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强：工人的命运由谁掌控？——波兰团结工会三十周年祭（一）

赵启强：工人的命运由谁掌控？——波兰团结工会三十周年祭（一）

　　——与瓦文萨对话

　　作者：您是作为罢工领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此，您创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历史第一次接受了一个使生产陷入停滞，而不是使其发展的人。

　　瓦文萨：历史与我何干？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

　　作者：无论为了历史还是为了人，都应该发展生产。我同意您说过的话：“用罢工手段是不可能改善经济状况的。”

　　瓦文萨：是的，罢工是一个最危险的手段，但罢工这个武器必须持有，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与政府对话谈判的唯一方式。

　　作者：对于本来就危机重重的经济，这无疑是不堪负担的。这种谈判方式的成本太昂贵了。

　　瓦文萨：如果工人阶级的意志得不到反映、利益得不到维护，社会将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作者：难道双方就不能寻得一种廉价的谈判方式？

　　瓦文萨：能，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我们罢工是为了建立独立工会，建立独立工会是为了不再用罢工方式去捍卫工人阶级的权益。

　　作者：您给半个世界出了一大道难题——您的目标无疑会动摇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

　　瓦文萨：无须对此加以否认和掩饰。要使工人阶级从“无所能管”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就必须有一个持久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来制约国家“无所不管”的绝对权威。

　　作者：可是治理的权威从来就是需要的、并且总是由个别人来行使。一个工厂如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亦如此……

　　瓦文萨：您大概还要说，关键在于要把这个权威交到正直而杰出的领袖手里？

　　作者：否则怎么办呢？能承认一个好的领袖多少是一个进步，便不该拒绝这样的努力。

　　瓦文萨：正是开始了对这种”进步”的怀疑，波兰工人阶级才有了对历史的一大步跨越。请看看人民波兰的历史吧——1956年，为了拥戴改革家哥穆尔卡上台，我们有五十三个阶级兄弟付出了生命，三百多人流淌了鲜血；1970年，为了驱赶堕落了的哥穆尔卡、寻求一个能稍为民主一点的领袖，我们的兄弟中又有四十五人付出了生命、一千多人流淌了鲜血；因此这一次，我们争取的不再是一个好领袖，而是要使工人阶级在罢工中形成的力量保存下来，并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作者：工人参与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可比组织罢工、建立独立的工会更加艰难……

　　瓦文萨：正因为艰难才更应该让我们实践！

　　作者：要是社会要为这种实践付出过大的代价呢？

　　瓦文萨：那也必领村出！否则，半个人类为社会主义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便付之东流。

　　一

　　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可以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

　　有了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才没有因为先天不足，而死于胚胎——1917年11月7日，她诞生了。

　　然而，如果列宁能预见到这个历史的早产儿会经历那么多的生存痛苦，他还会用自己的巨大智慧去助产吗？

　　这些痛苦是惊天动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血腥的政治恐怖；最后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人的独立意识的泯灭。艰难而又多灾多难的半个世纪逝去了，她——这个人类美好理想的结晶已经遍体鳞伤、面貌全非了。

　　为了给这个未老先衰的生命医治创伤，注入新的生命和青春活力，在她的艰难的生命历程中，又发生了许多同样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

　　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有了最初的尝试；

　　1956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送上审判台，而开始了全面宣战；

　　同一年，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殊死搏斗；

　　12年后，杜布切克和他的”布拉格之春”，给半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然而，所有的这些改革的尝试都失败了，尤其在1968年8月20日，当苏式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中所蕴含的希望之后，半个世界都陷入到铺天盖地的绝望之中——如果连这种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并且是由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改革都徒劳无益，那么还有什么可能使这个日趋衰败的生命获的新生呢？

