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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是刘勰《文心雕龙》批评理论的精髓
［作者：赵旭  来源：网络转摘  时间：4/8/2010 6:16:03 PM  阅读：83次］ [字体:] 一部五十篇的《文心雕龙》，其理论体系的完整，写作结构的严密，占有材料的丰富，探索问题的广泛，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是前所未有的。而真正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其文学观点的独到、新颖、全面、恰当，不但超过了前人，而且有些观点也为同时代人甚至后人所难企及。《文心雕龙》之所以能够“体大虑周”、“笼罩群言”，根本原因在于刘勰自始至终贯彻了“折衷”的原则、方法和标准。

    一、“折衷”——刘勰坚持的文学批评原则

    在宋、齐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中，在浩繁的充满偏见和俗见文论中，如果想折衷群言，自开户牖，独成一家，不但必须具有超俗不凡的精神境界和敏锐见识，关键还要确立正确的理论原则批评方法和尺度。对此，刘勰的思路是明确的。他在《序志》中写道：“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者，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进行文学批评，特别是集大成的文论著作，既要对几个时代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评价，又要对各种文学主张和文学观点开展分析，“同乎旧谈”本来就难免且有雷同之嫌，而“异乎前论”本在情理之中也不免有“苟异”之疑。在这里，刘勰把“同”和“异”的矛盾，用“势”和“理”作准绳，使两者统一起来：不论是同还是异，都以作品的本来面目“势”和内在的必然道理“理”为尺度，以“折衷”为原则和方法，从而达到判断准确、批评至当的目的。这样的文学批评，不论是与旧谈相同，还是与前论有异，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不是以某一个的好恶来确定的，而是按势和理“折衷”的结果。
    一部文学论著，凭什么赢得业界人士和广大读者呢？当然首先是正确的观点；而观点的正确又首先取决于批评者思想方法的正确。“唯务折衷”就是刘勰文学批评原则、方法、标准的宣言和声明。这个观点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他曾经批评那些“竞于诋诃，吹毛求疵，次骨为戾，复似善骂”的批评“多失折衷”（《奏启》），他主张将“两韵辄易”和“百句不迁”的用韵形式“折之中和”（《章句》）；有时他又用“中”（“能以厥中”《封禅》）、“繁略违中”《铭箴》）和“正”（“析理居正”《史传》）等概念来说明这一观点。可以说，折衷就是刘勰文学批评的灵魂。
    “折衷”这一概念的含义，往往会被现代人理解为哲学上被赋予政治意义的折衷主义，这是误解。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折衷不仅有调合矛盾的意思，更有求恰当、求确当、不偏颇、不片面的解释。《说文》：“折，断也。”《广韵》： “衷，当也。”《韵会》：“折衷，平也。”《史记·孔子世家》：“折衷于夫子。”注：“折，断也，衷，当也。”那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折衷”是哪一个意思呢？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说：“折衷，即折中，折是判断，中是恰当。”周振甫在《文心雕龙选译》中说，折衷，就是“求至当，求恰当”。显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折衷”，就是对文学理论、作家、作品力求作出恰当的评判。

    二、“折衷”——刘勰坚守的文学批评方法

    刘勰不但在文学批评理论上坚持折衷的原则，而且在文体论、技巧论、批评论中时时注意用折衷的方法来衡量。
    首先，折衷的方法体现在刘勰的文体论中。对于骚，他主张“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对于赋，他要求“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封禅要“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章表要“要而非略，明而不浅”；启应“文而不侈”，笺应“简而无傲”。所有这些，都要求作家准确把握所用文体的特征，写作时力求恰当而不偏执。酌奇失贞，玩华坠实，文新无质，色糅无本，意古晦于深，文今坠于浅，要而略，明而浅，文而侈，简而傲，都是因为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特色而背离了折衷的原则，走向了极端。刘勰在肯定酌奇、玩华、文新、色糅、意古、文今等特色的同时，提出防止出现偏离“衷”的倾向，不但对文体的特点作了界定，也对宋、齐以来的不良文风给予了纠正。
    其次，折衷的方法渗透在论述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的方面。论夸饰，刘勰认为要恰到好处，应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说隐秀，他推崇浑然天成：“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谈镕裁，他追求“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不难看出，这些要求都表现了刘勰求至当、不偏颇的折衷思想。刘勰在阐述中，还往往举出两种片面的表现，吸收它们某些合理的成份，同时又指出它们各自的局限性，进而推出一种折衷的理想观点。试看他关于风骨和文采的论述：“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管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骨》）刘勰用恰当的比喻，首先指出了一味追求华丽藻采作品的片面性，说这类作品就像五色的野鸡，色彩俱全但不能远翔高飞；同时也指出了只注重内容正确、结言端直作品的不足，说它们就像骨劲气猛的老鹰，只能高飞在长空而没有吸引人的色彩。两者各有长处，又都有缺陷。只有两者长处兼有的文章才是“骨髓劲”、“风力遒”、藻采耀的力作——就如同人们理想中的凤凰，既能高飞，又有色彩。一篇好文章，内容和形式都要至当，不可偏废。刘勰在巧妙的譬喻中用折衷的方法，对有片面性的两种文章模式在对比中进行了扬弃：吸收了它们各自的合理成份——即有风骨的文章内容和有藻采的文章形式，把风骨和藻采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再次，折衷的方法还贯穿在批评论之中。一部作品问世之后，往往有一些批评家品头论足，这是正常的，但批评者总是因为对作家或作品有偏好，于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就像一个人只向东边望而看不到西墙一样，致使评论不能“圆该”，不能折衷，不能达到至当的境界。刘勰不但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折衷，具体要求就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知音》），“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附会》）。即从作品实际出发，全面分析作品，这样批评的结论才会不偏不倚，才能恰当。要做到这些，批评者应该加强自身修养，真正达到“博学”、“兼通”、“圆鉴”、“才备”的境界。

