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公车改革争议中试水 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31日13:56  廉政瞭望 廉政瞭望2010年第7期：公车改革四方试验

　　公车改革四方试验

　　一年消耗4000亿元，三分之二被私用，“车轮上的腐败”备受诟病。取消公车，公务交通货币化，让公务车真正姓“公”……各地各部门在争议中试水公车改革。如何破解公车改革的阻力，走出公车改革、受挫，再改革、再受挫的怪圈，这已经成为公车改革中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

　　是地方单干，还是全国齐步走，或许将决定公车改革的最终成败。

　　2010年初，在仇和的力主下，昆明市的车改再次引起全国的关注：取消官员专车，不分级别，人均400元车补……

　　仇和昆明车改

　　■文/本刊记者 王春

　　2010年的春节刚过，在昆明市委大院里工作多年的杨从祥惊奇地发现，他熟悉的一些区的领导来市委开会时，有的是步行前来的，有的是集体乘坐一辆车过来的，这和以往开会时专车云集的景观大不一样。“以前开会，区县的领导们几乎都带专车来。”他告诉记者。

　　“从今年1月15日起，昆明市的4个城区拉开了公车定额包干改革试点的序幕，纳入试点范围的部、委、局、办和一些街道办事处原有的车辆被上缴封存，官员们因公出行，要么租用新组建的区级机关服务车队的车辆，要么自行解决。虽然这4个区的县处级干部暂时还没有纳入公车改革的范畴，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其他官员做出表率，表明他们对这项改革的支持态度。”昆明市纪委的一名官员对记者说。

　　昆明这次纳入公车改革试点的四个主城区是：五华区、西山区、盘龙区、官渡区。这4个区里4354名乡科级(含乡科级正职)以下公务人员被纳入了公车改革范畴，涉及221个单位。4个区里的公安、检察、法院、国安、医院、学校等没有纳入车改试点范围。

　　“这4个区是昆明的主城区，公共交通相对比较发达，区级财政基础比较好，涉农区域相对较少，实行公务用车定额包干管理制度创新有条件，便于减少改革带来的不利因素，便于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次昆明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初稿设计者、昆明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主任季志远介绍说。

　　400元包干 不分职级

　　昆明4个区正式启动车改试点后，共清理登记封存上缴1005辆公务用车，同时各区按照1：2的比例留用司机和公务车组建区级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除去组建服务车队的车外，剩余的车辆经评估后全部拍卖。

　　区财政根据每个单位实际在编人数，按照每人每月400元的标准把公务交通经费划拨到各单位的公务用车专用卡上，由各单位统筹使用。

　　公务用车专用卡的使用范围为：购买公交车IC卡；使用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公务交通车费用支出；私车公用时产生的维修(指定地点)、加油费用；其它社会车辆租车费用支出。每月没用完的费用可以转到下月继续使用，超支财政不补。对公务交通费的使用情况，各单位要进行公示。

　　400元的公务交通费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

　　“根据4个区近3年来公车购置、运行费用计算出每年的平均值来看，有的区每人每月达到580元，有的是380元，我们取了个中间值400元。”季志远说，“这笔钱并不是发到每个人手里由个人支配，也不按照级别高低来分配，而是根据工作需要，由单位统一支付因公发生的用车费用。因为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货币化式的车改大多变成了公务员变相的福利，一些公务员并不把这部分钱用在公务上，而是看成个人的收入，老百姓的意见很大。”

　　“激进”的官渡区在试点刚开始时，把试点单位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费用直接打到区级机关服务车队，让用车单位连钱影子都见不着，如果试点单位要用车可先记账，一个月结算一次，并规定不得超支。后来为了扩大公务人员出行方式，官渡区才重新把定额包干费转回各单位集中使用。

