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政治，国族——戴锦华老师在北大关于《色戒》的演讲（下）1

      我说还不仅如此，这后面还有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我看到中国的一个权威杂志专门作了这样一个阐释性的报道：《色戒》作为张爱玲的晚期小说之一，是张爱玲小说写作史上创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小说1950年完成初稿，一直到1977年在台湾的《皇冠》杂志上发表，直到83年，才收入《惘然记》。多次改编，数易其稿。一个解释说，张爱玲之所以写得这么久，是因为张爱玲在写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张爱玲借了郑苹如刺丁默村案在写自己，在写自己这段不堪的、不能回首的、难以忘怀的情感。张爱玲同时想对整个世界讨论、阐释也许她忏悔她爱上了一个汉奸的故事。可能更重要的是前者（这个已经涉及到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国族、春秋大义的问题了），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张爱玲要如何去面对这段情感，如何去总结这段情感？于是我们这个权威杂志作出的这个解释为什么可以成立？因为张爱玲这个小说写好以后，久久久久地不发表，久久久久地修改，直到胡兰成出版了《今生今世》以后才予以发表（张爱玲给它起的名字是《今世今生》，胡兰成记错了，就写成了《今生今世》）（笑）。这个权威杂志的解释是，胡兰成不仁在先，张爱玲也就不义在后了（笑），这段故事就这样出台了。到今天当张爱玲成为了一个传奇，成为一个奇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被描述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的时候，张爱玲胡兰成传奇也就开始一波一波地变成通俗文化或者小资修养的组成部分（笑）。

      很有意思的是大家都会记得一部影片，叫《滚滚红尘》（哗然），它叠加上了另外一个传奇女子三毛，然后又叠加上了林青霞，来演绎了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一个插曲，这个影片拍摄完成，在香港制作完成，成功地在两岸三地同期上映。不久以后，是当时的台湾当局率先禁止这部影片，因为美化汉奸。继台湾当局禁止《滚滚红尘》之后，大陆也禁止了《滚滚红尘》。换句话说，在不远的从前，春秋大义和汉奸问题还是一个不可触及的问题。但是接着，我悄然地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今世今生》《山河岁月》已经在大陆出版，已经开始成为小资经典。而且我看到人们盛赞胡兰成的才情，胡兰成的文字的时候，在人们用艳慕的、传奇的、浪漫的口气谈论胡兰成张爱玲的时候，好象没有人谈到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汉奸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胡兰成的无耻和背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实。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已经如此的尽人皆知，一波一波的传播开去的时候，我似乎没有必要在这儿重复，但是我还是想念两段胡兰成的文字，来作为对这样一个传奇，和对这样一个俄罗斯套层的理解。大家知道胡兰成和张爱玲见面之后，张爱玲赠送了自己的照片给胡兰成，在后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作为女人，是一个长得很高的女人，所以胡兰成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哦，你怎么长这么高啊（笑）。然后张爱玲的回应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两个人结了婚约，举行了婚礼，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婚礼，只有一页纸，胡兰成张爱玲缔结为夫妻，然后后面是那句著名的“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一个张爱玲式的祈祷，一个很低很低的要求。到胡兰成的背叛已成为既成事实，对胡兰成来说，不背叛才是奇怪（笑），背叛是常态。张爱玲给他的回答是，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我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去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枯萎了，自我萎谢了、凋谢了。够美丽的，够感伤的，对吧？

      但是在这儿我要稍稍带开去一点，胡兰成和张爱玲的这个传奇何以深刻的缠绕在张爱玲的阐释当中？比其他艺术家、作家的生命中的爱情故事更深的缠绕？是因为张爱玲同时在当代中国，在整个华语世界联系着一个大时代，一段大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就是冷战的历史。这个时代就是两岸在美国第七舰队的隔绝和保护之下残酷对峙的这样一个时代。而张爱玲的著名故事在大陆经常是欲说还休、欲语又止，其中包含了张爱玲在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最终离开，定居香港，并且在香港撰写了两部毫无疑问的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于是张爱玲就在冷战的世界当中，成了自由世界的旗帜，一个逃离了共产党员统治，英勇地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是这种冷战的格局当中，被派定的这样一个位置，显然和张爱玲的个性极端不吻合，所以她去了美国。大家可能知道，她第二任丈夫是美国共产党员，是美国的左翼作家、思想家，这一段在自由世界就被隐而不论了。