    三、“折衷”——刘勰进行文学批评的标准

    刘勰评价作家、作品，力求全面、客观、折衷，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为世俗偏见所囿，敢于独树一帜，匡谬正俗。在理论上，刘勰极力反对那种“顺风以托势”的文风，提倡勇于“逆波而泝洄”（《论说》）。他认为文学批评中“雷同一响”、“混之一贯”的风气是“可悲”的（《程器》），所以在批评实践中不管古今有没有定论，都要按实际情况折衷评价。前人认为曹丕的文学才能与曹植比相差千里，刘勰认为这是“俗情抑扬”。他从具体分析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入手，进而得出结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世俗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才略》）这是一段对曹丕评价鸣不平的文字。那么他是否想要证明曹丕的文学才能胜过曹植呢？不是的。他的目的不是将前人的结论***，只是要使“二曹”在汉魏文学史上的地位回归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刘勰之所以敢于翻这个历史旧案，就是因为他立足于作家作品的现实，有折衷的尺度。
    第二，对作家，既看到其擅长的一面，也看到其低能的一面；对作品，既不一味地捧，也不一味地贬。陆机是名望很高的文学大家，其作品“理新文敏”、“情周而巧”。他在指出陆机这些优点的同时，也绝不放过其作品的缺点。对于陆机文章的“繁”，刘勰曾多次给予指责。《哀吊》篇中说：“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 《议对》篇又说：“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镕裁》篇还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指出大作家的缺点，遗憾其有误，责备其不当，甚至连他们的用字、用词、用事上的缺点都一一点明，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正是表明他对这个作家的重视。刘勰评价司马相如的作品，既指出其“有文无质”（《程器》）、“为文而造情”（《情采》）的严重缺陷，同时也肯定其“断而能悲”（《哀吊》）、“文晓而喻博”（《檄移》）、“气号凌云，蔚为辞宗”（《风骨》）的优点。
    第三，注意到作家的不同才性和作品的不同风格。刘勰深知 作家的个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认为不应以某种个性来评价作家的优劣。因此，在《神思》篇中，他对“思之缓”而有“巨文”的王充、张衡等与“虽有短篇”而“思之速”的王粲、祢衡等的评价是平等对待的。对于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风格，刘勰认为都应该允许并存：“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体性》）这就是说，各个作家的才性不同，作品风格也多种多样，不必拿一种模式去衡量。正是有了多种风格，才使得文学繁荣。汉代的王充说：“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意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论衡·自纪》）刘勰把这一思想用于文学批评上，是很有见地的。
    第四，既关注作品的内容，也注意作品的艺术造诣，全面衡量，以鉴优劣。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辩骚》篇中。对楚辞的评价，前人或者“举以方经”，或者认为“不合传”，可谓“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刘勰利用折衷的方法，通过“征言”，即依据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情绪和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楚辞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恕之辞，是“同于《风》、《雅》”的；而其中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又是“异乎经典”的。进而得出了楚辞是“《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的结论。刘勰还从文学的角度点评了楚辞主要篇章的艺术特色：“《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这些使楚辞具备了“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的总特色，以至古今的文学作品“难与并能”。他同时认为，楚辞高超的抒情、写景手法和语言的巧妙运用，使得后来的作家们“莫之能追”。楚辞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新颖，在文学史上产生了“衣被词人，非一代”的重大影响。这些结论，是按照折衷的尺度，在全面分析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因而令人信服。
    剖析刘勰《文心雕龙》中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折衷思想，不但可以让我们深入地了解刘勰进行文学批评的原则、方法和标准，而且可以用这个原则、方法和标准去解析《文心雕龙》的文学观点和批评角度。这对于丰富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宝库、提高当代的文学批评水平，无疑都是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