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陕北

　　前不久回陕北,在瓦窑堡一呆就是半月,这座群山拱卫中的塞下古城,现在是越来越漂亮, 越繁华，越青春焕发，魅力十足了。

　　“天下的堡，瓦窑堡”。瓦窑堡其所以有名，说来与盛产煤炭有关。谚云：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将瓦窑堡的煤炭与风华俏丽的米脂女子和英俊飒爽的绥德小伙相提并论，足见其也算令人称羡的名优特产了。这种煤最大的特点是块头大，燃点低，一把蒿柴几张旧报纸就可引燃，加之产量大，价钱便宜，最适合民用。因此，在瓦窑堡城里，无论是穷是富，家家院子里都会有一垛高出院墙的煤堆，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一道景观。

　　但也正是因为煤多，瓦窑堡的污染也是相当严重的。四周矿区的大量粉尘自不待言，单是家家户户烧火做饭时，从几万个烟囱里同时冒出的滚滚浓烟，就使得偌大县城常年处在乌云般厚重的灰尘笼罩之下，居民们既得其利，又不堪其苦。外地人开玩笑说，瓦窑堡飞出的麻雀都是黑的，更别说人啦，只要见到黑眼圈黑鼻孔黑脖子的，甭问，准是“瓦族”来的。

　　其实，瓦窑堡自古就是中原王朝的边关要地，城坚濠深，雄镇一方，又兼地处晋陕蒙交通要冲，车马塞途，工商发达，城内街巷井然，窑房栉比，操场戏台，文庙书院，商铺旅店，酒楼饭馆，应有尽有，热闹非凡。记得我上小学时，瓦窑堡还是毗邻地区群众十分向往的地方，只要有机会来过的，回去总有讲不完的见闻故事，让邻里乡亲羡慕上好一阵子。而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遭到灾难性的重创。那时由于党政机关瘫痪，无人管理，加之人口激增，市民们到处挤占私宅公巷，乱拆乱建，使这个素有“小北京”之称的县城同当时的北京城一样，被破坏得遍处疮痍，面目全非。多年后我回到家乡，看到连县城的城砖都被拆挖殆尽，而城下的秀延河也已是臭水涌流，当时那种痛惜与怅惘的心情，真是无法言喻。瓦窑堡的脏乱差从此出了名，成为历届县委县政府饱受诟病的一道难题。

　　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发出再造西北秀美山川的号召，拨出专项资金鼓励农民退耕还林，发展林果和畜牧业。十年休养,十年生聚，陕北的自然生态得到恢复，过去的荒山秃岭、“黄土高坡”,按时下的说法，都已“只是个传说”。也正是这一时期，作为“中国的科威特”，陕北的煤炭和石油天然气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各县市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富裕起来的人们不仅要吃饱穿暖，而且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时尚，住房讲宽敞，对“环境友好”“幸福指数”等这些时兴的术语也并不陌生。大约是在2006年召开的一次人大、政协会上，子长县的代表、委员对瓦窑堡的环境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说如果老是这样，经济上去了又能怎样，总不能让人们都像灰头灰脑、目光短浅、只知道往窝里刨食的土拨鼠那样去生活吧!

　　群众的意见和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认识不谋而合。县委书记兴奋地把桌子一拍：民心可贵，民气可用。天大地大，民生问题最大。如果我们连老百姓吃水、行路、看病、上学、就业、安居等这些关乎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解决不好，还何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于是，经过近半年时间调研谋划，一整套关于发展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交通道路及整治、美化城乡环境的工作方案出台了。一场改变城乡面貌的攻坚战在全县范围里同时展开。

　　年前，我搭县委办公室南主任的便车从延安出发，一路走走停停，见公路两旁一处处熟悉的村庄果然整洁多了，所有的土窑洞一律罩上了青砖灰瓦的窑面，老旧的院墙全都整修一新，米酒飘香，年味渐浓，家家的窗户上贴满新剪的窗花，门口的对联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连山背后传来的锣鼓声，也都能听得出村民们按捺不住的激情和喜悦。在新寨河村文化中心，我们问几位正在打电脑、玩扑克的年轻人:眼看过年了，还不回家帮着准备年饭？他们回道，嗨，有什么准备的，不就是大米白面，猪肉粉条，哪天不和过年一样！又问现在的光景比城里怎样，答说没太大差别，就是比城里人更清静、更自在些。

　　翻过黑山子梁，瓦窑堡便赫然在望了。从高处俯瞰，眼前像猛地展开了一幅崭新的、生气扑面的辽阔画卷，神情不禁为之一振。同时心下便嘀咕，这古老的县城曾几何时，竟魔术般变得如此整洁清爽，容光焕发：秀延河两岸多年乱搭乱建的破烂棚户不见了，代之以雕栏画墙、树木掩映的滨河长廊；河岸下堆积如山的垃圾和污泥浊水清除了，宽阔的河床上白花花的冰层一眼望不到头。蓝天白云下，老城的仿古建筑与河东新区的簇新楼房交相辉映；牌楼耸立处，城内“米粮山公园”的景致也依稀可见。

　　回到家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的仍是子长的新鲜事。晚饭后，见天气尚早，又不很冷，弟弟便陪我到铁狮子巷、书院巷等我们小时候常去玩耍的地方转转。这些前些年还坑坑洼洼、破破烂烂的小胡同，现在都用方砖铺得平平整整，路面很干净，见不到一点儿纸屑痰迹。迎面遇到的人，无论是生是熟，都礼貌地朝你点点头，认识的，还会客气地过来问长问短，临了不忘叮咛一句：现在该不忙了，多盛（呆）几天，好好转转，与从前可是大不一样啦。弟弟说，是不一样了，这几年环境变了，人们好像也都变得文明多了，现在瓦窑堡城里很少能见到吵架拌嘴，或乱丢乱扔的。我接过话，说是啊，这种社会的和谐与精神的升华，才是瓦窑堡最大最可喜的变化。弟弟点点头，如有所悟，深以为然。

　　正月初七，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按事先约定，南主任领我参观了县城周围的几处医院、学校。子长的医疗改革与北边的神木县一样，现在已引起广泛关注，中央媒体作过多次报道。其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药品招标方法，有效降低药品价格，对公立医院实行全额拨款，恢复其公益性，同时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这样政府虽然要拿出一大笔钱，但干部群众普遍受惠，进一步激发了参与改革和建设的热情。

　　教育方面，除对中小学生“两免一补”外，每年还拿出1000多万元，在全县推行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实施寄宿生蛋奶工程，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参观过的秀延初级中学和秀延实验小学，是县上前年投资1.3亿新建的，在校学生8000多名，据专家验收评估，教学场地和设施，在全国都属一流。那天参观时，看着一拨拨天真可爱、兴高采烈赶来报名的孩子，我真在心底为他们和他们的家长高兴。

　　在陕北的这些日子，我正是在这种欢欣的观感和深长的思绪中度过的。最难忘记的，是我在县医院交谈时几位老乡所说的话：“不能亏人，而今的社会是好社会，有吃有喝，万事不愁，从前连想都不敢想”；“不能说而今的干部全好，但绝大多数是实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说个丑话，有时想起来比自己的儿女还孝敬”。而他们那种朴实的、灿烂的笑容，更是令人感动，是我这次回乡看到的最美好、也最动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