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止庵：三十年的私人阅读史

发布时间： 2005-07-29 11:46　来源：中华读书报
非小说类
雷颐
一位因爱读书而终以出书为业的朋友总说“阅读即存在”，这或许是他出于职业热爱的一己之见，但一个时代的“阅读史”确实见证了一个时代知识、心灵和思想的“存在”。摆脱“文革”那种几 可说“阅读即犯罪”的年代已近三十年，这是一代人的时光。三十年阅读史，即一代人的精神发育、成长史。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与《短缺经济学》
从1978秋到整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影响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当属匈牙利经济学科尔内，他的“短缺经济学”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口头禅（《短缺经济学》，科尔内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随着对海外经济学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奥尔森教授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从90年代中后期则取代科尔内成为“显学”。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影响。因此，他们的译著及相关研究著作一直“长销”不衰。
韦伯、哈耶克与亨廷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通往奴役之路》、《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有关社会思想著作开始受到重视。80年代的“韦伯热”使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成为阅读热点。“法兰克福”学派也于此时在中国大规模“登陆”，《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逃避自由》等等都畅销一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9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义》、《道德的市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15种。而在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鲜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关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译出版。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争论却也十分难得。
了解现代派：《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现代派”，我国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像，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现在想来颇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大学生却偏偏对自己无缘多读的“现代派”分外着迷，想方设法从零星的批评、译介文章中略窥一二，以至谁能谈几句“现代派”就被同学“另眼相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要说对一代人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则首推1981年出版的陈焜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一些大学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甚至规定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还要提前很久预约。
外国现代哲学：萨特、佛洛伊德、尼采、福柯等等
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80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对青年的影响之大曾令有关部门担心不已。他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在萨特之后，佛洛伊德、尼采迅速联袂登场，由于几十年来对这二位实在没有研究，所以仓促间一些出版社或将港台出版的佛氏著作拿来印行（好在当时对“版权”并不重视）、或将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应急需。不久，没有多少人读得懂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成为读书人的案上必备。虽然真懂海德格尔的委实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诗意地栖居”这句名言到现在已成为“小资”的符号，足见其“经久不衰”与影响广大。而与海氏完全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却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出现多个译本。宾克莱谈伦理学的《理想的冲突》不知摆在多少人的案边床头，至今仍不断再版。社会转型期也是利益调整期，社会公正必然成为社会焦点，有关书籍也成为阅读热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在9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使学术界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从90年代到现在，福柯横跨几个学科的《知识考古》、《性史》、《规训与惩戒》赢得不同学科的大量读者。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而中国学者，在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者莫过李泽厚，确可用“独领风骚”形容，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对一代人的影响之深，后人恐难以想象。
三套丛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
在80年代引进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这三套丛书厥功至伟，同时标志中国新一代学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
新方法论：《第三次浪潮》
在求新求变的氛围中，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红极一时，一时竟有“开口不谈新三论，纵读诗书亦枉然”之势。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发行竟达数百万册。
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意识的危机》、《万历十五年》等
在近三十年阅读中，海外华人学者占据了重要位置。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唐德刚的中国近代史系列都名重一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海外“新儒学”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学”，渐已蔚为一时之盛。
“国学热”：各种传统典籍的热销