      张爱玲的这样一个脉络，首先赋予了她在冷战叙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所以当张爱玲被作为沦陷区的女作家，作为和汉奸不清不楚的女人，作为反共急先锋，在整个大陆文学、文学史上完全消失了的时候，她在台湾，在海外中国学当中，早已脱颖而出，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必须向大家说明，1988年，准确地说是1987年，我发现了张爱玲。在没有任何一行文字的情况下，我读到了《倾城之恋》，我为之倾倒（笑）。我发现原来有这么伟大的作家和这么伟大的作品，于是我开始撰写张爱玲的研究文章，以为我对文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笑）。到我和孟悦合作的那本书《浮出历史地表》出版的时候，张爱玲热如平地春雷，在全国炸响。我就只能说我无功可居，也无罪可负，我只是在历史的大潮当中，不期然的做了一回俗人（笑）。

      那么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张爱玲在大陆完全消失，而同时有另外一个脉络，就是在49年以后的台湾，曾经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无字天书。因为同样的冷战逻辑使得他们把所有的、曾经有过左倾的、亲共的和留在大陆的作家一律定为共匪作家。所以这些作家完全消失了，文学史上留下了屈指可数，大概一个巴掌就可以数过来的作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张爱玲的位置不仅是突出的，而且是唯一的。而同时当时作为台湾的主旋律有两个作家支撑着台湾的当代文学的文坛，一位作家叫林海音，大家会因《城南旧事》而熟悉她；另外一位作家是朱西宁，大家不一定熟悉他，但大家一定熟悉他的两个著名有女儿，朱天文和朱天心（哗然）。而朱西宁作为抗日战争时候的国军或者叫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一个文学青年，他是背包当中、急行军当中、枪林弹雨当中背包当中的一本张爱玲，对张爱玲的无限的爱和忠诚而著称的。而由于他对张爱玲的爱，他就爱屋及乌，他就宴请胡兰成到台湾。在台湾他的家中办了著名的他的文学私塾，于是今天我的同龄的几乎一代的台湾重要的作家，都是在胡兰成的文学教养中长大的。他们通过胡兰成爱张爱玲，通过胡兰成来分享张爱玲，似乎他们也可以无视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背叛和再没治愈的巨大的伤害。

      所以我说胡兰成张爱玲的故事又成为了台湾文学、台湾当代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脉络。而海外中国学的脉络、台湾文学的脉络，在1990年，中国社会的再一次巨变当中，再度涌入中国大陆。而且以十倍百倍的速度，光彩被迅速的放大。1988年我遍找中国的图书馆，找不到张爱玲，找不到苏青。我就哎呀，果然有发现史料这回事（大笑），我就是这样伟大的人，伟大的女性文学果然是被男性文学给消灭了，现在我要重新来书写历史（笑）。而到1990年的时候，当时刚刚遍布在中国大陆大中城市的那个书摊上，到处都是张爱玲，人人都在谈张爱玲，接着对张爱玲的高度评价成了重写文学史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现代文学百年经典讨论的时候，一度张爱玲要直逼鲁迅甚至要超过鲁迅或者取代鲁迅。

      所以我说张爱玲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极端复杂和缠绕的冷战的历史脉络。但是她却在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历史当中被赋予了一个奇迹般的位置。而接着她以文化市场、文化消费对于优雅的上等人、优雅的精神贵族、优雅的小资生活的向往，张爱玲成为了这样一个被广泛阅读，一个被广泛接受和爱戴的这样一个偶像，一个明星。

