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私人阅读史》：一人一本启示录 - 公民1776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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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起起落落》：每一个时代都与上帝直接觌面《走近爱因斯坦》笔记
《1978-2008私人阅读史》：一人一本启示录　2009-04-17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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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编辑形式很直白，从1978年到2008年，34位受访者的读书回忆，近乎一年一本书的载道方式回忆读书生活，鱼龙混杂，这里面有我所尊敬亲和者，也有我眼中不屑一顾者，当然，个人品味各有所爱，我只代表我的看法，我自己只是世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
在我迄今为止的博客玩耍岁月中，最大的癖好便是窥探友人的书单，从书单嗅出志同道合的基础是否牢固如磐，从书单联络加深萍水相逢一见如故的感情，从书单得知他人日常生活习惯直至走入彼此的世界，于是从评论留言到短信、QQ、MSN，再是见面、吃饭，当然，觥筹交错前免不了一番共同沽书之旅。
我对普希金的《乡村》念念不忘，因为“在这里，我的年华在幸福和忘怀中，不知不觉流逝”砰然击中内心不放，在走入恋爱前，书单一直是我的“乡村”，那是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白昼交替、四季轮转、岁月流水，我成长抑或老去的见证，便是一串串书单，像《骇客帝国》中的字符串构成了整个虚幻的母体世界，我自以为是地安然生活。所以，一下子读到这么多人的书单，不由得百感交陈，我想将爱伦堡的名著做个补充，以飨逝水年华或者献给并不遥远的未来——人?岁月?生活? 书。
“感谢上苍，我们居然都是读书人。”这是殷海光在信中跟林毓生感慨的，而他在给陈鼓应的书笺中则说“人海茫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互相温暖也。” 一份书单，一人一本启示录，贵贱尊卑只是浮华散尽前的虚表，为了读书而读书，无关蟾宫折桂、金榜题名的功名利禄，无关求知的鹄的和国家崛起的宏大说辞，漫无目的地信步，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要光照他们。
数字是必要的吗？
在谢泳的采访录中，他非常反感“30本”的概念，就算一年一本也毫无合理性可言，读书不是一个牛顿的世界，可以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下精确计算到位。所以，谢泳一本书都未开出，文章前的12本书只是采访者依据谈话内容整理得出的书目。桂英说她看到书上打着“……必读”、“必读（选读）……本”的字样时，骤然失去了购买的欲望，即便版本再好。我亦如此，再例如“中学生必读文库”“大学生人文必读经典”等噱头说辞只会使我觉得自己在他人的设粥救济摊门前弯腰排队，有谁能高高在上限制、规定我的阅读视野和阅读方向，即便跛脚鸭如我，也敢大言不惭宣称，这天底下，还没有几人能有此资格，所以请编辑和出版社们不要在封面上侮辱别人的智商，世界之大是个蓬勃的野生世界，而非动物庄园。这是本书的一个先天性不足，在我看来，一个带有专制色彩的选题，温情地说与传统文化中的凑整习惯有关。
退一步讲，在仅有的“三十”数字里，许多人对垃圾书目的当选愤愤不平，或者对潮来潮往的快餐文化深痛恶绝，余秋雨、于丹、《中国可以说不》、《狼图腾》……在批评者们看来，包括我自己，都是逆着时代的阅读热潮顶风作案，不识时务。但是，梁文道的一番话显得颇为中肯，作为畅销书，对时代的一时影响力难以忽略，有时候，并非苛求好书，仅是影响过一个时代和时代中人们，如此，便足矣，哪管它日后分文不值到被迅速遗忘。存在，便是一个研究对象。梁还说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一个高高在庙堂之上的现象，而九十年代的王朔把他拉回了底层的世间，此时此刻，我便觉得身在香港的梁文道有点免不了隔靴搔痒，我随便举一例，根据老六的回忆，八十年代来北京校园里收粮票的小贩后裤兜里都插着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详情请见08年热书《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读书狂热确实不消多说，各家心知肚明，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购书癖显露之前，家中仅有的文学期刊和阳春白雪的上档次之书，都是泛黄的书页，因为那都来自八十年代，既有年代的间隔也有通货膨胀时纸张的匮乏痕迹，进入九十年代和21世纪后，父亲所买的书便日见泛泛庸俗，至于文学期刊，再未见过一本。我将其解释为时代的归位平庸，但在拥抱媚俗的同时亦开始了多元化的康庄大道，我们有了自由选择的余地，这也是一种消极自由的体现。