80年代几乎是“一边倒”地呼唤“输入新知”，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传统文化成为爱国主义重要资源，从90年代起，“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不断，各种传统典籍一直热销。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其他各媒体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国学”被纳入爱国主义话语后，有关图书越来越多。
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后现代知识状况》、《东方学》
如果说传统文化本位论者从“传统”“前现代”角度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的话，从90年代起，随着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引入，其论者则从“学术前沿”、“后现代”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对启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质疑。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萨伊德的《东方学》殊为中国的“后学家”看重。
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许多人发现此时争论不休的问题，大都在数十年前引起过当时知识界激烈争论，由此开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在90年代渐成热点之一。有关胡适、徐志摩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及他们本人的旧作“层出不穷”，尤应一提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氏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最后二十年”竟引起广泛“社会关注”，恐为外人难以理解。
三十年“阅读史”在某种程度上即三十年社会的“心路历程”，若“有心人”将这三十年图书的发行量、图书馆借书单、书店排行榜详加统计、分析、研究，对这段“心路历程”的“记录”将更精确，对我们理解自己、对后人理解我们，均大有裨益。
小说类
止庵
要讲这些年的读书经历，只怕挂一漏万；何况读书乃个人行为，无法替代他人说话。姑且算是举个例子而已。“解禁”的外国文学名著
1978年“五一”节，外国文学名著“解禁”。大概就在那天或其后不久，新华书店送书到大学里来卖，我得到《安娜·卡列尼娜》、《鲁滨孙漂流记》、《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契诃夫小说选》等，是为自己买书生涯的开始，从此也就较成规模地读西方小说了。估计不少朋友都有类似经历。不过当时有关知识甚少，都是听年长者介绍得知；他们也只是凭借自己“文革”前的一点印象，而那时视野本来就很狭隘偏颇。所以都盯住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莫泊桑、左拉，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俄国的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新的作家和作品，后来才陆续为大家所接受。
存在主义文学：《恶心》、《局外人》、《苍蝇》、《鼠疫》
七十年代末，我们受存在主义影响最大，颇振奋于“选择”一说。陆续读到的有萨特的小说《恶心》、《墙》中的几个短篇，剧本《间隔》、《死无葬身之地》和《肮脏的手》；加缪的《局外人》、《鼠疫》，以及《流放与王国》中的几个短篇。存在主义本有抵御和介入两种态度，可以分别以《恶心》、《局外人》和《苍蝇》、《鼠疫》来代表；当时我们可能更侧重后一方面。其实相比之下，《恶心》与《局外人》要结实得多，纯粹得多。附带讲一句，多年以后SARS流行，专家学者强力推荐《鼠疫》；该书译为中文已有二十多年，非要等到这种时候才找来读，不免令人悲哀。
海明威：《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曾给我们类似的积极影响，书里那句“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不知是多少人的人生格言。不过海明威写得最好的还是“迷惘的一代”时期的作品，譬如《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还有一些短篇小说。海明威写过不少“硬汉子”，我倒觉得通过他的写法，比通过他所写的人物，更能看出作者的个性。
黑色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五号屠场》、《囚鸟》
前面讲存在主义有介入和抵御两种态度，美国的黑色幽默似乎与后者多少有点渊源关系。萨特或加缪都很严肃，如果转化为一种玩笑，亦即彻底放弃那个存在主义从来不肯放弃的价值观念（介入与抵御都是以承认某种价值观念为前提的），也就成了黑色幽默。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格的《五号屠场》、《囚鸟》，都曾是我们爱读的书。回过头再看存在主义，毕竟理想的成分较多。
美国几位犹太作家的作品，以后在这里也很流行，如贝娄的《洪堡的礼物》、《赫索格》，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马拉默德的《伙计》等，笔下更多辛酸味道，较之黑色幽默文学更深沉，更有分量。
卡夫卡：《变形记》、《城堡》、《诉讼》、《饥饿艺术家》、《地洞》
相比之下，卡夫卡与我们的关系可能更深。我最早接触他是在1980年，所读的第一篇作品是《变形记》，接着《诉讼》、《城堡》、《饥饿艺术家》、《地洞》等都读到了。我曾把卡夫卡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的先知”：卡夫卡写出了他的感受，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在各自的生活以及由这些生活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演进中重复他的感受。对于我们一切都是新鲜的，当然这种新鲜之感说穿了也是由于不再麻木而已；而对他一切都是体验过的。我们穷尽一生只是走向了卡夫卡。从某种意义上讲，读卡夫卡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好比一场洗礼；而他的影响，与前述“选择”一说方向恰恰相反，可能我们更清醒了，更成熟了。
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秃头歌女》、《椅子》
荒诞派戏剧所给予我们的也是类似影响。当时是把《等待戈多》、《秃头歌女》、《椅子》之类剧本当小说那样读的，这习惯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恶心》与《局外人》所表现的是对荒诞的感觉，而不是荒诞，感觉的主体实际上置身于荒诞之外；即使《禁闭》所提出的“他人即地狱”的命题，也还存在着一种超越其上的对比，一份为作者所拥有的清醒。而在荒诞派戏剧中，荒诞是一切，荒诞之外不复有任何不荒诞之物，连同作者本身在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
“文革”前大家就很爱读俄罗斯小说，然而后来读到不少过去读不到的东西，因此有了全新认识。无论从人生体验，情感体验，还是从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和所具有的分量来讲，俄罗斯文学作为一个整体，都可以被形容为世界文学的青藏高原。它是以四位作家的作品作为柱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意识，托尔斯泰的道德倾向，屠格涅夫的诗意和果戈理的冷峻，构成了最主要的基调，后来作家无不受此影响，不过有时是偏重的，有时是综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好比是珠穆朗玛峰。恰恰他有不少作品，这时才译介过来，譬如《地下室手记》、《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白银时代”：《米佳的爱情》、《石榴石手镯》、《七个被绞死的人》、《萨宁》
