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吴敬琏呐喊引发危机问责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06月08日报道，“出口导向政策错了，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龄的吴敬琏仍然在为此而担忧。他担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他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他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吴敬琏如此回答本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方向的提问。

　　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时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虽然转型困难重重，但只要做好经济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希望还是有的。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政府寻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就不是市场经济了。“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这篇颇具文学感染力的报道，使吴敬琏这位“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忧国忧民几十年如一日，并在危机当头勇于批判为国呐喊为民请命的形象跃然而出。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时代担当勇气，特别是最有影响力的主流知识精英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政策错了，吴敬琏先生挺身而出大声呐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可以想见，由此而产生的思想冲击波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也必定是不一般的大。

　　作为13亿中国国民的一份子，网闻博报小社员自然也大受感动，并决定立即行动积极响应，跟着吴敬琏老先生一道呐喊，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于是，便先从这篇报道的学习领会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但令自己也感到失望的是，越认真看越看不明白，越仔细想反而越糊涂。无奈，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学习态度，现将本人的几点疑惑公开向吴敬琏先生及广大网友请教如下：

　　其一，中国当前正在陷入什么样的危机？究竟是谁造成的？又该先问责谁？

　　很显然，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危机，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危机，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是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危机，是绝大多数老百姓越来越明显感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甚至买不起“菜”的民生危机。当然，也还有资产泡沫的经济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外部冲击危机等等。可以说，是一个系统性的复合感染疑难杂症。怎么看，怎么命名这场危机，从不同角度观察即反映出不同的侧重，自然也会找出不同的病因并开出不同的药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的大夫，绝对不是好大夫。病万变而处方永不变的大夫，肯定自来就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为了卖药。

　　如果说这只是一场单纯的经济危机，而且病因也就是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政策性错误造成的，那么究竟谁该为此负责？也总得有人出了承认错误给13亿中国人民说声“对不起”吧？然而，在还未有人应声，也未达成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就直接把板子打在“市场化”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政府身上，是否有点过于武断和草率？

　　其二，在几十年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形成发展过程中，既得利益者是哪些人？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是指哪些人？继续推进改革“要牺牲”的“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又是哪些人？

　　接下来，吴敬琏先生便要求政府“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牺牲我们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并进一步指出“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不愿意改革，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原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体制性障碍，症结就是政府的资本权力太大了”，这大概就是吴敬琏先生矛头所指的“权贵资本经济”。

　　或许，是普通人的思维根本上经济学家的步点。所以，还是要在危机的源头上再思量一番。不管是过去几十年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好，还是体制改革发展的过程也好。不管是政策性错误也好，还是不愿意改革的阻力也好，究竟谁是这个过程中和结果的既得利益者？谁又该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克服这场危机埋单呢？按照谁收益谁投资的市场经济原则，这样的要求没有错吧？

　　关于这几十年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收益分配结果，也必须以国际眼光来看。首先是“世界工厂”出口的外汇积累，美元或者是美债在哪？掉进“美元陷阱”了，这里有来自《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为证。

　　中国深陷美元陷阱，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手中却并没有什么牌可打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5月31日刊发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文章指出，中国深陷美元陷阱。2007年8月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深化，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我们不得不问：由于美元贬值和次贷危机导致的证券违约，凝结着国人血汗的外汇储备价值正在或可能迅速挥发。而通过贬值和违约，美国则可以轻松地摆脱它的外债。中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难道就是为了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绿纸片吗？首先，美元贬值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其次，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美元的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恶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全球不平衡和美国政府执行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更为长期，且难以逃避的问题：美国是否能够还债？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的储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的某一天是要拿来用的。抛开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因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遭受损失不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将来，当我们需要把外储变现，并用来购买实际资源的时候，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偿还它的巨额债务吗？美国国债的30%卖给了外国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买主，到2009 年底已持有其中的24%。美元贬值又如何能帮助美国摆脱债务负担呢？美国的海外资产（债权）主要是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负债则主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不会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美国的海外资产价值和投资收入却会因美元的贬值而增加。

　　美国的债权国，特别是中国，有什么有效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萨默斯曾经说过，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事实上，这种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国完全占据主动，而它的对手却深陷美元陷阱、进退两难。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中国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如果中国现在卖掉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如果中国继续持有手中的美元国债资产，中国很可能将遭受更大的资本损失。中国外汇资产最终究竟会遭到多大损失，没人知道。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们自知已经陷入陷阱，却无法自拔。直到现在我们仍在继续增加我们的美元外汇储备，在陷阱里越陷越深。这里并不需要什么“阴谋论”，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逻辑。我们的选择可能已经不多，但办法总还是要想的。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避免进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其次是尽量减少已有外汇存量可能发生的损失。

　　至于国内分配部分，就是资本和政府的收益比例在上升，而劳动者报酬比例在下降，最后是“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这里有来自中国证券报的报道为证。