　　昆明市为了防止一些失去对公车支配权的官员使用企业和下属部门的公车，为此制定了严厉的问责措施，一经发现，就地免职。

　　“通过这样的改革，今年清明节，市纪委再也没有接到反映官员公车私驾私用的投诉电话了，而前几年则很多。”季志远告诉记者。

　　仇和的铁腕

　　“现在用车不像以前那么随意了，用车要经过单位领导批准，然后由办公室主任与区机关服务车队提前一天联系，办完公事后，要在一式三份的派车单上添上租用车型、车牌号、用车里程数、时间、租车费用，司机签字后，一份交给车队，一份交给单位，一份司机保存。”昆明市某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谈及目前实行的车改时似乎有些失落。

　　他是单位的副职，车改以前他们单位有好几辆车，一把手专用一辆车，他相对固定用一辆车，出去办事说走就走，开车出去办完公事，还可以会会朋友，办点私事，晚上下班可以把车开回家去，早上可以送孩子到学校后再开到单位上班，节假日还可以开着公车带着老婆孩子到处游玩，而油费、过路费、停车费等全部由单位支付。

　　而现在的公车改革让像他这样的一批官员们失去了对公车的直接支配权，公车不可能再私用。

　　“试点已经过去了3个月了，有的干部对此有看法，那是因为这样的改革对以前经常公车私用的人来说，无疑是对他们职务消费的剥夺，对他们既得利益的剥夺。”季志远对记者说。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只有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才允许配备专用公务车。但据昆明市纪委的一项调查表明，改革前，该市不少单位领导把单位公务车变成了自己的专车，公车私用屡见不鲜，市纪委经常接到群众关于这方面的举报。

　　2009年4月，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一次大会上说：“有的区县的部、委、局、办和乡镇领导都有专车，有的甚至有两辆，是谁给你这个权力的？”他要求昆明市纪委和组织部进行拉网式清理。在随后对公车私驾私用现象进行严厉的治理过程中，2009年，该市经委副主任、某县档案局局长、某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免职。

　　仇和无疑是昆明车改的主要推动者，他曾在一次会上公开说：“要对区县的的部、委、局、办和乡镇公车专用的行为想办法治理，治理不下来，就全部收缴。”

　　在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调研后，2009年12月，昆明市成立了公务用车卡定额包干领导小组，并制定了详细的公务用车改革方案。

　　车改会影响工作吗？

　　“车改后节约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西山区2006年到2008年3年间平均每年公车支出956万元，其中车辆购置费134万元，运行费543万元，司机费用279万元，改革后产生的公务用车费用每年是457万元，节约了499万元。”西山区公务用车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卢永俊说。

　　五华区华山街道办事处是试点单位之一，原有5辆公车，车改前每辆车每月运行费用是2000元，5辆就是1万元，加上司机的工资，每年14.4万元。“按照目前的使用水平，车改后全年实际公务用车经费是12万元，可以节约2.4万元。”华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普家应告诉记者。

　　在采访中，官员们纷纷表示，车改后的财政支出的节约效应非常明显。4个区实行车改后每年可以减少支出2051.2万元，相对4个区近3年来的平均支出降低了35%，而降低公车的支出费用是昆明车改的目标之一。

　　“节约财政资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车辆数目大大减少，车辆运行维护费用大幅度降低；二是单位以后不会再买车了；三是不能公车私用了。”季志远说。

　　昆明的老百姓对昆明的公车改革表示支持。一名姓刘的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我原来给公家开车，车几乎就成了单位领导的私车，连领导的儿媳妇也经常给我下派任务去办私事，群众恨得咬牙切齿。现在车改了，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老百姓心里就好受了。”

　　车改让群众称快，会不会影响公务员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呢？

　　“只要不是紧急的事情，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是不会影响工作开展的。”盘龙区纪委的一名干部说，“因为在城区办事，距离不算很远，即使不派车，步行或者骑车、乘公交一般不会影响工作开展。”而他外出办公事，只要不远，他就骑车去。

　　卢永俊也说，“以前，有的官员到200米外的地方去办事都要开公车去，现在改革后，骑车或者步行前往，一样可以开展工作。现在区里开会，参加会议的干部们不少是骑车来的，有的步行前来。”

