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兴起于“边鄙”的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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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从董卓的家族说起。《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董)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董卓的父亲以微官担任过颍川郡的纶氏县尉,是掌握缉捕“盗贼”的武官。董君雅既是武职人员,必然长于骑射,这和他的籍贯是凉州的陇西临洮分不开的。

  当时,凉州是一个特殊地区。《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所谓“西州”即指凉州。同书《虞诩传》说:“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仅从这两条史料来看,在当时与“羌胡”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加以“关西出将”的传统,从而形成凉州这个地区的特点。“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内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对这里来说,几乎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土地瘠埆”的自然条件,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凉州的地理因素,加上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必然孕育长于骑射、以鞍马生活为主的杰出人物,董卓即是其中的典型。

  董卓长期生活在这个特殊地区,与“羌胡”杂处,而且被人们视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列女传》),很可能,其母即非汉族。在这种“边鄙”环境中,培育了董卓的才能。“卓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这是《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对其才武的描述。《后汉书·董卓传》作“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李贤注引《方言》说:“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鞬’。”即是说,身负两弓、骑马奔驰之际,董卓能够左右张弓射箭,说明其力量之强和骑术之精。《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又说:"(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汉书·董卓传》以此为基础,增加了“以健侠知名”、“为羌胡所畏”两句。说明董卓不但是一名游侠之士,而且以此著称,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并为“羌胡”所畏惧。又《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是此后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如前所说,凉州被当时人们看作“边鄙”,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因而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为什么加以轻蔑,十分明显,即是因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对内地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属于低文化层人物。李傕如此,董卓也应该如此。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吴书》说:“郡召(董)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这里的“郡”,所指当然是董卓的家乡陇西郡。从担任郡吏到州吏,不是“监领盗贼”,就是“领兵骑讨捕”,都是武职,这和董卓的“才武”分不开的,郡太守和州刺史所欣赏的,当然也是他的“才武”。

  在凉州,董卓担任过“兵马掾”,由于这个职务对此后的军事生涯具有密切关系,这里有必要作较详的考察。《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为(凉)洲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关于东汉时期州一级兵马掾一职,有关史籍没有具体记载。但在《后汉书》中却有三条关于郡的兵马掾的史料。其一见《东夷传》:"(句骊)复与辽东鲜卑八干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辽东太守)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酌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其二见《乌桓鲜卑传》:“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日:‘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严)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其三见《刘茂传》:“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烟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张)显促令进,(严)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殁于阵。”这三条史料所叙述的,一条在辽东郡,另两条所记是同一事,在渔阳郡,都属于当时的边郡,说明“兵马掾”一职应该专设在与少数民族邻接的地区,任务是作战时参与策画,并身临前线,交锋对阵,这是边郡的重要武职。州一级的“兵马掾”,其职责应该与郡相同。在这个职位上,董卓不但以他的“才武”激守塞下,投身战斗,而且协助刺史参与谋画。作为此后的将军和统帅,凉州兵马掾任上的这一段经历,对董卓来说,应该是一次重要的锻炼。

  在凉州,董卓可以兖任州郡吏,按照其时惯例,应该属于当地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