　　据中国证券报2010年5月30日报道，学者称中国人实际收入差距达55倍。政府、企业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而劳动者收入的增速却缓慢爬行。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与我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反差。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目前我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

　　可见，要找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既得利益集团”算帐，首先得算这笔大帐。一是外帐，最大得利者是美国。二是家务帐，最大得利者是资本和官僚阶层，也就是“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三是实际支付经济发展成本和代价的99%的“孩奴”、“房奴”和“菜奴”们。而吴敬琏老先生似乎只盯住政府里“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并在继续为争取资本的市场权益而“呐喊”，这个经济账是不是算得太“结构失衡”了？如果中国主流精英经济学家没人去算国家权益帐和民生经济帐，又怎么能动员起99%的“公民”一道呐喊着“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呢？或者说，在主流经济学家眼里，99%的“非既得利益者”就不算“公民”。就像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讨价还价里，这个“民”只是指有私人资本阶层的“公民”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还不如开个“既得利益集团”闭门会议，悄悄调整一下“内部股权比例”，又何必拿为中国“祷告”大造声势呢？

　　其三，没有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就不会有资产泡沫和经济危机了吗？“市场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吴敬琏先生要求政府“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原来是为了加快体制改革，建立没有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或者叫法制规范的真正的标准的“市场经济”。他强调：“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

　　但问题是，日本和韩国算不算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希腊算不算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算不算最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达到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标准，就可以避免日韩式资产泡沫危机？就可以避免希腊式主权债务危机？就可以避免美国式次贷危机？吴敬琏先生所谓的改革、所谓的市场化，到底是为了指导中国避免和克服危机，还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市场化而市场化？几十年的市场化宣教，“最核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四，中国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接轨，经济门户洞开，除了出口导向型资产泡沫危机，难道就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隐患吗？一旦国际金融危机“二次探底”，全球经济长期衰退，中国人会否面临“粮荒”生存危机？

　　据《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06月08日最新报道，外资粮油巨头抢滩中国，建铁路专线全产业渗透。从食用油到米面业……秉承“全产业链渗透”战略，外资粮油巨头在中国粮食市场正“步步为营”。4月23日，在河南深耕十年的世界粮油巨头——新加坡丰益国际有限公司（下称“丰益国际”）投资的“益海嘉里”粮油项目，正式落户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已位居“中国最大食用油生产商”的丰益国际，在进军国内米面加工业战略中的“河南篇”。而此刻，国内“大豆产业集体沦陷”的切肤之痛尚未愈合。事实上，丰益国际在国内食用油领域，通过打通供应链，集采购、加工、仓储、配送为一体，已拥有“金龙鱼”、“口福”、“胡姬花”等多个著名品牌，其产品目前已占我国食用油市场50%的份额。因此，丰益国际2005年开始的向国内米面业扩张战略，被业内人士解读为“掌握国内食用油话语权之后的新一轮跑马圈地”。

　　面对“食用油”话语权争夺战中国内油脂企业几近“全军覆没”，“狼来了”让河南小麦加工企业有了危机感。“目前，河南的面粉加工企业小而分散、实力不强，缺少规模和品牌企业，面粉加工业加工能力过剩。”河南省豫丰粮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培干认为，国际粮商凭借其资本和品牌效应，必将对整个行业的整合及终端控制产生影响。这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和警觉。“我们担心国际粮油巨头对粮食加工的渗透会像‘大豆危机’一样，控制加工和流通领域，直至对中国粮食领域的安全构成威胁。”杨培干坦言。业内人士认为，粮油巨头的扩张“威胁中国粮食安全”一说并非无据。2009年，中国海关总署发出“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的预警。其中，以ABCD（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利用并购、参股、合资等形式，已经控制了中国近60%的油脂企业。而国际粮商在掌握了国内大部分植物油压榨能力和销售终端渠道后，又向米面粉加工和销售领域延伸，就粮源在国内“跑马圈地”。

　　此前，据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05月31日报道，美大豆对华出口超2千万吨，国内豆企再现停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其中，美国大豆功不可没。而在进口大豆的低价冲击下，国产大豆压榨企业再现停工。而据新京报2010年03月09报道，新年的到来并没有给“大豆之乡”黑龙江的一些大豆加工企业带来更多欢笑。“我们厂已经停产很久了，大豆价格不稳定，开工就意味着赔钱，啥时候开工我们还得看国际大豆的脸色。”上周，黑龙江当地一家油脂加工厂老板向记者叹息。在进口大豆低价冲击下，黑龙江当地无论是油脂加工企业，还是种豆的农民，都面临着亏损的困境。为此，中国大豆协会向国家主管部门上报了一份解决方案，希望我国大豆产业做大做强。作为大豆发源地的中国，为何会面临“大豆危机”？面对危机又该如何解决？经过前些年的洗牌，我国大豆加工产业原料采购已基本被外资垄断，黑龙江是我国本土大豆加工业仅剩的一块乐土。而受到国际大豆价格的影响，东北大豆产区的油脂加工企业长时间大规模停工时，就面临着被外资伺机兼并收购的风险。