　　西山区一共封存上缴了270辆车，留用了40辆车、21名司机组成机关公务交通应急服务车队，并在车上喷上“西山区公务交通服务车队”的字样，其他司机则大多回原来的单位从事工勤工作。这个车队只对四个方面的情况派车：全区的重要活动；保障人大、政协委员视察用车；突发事件比如森林防火；其它紧急公务活动。

　　卢永俊说：“公车改革就是要让公务员们最大程度地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对公车的依赖程度，如果办什么事情都要用公车，那就失去了改革的目的。”他告诉记者，从西山区召开的几次公车改革座谈会来看，大多数人表示没有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并对这项改革表示支持。

　　在争议中前行

　　“车改后有时候会遇到派车紧张安排不过来的情况，有时候有车但没有司机，而情况紧急时用车不方便。”五华区一名公务员说。

　　他告诉记者，最近由于持续干旱，辖区森林发生3次火灾，2次在夜间，1次在周末，单位组织人员前往扑灭，要求半小时到达，结果2个小时才到达。因为当时无法及时申请到公务车，出租车单程100元不愿意跑，50多人得租5辆中巴车。最后他们请求辖区有车单位的支持才解决了用车问题。

　　按照车改设计者的意图，区级机关服务车队按照2辆车配一名司机的标准来配备。不少人感觉到了车多司机少的矛盾时有发生。官员们显然一时适应不了这种改革，对出现紧急情况时如何及时调来车辆还考虑不足。

　　但不少人认为，目前只是一些用惯专车的官员不习惯而已，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而紧急情况毕竟是少数，在车改中完全可以逐步完善。盘龙区纪委一位副书记说：“本来科级干部就不应该有专车，把车改坚持下去，如果大家都习惯了不靠公车出行，就会觉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车改后，私车公用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摆在车改推行者的面前。

　　没有了专用公车，不少公务员纷纷开起了私家车。按照车改规定，对于私车公用者，按照实际行驶里程给予油耗补贴，在公务用车卡定额包干费里支出。可不少人提出，在公车私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补偿？车辆折旧该算在谁的头上？实际使用里程数怎么核实？

　　季志远说：“我们不主张私车过多地公用，而是要让公务员们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从而达到节约财政资金、改善干群关系、杜绝公车腐败的目的。而私车公用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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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记者 衡洁

　　2010年初春的一天早晨，当记者开车到达成都市武侯区区委区政府第一办公区采访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竟是“停车难”。

　　此时距离2004年武侯区全面推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已6年。办公楼旁原来停放公车的场地，早已变成了私车的海洋。

　　看得见的账，看不见的影响

　　“纵观那么多车改方式，最彻底的应该还是我们。”武侯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晓燕告诉记者。

　　日前，在公车改革试点年的大背景下，各地各种模式的车改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关注。昆明车改搞得轰轰烈烈，杭州模式的争议又起，而已实行车改6年的武侯区却显得很低调。记者辗转多个部门，终于采访到了车改政策出台的核心机构——机关事务管理局。

　　“车改最直观的成果，就是财政资金的节省。”李晓燕说。她为记者算了一笔账：2003年，武侯全区61个区级部门和13个街道共有公车1072辆，全年财政负担公务用车费用1995万元，这其中包括平时使用经费1495万元，新车购买费用500万元。车改采取取消公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形式，全年发放补贴1581余万元，加上保留的公务用车的养车费56万余元，两项合计1637.85万元，共节约了357.15万元，节约率为18%。

　　“并且，这只是短期效益。以前，各个单位的领导用车不是买完就算，过个两年还要不断换车，换车的时候还要互相攀比。车改6年来，我们不用再买新车，也不用配驾驶员，这里节约的钱就更可观了。”李晓燕说。

　　武侯区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局级干部算得更具体：“以前全区所有局长、部分副局长都配有专车和专职司机，光养一个司机每年都得五六万元，一辆车每年的燃修保也起码得2万元，全区一百多人享受专车，这是多大笔开销？现在全没了。”

