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转战陕北

    发现刘胡兰是个好典型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１日上午，在美军观察组和外国记者刚刚撤离不久，国民党空军就对延安狂轰滥炸。１３日，胡宗南以１５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向延安进攻。

     人民解放军在历时７天的保卫战给敌人大量杀伤后，于１８日主动放弃延安。

     胡宗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但依然不可一世，扬言要在一个月之内彻底消灭中共的枢纽机关。２０多万胡匪如蝗虫般肆虐陕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任弼时与朱德、刘少奇等于１２日带领中央机关一部分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

     ３月２５日，毛泽东等也来到子长的王家坪。自延安分手后，中央五大书记第一次聚首议事。就在这里，任弼时向毛泽东汇报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

     １９４７年初，王震部队和陈赓部队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为了进一步激励前线战士英勇杀敌，彻底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延安各界组织慰劳团，其中张仲实副团长带队来到了山西省文水县。在县委会议上，有人汇报了该县云周西村１５岁的中共候补党员刘胡兰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张仲实听了很受感动，认为刘胡兰的事迹，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材料，并作了详细的调查。

     慰劳团返回陕北后，立即向任弼时做了汇报。

     任弼时善于抓典型材料，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他仔细地听取了张仲实关于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情况介绍，敏锐地发现刘胡兰是个好典型。在解放战争最严峻的时刻，大力宣传刘胡兰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大力宣传她勇于献身的英雄事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任弼时当即表示："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

     第二天，任弼时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罢，深为感动，当即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随后，新华社播颂了刘胡兰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题词。一个学习英雄刘胡兰的热潮迅速在各解放区兴起。从此，刘胡兰的光辉形象载入了中华民族的英烈史册。

直属司令部司令员"史林"

     ３月底，中央政治局在清涧的枣林沟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就提出，考虑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请毛泽东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移到黄河以东的解放区去。会议从半夜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最后决定：为了防止意外，中央一分为二，由朱德、刘少奇率中央机关一部，东渡黄河去华北根据地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由毛、周、任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留在陕北的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按军事编制分为四个大队，共８００人左右，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

     一切安排妥当后，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都应起个代号。"

     毛泽东表示同意，略加思考说："我们一定得胜利，我就叫李得胜。"

     "我叫胡必成。"周恩来因满腮的胡子，被尊称为"胡公"，因此给自己起了"胡必成"的化名，意为解放战争必定胜利，中国革命必定成功。

     任弼时正在思考。

     毛泽东反应很快，说："你是纵队的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大家都表示同意。

     这个时期，中央领导的高度集中与当时紧张的战争形势是相适应的。后来，周恩来讲过："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任弼时担任中央纵队的司令，不仅要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而且要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供应、安全警戒、敌情侦察等工作。为了不让毛泽东、周恩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分心，他总是尽量把一切事情考虑安排周到一些。每到一地，他都要到群众中间去了解情况，教育干部战士，帮助群众搞好生产，进行坚壁清野；如果遇上紧急情况，迅速布置好警戒阻击部队，催促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转移，并随时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

     ４月９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当时，一部分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感到担忧。针对这种顾虑，任弼时在向机关工作人员传达中央的决定时，着重说明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的重要意义，他说：

     "同志们，我们主动放弃延安，可能有些同志还没有想通。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我们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我们一定要懂得，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的道理。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斗争。我们要像正月十五扭秧歌那样来回和敌人兜圈子，扭辫子，使敌人疲劳，然后找机会消灭他们。"

     任弼时的讲话，解开了同志们心中的疑团，大家回顾撤离延安十来天的情景，顿时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对毛泽东的战略决策领会得更加深刻，战斗情绪也更加高涨。

  往东还是往西？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

     ４月１２日，代号"三支队"的中央纵队转移到安塞县的王家湾。这是个很小的山村，向阳坡上开出的几孔窑洞，破破烂烂的，住着不到２０户人家。这个小山村叫王家湾真是名副其实：住的老乡不但王姓居多，而且村里湾子也特别多。由于河水冲刷，水土流失，不是山挡水，就是水绕山，形成许多沟沟岔岔，湾湾道道。

     由于村子小，司令部和机关人员住得十分拥挤、简陋。领导同志就住在一户农民让出来的两孔半窑洞里。这窑洞都有些年头了，烟熏火燎，又黑又破。左边住着毛泽东和江青。右边住着任弼时，这个窑洞临窗有个土炕，前半截睡人，后半截堆放着农户的粮食与耧犁等生产工具，因而只能算半间。任弼时睡觉鼾声如雷，所以这个半间只住他一人。中间的一间稍微大一点，住着周恩来和陆定一，后来，胡乔木搞土改回来，也挤在这个炕上。这孔窑洞除了一个土炕外，还有一个腌咸菜的大缸，上面盖着薄薄的一块青石板，就成了办公桌，周恩来经常在这上面批阅文件。