　　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在共产世界不再出现希望，不再会有巨变了。

　　然而仅仅12年后，这个预言就被历史否定了。

　　1980年夏天，在波罗的海南岸，发生了社会主义历史上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变：波兰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团结工会。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巨变都与一些政治伟人联系着；它们的诞生地也十分高贵：冬宫、克里姆林宫、捷克的总统府、匈牙利的国会大厦。而这一次的巨变却产生于工厂的最基层，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叫瓦文萨的无名之辈。

　　瓦文萨的知名度小到如此程度，以至当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给执政的波兰共产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居然在政治局用疑惑的口吻问：”瓦文萨？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当时，即便是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也只能给他们的领袖提供这样简单的档案材料：瓦文萨，男，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天主教徒。父亲是木匠，本人小学毕业即当学徒。原为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1976年，因参加工潮，主张成立”自治工会”而被开除。

　　尽管这次事件的诞生地和领导人如此卑微、低残，但它对世界的震动却那样巨大——

　　欧美一些大报一致将它列在198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首；

　　美国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S·比亚勒教授说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要大的多；（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

　　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堪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意大利《共和国报》1980年11月13日”安德拉什教授采访记”）

　　这些评价都是事件发展到无人能忽视它的存在时说的。而在开端，一切都是试探的、战战兢兢的。

　　波兰工人绝没有上述两次巨变所具有的条件——十月革命具有良好的共产党组织和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1948年，铁托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

　　波兰工人有的只是二十年内经历过的两次大规模逮捕、枪杀的恐怖记忆和一点儿渺茫的希望。

　　1980年8月，波兰工人从几百人开始，到几千人，几万人，然后与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庞大警察机构的政权对峙了17个日日夜夜，凶吉未卜，前途未卜，他们得有多么坚强的神经才能经住其中的胆怯、危机和悲观。

　　如果他们失败了，历史的许多悲壮的记录又多了相似的一笔，一切都是重复，一切都是绝望，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再等待一次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艰难而又令人恐惧的开端。

　　1980年夏天，波兰工人把这个开端完成了——靠着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和两次流血牺牲所换得的经验。

　　于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终于有了力透纸背的一页。这是全新的一页，她记录着新的经验、新的希望、新的斗争方式、新的目标。

　　这就够了，结局的成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波兰工入阶级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和明智的幼稚中成熟起来。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理解：问题不在于推翻或拥戴哪一个领袖人物，因为换上去的新人最终还是变得跟前任一样腐化；也不为了取得政府的重大让步，因为任何政治许诺和政治让步都可能在工潮平息之后被政治清算所替代。

　　1980年，波兰工人阶级争取的是，要使自己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此，他们把建立一个独立的、能长期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力机构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

　　有这个目标，政治家便不能毫无担忧地进行统治了；有了这种希望，半个世界便无权忘记波兰工人在1980年8月所作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史应该记下1980年8月。

　　二

　　事情是由几个青年工人开始的，但在他们身后，有数十万工人的不满和期待，有数十年的屈辱和流血的记忆，还有那位暂时还不出名的莱赫·瓦文萨。

　　1980年8月14日清晨，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三位年轻工人，带着几幅大标语和几百张传单，于上班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

　　这些标语传单的内容很简单：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1000兹罗提。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组织名义。但促使这几个年青人行动的背景却十分庞大：当时，全国的许多工厂都发生动乱，尽管许多罢工是零星的、犹豫的，却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骚乱是从7月1日开始的。那天，政府宣布提高不需要定量供应的”特种商店”的肉类售价40-60％。于是华沙、波兹南、托伦、卢布林相继发生罢工，此伏彼起，时断时续。

　　在此期间，格坦斯克是平静的。这很奇怪。

　　格坦斯克是波兰著名的工业区，如果算上它身边的两座姊妹城——格丁尼亚和索波特，这个波罗的海边的三联城有七十万人口。波兰最大的海港和造船厂都在这儿；与这种平静更不相称的还有，格坦斯克是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1970年，正是格坦斯克好斗的造船工人和码头工人将东欧最强硬的政治家哥穆尔卡赶下了台。