读书无禁区
《读书》杂志在1979创刊号上石破天惊登载了李洪林文章《读书无禁区》，在今天看来也许并无什么，但在一个料峭春寒吹酒醒的年月里，无异是大胆之举，许多人的回忆异口同声汇聚到此处。就像北岛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偶像的黄昏在痛苦并怀疑中如期而至，一个正常的时代终于到来，借助门扉在关闭良久后的半开半掩。
早在朱学勤的《“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便告诉了他们这代人坎坷的读书路程，包括偷食禁果——皮书；而在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里，深情脉脉讲述了自己怎样从革命的二元伦理中抽身退回到爱欲献身中，姗姗来迟的个人意识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古典文学世界中冉冉升起，从此倾近怕和爱的生活。打着内部发行标签的皮书对一代人影响之大，不待细说，但知识垄断作为权力垄断的副产品，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拥有资源的多寡与家庭在政治生活中的等级制高低成正比，所以，高干子弟者成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们，像朱学勤那样的幸运儿，我认为是个可遇不可求的特例，不能跟“太阳纵队”为例的人们相提并论。所以陈子善在书中对打破读书等级制一直念念不忘，这是切身的惨痛回忆啊。
读者如此，编者更甚，沈昌文的回忆不再是以往“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那么几字轻松，他道出了出版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苦衷，战战兢兢出版了《宽容》、《异端的权利》……，《情爱论》和《第三次浪潮》的删节更是欲哭无泪，“始终在夹缝里奋斗”，这是沈昌文的无奈，根深叶茂的三联书店如此，更莫提其他出版社是何等艰辛不堪。
吴思作为1978年的大学入学者，说自己在大学期间放开读书导致了世界观的崩溃，那真是一个知识洗牌急遽流转的年代，知识并没有日新月异，只是铁屋子黑暗沉闷久矣，对突如其来的光照有点措手不及。屋外的世界很精彩，年青一代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尼采来了、萨特来了、弗洛伊德来了、《第三次浪潮》携手《第三波》来得更是气势汹汹……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影响了新生代小说家们的笔法，昆德拉热则是从相似的社会对照中倏然走向了小资们的感情自扰自纠。直到走进光怪陆离的新世界，时尚书籍如雨后春笋四处冒出，世界彻底告别了意识形态的唯我独尊。
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曾震惊过多少颗年轻的心，止庵说他在一个寒冬通宵读此书后大病一场，所以他认为思想是一本书的灵魂。《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一九八四》，董乐山的译笔功莫大焉，多少人对这些书带来的启蒙时光津津乐道，作者的荣耀高高在上，却遗忘了纸背后的译者，所以林贤治会说“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李泽厚开启了一代人的目光所及，从李泽厚出发，走向更深远瑰丽的经典译文世界，止庵说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引导他去读庄子、禅宗，日后觉得其实在浅显；谢泳说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市论》给过他启发，催他上路，但路程行进到了民国，更大的冲击使得他回头发现李泽厚的难以超逾前人的困境。这些我都深有体会，并非过河拆桥，因为我是从贺雄飞的草原部落走向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1998年的这套书，别有用心地影响了一小撮80后，谢泳深有感触。
一页书单，记录了历史的沧桑变迁和一个人的韶华萍踪，多少光荣与梦想，就神奇地停驻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