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307——清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同时，顺治在明清两代28位皇帝中，是一位尊崇耶稣会士、笃信佛教的皇帝。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6岁登极，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清初满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为激烈，而至顺治朝结束时，清廷击败了各种抗清势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顺治帝也创下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的重大业绩。

。福临是于顺治元年入关的清朝的第一位皇帝。十四岁（1651年）亲政。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逝世，因诸王争位不下，乃被拥立，于盛京(今沈阳)即帝位，年号顺治。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为辅政王，继称摄政王，摄理国政。顺治元年(1644年)迁都北京。因多尔衮大权独揽，致顺治帝仅拥虚位，多尔衮死后方亲政。在位时推崇儒学，重用汉官；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积极推行招抚政策，加强联系蒙、藏；推广屯田，奖励垦荒；编制

抗清势力，推行剃发易服、圈地等民族高压政策。

（三）睿王病逝，顺治改革
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开始摆脱

顺治帝尊崇耶稣会士，是受汤若望的影响。汤若望（JoannesAdamSchallvonBell），耶稣会士，德国人，明崇祯年间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现在的北京宣武门内南堂。明亡清兴，北京内城原居住民要迁往外城。汤若望以馆内藏经、像为由，上书请求缓迁。他意外地得到谕准的满文谕告，贴在堂门，得以免迁。顺治元年（1644年），受命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修成颁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衔，成了清朝的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不仅给皇太后治好了病，还给顺治的未婚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治好了病。孝庄皇太后非常感谢他，请他参加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皇太后还将汤若望赠给她的十字圣牌挂在胸前。此后，顺治一方面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宗教等学问，另一方面向他请教治国之策。在顺治十三、十四年间，顺治曾24次亲访汤若望的馆舍，长时间晤谈。汤若望也没有辜负太后和皇帝的信任，“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先后向顺治呈递了300多件奏帖，陈述自己的建议和见解，其中许多谏言被顺治帝采纳。顺治很喜欢汤若望平易近人的作风，语言慈祥的奏疏。他对朝廷大臣说，汤若望对国君的爱是真诚的，不像有的大臣讨好国君是为了得到功名利禄。

顺治同汤若望的交往日益密切，以至超出君臣关系。顺治允许汤若望随时进入内廷，他也常到宣武门内汤若望的住所研讨学问，参观书房，游览花园，共进便餐。顺治19岁的生日，是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的。他们欢洽之情，如同家人父子。顺治因为宠信汤若望，给他封了许多职爵：先加太仆寺卿，不久改太常寺卿。顺治十一年（1654年）赐号“通玄教师”。后又加封通政使，晋光禄大夫，升正一品。

汤若望想使顺治皈依天主教，但因他已信佛教，而没有受洗。顺治帝病危时，议立嗣君。顺治因皇子年龄太小（长子牛钮已殇、次子福全9岁、三子玄烨8岁），想立皇弟；皇太后想立皇三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陈垣先生评价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

但在顺治帝死后，汤若望被杨光先诬告而下狱。康熙帝亲政后，给汤若望平反。因原封号“通玄教师”的“玄”字为康熙帝名讳，而改封为“通微教师”。关于这件事，将在下文详述。汤若望的墓在今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院内。

（二）同僧人的关系
顺治成为一位笃信佛教的皇帝，有他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藏传佛教已传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常手持念珠，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极时，盛京（沈阳）兴建实胜寺，藏传佛教在后金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的生母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再加上太监们的怂恿，顺治帝稍长便信奉起佛教来。

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京师海会寺同憨璞(pú)聪和尚见面，两人相谈甚欢。顺治帝欣赏憨璞聪的佛法智慧、言谈举止，便将他召入宫中。十月，顺治帝又在皇城西苑中海的万善殿，召见憨璞聪和尚，向他请教佛法，并赐以“明觉禅师”封号。他对佛教愈信愈虔，愈修愈诚。顺治还召见玉林琇、木陈忞（mín）、(áng)溪森等和尚，让他们在宫里论经说法。顺治请玉林琇为他起法名，“要用丑些字样”，他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琇称赞顺治是“佛心天子”，顺治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

顺治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有一次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g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在爱妃董鄂氏死后，他更是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有记载统计，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38次到高僧馆舍，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顺治命溪森为他净发，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孑身修道。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最后就剃成和尚头了。这一下皇太后可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非常恼火，当时命人架起柴堆，要烧死弟子溪森。顺治无奈，只好让步。溪森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jì）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的他同顺治的特殊关系。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时，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相视而笑。