　　但如果我们知道了下面这个事实后，便理解了格坦斯克的平静，并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格坦斯克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有一千多工人流出了鲜血。这些赤手空拳的工人是在和平时期，被他们法律上的代理人、公仆用刺刀、步枪和坦克残害的！这种屠宰式的杀害使人颤栗。它留下的恐怖记忆大约一百年也不会消失。

　　有了这样的记忆，格坦斯克工人自然会有更多的沉默；同时，既然在沉默中蕴含有这样的记忆，那么格坦斯克在1980年的沉寂中，肯定蕴藏着更深刻的危机。

　　现在，这三个行动者的年轻人，这三个在童年记忆中刻有十年前那件悲剧痕迹的造船工人，会不会触动那个巨大的伤口，使它重新流出血来？

　　三名青年工人把标语贴在车间门口和更衣室外，然后向更衣室的工人每人发放一张传单，并且说：”今天全厂罢工。”

　　传单上并没有写罢工的事，但每个工人都能从蔓延全国的骚乱不安中感到某种渺茫的希望。

　　已经换好工作服的工人没有立即到工作岗位上去，而是聚在更衣室外的大标语下。他们只有30多人。这些人对三个年轻人的举动是赞许的，只是还不敢用语言表示出来。

　　工长来了，要工人们去车间干活。一些人胆怯了，向车间走去。

　　三个年青人着急了，高声劝阻，谎称其它几个车间已经停工了。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还走进车间，为那些胆小的工人关掉机器。

　　工人犹豫着，工长催促着，三个进行鼓动的工人紧张了。

　　他们很清楚，如果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再有几个人响应工长的号召，不一会儿，这儿就只剩下他们三个被孤立的人。

　　他们急忙打出一个横幅标语，呼吁大家到别的车间去。直觉告诉他们，必须使这几十名工人走出车间。

　　他们成功了，三十来名工人跟在他们后面向别的车间走去。

　　本来就处于期待和半停工状态的工人被这支打着横幅标语的小队伍引了出来。多数人观望着，但也有少数人大胆地加入到这支小队伍里。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那三个打头的年轻人在鼓动了，许多人都在呼喊：”关上机器，跟我们走！”

　　到哪儿去？去干什么？不知道。这是来不及思考和犹豫的。这一瞬间，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停顿和动摇的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走下去。

　　这支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人的队伍，终于与厂长迎面遭遇了。

　　厂长领着几个人堵在前面。他板着脸，劈头盖面地抛过一句严厉地质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队伍里有人回答：”我们停工了！”

　　厂长又问：”为了什么？”

　　这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我们现在不跟他讲。我们走！”

　　这是高明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纠缠下去厂长肯定会说：”有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干什么！”于是工人们会提出一大难重大的和细小的、能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厂长会说服、解释、许诺，会象一位家长那样用严厉而又不乏爱护的口吻批评工人，于是工人不好意思了，或者害怕了……

　　他们不能停下来。队伍又向前走，把厂长留在那儿。

　　队伍已经扩大到一百多人。他们走出厂门，走到二号厂门前。这儿正是十年前那些流过鲜血、付出生命的同伴们出发的地方。

　　并没有人发令指挥，这几百个人突接沉寂下来，深深地低下头去，向1970年12月的牺牲者默哀一分钟。

　　在这短暂的一分钟里，那45个牺牲工人的魂灵一定呼天抢地地呼喊着他们的愤怒和鼓动。

　　没有比这更有力的鼓动了。

　　一分钟后，当这几百个沉重的头颅扬起来时，他们已不再惊慌和茫然。

　　他们唱起了波兰国歌：”波兰没有灭亡……”

　　是的，只要工人阶级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只要希望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

　　几百个大嗓门发出的声音是粗糙的、嘶哑的、不协调的，但歌声所体现的力量和意志却是那样的清晰，这歌声惊动了列宁造船厂，惊动了整个格但斯克；同时，还引来了另一个人——几年前被开除出厂的列宁造船厂电工瓦文萨。