此后所谓“白银时代”作家，如蒲宁（《米佳的爱情》）、库普林（《石榴石手镯》）、安德列耶夫（《七个被绞死的人》）、阿尔志跋绥夫（《萨宁》）等，也很受我们重视，虽然“白银时代”这名目要到九十年代才被提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作家混同了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又向前发展一步，可惜历史未能给他们提供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回想起来，也许《萨宁》最值得留意，萨宁是二十世纪的“新人”，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完全不同以往；大大小小这类“新人”，使得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
苏联文学：《我们》、《骑兵军》、《切文古尔镇》、《大师和玛格丽特》、《日瓦格医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
苏联文学也被我们所重新理解，重新发现———以往我们对这一文学的了解，只限于两个层面，即几无成就的那一部分正统文学，和正统或稍稍偏离正统的文学中成就较大的另一部分（如肖洛霍夫、帕乌斯托夫斯基等），而苏联文学中与正统根本对立同时也是最有成就的部分，大多未曾接触，甚至根本没听说过。这包括扎米亚京（《我们》）、巴别尔（《骑兵军》）、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等。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部人间闹剧，作者集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身，痛苦，热情，而又深刻。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等，我们更是感同身受。俄罗斯作家似乎对人类尊严的底线特别敏感，无论这底线在何时何地被逾越，无论所涉及的是自己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他们都无所顾忌地做出反应。
拉丁美洲小说：《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百年孤独》、《族长的没落》、《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绿房子》、《胡莉亚姨妈和作家》
拉丁美洲的小说进入我们视野也在八十年代初，开头把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族长的没落》）、卡洛斯·福恩特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和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胡莉亚姨妈和作家》）等混为一谈了，后来才明白完全是两码事。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着眼点还在拉丁美洲的现实，尤其是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的现实；博尔赫斯则与现实无关，所写纯然是他自己头脑中的世界。其间区别，其一为“有”，其一为“无”。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镜子这意象，所有的文学都是镜子，只是在别人的镜子中我们看到的仍是我们的世界；而在博尔赫斯的镜子中看到的是别的东西，或者干脆说什么也不能看到。
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
与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差不多同时译介过来的，还有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这是另一位凭借想像力彻底更新文学的作家。卡尔维诺实际上有着多个方向，总的来说，是在“有”与“无”之间任意驰骋，而每次驻足，都有绝大斩获。某个时候他与博尔赫斯是在同一方向上，特别是《不存在的骑士》，似乎是把博尔赫斯的微小变为广阔，精致变为粗犷，化为一阵来自天外的充满生命力的风暴。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所损失的话，那就是博尔赫斯所独有的那种空灵。
昆德拉与杜拉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情人》、《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两位风格迥异的作家，二十多年来始终为中国读者所关注。一是昆德拉，一是杜拉斯。前者最早翻译过来的作品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多年以后，更有成套“权威译本”面世。这是个长于思考的作家，如果单看他写的故事，不啻买椟还珠。后者在中国如同在全世界一样，因《情人》而名声大振，其实她的《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等写得更好。与其说她描写情感，不如说描写距离；她的人物永远停留在起点，无论经历过什么，人物之间不可能相遇。
按照某种说法，杜拉斯属于“新小说派”的一员。“新小说派”的作品，如罗伯–格里耶的《橡皮》、《窥视者》、《嫉妒》，布托的《变》，西蒙的《佛兰德公路》等，在这儿曾经很受重视。
日本文学：《雪国》、《春琴抄》、《丰饶之海》、《个人的体验》、《挪威的森林》
川端康成的《雪国》在八十年代初译为中文出版，令人耳目一新。川端承继了日本文学最根本的传统，即认为感官美的范围应该是涉及所有的感官，同时，感官美的对象也没有任何限制。对川端来说，感官的美不仅是视觉的，听觉的，而且是嗅觉的，味觉的和触觉的。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也充满“日本味”。至于后来的日本作家如三岛由纪夫（《丰饶之海》）、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等，所受西方文学影响已经非常明显。他们也为中国读者所欢迎。
其他具有较大影响的译作：从《追忆逝水年华》到《爱的荒漠》
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读者影响较大的外国作家还有很多，譬如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乔依斯（《尤利西斯》）、伍尔夫（《到灯塔去》、《海浪》）、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毛姆（《月亮和六便士》、《刀锋》）、康拉德（《黑暗的中心》）、格林（《问题的核心》、《布莱顿硬糖》）、卡内蒂（《迷惘》）、奥威尔（《一九八四》）、纳博科夫（《洛莉塔》、《普宁》）和莫里亚克（《爱的荒漠》）等。需要强调一点：这里所说的“读者”，包括中国作家在内。我曾经讲过，这些年假如没有外国文学（尤其是其中十来位作家的作品）的译介，我们的当代文学恐怕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了。
中国现代文学：钱锺书、沈从文、萧红、废名和张爱玲
以上所谈都是外国文学作品。二十多年来，有几位中国现代作家也曾是“阅读热点”。钱锺书、沈从文、萧红、废名等均在其列，而最重要的莫过于张爱玲了。记得最早读到的是在《收获》上重新发表的《倾城之恋》，大概还是七十年代末罢。以后她绝大部分作品都被一再翻印。张爱玲的小说布局精巧，构思谨严，任你如何推敲，总归滴水不漏。而她驾驭语言真是得心应手，繁则极尽秾艳，简则极尽洗练，一律应付自如。张爱玲一并展示了中国小说和中文最美的收获。张爱玲（这一点上她继承了鲁迅）有个“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反浪漫”。论家每以题材渺小或狭隘为由，轻言她不够伟大，实为皮毛之见。无拘什么题材，全都有待开掘；伟大不在表面，在于对人性更深层次的揭示。张爱玲把人性的善与恶都刻画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