顺治是个既任性又脆弱、既多情又哀愁的人。他接连受到情感上的打击——爱子夭折、宠妃死亡、出家不成，他极度忧伤的精神垮了，他骨瘦如柴的身体也垮了！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痴情天子”顺治，因患天花，终因医治无效，崩于养心殿。

有人说，顺治并没有死，而是出家了。这不符合事实。从现有材料来看，顺治还是死了。顺治帝患天花有历史记载，清廷还曾禁止民间炒豆。还有更直接的证据。顺治病危时，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王熙自定年谱》记载了这件事情：正月初二日，顺治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召王熙到养心殿。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遗诏》到初七日傍晚撰写与修改完毕。当夜，顺治就去世了。顺治临终前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四月十七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王殿为顺治遗体秉炬火化。溪森死后，他的门人编辑他的语录《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了这件事。所以，顺治帝确是死了，而不是出家了。

未成年的小皇帝，起初还有两把保护伞：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有皇兄豪格作为坚强后盾。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谋划，运用各种手段对这些小皇帝的保障，同时也是自己的阻碍的政治势力，逐个加以翦（jiǎn）除。

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一步，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这样一来，二位摄政王就凌驾于诸亲王、郡王、贝勒之上。第二步，独揽大权。谕告各衙门办理的事务，有需要向睿、郑二王报告的，都先向睿亲王汇报。这样一来，多尔衮实际上成了“首席摄政王”。第三步，分化黄旗。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日，多尔衮利用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豪格，把豪格定罪幽禁。通过这个案子，将豪格进行降罚。对像索尼这样豪格的两黄旗亲信，或处以死刑，或籍没家产，或贬官远放。而对首先讦告者，给予升官、晋爵。这就严重地分化、削弱了两黄旗。第四步，整死豪格。豪格的存在，对于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先是，尽管豪格被废降罚，但在清军入关用人之际，还是让豪格随军从征。豪格作战勇敢，立下大功。顺治在北京登极，分封诸王大臣，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不久，派豪格西征。豪格下西安，平陕西。又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归京，即被讦告。多尔衮藉此又将豪格定罪，下狱。三月，豪格猝死，年仅39周岁。一说豪格带了大军凯旋的时候，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被用弓弦给勒死的。还有一种传说是在凯旋的时候多尔衮设伏兵把豪格给杀了。多尔衮杀掉豪格后，还霸占了豪格的妃子作为自己的福晋。

经过一番经营，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皇帝也真正成了孤立无援。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而小皇帝的处境则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了。

多尔衮摄政王做了七年，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死于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亲政。二月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dá）靼(dá)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多尔衮的坟被挖了，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还用棍子打多尔衮的尸体，用鞭子来鞭尸。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我们不评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分，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顺治对多尔衮之恨可谓咬牙切齿。

在当时，一个30岁的寡妇带一个6岁的儿皇帝实在是不容易，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明朝万历皇帝和他母后的故事：万历皇帝10岁继位，上皇后尊号为“仁圣皇太后”，上生母尊号为“慈圣皇太后”。他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在宫中没有地位，吃饭时仁圣太后和万历帝坐着，慈圣太后却站着。内廷有仁圣皇太后，外朝有大学士张居正，万历皇帝才10岁，她依靠什么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一天，她说，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神托言，自己是九莲菩萨转生。于是，她捐资在北京阜成门外修建一座慈寿寺，供奉九莲菩萨。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名“永安万寿塔”，又叫“慈寿寺塔”。从此，再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九莲菩萨”。

孝庄太后倒没有用诸如此类的策略。她深知，同摄政王多尔衮搞好关系才是自己最为稳固的靠山。关于孝庄后和多尔衮的关系，历来有种种传闻和猜测，最有名的是“太后下嫁”的公案。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一事。民国八年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则更记得如同亲闻目睹，说“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本来就好色成性，此时更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至今仍有人认为所谓“太后下嫁”确有其事，并提出种种理由，但是还没有一条铁证。提出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第一，庄妃下嫁为保全儿子的皇位。这点前面已经讲过，顺治继位是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第二，兄死弟可娶其嫂是满洲习俗。满洲确实有这样的习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第三，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尊称，如同光绪称慈禧为“皇阿玛”一样。如果说，称多尔衮“皇父摄政王”就说明太后下嫁的话，那么叫慈禧“皇阿玛”，恐怕要得出慈禧变性的结论来了。第四，蒋良骐所辑《东华录》里记载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高阳认为，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相恋的事可能有，也可能无，但相恋不同于下嫁。