     在王家湾，三支队一共住了５６天，相当于转战陕北的六分之一的时间。

     从延安撤退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同比自己多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胡宗南部１．４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的军用物资，给不可一世的敌军以沉重的打击。

     ５月１４日，安塞县的真武洞人山人海，为了庆祝"三战三捷"，陕甘宁边区召开军民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在一片欢呼声中宣布："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让我转告大家，他要和边区军民一起奋战，与陕北人民同甘共苦，一天不消灭胡宗南匪军，他就一天不离开陕北。"

     蒋介石得知毛泽东还在陕北，气得脸煞白，立即派出一个小组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到了延安。测向结果发现王家湾一带有一强大的电台群，于是认定毛泽东就在那里。一直犹疑不定的胡宗南也下了狠心说："就是牺牲三个师也要捉住毛泽东！"

     ６月９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湾扑了过来，其先头部队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情况万分紧急。

     三支队立即紧急动员，准备转移。可是，往哪儿转移呢？往东还是往西？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任弼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人各执己见，嗓门一个比一个高，连在外面警戒的战士都听得清清楚楚。

     任弼时说："敌人从西边来，如果我们向西走就可能同敌人相遇；即使避开了刘戡军，再往西就进入宁夏马鸿逵的防区，有八个骑兵团的马家军，不容轻视。再说，越往西，人烟越少，粮食也越困难。"

     "我军主力远在陇东作战，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能调兵来掩护中央；敌军四个半旅两三万人，而我们中央警备团只有四个半连，才二百多人。"

     说到这里，任弼时有些激动："我是昆仑纵队司令员，我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往西走这步棋太险，我不同意！还是往东安全，万不得已还可以东渡黄河。"

     一听过黄河，毛泽东就火了。他克制着说道："敌人的企图无非是三个：一是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二是要把我们赶过黄河；三是把我们逼到沙漠里饿死。我的想法是：敌人往东来，我们向西走，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迎着敌人往西走，是有一定的风险，但往往最危险的地方倒可能最安全，因为这是他们所预料不到的。敌人就是估计到彭德怀远在陇东，离我们有几百里，救不了我们，才设下一个圈套，想把我们往东赶，如果往东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

     毛泽东猛烈地吸着烟，思考了片刻之后说："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但不是现在。现在过黄河，在政治上就输了。"针对任弼时的顾虑，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中央机关的安全，不用担心。这点队伍不算少，越小的队伍其灵活性就越高，安全系数就越大。"

     天快黑了，三支队打前站的早已向东走去，可大队人马还在原地集结待命。雷声隆隆，眼看着就要下雨。毛泽东和任弼时差不多争论了一天，最后还是周恩来出面打了圆场，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不一会，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三支队离开王家湾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不能骑马，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都没有穿雨衣，浑身淋得透湿。他们同干部、战士一起，手拉手连成一线，费力地攀登。这时敌人已经很近了，情况万分紧急。为了不暴露目标，任弼时下达命令：不许打手电，不许说话，不许吸烟。到月牙山顶时，带路的老乡迷了路，部队只好就地休息。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从内衣口袋里掏出烟来，一个警卫员刚要划火柴，被毛泽东制止了，说，司令有命令，不许吸烟。说着只把烟放在鼻子下闻一闻，又装了起来。

     任弼时没有抱怨向导，而是轻声地安慰他，让他静静地想想。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向导终于判明了方向，将队伍顺利地带到小河村。

     三支队到达小河村，刚要做饭、架电台，骑兵侦察员就来报告，敌人又扑了过来。部队立即转移，在大雨中整整走了一天，仍没有脱离险境。在漆黑的雨夜里，只见左边山沟里和山头上，敌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篝火，连敌军的人喊马嘶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如此，但是陕北的地形险要，地域辽阔，敌人又没有群众支持，如同瞎子、聋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乱撞。正如毛泽东所说："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

     三支队在老乡的帮助下，一次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溜过，一次次化险为夷。６月１７日，三支队又返回小河村。

     ６月中旬的这十天，是转战陕北中险象环生的一段日子。

     度过了艰险之后，任弼时在给女儿任远志的信中轻描淡写道：就在把你们送过黄河不久，敌人３万多人扑向王家湾。我们十天中搬动３次，其中两次是漆黑的雨夜行军，浑身淋得落汤鸡般。

