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律师会见被告人 马克昌、周亨元律师会见吴法宪——中红网

　　“我们是北京第二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听说你要求律师为你辩护，顾问处指派我们担任你的辩护人，不知你是否同意？”马律师开门见山地说。

　　“报告首长，我同意！我同意！”吴法宪毕恭毕敬地回答。

　　“我们不是首长，是律师。”

　　“我叫习惯了。”

　　两位律师对他的称呼未再置可否，各自介绍说：“我叫马克昌，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我叫周亨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然后对吴法宪说：“既然你同意，请你写一个字条，写明‘同意马克昌、周亨元两位律师为我辩护’。”

　　吴法宪当即展纸用笔写好，递给马律师。马律师看着递来的字体工整的字条，不仅暗暗称赞：字写得不错。

　　接着两位律师向他说明：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为他辩护，维护他的合法权益的。根据法律规定，他享有辩护权，起诉书上对其罪行的指控，如认为不符合事实，可以提出并据实加以陈述和辩驳。

　　吴法宪表示认罪，他说：“起诉书指控我的罪行，都是事实，有些地方只写了一句话，其实我说得还多，没有全部写出来。”随后对自己罪行的严重性，概括地对律师陈述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九一三’之前，跟着林彪，与他们搞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着我们的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与非法的、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与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空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灾难，损失无法计算。我对党、国家和人民欠了债，做了我们的敌人想要做而做不到的事。”他稍停了停又将话题转到起诉书上说：“我对起诉书没有意见。起诉书中第3、5、6、7条列举江青、康生诬陷、迫害许多领导人，没有写我，但我也诬陷了其中一些人。”

　　律师会见被告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听取他对起诉书上指控其罪行的意见，因而吴法宪讲到这里，周亨元律师马上说：“起诉书上指控你的罪行，共有11条，即第4、9、13、15、17、18、32、35、39、42、45等条，现在你一条一条给我们谈谈你的看法吧！”

　　“好！”吴法宪说。

　　“先从起诉书第4条开始。这条指控陈伯达和你等人利用一个传单诬陷国家领导人，你们谈到传单案的后台时，你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律师问。

　　吴法宪的态度与回答上一个问题时一样，他说：“‘黑司令’、‘军阀’出身是我讲的。1966年林彪就对我讲过，1968年在井冈山，林彪又对我讲“朱德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是毛主席指挥，毛主席是总司令，朱德是‘黑司令’。在华北组，当着朱德的面，我说：在井冈山你是反对毛主席的，你不是红司令，而是黑司令，当面污蔑朱总司令。”想了想又说：“在空军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时，我污蔑朱是‘军阀’出身，还对当时的副总理、副委员长等很多人说过污蔑的话。我犯的罪很大。”

　　“第13条指控林彪指使你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你把写的诬陷材料送给林彪。你说说是什么情况？”律师问。

　　“1966年8月，林彪找我汇报。他说：你们的会，贺龙插了手。我说：空军中傅传作到贺龙那里去，说吴法宪领导不了空军。贺龙说：那你就领导。林彪说：你看，这是贺龙要夺你的权。我写了报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指挥空军党委。”吴法宪说。

　　“第15条指控林彪派黄永胜和你等人参加诬陷、迫害聂荣臻的北京部队常委扩大会，你去了吗？有没有讲什么话？”律师继续询问。

　　吴法宪作了简短回答：“去参加了，没有讲话。”

　　“第17条指控江青、陈伯达、你和谢富治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你究竟说了什么？”律师问。

　　“陆定一专案组，由陈伯达、我和谢富治负责。专案组写了报告，要把陆定一关起来。陈伯达写了同意，谢富治画了箭头表示同意，我也画了箭头表示同意。我传达时说，‘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是‘叛徒’。”吴法宪说。

　　“第18条指控林彪、叶群等人和你诬陷、迫害罗瑞卿，诬陷罗‘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你谈谈实际情况。”律师对此已有所了解，因而这样提出。

　　果然，吴法宪与前几次只作简单的陈述不同，一开始便说：“这一条我的罪多了。”接着便一桩桩道出：“在林彪、叶群指使下，我犯了如下罪行：

　　“1. 1965年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叶群就向我宣传：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

　　2. 1965年11月，叶群在苏州，他们向我要一架飞机，到杭州去见毛主席。后来叶群告诉我，他们是向毛主席诬告罗瑞卿。

　　3. 上海会议斗争罗瑞卿，之前，叶群打电话告诉我说：参加会议的名单有你，来上海后先到我家。在上海她家，叶群对我说：罗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刘亚楼，还有要林彪下台的‘四条’。我编在邓小平同志小组，总理问我：罗瑞卿有什么错误？刘少奇主席也问了我。我按照叶群给我讲的告诉他们：罗有要林彪下台的‘四条’，但他们都不相信。回到北京后，叶群就给我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材料，要我第二次发言。