第五，孝庄死后埋在清东陵的昭西陵（在皇太极昭陵西面）。孝庄和康熙都做了解释：太皇太后不愿意惊动太宗的亡灵，而愿意同儿孙在一起。第六，有人说见过《太后下嫁诏》。历史不能凭某人一说，这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第七，惟一比较直接的证据是明末张煌言（苍水）的一首七言绝句《建夷宫词》：“上寿觞(shāng)为合卺(jǐn)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我们做一个分析吧。它的标题叫《建夷宫词》，“建”是建州，“夷”就是夷狄，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这个时候，张苍水在江南，南明势力和清朝是对立的，所以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孟森先生早就指出：“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可以说，至今还没有见到一条关于“太后下嫁”的史证。特别是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没有“太后下嫁”颁诏告谕的记载，而像这样的大事，如果有，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清史稿·后妃传》仅有四句话的记载：第一句是“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这是例行公事；第二句是“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这也是例行公事；第三句记载：“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这仍是例行公事；第四句记载：“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仅仅以上四句话、60个字而已。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715个字。从中透露出顺治同母后的关系并不太协调。可能有的冲突是：第一，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第二，顺治的皇后是母后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不喜欢。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顺治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不行。后来再立一个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在皇后问题上母子有矛盾。第三，顺治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太后干涉，母子又发生矛盾。矛盾最激烈的就是第四个，顺治放着皇帝不做，要出宫做和尚，母后当然坚决反对。第五，母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小皇帝心里不愉快。总之，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於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於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於用人之际，务求其德於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於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女儿（6个）
皇长女（1652～1653），顺治九年三月十五生，母庶妃

养女（3个）
和硕和顺公主，承泽亲王硕塞女。
和硕柔嘉公主，安郡王岳乐女。
固伦端敏公主，简亲王济度女。

明末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即1644年5月27日，明将吴三桂联合关外清兵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展开了一场决定各自历史命运的大战，结果奠定了清朝260余年的江山。

真实的血流成河，堆尸如山的山海关大战！   

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大顺军的重要战役。

明末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即1644年5月27日，明将吴三桂联合关外清兵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展开了一场决定各自历史命运的大战，结果奠定了清朝260余年的江山。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清帝福临年幼，辅政的多尔衮洞悉明朝连年与农民军交战，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认为入主中原时机已到。顺治元年正月，多尔衮以清帝名义致书大顺军，提出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策略，李自成未予理会。四月初九，多尔衮以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汉八旗军十余万人,离盛京(今沈阳)西进。十一日，至辽河，闻李自成大顺军于三月十九攻取京师(今北京)，明朝已亡，遂采纳明降将洪承畴建议，决意率兵经密云(今属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县)一带南下，直趋北京。

1583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创立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与明廷分庭抗礼。1618年，明抚顺守将李永芳不战而降，第二年，明廷集全国47万之兵，兵分四路，企图一举消灭后金，结果被歼45000余人，沈阳、辽阳先后失陷。皇太极继位后，改“金”为“清”，建立清朝。此后，清军攻陷大凌河，招服明朝的盟友朝鲜与察哈尔蒙古，之后围攻锦州，打败前来解围的13万明军，使明廷苦心经营十多年的锦（州）宁（远）防线全部崩溃。至此，在清军南下亡明的道路上只剩下山海关及其前哨孤城宁远了。

山海关北枕叠嶂，南襟大海，位于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路咽喉之地。即使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山海关之险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海关之险令清军无法逞其入关之志，只得绕道蒙古，越过长城，采取不断蚕食的策略。皇太极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再四周纵掠，北京一定可得。”1643年，皇太极死于沈阳，其幼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

值此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关外清军的动向并没有令明廷特别关注，明正大举起兵围剿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

爆发于1627年的陕北农民起义，经17年的起伏转战，终于在1644年从居庸关向中原长驱直入，一举攻入北京。明崇祯帝自知大势已去，泣退群臣，逼死周后，砍死袁妃和女儿坤仪公主，然后自己吊死在煤山（今景山），267年的明朝灭亡了。

在关内形势发生急速变化的时刻，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认为，明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在清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明军而是农民军。他建议清军抓紧时机，火速进关，直取明都。摄政王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议，率14万大军进关争夺天下。清军过辽河时，方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于上月攻占北京，明朝已亡。此时，多尔衮进退不决，征求对农民军颇为了解的明降将洪承畴的意见 ，洪承畴坚决主张攻打北京，表示清军与农民军大战必能获胜。多尔衮听后深受鼓舞，决定取道蒙古入关，准备攻打北京。