　　市民廖先生说：公车改革应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能节约经费，二是能有效防止公车私用的腐败行为，三是能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从节约经费来看，武侯区的公车改革有积极的因素。

　　除了经济账，车改还带来了其它方面的长远影响。

　　“这对建立廉洁政府、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武侯区纪委副书记王睿对记者说。

　　车改之前，武侯区的群众对干部公车私用反映颇多。采访中，一些干部也坦言，以前给干部配的车，很多时候多是用作其他用途，“上班时办公事，下班后，尤其是周末，都把车子开了回去”。

　　公车私用成了建设廉洁政府的一大隐患，这成为了纪委最头痛的事。“以前每年都要就干部用车问题给领导干部‘打招呼’，甚至给车子贴封条，但效果不理想。现在填补了车辆管理的漏洞，就不存在了，公车都取消完了。”王睿说，“这还消除了用车的矛盾，避免了干部为用车扯皮，对于建设和谐武侯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据了解，武侯车改的影响辐射还在扩大。在2004年改革时，由于工作需要，公检法等单位的公车没有纳入车改范围。然而，6年的车改也推动了这些单位的用车规范。“现在这些单位还没买车的干部骑自行车办事来回是常事。”李晓燕说。

　　低职级赔本，高职级得利？

　　“改革之前，我们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包括领导干部、一般干部、专家学者、人民群众。”武侯区纪委常委、区监察局副局长胡永清告诉记者，“采取什么方式、定什么标准，都经过了反复权衡。”

　　最终，武侯区选择了货币化车改的模式。这也是一直以来争议很大的一种方式。

　　武侯的方案是：根据职务等级高低，财政部门逐月拨付公务交通费给个人。具体标准是：局级正职1600元/月，局级副职1400元/月，调研员1120元/月，助理调研员980元/月，科级正职600元/月，主任科员500元/月，科级副职500元/月，副主任科员450元/月，一般干部(其他人员)400元/月。

　　3年后，由于油价不断上涨，武侯区调整了一次补贴，每个级别上涨了几十到两百余元，该标准使用至今。

　　这个标准是多是少？究竟是干部们牺牲了自己使用公车的利益，还是又获得了一项政府福利？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现在洗个车都要自己洗，各人的车各人开，以前这是专职司机全包的，你说是以前方便还是现在方便？”武侯区委某部门的处级干部陈冉(化名)说。他笑称，以前不仅可以随便用车，还可以不停换好车，改革首先触动的就是像他们这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虽然每月有一笔车贴，但待遇上肯定是不如以前。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以前下班用个车还有点心理障碍，生怕别的干部、群众看到要非议。自己开得不舒服，群众看到不舒服。现在开自己的私车，再也不用担心人家说啥子了。”陈冉说。

　　而对于一般干部来说，举手赞成的是大多数。“反正我们以前也没车。公车一般都是领导干部才有的特权，我们平时出去办个事能用一下。上下班不方便，还是要买私车。以前养车是自己全包，现在还有了一点补贴，还是不错噻。”武侯区卫生局的一名同志告诉记者。

　　然而，也有干部表示了不同看法。车贴到底是不是福利，关键是看每月用于公务之余还有没有结余。对于一部分办事多、补贴少的科员级干部，恐怕每月还有倒贴之虞。

　　“科以下的干部，车贴还是偏低了。”武侯区审计局的一名正科级干部严文(化名)对记者说道，“现在油价好贵哦，上下班路上加办公事，五六百块连油费都不够。”

　　采访中的一位局级领导也提到：“跟杭州那种动辄两三千的车贴比，我们的车贴标准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油价摆在那儿，群众自己一算，就知道发没发多。从网上反馈来看，还是正面意见居多。”

　　然而，对于“车贴不够”这样的说法，有的市民却有着不同的计算方法。采访中，一位姓廖的市民就指出：“武侯区的幅员面积小，如果只是办公事，一个月500块钱哪里会不够？如果把上下班都算在里面，才会不够，而这部分本来就不应该是在车贴里扣的。”