　　4. 因为‘四条’是叶群捏造的，谁也不能证明，后来叶群就通过我要翟云英（刘亚楼的妻子）作证明，还让我派人作记录。翟云英说刘亚楼只伸出了4个指头。随后叶群又打电话说要统一口径。我把翟云英证明有‘四条’的记录，念给叶群听。

　　5. 1965年12月，林彪要我把刘亚楼给我讲的问题写信告诉他，我给他写信说：刘亚楼讲，罗瑞卿在全国到处看地形，想自己指挥军队。又一次到北京，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你到底是跟罗瑞卿还是跟林彪？我说：当然是跟林彪，不跟罗瑞卿。从此，我就污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要林下台。

　　“这些都是事实。”吴法宪毫不辩解地明确承认，然后分别就“迫害空军干部”和“镇压群众”两方面具体加以陈述：“先说迫害空军干部，被迫害的主要干部有成钧、刘震、何廷一等，说他们是‘叛徒’、‘走资派’、‘特务’、‘搞地下活动’、‘要夺权’。受我直接迫害的有174人，间接的3000多人，被株连的更多，对受迫害的人刑讯逼供，严刑拷打，都与我有关。‘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这句话我确实讲过。我迫害干部是最大的罪恶。在空军，在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下迫害有3000多人。再说镇压群众。一个学生由于把林彪的名字去掉了，判了几年徒刑。我们以林彪站队划线，以我站队划线，造成了空军的分裂，造成打砸抢、武斗。西南空军学院，两派都打伤了人，极大地破坏了空军的建设。空军本来和各大军区是一致的，在林彪、江青、陈伯达指使下，以致空军同各大军区闹对立。我欠空军的血债没有办法还啊！”对迫害顾前、刘善本致死，吴法宪承认，但没有细说。

　　“起诉书第35条指控叶群让你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借口江青的一封信落在郑君里等人手里，要江腾蛟去上海抄他们5个人的家。在这一事件上，你做了些什么？”律师问。

　　“我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带他去见叶群，不久江腾蛟去上海抄了他们5个人的家后又来北京，要我看他抄来的材料，随后，叶群来了，不让看。这一条是我主动揭发交待的。”吴法宪简单地作了回答。

　　起诉书第39条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写得较长，律师加以概括后问吴法宪：“起诉书第39条指控你受林彪指使，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且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指挥、调动’，以致以林立果为首组成反革命‘联合舰队’。实际情况是不是像起诉书上所说的？”

　　吴法宪对这一指控有点紧张。他看着起诉书回答说：“这是我最大的罪恶。1967年春季，叶群就要把她的儿子送北京空军，开始想让他到华北空军，我就安排他在空军司令部，让周宇驰培养他。后来我和周就介绍他入党。1969年我去林彪家，叶群对我说：我们的儿子都在空军，是我们对你和空军的信任，是为了保你的权，防止别人挖你的墙角，你要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不会拖你的后腿，你放心！我当时表示一百个放心。1969年12月2日我向林彪汇报时，林问：林立果在空军工作不错吧？我说很出色，大家很信任他。林说：可以让他当办公室副主任和作战部副部长，他可以向我汇报。我表示同意。回到空军，我就找周宇驰、王飞，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这样就把空军的作战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在林立果作所谓‘活学活用’报告时，周宇驰就将我的话讲出去了。对林立果的所谓报告，大家说好，我也说好，说林立果是天才，又将这份报告作了简报，向林彪作了汇报。林立果利用我给他的权力，大肆活动，组成‘联合舰队’，我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搞武装叛乱提供了条件，还为他们培养了骨干王飞、周宇驰，对空军的建设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起诉书第42条指控林彪、叶群阴谋带领黄永胜和你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你谈谈这一指控的情况！”律师问。

　　对此，吴法宪扼要陈述说：“‘九一三后’，我很害怕，便把与林彪一起照的照片都烧了，叶群写给我的诗也烧了，为了掩盖罪行，主要是烧的照片。”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他作了回答后，又对自己的问题加以概括说：“总起来，我的罪行：第一，参与了组织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林彪提供了骨干，把王飞、胡萍等介绍给了林彪；第二，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第三，破坏了空军的建设。我的罪恶大，我天天想到自己的罪恶，我看了《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100条、第23条，我都触犯了。特别法庭按照我的罪行怎么判我都接受，我认罪服法。”谈到这里，他停住了，欲言又止。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律师问。

　　“我16岁参加革命，没有一天离开过解放军，最后堕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这是由于我的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罪行犯了，没有办法，按照我的罪行，判我什么刑都没有问题，我要求给我一条生路、出路，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赎一下我的罪行，重新做人，再也不敢犯罪了。如果再犯，法院可以抓起来枪毙我。”

　　律师看到吴法宪已经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对吴法宪说：“你要相信特别法庭会实事求是，你对自己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随后律师招呼监管人员将吴法宪带回监房。

　　一件重大的任务完成了，二位律师感到一阵轻松，看看手表，谈了一个多钟头，摸摸口袋，里面的通行证保存完好，于是他们告别了羁押吴法宪的灰色砖砌楼，稳步走出警卫森严的监狱区的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