在清军与农民军之战难免之际，发生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主动向清朝“借兵”一事，导致清军联合吴三桂与农民军在山海关展开了一场大战。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意识到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之向背对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解决山海关问题，只有两种方案，一是武力夺取，彻底消灭吴部；二是招抚，避免流血战斗。以农民军入京后将领无心再战、士兵沉溺享受来看，招抚为上策。于是李自成派人马劝降吴三桂，携犒银四万两、黄金千两，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此时，总管京师兵马的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在北京被捕，李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降。吴三桂无奈，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但当吴三桂准备率部进京谒见李自成，行至永平府（府治今河北省卢龙县）西沙河驿时，却突然调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对于吴三桂降李又中途返回，一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大顺农民军入京后，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吴三桂反悔；另一种说法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后，心中明白凭自己的军事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农民军抗衡，为逃避降清负君之罪，并借他人之力达到复仇目的，吴三桂修书予多尔衮，意向清军“借兵”。多尔衮得书后虽惊喜交集，却不露声色，许诺援兵，同时提出条件：吴三桂率兵投降清朝。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重返山海关，亲率20万大军东来。当农民军迫近山海关时，吴三桂再次催促清军火速来援。多尔衮接信后，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农民军占领山海关，下令清军日夜兼程前进。当清军终于到达距关城10里的地方时，吴三桂已与农民军在激战中。至5月初，据守山海关北翼的吴军向农民军投降，吴三桂的军队已呈崩溃之势，而此时清军却一直止步不前。吴三桂多次派人前去敦请进兵，但多尔衮就是按兵不动，他要迫使吴三桂亲自出马，将“借兵助剿”改为“投降清朝”。吴三桂只有点齐将官精骑，出关突围，一口气驰至欢喜岭。1644年5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吴三桂率将返回山海关，按约定率5万余人出战，同时下令开城迎兵。山海关的东大门洞开，清军汹涌而入。而李自成对这一切都浑然不知。

时至中午，山海关战场在大风中飞沙走石，当吴军与农民军酣战之时，进入关城的多尔衮下令突击，清军如弦上之箭锐不可当。李自成立马于高岗之上，见一白旗军冲破农民军阵势，正惊异之际，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为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李自成一言不发，策马下岗西走，农民军也在一片“满兵来矣”的惊呼声中被冲过来的清军压向海边，以致“死尸相枕”。

山海关之战农民军损失士兵数万人。李自成遂下令将吴襄处斩。

山海关之战改变了清朝、农民军、吴三桂的各自命运。清军结束了农民军短暂的胜利，开辟了清朝的历史新纪元。在山海关之战结束后的第十天，多尔衮率清军入京。而吴三桂的命运便由此交给了大清朝。

从而，由攻明转为与李自成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吴三桂率兵4万原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阻止清军径入山海关。在大顺军直逼京畿时，吴三桂奉命率兵进关入卫京师,行抵丰润(今属河北),闻京师已破，崇祯帝朱由检自缢，遂折返山海关。李自成乃令明降将唐通领兵8000赴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反复思虑后决意归顺，率军离山海关进京，行至永平(今卢龙)西沙河驿时，遇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在京遭农民军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夺占，于是顿改初衷，打着为崇祯帝复仇旗号，拒降李自成，还师山海关，袭击唐通部。李自成闻讯，即召文武大臣商讨对策，确定征抚兼施。在唐通一再告急求援时，李自成于四月十三偕权将军刘宗敏等率兵约10万(一说6万)向山海关进发。为争取吴三桂，携吴襄随军同行。吴三桂料不能敌，遂遣使致书多尔衮求援。清军在翁后(在今辽宁阜新境)遇吴三桂使者，遂改道从连山(在今葫芦岛市境)、宁远一线日夜兼程，疾趋山海关。李自成对清军情况不明,行动迟缓，廿一日才抵达山海关下,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部成对峙之势。

当晚，清军进至山海关外15里处一线集结。山海关北依角山，南傍渤海, 城高墙坚, 外筑罗城、翼城互为犄角，易守难攻。守军除吴三桂部外，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部1万、乡勇约3万人。李自成抵关当日，向吴三桂发出逼降通牒,遭拒绝后,一面令唐通、白广恩部近2万人从一片石(今辽宁绥中九门口)出边立营，断吴三桂退路，一面以主力6万分别对西罗、北翼和东罗城猛攻。吴三桂以主力列阵于西罗城石河以西一线，阻止大顺军攻关。双方激战于西罗城附近，守军为摆脱困境，诈降诱大顺军数千人抵近城垣，在城上突发火炮。大顺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在北翼城，大顺军利用居高临下地形，猛攻城垣，激战至翌日黎明,迫守军一部投降。但因其他各城未下,大顺军未能进据罗城。廿一日夜，唐通部在一片石被清军击败，余众退入关内。经一日激战，多尔衮已知大顺军虚实,遂采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慎战之策,欲待大顺军与吴三桂部连战疲惫时，突出奇兵，一举取胜。