　　车改后，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也出现了。

　　“现在出去办事没公车，大家出去都是开自己私车。但单位里就有几个调研员级的干部不买车，遇到今天有个会，他就喊，小严，今天的会你也去听一下。我一个科长咋敢不去嘛，只好当司机送他去，还浪费半天时间在那儿开我根本不用去的会。次数多了，自己的车贴还要倒贴。”严文诉苦道。

　　一些无车的干部也提到了他们的苦恼。“在近的地方办事还好，有的时候要到双流、温江这些地方开会，坐公交车太费周折，可能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出发。打的又太贵，不太方便。”武侯区政法委综治办的副主任科员张竹说，“这不利于行政效能的建设。”

　　对此，陈冉坦承，武侯区这样按职级一刀切发放车贴的做法，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局级干部开会多用车少，车贴最多；科级干部办事多用车多，车贴却少。“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尽可能做到科学。但这里也牵扯到一个待遇问题。领导干部以前就有专车，难不成取消了专车、车贴还拿最少？目前，只能兼顾公平，没法绝对公平。”陈冉说，“在今后的制度调整中，一步一步来解决。”

　　胡永清也表示，干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买私车，但开展工作没有条件讲，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工作都要做好。

　　该推广还是该观望？

　　从一开始的惊人之举，到后来的低调，武侯车改已不知不觉进行了6年。这期间，无数省内外的地方政府前来学习取经，按理说，好的制度应该推而广之，然而时至今日，武侯区仍是一枝独秀。为什么推广不开来？

　　“从先天条件来说，武侯区有很好的车改优势。”胡永清告诉记者，“一来，武侯区是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地处平原，交通便捷，这是山区丘陵地区无法复制的；二来，武侯区辖区范围小，只有70多平方公里，工作区域集中，这也是车改能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有的县份辖区太大，交通不便，进行车改就很困难。”

　　除此之外，领导者的决心也起了很大作用。“车改绝对是个好事情，然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政府和百姓来说的。”陈冉说，“对于决心实行车改的领导者来说，首先触及到的就是他们的利益。真的下定决心，很难。”

　　除此之外，改革者还要有勇气承担改革带来的非议。“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就要招风。我们进行车改本来是前进了一大步，也确实节约了一大笔行政成本，然而，发车贴的形式还是招来了质疑和非议，有人就是认为你这是变相发福利，我们反而还要承担骂名。”陈冉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如此低调的原因之一，把事情做好了，就好了。”

　　“我们的改革是出于公心。”胡永清说，“我相信，要打造廉洁、法治、高效的政府，车改是一个方向。”

　　杭州车改，取消单位公务车，按级别发放车贴，车贴打入市民卡，不能变现；湖南车改，保留公车，给公务车贴标识，非工作时间，车辆入库。两种车改，风格迥异，但都在“公”字上做文章。　回归公务本色的车改

　　■文/华山

　　尽管在一片争议声中，但从2010年1月1日起，杭州市第二批市级机关单位加入了公车改革行列，新一轮车改启动。参加车改的单位，取消公车，按级别发放车贴，车贴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

　　2010年4月，湖南津市、双峰县、临湘市不约而同低调启动公车改革，掀起一场车改“风潮”。不过湖南这几个地方的车改与杭州不同，他们保留公车，将公务车统一张贴“公务用车”标识，便于让公众监督。

　　尽管一个是货币化车改，一个是保留了公车的改革，但两者有一点相同：在“公”字上做文章。杭州车改试图让车贴真正用于公务；湖南车改试图让公车真正姓“公”。

　　杭州车改：车贴不能变现

　　杭州这次车改的政策和自去年5月1日起杭州市级机关首批20家单位进行的公车改革基本一样：一律取消公务用车，所涉车改单位公车一部分向社会公开拍卖，一部分用于组建机关服务车队，司机妥善分流；所有在编、在职、在岗人员全部参加车改，按级别发放车贴；公务用车可向市级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提前预约租用，或自行解决；车改单位工作人员在车贴使用区域从事公务活动不再报销交通费。

