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的人生抉择：醉心革命胜须眉

　　文/蔡登山

　　集政治家、文学家、编辑、记者等身份于一身的杨刚，自反右斗争去世之后，名字便久为人们所忘却了。但她的好友萧乾自1978年以来陆续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让人们再度对她有了了解和认识。萧乾说他是于1929年在燕京大学包贵思教授的寓所认识她的。“杨刚得悉我曾于1926年因参加CY(共青团)被捕，就主动同我接近。……为了引导我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她给我写了上百封信。每信开头都称我作‘弟弟’，接着不是正面宣扬革命大道理，就是驳斥我的某些荒谬论点。 ”然后又“一本本地借给我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书”，但对革命已十分冷淡的萧乾，“怎么硬了头皮读，也读不进去！”有次在圆明园散步时，杨刚就责问萧乾说：“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萧乾回应：“理论，理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探访人生。”于是萧乾语气坚定地告诉杨刚，他决心做个不带地图的旅人。可是，终其一生都带着地图走路的革命者，却在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迫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相对的，那位不带地图的旅人，在经过狂风巨浪的洗礼之后，却依然没有迷失方向，乐观地活到了90岁！

　　杨刚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1月30日生于江西萍乡。她原名杨秀征，后又改名杨缤。根据阎纯德的资料，她的父亲杨会康做过武昌的守备，后又做过江西的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杨刚在英文自传《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里说，她的父亲“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他意志顽强，当他立意要如何时，往往使人觉得他的心肠是铁做的……他可以当面申斥他的上司……”而杨刚的母亲，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慷慨大方。

　　杨刚5岁上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1922年，杨刚入江西南昌的美国教会学校葆灵女子学校初中学习，她学识超群，是同学中的佼佼者。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杨刚和好友廖鸿英、谭诲英代表葆灵女中参加全市学生总会的活动，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1927年夏天，杨刚高中文科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获学校推荐，直接进入北平燕京大学。

　　少女时代的杨刚爱上了她革命的启蒙老师，经常戴着黑色宽边眼镜，举止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的林源。他是当年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过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受组织委派搞农民运动，负责组织训练农民武装。他与杨刚志同道合，感情相通。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们没有时间徜徉在爱情的林阴小道。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前夕，林源突然失踪了。之后据知情者说，他是被反动分子抓住，用麻袋裹着丢到长江里，牺牲了。当杨刚知道她日夜思念的人的惨烈遭遇后，不禁悲痛万分。她曾不只一次地在心里呼唤他，那是她最纯真的爱的寄托。她也多次幻想他仍然活着，并发誓永远等他。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林源留给她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928年，杨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燕大外文系读书期间，她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 “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与潘训(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常有往来。而也是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性格豪爽的杨刚，面对热烈而又真诚追求她的郑侃说：“你真的爱我吗？我有我的志向和追求，又有男人般豪爽的性格，我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啊。”热恋中的郑侃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你答应我，接受我的爱，这就是我的幸福，别的我不计较。”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两人结婚了。

　　不久，杨刚到了上海。1933年春，她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回到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介绍鲁迅、茅盾、巴金等中国名作家的作品(其中还收有杨刚的英文小说《日记拾遗》，后译成中文，改名为《肉刑》)。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国外去较早的一个译本。1935年杨刚还翻译了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颉刚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卢沟桥上炮声响起后，杨刚把3岁的女儿郑光迪寄养在包贵思家里。吻别女儿后，杨刚投入抗战，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由于杨刚和郑侃在性格、气质及信仰和追求上的差异，婚后他们在感情上产生了难以愈合的裂痕。抗战爆发后，杨刚决定随大批进步文化人南下，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而在中央银行任职员的郑侃，则要随银行转移到福建永安。两人为此争执不下。无奈之中，杨刚含泪对丈夫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关于这一点，当时我不是就声明了吗？”“杨刚同志，我可敬的革命家”，郑侃用讽刺的口吻说，“我知道在革命的天平上，我的分量比你轻。想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自私，可耻的自私。郑侃先生，没想到国难当头，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替你羞愧。既然我们在认识上有分歧，感情上又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那还不如快刀斩乱麻，登报离婚。”然而，郑侃不同意登报，认为有损自己颜面。于是他们默默地各奔一方，分道扬镳。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替萧乾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到香港之后，她关起感情的闸门，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她所钟爱的事业上。她默默地、勤奋地，甚至是发疯似地撰稿、采访、编稿。她在创作中寻找感情的寄托和依附。这时候的杨刚，已经没有了自我，忘却了自我。日益变幻的世界风云、灾难中的中华儿女，香港乃至全世界的热心读者是她情牵所在。这时候的杨刚，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散文和小说。她的作品洋溢着炽热的爱国热情，是她感情燃烧的火焰。她的诗歌融合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然没有表面的呐喊，却蕴含着一触即喷的岩浆。她的散文，更是情与诗的结合，清新隽永、热情奔放。而她创作的小说，如《伟大》、《桓秀外传》、《黄霉村的故事》、《公孙鞅》等，则朴素感人，“有一种深入人心直至撕裂人心的力量。”