廿二日晨，吴三桂见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城东二里的威远堡向多尔衮剃发称臣,归降清军,请其入关进击大顺军。多尔衮见吴三桂归顺非诈，遂偕和硕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多铎率劲旅8万,分别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进入关内，令吴三桂部系以白布为号任前锋。大顺军因攻坚一昼夜未能夺关，乃改取野战，自角山至渤海投入全部兵力，布一字长蛇阵，成决战架势。多尔衮以吴三桂部为右翼迎战，重兵则鳞次列阵于渤海滨大顺军阵尾薄弱处，待机出击，并告诫各部不得急进。大顺军不明清军意图，仍按原计划向吴三桂军紧逼,令旗左右挥动,来回冲杀。

吴三桂因有清军压阵，顽强抵御。时狂风扬沙，咫尺不见，双方展开肉搏，大顺军不顾伤亡，把吴三桂部团团围住，血战至中午，双方均已疲惫，损失甚众。多尔衮见势，急令阿济格、多铎各率2万精骑，乘风势、挥白旗，对阵直冲大顺军。大风渐止，疲惫的大顺军见清军骤至，猝不及防，阵脚渐乱，伤亡惨重，刘宗敏中箭伤。战至午后,李自成见无法挽回颓势,急令余部且战且向永平方向撤退。当清军追至范家店，李自成杀吴襄以泄忿，率余部于廿六日退回北京，旋又弃京西撤。此战，李自成大顺军对清军入关助战毫无准备，同时缺乏对清军骑兵作战的经验，终为清军所乘，精锐遭受重创，未能再起。清军乘势占领北京，取得全国政权。 

李自成究竟率领多少军队前去山海关和吴三桂展开较量呢？考诸史料我们暂时看到这样几种版本：

1.《清世祖实录》中说李自成是率领大军二十万东行。
2.《明史》采用实录的说法，也取二十万的说法。
3.顺治朝《东华录》不采用以上说法，只说自成统兵十余万。
4.《明史纪事本末》和《遇变纪略》只说自成率兵几万，其中《明史纪事本末》卷78说自成率兵万东行。
5. 《四王合传》 （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中介绍自成率兵六万东行。
6.《明季北略》中说李自成率领大军四十万。
7.《东明闻见录》中说李自成率兵六万，号称二十万。
8.《辛已丛编·吴三桂纪略》也说自成统军六万东行。

以上是古人的考证，今人中明末史学者顾诚根据山海关人佘一元的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和清康熙八年的《山海关志》考证李自成率军将近十万，如果加上民工在内则有十几万之众。

我们从自成在西安建都以后领军进攻北京的军队总数以及留守山西一带驻防的总体情况看，自成带往山海关的军队应该在六万到十万之间，不会超过十万军队。更不会有什么四十万之众，这不过是当时满清出于*上的需要夸大其词罢了，等到清末的时候，连官方自己也修改了口气。

下面再看满清方面的军事部署，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满清官修史料很少正面交待出兵人数，而军事编制上连《清史稿》上也承认经常具有时代的痕迹，也就说编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军事背景加以损益。所以，想要确切的知道清军在入关的具体兵丁其实是办不到的，也只能笼统的接近事实而已。

1.满清最具有-权威的皇帝的亲笔之作《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世宗《上谕》说：“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这里说清军进入山海关战场之时是十万之多。

2.朝鲜方面的当时记载只说：“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而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七）具体兵丁也没有说。

 而后代学者多数根据朝鲜方面的这个记载来判断清军的总人数应该在十万上下，因为按照满汉蒙八旗在籍的军人总数十二万六千余人的基础上断定如果是三分之二的话，那就是八万以上，明末史专家孙文良考证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时带有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以后有些人质疑这组数字，然而始终没有具体的列举出来努尔哈赤究竟率领多少人马进攻宁远，迄今为止没有足够的东西驳倒孙文良所引证的史料。如果从孙文良的这个数字判断的话，当时清军整体军队应该在十五万以上，那么按照三分之二的说法应该在十万以上。