  环境再艰难也不忘坚持纪律

     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１日至２３日，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彭德怀、贺龙、陈赓、杨尚昆等参加了会议，任弼时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从８月７日起，出人意料地分兵三路，大踏步长驱南下，提前实行"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

     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开始了！

     可是，陕北的敌情再次严重起来，党中央又得转移。行前，任弼时召集排以上干部进行动员，他说："这次行军任务十分艰巨，敌人企图封锁绥、米，把我们包围在无定河以西，我们必须抢先赶过绥德，粉碎敌人的阴谋。因此，要求同志们发扬艰苦奋斗和勇敢顽强的精神，完成安全转移的任务。"

     ８月１日，太阳刚刚出山，中央机关大队人马离开小河村，开始了近２０天的长途跋涉。从这天起，党中央的代号改为"九支队"，并由周恩来接替任弼时和陆定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一路上，尽管敌情严重，时而大雨磅礴，时而山洪爆发，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料敌如神，指挥若定，任弼时周密部署，终于甩开了敌人，抢先赶到预定地点，并给敌人布下了又一个天罗地网。

     ８月１９日，中央机关来到了米脂县梁家岔。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取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一举歼敌６０００千余人，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使九支队的处境大为改善，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涨，前所未有。但粮食问题最为棘手，饥饿困扰着每一个人。警卫战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日夜兼程的行军，没日没夜的赶路，每天只有那么一点粮食，哪里够吃？为了维持生计，前线司令部下令杀马吃肉。

     马，在战士的眼中，是情同手足的战友，杀马吃肉，是一种万不得已的做法。

     允许杀马充饥后，九支队的战士在战场附近拣回两匹受伤的骡马，并宰杀了。在梁家岔住了４天之后，部队又出发了，战士的干粮袋，增加了新的内容，鼓鼓囊囊起来。任弼时发现这种变化，马上找到手枪连连长高富有，问道：

     "你们手枪连有没有拣回马来？"

     "有。都是没有人要的，本来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喂养吧，也没有饲草，没的办法，就杀了一匹。"

     "吃了没有？"任弼时认真地追问着。

     "吃了一些，还剩下一些。"高连长如实地回答着。

     任弼时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切缴获要归公么。战场上的任何物品，任何东西，都不能变成个人的，也不能变成小单位的。你们的口粮是少了点，不过，平均起来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还是强多了。"

     杀马一事，使高连长受到很大震动：在党中央，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更应自觉和模范地遵守纪律和有关规定，而不应该为个人和小集体捞好处。他与同志们一合计，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没有宰掉的受伤马和那些还没有吃掉的马肉一起送了回去。

     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葭（佳）县朱官镇，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转战陕北期间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由于及时进行了思想教育，机关人员与警卫战士再也没有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直到１０月份，粮食供应才有所改善。任弼时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现在这些困难也已不存在了。"

  制定土地改革政策

     在全国战场的形势开始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时候，作为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就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支持长期战争的土地改革等问题上来。

     １９４７年９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各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地开展起来。但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有些地区也发生了"左"的错误倾向。因此，毛泽东委托任弼时进行实地调查，并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起，任弼时的血压就偏高。艰苦的转战，紧张的工作，使他的血压越来越高了。中央决定让他在杨家沟附近休养一段时间。任弼时住下来后，说是在休息，实际上天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到杨家沟周围的几十个村子做调查。他访问农民，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甚至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土改运动。在调查中，任弼时发现"左"倾错误十分严重。有一个５５２户的村子，地主富农本来只有４０来户，结果划了１２０多户，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任弼时坚决反对这种"左"的错误倾向，明确指出："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营，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他还提出，要坚决地公开地纠正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在著名的１９４７年十二月会议上，任弼时就土改和整党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明确指出当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的具体表现，特别强调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他指出：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知识分子应区别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他还特别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比如，他不但提出要将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区别的政策界限，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拥护抗日，现在拥护反蒋和土改，愿意把土地财产拿出来分配。

     任弼时的发言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１９４８年１月，任弼时又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央的政策。毛泽东对这篇讲演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

     ３月１７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议，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３月２８日，中央晋冀鲁豫分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个文件下发各解放区后，中农情绪逐渐稳定，生产积极性增高；破坏工商业的行为得到制止，解放区经济的正常发展得到保证；乱打乱杀现象得到遏止，农村过度紧张的阶级关系有所缓和，社会秩序渐趋稳定。总而言之，任弼时的这篇讲演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中央起草的若干党内指示，成为了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行动指南。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１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２３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临县。至此，结束了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公里的陕北转战。

     转战陕北的一年，是解放战争最艰苦卓绝的时期，也是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重要时期。从转战陕北到东渡黄河，任弼时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前进正在大大加快自己的步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很快就要到来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