效途径。若分别计算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但城乡综合的基尼系数就高达0.47。因此，城乡差距过大，是导致中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不均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原因。缩小城乡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扩张服务业，转移农村和农业中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使其与日益下降的产出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抑制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扩大。

李实：学术上对于收入分配的估计基本上是采用一些指标，如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的大小，在估计过程中由于采用不同的收入定义和不同的估计方法等原因，可能存在一定估计误差，因此，对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低估和高估都是正常的。

但是对我国收入差距变化的总趋势是大家认同的，即收入差距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不断扩大的。虽然在一个时点上，收入差距有高估或低估的可能，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只基于某一时点、时期估算中的误差，就否定一个较长时期内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白重恩：基尼系数的扩大，我们需要有比较平衡的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收入分配并不是按劳取酬，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非常差，经济效率也很低，所以不能认为那时的情况是理想状态，那并不是一个好的参照系。而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基尼系数有所上升，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此，不能简单下结论说收入分配一直在恶化，而应看到基尼系数增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找出不合理的因素并努力消除。

在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中，行业间差距有很大的不合理因素。行政垄断性行业和腐败产生的高收入群体，是老百姓最为反感的，这种收入差距是最为不公平的。而城乡和区域的差距不能过分夸大。城乡基尼系数的统计方面也存在问题，在农村我们统计的都是留守人群，他们本来就是农村劳动能力比较弱、收入比较低的人，年轻力壮都出去打工了。

在农村的收入统计中遗漏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是农村当中的高收入者；在城市的统计中他们也没有被计入，他们是城市低收入者。农村流动人口原本是可以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但这么重要的人群在统计中被遗漏，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在统计数据中被高估了。

从政府政策的角度，首先要改革行政垄断部门。垄断行业不仅造成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还会影响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在垄断的诸多负面影响中，有一点往往被忽视，即垄断行业收入高了，大量人才为了高收入而投身到垄断企业，很难发挥专长，造成人才的错配。未来政策要尽量减少垄断，消除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加强市场竞争，让企业之间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平衡区域差距方面，政府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补贴老百姓买保险方面，西部地区是由中央政府出钱，而东部发达地区几乎都由地方政府出钱，这已经起到平衡区域收入差距的作用，体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今后转移支付应减少专项的转移支付，多一些财力增强性的转移支付，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更多的支配权，能更好地根据本地区的需要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是推进城镇化。政策应该多补助农民，而少补助农村。如果一个农民只有他在农村的时候才能得到补助，他就不愿意进城了，城镇化的速度就会减慢。所以无论农民在农村种地还是出外打工，同样都可以享受政策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