我们透过《清世祖实录》和《清史稿》等正面介绍清军入关历史的资料看，清军这一次入关是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的，而且，清军尽管对农民军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考察，但是，对于农民军的战斗力还是从来没有亲身尝试过，所以，决不可能掉以轻心，也因此调动倾国之兵来争是在情理之中的。特别是在山海关之战、怀庆之战以后，多尔衮仍旧改变阿济格单独追击李自成的决定，除了阿济格所部八万人以外，增调多铎本来南下的劲旅合并一起追击李自成，足以说明清军对镇压农民军的严肃态度。潼关之战打响以后，清军正面进攻始终在人数上不处于弱势，其时顺清双方已经交过手，清军仍旧给予高度的重视。即便是阿济格统军西上时，仍有八万之众，抽调山西一带精兵悍将。（根据根据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另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也有介绍）而且动用了先进的火器红衣大炮，可见，在山海关之战开启之初，多尔衮是不可能也不敢轻视农民军的，这点从他使用吴三桂打前阵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吴三桂方面的明边军力量历来争议比较少，一致的看法是在四万到五万之间，其他人丁八万左右。辽东军阀历来有贪报、隐瞒的恶习，所以，吴三桂一部的军马并没有原来他自己吹嘘的那么之多，但是，吴三桂一部因为在历次战争中善于保存实力，所以，比较明军其他部队战斗力还是不容忽视的。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自成统军东行其实是冒着绝大的风险的，然而这一点自成内部的高级将领们甚至包括自成自己都浑然不觉，刘宗敏公开说：“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谀闻续笔》卷一）他们没有把清军的人马计算在内，更没有想到精锐的满蒙八旗主力会和吴三桂联合起来，自成的军队在单独吴三桂上虽说略有多余，却是余者有限，而对付清军不仅战略上未予充分重视，就是人数上也不占任何优势。

首先是清军的兵力，清军出征兵力实数，官方文献不载。

而清军此次进兵，是“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即满蒙八旗各出动2/3，汉军八旗和尚可喜、孔有德等三顺王及续顺公所部全部出动，据记载，此时满蒙汉八旗的牛录数分别如下、满洲八旗共有309个牛又18个半分牛录，蒙古八旗为11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 汉军八旗为15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虽说此时满蒙八旗间有不满员、1牛录仅存120-150人的现象、但据《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安双成先生译的《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丁，蒙古八旗在顺治五年则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而入关数年间、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战死必多、兼以《清史稿》记：“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加上此次入关、清朝“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可知此次出征的满蒙八旗的每牛录兵数当近满员，应为6万人左右、而据学者考证，三顺王和续顺公的兵力并不包括在汉军八旗里面，则汉军八旗全部，加上恭顺等三王、续顺公沈志祥部约4万余人，两部合计约10万人、而这并非清入关大军的全部，尚有两部分未统计入内、一为包衣家仆、其虽不能算为正规兵士、但也多凶悍善战之辈、三藩之乱时、察哈尔布尔尼起兵叛乱、北京空虚，以八旗家奴及包衣成军平定之、且据载：诸王贝勒每当出征，总是私带家中的仆人或其他“闲散无甲之人”冒充兵士。

二为外藩兵马、内分外藩蒙古军及朝鲜军、朝鲜军600人、史有明载、在天聪三年三月，皇太极遣阿什达尔汉出使各归顺的蒙古部落，申定军令：“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壮兵百人从征”。大凌河之役：蒙古各贝勒自率本部兵围其隙缝处、五度入关、亦有蒙古军从行、外藩蒙古军虽不知其数、据。《沈馆录》云：清兵“蒙古人居多焉”可见外藩蒙古军不少、以各种情况判断、清军此次出兵总数为：上限15-16万人、下限12-13万人、冯梦龙云九王（多尔衮）兵约14万、当是。那么、投入山海关之战的又有多少呢？

有人说、此役仅两白旗二三万人参战、有人还活灵活现的说：多尔衮在得到吴三桂输诚后、即率两白旗日行二百里、赶赴山海关参战。根本在胡说八道、首先、我们从史证上来看、据《清史稿》：图赖，费英东第七子也。初隶镶黄旗，后与兄纳盖、弟苏完颜改属正黄旗。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明将吴三桂迎师。四月戊寅，师距山海关十里，李自成遣其将唐通率数百骑出关，是夕遇於一片石，图赖督巴牙喇兵与战，通败走。己卯，入关，从大军击破自成……。席特库，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努颜，率族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席特库嗣。事太宗，擢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