　　杭州车改实行按级别发放车贴，被称为“货币化车改”。

　　车改车贴标准分两大类：一类是一般的市级机关，依照实际工作职务层级共划分为9个档级，最高的是正职局长(副厅级)，每月2600元，最低的是科员、办事员及其他人员，每月300元。另一类是专司执法监察、稽查等职能的部门，适当减少档次、缩小级差，共分为7个档级，最高的依然是正职局长(副厅级)2600元，处级以下每月600元。允许这些车改单位在不突破车贴总额的前提下，根据同一职级不同岗位或同一岗位不同公务活动范围和频率，自行确定处级(不含)以下个人公务用车补贴标准，并报市车改办备案。

　　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市车改办主任何新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杭州参加车改的公务员发放的车贴，每月全部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卡内车贴金额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如用于向服务中心叫车后刷卡付费，公交车、出租车、加油站、车辆年检、车辆保险等。“除此之外，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消费”。

　　那么车贴标准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杭州市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此次车贴的制定标准以工作职能、责任、公务活动所需交通开支为依据，通过养车法、打的法等多种方法测算，同时以国内南京、哈尔滨等地的车贴标准为参考，最终确定了一套车贴标准。

　　据一名曾参与区级车改调研的工作人员举例，一辆1.8L排量的公务用车，车价在15万左右，月固定成本约为2150元。按单位出60%的标准计算，加上每月变动成本中汽油费540元、停车费150元，最高一级的补贴在每月2000元左右。这位工作人员说，“局级人员在最高补贴标准上提升600元可以理解。”

　　“要想直接改革掉这些人的既得利益难度较大，谁会把装进口袋的钱再掏出来？2600元是个暂行策略。”一位公务员说，“先用补贴换车，然后慢慢削减补贴，最终实现按实际工作量补贴的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

　　湖南车改：公车贴标识

　　自2010年4月20日起，酝酿约4个月的湖南省津市公车改革正式“动刀”：全市178台公车，除了贴标识，还规定“人、车、卡合一”，即每台公车只确定一名司机，其他人不能开。由司机本人去加油，司机信息卡与加油卡配套，信息比对合一才能加油。按政府采购签订的协议，加油站有义务举报加油卡营私现象。津市车改有很重要的一条：非工作时间，公车一律入库。配套的处罚措施是，违反禁令将通报全市机关单位，严肃处理。

　　车改后，津市市委书记何英平和市长尹正锡的车率先贴标识。

　　如今，走在津市街头，时不时能看到一些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贴着碗口大的红纸，上面写着“公务用车”四字，红底黑字，字有乒乓球一般大小。

　　在津市车改第二天，就有人反映有公车在不恰当的地方出现，“开公车去按摩”，后经调查并非如此，但津市纪委并不否认当地存在公车私用现象，他们推动公车改革的一个初衷，就是要把公车与私车区分开，让百姓来监督，让公车真正姓“公”，回归公务车的本色。

　　而公车私用是全国的通病。目前中国公务车共522万多辆，一年共消耗4000多亿元。国家发改委有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媒体此前也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

　　几乎与津市同步，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的256台公车于4月下旬全部贴专用标识；4月27日，临湘市公务车统一张贴“公务用车”标识工作启动。

　　尽管津市公车改革在实施，却显得低调。车改进行了好几天，住在津市市委门口以及对面一家饭店旁的几位居民，都不知道市委院子里研究并实施了公车改革方案。有媒体记者联系当地宣传部门进行采访时，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题材敏感，暂不向媒体公布”，“公车改革刚实施，想出成效后再请媒体”。

　　车改的波及效应

　　杭州的“货币化车改”曾引发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按级别发放车贴有变相福利化的倾向，正职局长每个月每人2600元的车贴显得过高。