　　有了瓦文萨的出现，这支刚刚开始的歌终于震撼了全世界。

　　当这几百人从大门口回来时，他们决心已定。队伍在厂内的一台挖掘机旁停下来。有几个人爬到上面发表演讲，他们呼吁罢工，要求大家团结起来，把信得过的人选出来，成立罢工委员会。

　　就在这时，总经理格涅赫带着一批人匆匆赶到。工人们让开了一条路，并且伸出手来帮助他登上挖掘机。总经理毕竟是有权威的，人们无法在一个早上就丢掉多年来形成的等级意识。

　　总经理讲话了：”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谈判，但用不着停止工作。大家都回车间去。”

　　大多数的工人用沉默来回答他的命令，但也有几个工人高喊：”不解决问题就不干活！”

　　双方都避免用罢工这个词。

　　总经理的态度缓和下来，耐心地劝说：“干吗要停工？如果谈不成，再停工也行嘛。”

　　爱喊叫的工人仍然要求先解决了问题，再回车间干活，而真正让总经理吃不住劲的是那一片顽强的沉默。他难以捉摸这沉默中有多少是强硬和对抗，有多少是犹豫和动摇。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总经理身后登上挖掘机，挤到他面前。

　　“您认识我吗？”挤过来的人问。

　　总经理看了看对方：一个中年工人，个子很矮。他不认识这个人。他不可能认识几万工人中的每一个，他是通过各级干部管理着工人的。但总经理能从来人身上感到一股力量和威胁。于是他客气而又带着明显暗示的口吻说：“从现在起，我将记住您，请问……？”

　　“瓦文萨。”

　　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总经理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遇上了亡命徒。这是短兵相接的搏斗中最令人生怯的事。

　　总经理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这个人和眼前的事搅在一起。

　　“您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总经理说，“我愿意帮助您。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我。”

　　瓦文萨坚决地拒绝了总经理的好意。他说：“不，我不用求任何人。我是一名造船工人，我在造船厂干了十多年，现在我回来了。我只是为我不能从大门回来感到遗憾，”瓦文萨是从四米高的厂区围墙翻进来的，“这回，我将留下不走了，因为我有职工们的信任！”

　　工人们用欢呼声证实了瓦文萨的判断。人们心里踏实了，马上安静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演讲。

　　瓦文萨转向几百名群众，注视着、思考着，最后他只是大声地喊出一句话：

　　“我宣布实行占领性罢工！”

　　三

　　因调整物价而引起罢工不是第一次；工人开出清单要与政府谈判也不是第一次；区别只在于政府第一次发现无法对反叛的工人诉诸武力……

　　因商品涨价而引起大规模的罢工，在波兰不是第一次。前面提到过的1970年12月悲剧也是由完全一样的原因引起的。这不是光辉历史的再现，而是悲剧的重演。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恐怖回忆，并对这种失败过的斗争手段表示怀疑。

　　序幕刚刚拉开，我们就立即它与1970年工潮的开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地点：仍然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

　　冲突双方依然是政府和工人；

　　构成冲突的事件也一样：物价上涨；

　　大背景也相同：普遍的不满和骚乱；

　　甚至某些剧中人也一样，比如说瓦文萨……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会指责某些重复的错误、重演的悲剧。但这类指责又常常是无可奈何的，政治家有足够的理由采取他认为有益的任何政策，也有足够的力量把历史学家的声带割断——如果历史学家试图证明某项政治错误或罪恶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灾难的话。

　　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另一方的重复所担忧——波兰工人准备用罢工来对抗一个强大的政权。

　　政府可以忘记，因为他们是最终的胜利者。胜利者当然可以用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可是已经失败过的造船工人还会用已经失败过的手段吗？他们也会向市区进军，也会去进行一场用歌声与枪声的对话吗？

　　这场序幕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