可见正黄、镶蓝二旗己至、且有两道外藩蒙古察哈尔旗官员的世职敕书、原文如下：色冷伊尔登、察哈尔旗空衔梅勒章京、…（略去处为参加松山之战、入关伐明、击追腾机思）、灭明朝之役、入九门口击二十万流贼之日、率本旗兵步战破敌、…故授尔拖沙喇哈番之职、再袭一次。巴达礼、察哈尔旗空衔梅勒章京、…（同上）、灭明朝之役、入九门口击二十万流贼之日、与色冷伊尔登一同败敌、…故授尔拖沙喇哈番之职、再袭一次。出自《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另另据顺治元年五月、清世祖宣谕山海关之捷提到“固伦公主兵”（即察哈尔旗）与蒙古科尔沁、土默特两部兵一同参与此役。出自《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顺冶元年五月初一日、第13页。可见外藩蒙古军亦至。而且从清军的统帅体制与多尔衮的心态上来看、仅带两白旗、也是不可能的。在皇太极时期就己经改变了“征伐不立统帅、军机大事由八旗共议”的体制、由于征伐不立统帅、军机大事由八旗共议、怡误战机者多、天聪元年、清军征伐朝鲜、阿敏欲直入汉城、岳托反对、七旗皆不愿、阿敏以镶蓝一旗阻之、争论良久。八旗分统、有如泾渭、天聪三年、祖大寿围滦州、阿敏坐镇永平、以滦州无镶蓝旗士卒、竟不相救、有鉴于此、贝勒萨哈廉请于大军征伐时、选立贤能之人为帅、从之、事见《清通鉴》卷二、天聪五年七月十八日条。在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清军围攻大凌河城时，莽古尔泰犯下御前露刃之罪的起因、即是以“昨天战斗，我旗将士被杀的很多。巴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的，也有随达尔汉额驸营的，是否应送还我旗？”为由向皇太极请求。而且就当时而言、顺治即位时、亲王、郡王者六、代善、济尔哈朗、豪格、多尔衮、多铎、阿济格、阿达礼、后顺治元年四月己未，晋封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

这七人中、代善年事己高、济尔哈朗留守盛京、豪格因被告悖妄、己被废为庶人，阿达礼被杀、阿巴泰、《清史稿》中并无其山海关之役出征记载、仅有入关后平满家洞之记载、椐载、与白旗三王一同出征的满族亲贵为和硕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如白旗三王甩下主力、仅率两白旗出征、余众谁能统帅？再从多尔衮当时的心态来看，当他得知吴三桂求援时、与阿济格、多铎密议说：“莫非吴三桂知道我南来，故意设此圈套来引诱我吗？我兵曾三次围过北京，都不能马上攻克，李自成却一举破之。

看来，此人的智勇必大过一般人。现在他统大军亲至，志不在小。他是否欲乘此次战胜的精锐，有窥我辽东之意？不如分兵固守，以观察动静。”四月二十一日清军距山海关十余里时，天色已经昏黑，多尔衮为了避免忙中出错，下令顿兵不进，观察动静，同时令将士夜间披甲戒严，并半夜移阵，前往山海关以东的欢喜岭驻扎，“骈阗之声，四面踏至”，多尔衮与诸王进驻欢喜岭上的威远台，   

观察动静、至第二天出战时、又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出征的诸大臣，说：“你们不能越伍躁进，此兵（指农民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大业就会成功。”可见其谨慎、而且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李自成军数十万之多、如洪承畴以为“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则是李自成军“骑兵十余万、步卒倍之”，如此、多尔衮又如何会仅带两白旗来参战呢？但清军全军十几万人、不可能全部于一日半急行军200里到达山海关附近，至少辎重和红衣炮队不会到、再加上掉队等因素、清军真正到达的估计约七八万之众。据《清世祖实录》，卷4，19页。当为：英王阿济格统万余骑兵，从北水门入；豫王多铎统万余骑兵，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三万余骑兵殿后，从关中门入。余部仍驻欢喜岭待命。 

投入实战的清军是多少呢？在清军冲击李自成军阵时、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平寇志》，卷11，244页。参见《庭闻录》，卷1，《国榷》，卷101，6076页，以李之万乘之尊、岂容无名之僧近前、况且当时唐通己经与清军交过手了、在战后也未受惩罚、可见其将清军己到的消息告知李自成了、且不算唐通、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再从当时李军的动态来看、集中全军、在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摆开决战的阵势；北自山，南至海，绵亘二三十里，阵如一字长蛇，面向山海关。可见其己有与清军决一死战的决心、顾诚先生认为：“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我的看法是、李自成虽然己知清军己至、但不知清军来的有如此之多、因为出动十几万大军、是需要周密的准备的。他不知清军于四月九日大举出阵、而是根据吴三桂据关的时间推算、清军纵至、亦不多、因此、个人看法：僧人告知的不是所谓的““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而应当是清军己大至的消息。同时、在战前、多尔衮把八旗主力部队面向大海，分层排开，主要针对农民军的阵尾；而令吴三桂军作为右翼之末，即最西端，实际上就是让他作为前锋，与列阵于石河西的农民军首先交战，自己衔住农民军长蛇阵的阵尾，使其无法合围自如，但在实战中、吴军“阵数十交，围开复合”，不知凡几！被李自成军重重包围、再考虑到前面所说的、察哈尔蒙古军步战破敌的情况、个人认为：有部分清军在白旗两万骑兵冲阵前己与李自成军交手、但作战不利、后多尔衮乘李军久战疲劳、于中午投入了以白旗为主的两万骑兵、才取得胜利。  