　　一名杭州公务员抱怨说：“按照车改规定，副厅级巡视员每月车贴是2200元，正处级调研员每月车贴是1100元，但他们因公务出去的时间相对较少，而一些实职中下级公务员因公出去办事的时间较多，但他们的车贴却要少了不少，这不公平。”因此，有人认为“车贴是对特权的赎买”。

　　但即便如此，杭州车改的节约效应却显示出来。

　　据杭州相关部门统计，西湖、江干、拱墅、余杭等七区在实行车改前，公车费用为9354.7万元，车改后实际开支为5796.02万元，下降38%。参加杭州第一批车改的有市委统战部、市财政局、市城管执法局等20家单位，一共取消了230多辆公车，车贴费用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了32%。

　　杭州市车改办在车改前做过测算，市级机关现在一辆公车包括司机在内的费用一年约为10万元，一年公车开支为1.2亿元。按照目前方案规定的车贴标准测算，车改后财政支付仅需6099.4万元，财政节约率近50%。

　　对公车张贴标识的湖南临湘方面也表示，“如果新规执行到位，至少可将公车使用费降10%”。去年，临湘公车费用每台至少需6万，还不包括司机的费用。

　　“总的来说，杭州车改迈出了突破性一步，不仅能减轻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淡化‘官念’。”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对杭州车改表示肯定。

　　“在一些全面推行车改的单位，因为公车一辆不留，公车私用等腐败问题也随之销声匿迹，未出现此类举报。”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陈章永说，车改刚刚推行时，有的单位担心一些干部会不会因为没有了公车而减少下基层，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试点表明，这些情况没有出现。

　　这方面，湖南车改却遇到了难题。

　　对于津市“非工作时间，公车一律入库”的车改规定。津市财政局副书记、津市车改领导小组成员高毅坦言，这一点可能难以付诸实施。比如突发事件，领导要及时到现场。

　　津市市纪委副书记黄毅明表示，公车改革触及官员利益，目前已碰到一些“抵触”。当津市车改进行到第5天时，黄毅明和几名交警，一大早就守在津市主要路口，专查当地的公车。当天就有3台公车没贴公车标识，有2台公车的标识贴在“刘海”位置(指车前玻璃遮阳膜，被当地居民戏称为“刘海”)，被当场责令整改。

　　黄毅明说，这次改革是要“革领导干部的命”。

　　我国现行的公车管理体制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全国统一改，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多个地方和部门改革、受挫，再改革、再受挫的怪圈，最终取得我国公车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

　　公车改革：全国齐步走才能成功

　　■文/任建明

　　关于我国公车管理体制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问题已经讨论多年，很多地方和部门也都先后进行了改革试点，但最终却大多都以不彻底或失败而告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下一步该怎么做？怎样才能成功彻底地改革这种体制？

　　公车改革最大的阻力源

　　我国现行的公车管理体制是一种落后的实物供给制或配给制，弊端甚多且日益严重。一是，财政负担沉重，甚至成了财政支出的“黑洞”。二是形成了特有的“轮子”上的腐败现象。三是公车的广泛配给严重助长了领导干部阶层的官僚习气。四是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这些弊端是由我国现行的公车管理体制造成的，不彻底改革这种体制，这些弊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克服。有关公车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部分地方和部门单兵突进式的改革不可能到位，更不可能成功，而必须要全国统一进行。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我国已有上海、广东、辽宁、浙江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方以及外交部、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几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从各地情况看，多数是在乡镇，市(县)以及地(市)政府直属部门进行的改革。从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政策把握来看，多数改革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绝大多数改革都没有成功，坚持下来的也寥寥无几。探究个中原委，从表面上看，主要是改革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由各地或一些部门自愿、自主地进行。而深层的原因则是，地方和部门的主要领导人是现行公车体制的最大受益人或最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就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阻力源。

　　纵观各地、各部门改革试点，都有一个普遍特点，即改革只在基层或中层干部中进行，高层的副职都很难触及到。这种不彻底的、不触及主要矛盾的改革自然受到来自广大群众、包括一般干部的质疑和批评。另外，这种局部式的改革必然形成谁改革、谁吃亏的负激励局面。这是所有地方和部门改革试点受挫、反复甚至失败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原因。像所有其他改革一样，地方或部门改革只能作为试点，要想彻底和成功，必须要全国统一进行。