　　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大豆是中国唯一与世界接轨的粮食作物，转基因大豆低价涌入中国市场。记者注意到，“大豆危机”这一概念在几年前就被提出，近年来，这一问题频频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及争论的焦点。中国是大豆的发源地，东北、内蒙古和淮海地区，是世界上最适宜种大豆的黄金地带。大豆种植在我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与茶、丝同为三大出口名产远销世界各地。作为中国唯一与世界接轨的粮食作物，我国大豆的高度进口依赖，让中国企业不得不面临大豆价格受制于人的尴尬。以美国为首的“ABCD”四大跨国粮商（即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家公司名称分别以字母“A、B、C、D”开头），正是推动转基因“洋大豆”控制中国大豆产业的“背后黑手”。 20世纪90年代，美国粮商打着“帮助穷国发展农业”的旗号，在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地区大力推广转基因大豆。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易于生长的转基因大豆，疯长于美国、巴西、阿根廷，一举超过大豆的故乡中国成为世界大豆产量最大的3个国家。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为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局，中国在大豆等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了3%的低关税等诸多让步。转基因大豆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并先以低价策略，迅速敲开了当时数量激增、生意红火的中国各地油脂厂的大门。

　　中国与世界接轨，国际粮油巨头垄断中国粮油食品行业定价话语权，华尔街资本寡头集团顶端操控世界金融期货市场，美国和华尔街资本征收中国13亿人的“进口”税，“粮草战”更甚于货币战，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隐患，是中国的主流精英经济学家们拿钱能够算赢的吗？！

　　其五，山雨欲来，“祷告上苍”不如问苍生。经济是什么？谁最后必须为这场危机“埋单”？难道还需要30年才能算明白吗？

　　经济是什么？原来，经济不是经济学家们把玩的西洋概念和数学模型。经济的汉语小名俗称“经世济民”，大号叫“经济民生”。经济民生帐谁算得最清楚？谁最有发言权？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是资本和官僚阶层，不是占有社会41.4%财富的1%家庭，而是“非既得利益”的99%家庭，包括“被中产”或“被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大部分人。算不明白这个人头比例帐，就肯定把不准这场危机的脉。以上的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格局，难道真的是中国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吗？什么扭曲市场，什么行业垄断，什么收入分配行业差距，这笔帐为什么不去跟国际粮油巨头和华尔街资本寡头去算？

　　不错，中国的行业垄断性国企的确存在腐败，与其它行业的确存在收入差距。但它们终究还在守护着中国经济命脉，使其不被国际行业巨头和华尔街资本寡头完全垄断操控的最后一道放线。它们给中国人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最起码也比国际巨头和华尔街寡头要高得多。因为它们，最起码从法律上讲还是中国人民公共所有或控股的大企业。固然，大国企的后台是政府，政府机构也的确存在着腐败，特别是自市场化接轨以来出现了严重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存在着官僚阶层脱离大众的自私自肥倾向。但把中国交给一个不受政府主导和控制的市场，把中国市场交给国际行业巨头和华尔街资本寡头自由圈地乃至全面掌控，恐怕非但现体制下的政府很难答应，而即便假设政府能够妥协退让，13亿中国人民也绝不会答应。特别是“非既得利益”的中国99%家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更不会答应。叫垄断资本主义也好，叫自由资本主义也好，叫官僚资本主义也好，叫权贵资本主义也好，99%的中国人也都是不会接受的。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土样资本主义，都不是真正给中国人民造福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那段有中国特点的资本主义，尽管有过议会有过总统，有关没有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结果又怎样呢？中国人还不见得全都选择性失忆了，连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怎么来的都忘记了。

　　而中国当下面临的危机，首先还是国家民族权益和经济安全的危机。其次是社会资源财富私人占有和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危机，是民生不堪重负的危机，是99%的中国人已经快到忍耐临界点的危机。但在内忧外患之际，同舟共济，共克时艰，99%的中国人还是会首先依赖于于政府，并会自己团结支持在政府的周围。因为最起码从法律上讲，现体制下的政府还是中国人民的政府。体恤民生的政治远见，反腐倡廉的政风自新，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型，也必然是在广大人民的期待与监督之中。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人民政府，本身就是13亿中国人民最坚实的依靠。历史也将会证明，中国人民的政府，一定会是顺应广大中国人民意愿的政府，而绝不会屈从于私资本特别是国际私人资本的要挟和紧逼。

　　如果一定要问，谁最后必须为这场危机“埋单”？这笔帐，13亿中国人民肯定最能算得清。因为这笔帐，首先是一笔民生帐。而计算民生帐，每个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非既得利益”的99%的老百姓，包括网闻博报小社员在内人人都是很在行的民生经济学家。大概民生经济和市场经济，本来就不是同一门学问。要不，算法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大家说，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