吴三桂军的兵力情况

吴三桂军的兵力情况、则说法较为一致，据《三垣笔纪》，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闻录》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兵马3万，合为5万。大体上、吴军5万人、另又征召当地乡勇3万余人  

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清方档案和《清实录》都说是二十万人；而但非清政府官方的说法却提供了另外一种数据。各书记载是：《燕都日记》说数万..《定思小记》说十余万，《遇变纪略》记10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10万，号30万”；

《北还纪变》说13万、《甲申传信录》说十余万. 《孤臣纪哭》说6万《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石匮书后集》、《明鉴易知录》、《四合王传·吴三桂传》都是这个看法、《流寇志》认为顺军是5万，声言10万；，《怀陵流寇始终录》是这个看法，综合各书所记，北京发兵之数当为5-6万，如再加上己派往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所部，约7-8万人、已近10万之数、时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说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见佘一元《潜沧集》卷三，又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九。可见，加上民夫等、约十万人左右。因此、《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  

关于这点、还可从李自成军的总兵数及北征兵数来判断、清官方所修的《明史》记载李自成军“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但在山海关一役失利后，却是百万大军短短的一二年内节节溃败。完全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而我从李自成自入豫崛起开始推算、据《甲申传信录》载、是年、自成复招集亡命百余人、潜渡入豫，计取洛阳，群盗复聚、又据《绥寇纪略》、自成以五十骑突围走、自郧均向伊洛、崇祯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杨嗣昌以书谕左良玉、其中有谓：前报闯将闯上龛者、独闯一支、将军留兵二千，足办此贼、六月二十七日、李自成部又在胡其里遭左军降将刘世杰、马进忠追击，“获其伪印，大败而走”，可见其兵不多、至多千人。

因此、《孤儿吁天录》言：其势尚微，军中不以为意。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先克宜阳、继克永宁、杀万安王、再克新安、“饥民从自成者数万”。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接着攻打开封，根据《守汴日志》，当时李自成的全部力量是“精兵三千，胁从之众不过三万”。既而，罗汝才率领部队和李自成军联合，个人估计、此时联军虽号称数十万、实际能战之众不过四、五万。后又连败傅宗龙、汪乔年、收秦兵数万、至三攻开封时、据《豫变纪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载、时“步贼十万、马贼三万…胁从之众近百万”。后来革、左五营也加入了李自成的联军，大大增加了起义军的实力。但李自成杀罗汝才及贺一龙、罗部多散去、罗之亲将杨绳祖以兵数千投郧阳、外甥王龙率三千精骑入关投孙传庭、部将李汝桂以兵降左良玉、老回回马守应亦离去。

是时、李自成军能战者估计约二十万左右、号称百万而己、及破孙传庭，入潼关、再入北京、加上收降明军等原因、兵力五六十万、但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收降的明军、李自成对于这些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往往是任用其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但这些人多擅长于见风转舵，风向一转，则叛变而去。二、乡兵、李自成除在某些重要的战略要地驻扎自己的嫡系部队、其余地方则或由投降的明地方官兵及地方团练守卫、或新招募、这些部队或不可靠、或战力不强、形同虚设。三则是李自成的嫡系部队，但兵力不超过三十万。而且兵力捉襟见肘、如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留守湖北的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派绵侯袁宗第带领右营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甲申年、李自成率军北上时、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由李自成亲率、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由刘芳亮指挥。由李自成亲率的一路、据载：由刘宗敏率两万精兵为先锋、由此可见，山西一路、军队总数不会超过十万、河南一路为偏师，亦不过数万、加上一路上也要分遣部队占领要地。到北京时、不会有多少了、其中尚有部分降军，有人认为：刘芳亮的部队在保定，但据 《崇祯保定守城纪略》所载，刘芳亮军除部分留守保定外、己大部开至北京，另据顾诚先生考证：留守北京者为刘芳亮与李侔，率老弱万人留守。可见当时李自成军力之薄弱。  

多尔衮，满洲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母为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同母弟豫亲王多铎。1626年封贝勒，后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对顺治摄政时期，清军入关，满清入主中原，对清朝开始在中国近300年的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睿忠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大妃乌拉纳喇氏出，与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五子多铎为同母生。天命五年，由台吉晋和硕额真。十一年，封贝勒。天聪二年，晋固山贝勒。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睿亲王。三年，降郡王。六年，以功复亲王。顺治元年，授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七年十二月初九病死于喀喇城，年三十九岁。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八年二月，发多尔衮生前谋篡大位之罪，诏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乾隆四十三年复宗籍，还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