　　公车改革的必由路径

　　有关开展全国统一公车改革，笔者提出两点具体建议。

　　成立全国性领导小组以推动具体改革，已经成为我国近些年来的一个基本经验。这些年来，和反腐倡廉工作有关的改革领导小组就有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以及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等等。

　　考虑到公车改革涉及到各个党政机关，各级政府，建议全国公车改革领导小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由政治局一名常委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当包括：中央纪委、监察部、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等单位。

　　国家统一出台公车改革指导意见以协调推动全国的改革。

　　第一，制定公车分类及分类管理办法。公车是一个大概念，具体来看，公车应当划分为“公务用车”和“业务用车”两大类。公务用车又包括党政领导干部“个人专车”和党政机关“工作用车”两类。业务用车是指部分党政军机关的特殊工作用车，例如公安、检察、法院、消防、城管、救护以及军队、武警部队用于业务工作的车辆。应当纳入此次公车改革的主要是“公务用车”。

　　第二，框定“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范围。建议只对国家正职、国家副职和正省部级领导保留专车，对副省部级领导保留工作用车。其他所有干部的事实上的专车或工作用车一律取消，纳入市场化的用车轨道。也就是说，正省部级以上领导继续保留实物配给制，副省部级领导适用介于实物配给制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办法。

　　第三，规定非专车“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方向。对所有非专车“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和货币化。所谓市场化，就是分批拍卖处理所有拟取消公车，之后政府干部用车都依托各类交通市场，私家车、出租车或城市公共交通来提供。作为改革的过渡，对副省部级干部工作用车以及政府需要暂时保留的工作、接待用车，建立政府公车管理机构，进行准市场化的管理和运作。所谓货币化，就是考虑到我国公务员实行的是相对较低的工资制，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工作用车需要还比较大，可以考虑按照实际需求，发放一定数量的交通补贴。各地此前的改革试点也大多都是这么做的。但往往发放面积过广，甚至涵盖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发放标准简单化——仅根据职级一个因素来决定车补标准。

　　第四，制定非专车“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政策。一是按照公开市场竞争机制、遵循市场规律的办法分批处理拟取消公车，最大化地保护国有资产。最简单的市场机制就是公开拍卖拟取消公车。严禁任何形式的内部私自处理，严防国有资产流失。拍卖节奏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防止国有资产出现市场化流失的情况。二是按照节省实际财政支出和民主公开的原则确定货币化车补标准。车补标准是个既敏感又关键的因素，一定要坚持公开民主的方式决定，鼓励使用公开听证的方法。三是车补应按照货币形式全额发放，实行“总额包干、结余归己、超支不补”的办法。过去一些地方曾经在改革中实行过“政府管理、实报实销、结余归公”的办法，只会诱发使用者花掉最后一分钱，造成公共资金的无谓损失，或许还会制造出英国下院议员那样的“报销门”丑闻。此外，还须处理好妥善安排公车司机的分流和再就业；对于改革之后，变相挤占公车，“转嫁消费”等不良现象进行严格监管等问题。

　　第五，按照统一部署、整体设计、分步实施的策略在全国推行公车改革。改革的原则、方向和基本政策必须统一制定。同样重要的是，改革的进程应当是分期分批式的，渐进式的，而不能搞疾风暴雨、一步到位。之所以必须分期分批，有一些实际的考虑，比如，大量公车不能短期集中投放市场；公车司机分流和再就业也需要一个过程。

　　公车改革只是整个职务消费改革以及公务人员薪酬福利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部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已经提出了“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的基本要求。本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公车，但也很有必要鼓励一些地方试点全面的职务消费改革甚至公务员薪酬福利制度改革。湖北省一些地方当年的改革试点除了公车外，还包括公务差旅、考察培训、会议招待等项，已经涵盖了职务消费的主体内容，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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