　　据刘小青《文化名人在香港》一书，有一天，杨刚到知名作家、中华抗敌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许地山家约稿。公事谈完后，许夫人周俟松把杨刚拖到身边说：“我的好妹子，你和那个不称心的男人分开好几年了，不应该再这样孤独地生活下去，你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然而经过挫折，在感情上日趋成熟的杨刚是很谨慎的。当时身边曾有一个男人热情地追求她，但她觉得他的情分太轻薄，他们只能是同志，而不能成为情投意合的伴侣，于是婉拒了。见杨刚沉思不语，周俟松说：“你相识的男朋友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只要你向我吐露真情，我给你做红娘。”“我只能先感谢夫人的好意了。”杨刚停了停又说：“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对爱情是深有体会的。爱是双向的，只有互相真诚的爱，才是人类最圣洁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就会使夫妻关系变成庸俗的情欲伙伴。我现在宁愿孤独地生活，也不愿与不称心的男人勉强凑合。”周俟松完全理解杨刚的这番话是对她生活的总结。于是安慰她说：“你还年轻，三十刚过头，对待个人爱情生活应乐观些，不能老是忧心忡忡。听说有一位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先生，不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亲密朋友吗？一个是有才华的女作家、女诗人；一个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我觉得你们是天生的一对！”杨刚苦笑了一下，她很感谢周俟松的率直。她知道周俟松所提的是乔冠华。当时她与乔冠华确实关系很亲密，而且彼此印象很好。乔冠华当时叫乔木，他精通德语，又通英语，国际知识渊博，谈吐不凡，特别是那双深沉的眼睛和雍容的姿态、潇洒的风度都给杨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乔冠华见杨刚性格豪爽，侃侃而谈，文思敏捷，倚马千言，对时局分析精辟，特别是她同样精通英语、德语，她在文学创作方面火一样炽热的感情，丰富而又优美的想象力，都令他叹服。他们都是地下党员，经常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共同的理想和情操，使他们在香港成为互相关心的亲密战友。这是一种革命的同志关系。杨刚以为保持这种关系很自然，也很温馨，否则就有可能失掉这份和谐。事实上，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而且杨刚在重庆还成了龚澎女士和乔冠华的红娘。这是后话。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国际人士成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对象，美国革命作家、著名新闻记者爱泼斯坦就在香港被日本宪兵追缉。杨刚和她的哥哥杨潮(羊枣)发现后，急忙将爱泼斯坦送到玛丽医院，要求吴在东大夫设法将他隐蔽起来。可是，医院只收伤员，不得以他们让医生在爱泼斯坦“腿上划上一刀，作为被弹片擦伤的病人，方才在医院安顿下来。”杨潮、杨刚两人又随茅盾、邹韬奋、金仲华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在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从香港偷渡到惠州，抵达东江游击区。采访中，她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并以《东南行》结集出版。不久，杨刚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重镇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1943年到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开始在他的领导下，以编辑和记者的身份，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也因此结识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负责人费正清博士。费正清喜欢杨刚“以更锋利的笔调”，从“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交往中，他们建立了书信联系。

　　而1943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那里的郑侃不幸遇难。这让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她毕竟是一位革命战士，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对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另外，她还参加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工作，以及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

　　1948年9月，杨刚回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一手促成《大公报》的左转和王芸生的北上，把天津《大公报》改组成了《进步日报》，后来她担任了《进步日报》的副总编辑。1950年，她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10月底，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之后，她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她生命最后几年的“头衔 ”。1955年，她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在去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此后，她仍顽强地工作，撰写国际社评。虽然她曾在广东从化及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

　　1957年夏，反右斗争开始。10月初，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四处寻找而不得。“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同志都曾劝解她务必不要为此着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紧张(这无疑跟当时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在10 月7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人间”(胡乔木语)。而有关她自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在去世的前两天，她出席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大会，听到了对丁玲“历史的错误”的严厉批判。想到自己的“脱党”(杨刚在1 930年代初因与党小组长意见不合，曾赌气脱党)问题，心情受到沉重打击所致。而学者傅国涌在《杨刚自杀之谜》一文中，更归结到理想主义的幻灭才是她自杀的深层原因。他说：“1940年代初她在重庆曾和费正清谈及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习惯于依附权势，她认为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保持独立人格而奋斗。她几乎毫不怀疑地相信她投身的革命党真的在为中国人争取自由和尊严。时间过得多么快啊，思想改造运动发生过了，胡风分子被清除了，到1957年10月7日，面对卷地而来的反右运动时，她清楚地看到除了依附权势，不仅独立人格和自由，尊严都无从说起，连做梦都有错误啊。除了以自杀的方式为自己的理想殉葬，她已走投无路。”傅国涌认为假如杨刚活着，即使逃过了反右，也逃不过“文革”，只要看看在她之后新闻界那一串长长的自杀名单就一切了然了(其实何止是新闻界)，和杨刚一同出身《大公报》的人中就有范长江、孟秋江、刘克林、蒋荫恩等相继以自缢、投井、坠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杨刚之死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一个醉心于革命事业的人，最后却在政治斗争中被迫过早地自己结束了生命！天地不仁，给了她最大的嘲弄！

　　杨刚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作品，如历史小说《公孙鞅》，中篇小说《桓秀外传》，散文集《沸腾的梦》，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美国札记》及长篇自传体英文小说《挑战》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1984年，杨刚的老友萧乾还主编了《杨刚文集》出版。这些作品，显示杨刚除了醉心于革命事业之外，她更不能忘情于文学。在火样的热情下，更有纤细敏感的心！

　　(本文已收入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些才女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