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警示：让劳动者有尊严地生活

有一些伤痛我们本不想触及；有一些问题我们却无法回避。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人们期望，“富士康事件”能铭刻在社会的记忆里，为我们的科学发展提供永恒启迪。

富士康调查

赋予“中国制造”尊严

一边是被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一边是超时加班地劳动——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不容回避

这是一组令人称羡的数字：

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

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它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客户。”

“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

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

“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泳池，标准化的运动场……”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在沿海，超时加班并非富士康独有

“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旨在压低成本的薪酬游戏常常被演绎到极致。”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

“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一位富士康员工说。

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从流水线上取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最后重新放入流水线，忙的时候，一分钟至少要装7个——这是21岁的富士康员工鄢远江8小时工作的全部内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在8小时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线上继续重复，否则，连生存都困难。”他说，尽管加班造成身心疲劳，但为了挣钱，愿意选择加班。这，代表了不少员工的心态。

不加班挣钱没有资本，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我国代工企业普遍执行基本工资＋“自愿”加班的工资模式：基本工资高，加班就少，基本工资低，加班就多。

“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旨在压低成本的薪酬游戏常常被演绎到极致。”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表面“自愿”的背后，其实是不得已和无奈。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

因为加班，来自甘肃陇南的陈俊在富士康工作已经一年多，至今还没有去过深圳市区一次。

正是他们的超强度付出，支撑着企业的高速发展，不断书写着速度和效率的奇迹。

在沿海，超时加班并非富士康独有

富士康：“代工”模式的成败得失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

富士康：“代工”模式的成败得失

富士康的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

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

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

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统计显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规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一线工人的平均收入现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

“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节仲裁司司长宋绢说。

以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

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着员工业余空间。

“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在深圳一家日资电子企业打工的李燕说，厂里跟着“最低标准”调工资，调一次，我们的任务量就增加更多。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说，深圳富士康45万名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人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人，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代工”，就是为跨国大企业打工，按人家的设计，用人家的技术制造产品，然后贴上人家的品牌。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代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有人力成本差。富士康，浓缩了代工者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路“高歌猛进”，扮演着主力军和突击队的角色，对解决数亿人的就业和扩大出口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毋庸置疑。

“但历史上的贡献，并不能掩盖其自身存在的缺陷。”曾业松说，经济的总量与日俱增，但一味倚重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方式却依然如初。“规模经常世界第一、利润总是薄得像纸”，成为转型时期代工企业面临的尴尬处境。

纵然竭力缩减员工成本，代工者的利润仍呈下降趋势。财报显示，富士康国际的整体产品毛利率2007年为9.2％，2008年为6.9％，2009年仅为5.9％，一路下滑。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富士康宣布，6月1日起，员工的薪资水平整体提升30％。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如是说。

“中国早晚要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由于人口众多等因素，劳动密集型时代还将长期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威尔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两者平衡点，堪称一个“可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富士康自杀者都是新生代农民工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这一变化在富士康得到了充分印证，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

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梦”

新一代农民工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

“从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在深圳富士康，来自江苏宿迁的农民工李光斌的表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南京师范大学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2.7％的受访者将“拥有自己的公司”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首选项。

显然，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