      接下来我要稍微短一点地说，《色戒》的故事还叠加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我想成千上万的观众，中国的，外国的，亚洲的，欧洲的观众涌进影院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们还在看另外一组表象，另外一个重要的空间，那么就是老上海。抛开整个的殖民的历史、全球化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不谈，我们说老上海在90年代开始成为全球怀旧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怀旧表象。而老上海的表象，通过怀旧产品的复制再生产，通过电影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拍摄，它慢慢地凝聚成了一些意象。这些意象当然是上海的街道，当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当然是霓虹闪耀的夜市，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旗袍美女、西装男人（笑）。西装还不够，还要那个发蜡涂到——我们小说中会读到的——苍蝇都会劈叉的发型（大笑），象头盔一样的男性的发型，体面的西装男人。然后黑色的老爷车、月份牌、封面女郎，所有的这一切，成为了凝聚老上海的怀旧的意象。

      如果说在世界的范围之内说老上海的怀旧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纪末效应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老上海怀旧毫无疑问的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症候，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告别革命。我们要把我们的社会事件、我们的文化做一个蒙太奇式的处理，我们拿一把剪子，一刀从49年剪开，再一刀从79年剪开，然后我们“咔嚓”一接（笑）——这是现代的中国。所以老上海的怀旧负载着这样的内容，而张爱玲成了老上海怀旧热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景观，它在老上海的怀旧热中不断地升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非常热爱张爱玲，但是我无法热爱此后对于张爱玲的这个不断地放大，和不断地把这个政治的实践、政治的想象附加到张爱玲的写作以及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中去，我更不能认同对张爱玲的这样一个欲加夸张的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的定位和文学史的基本常识的这样一种经典化的过程。

      下面我们非常简单的说一下郑苹如。因为《色戒》，郑苹如这个被遗忘了的女人开始被人们反复地谈论。郑苹如是上海滩上的社交名媛，在她18岁的时候，已经开着一辆三枪牌跑车去上学而成为上海滩上风头最劲的女人。而她的身份非常有趣，这会带出我们最后的关于国族的讨论，那就是她的母亲实际上是个日本人，她的父亲是上海的成功人士，她自己也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长时间，所以他19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被中统招募为情报员，因为她有太好的条件，她的美貌、她的身世、她在上海滩社交场合这个成功的位置和她极端流利的母语一样的日语，据说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谍报员。关于她的另外两个重要的故事就是37年7月，她成为《良友》杂志的封面女郎，想必大家已经在很多传媒上看到这张照片了，相当的30年代（笑），在30年代的审美标准当中相当的美艳。其他故事我们就不去讲了，我们只讲她受命色诱丁默村——这个汪精卫政府的情报负责人，一个铁血的，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到1939年12月21号，郑苹如和丁默村同出，她说她要买皮大衣，然后两个人就进入商店，刺客埋伏在那里。然后人们看到的就是丁默村突然之间仓皇出逃，然后埋伏的枪手连开4枪，没有击中。接下来的事实就是，郑苹如再次和丁默村约会，就约会在著名的魔窟76号，郑苹如把自己送进去，然后立刻被关押。40年的2月，郑苹如被杀害，被杀害的时候她只有23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丁默村作为汉奸，作为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被逮捕、被公审、被枪决，审判和枪决他的重要罪之一，就是杀害郑苹如。也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给郑苹如授予烈士的称号，就是一代忠烈，而且当时的说法是满门忠烈，因为他哥哥是空军，死于空战。这是官修历史上的故事。那么民间故事的版本，有一个是说之所以丁默村从百贷商场之中落荒而逃，是郑苹如说“你快跑吧”（大笑）。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郑苹如被逮捕她自始至终也没有供认她和中统之间的关系，而整个的日伪情报系统不能确认她的间谍身份，于是整个的案件和卷宗始终在一个色情关系的纠缠当中，郑苹如的被杀是由于汉奸们的太太不能容忍一个小狐狸精勾引他们的丈夫，破坏他们的家庭。这是另一个版本。而这个故事之所以需要讲述，是在于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直接联系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联系这个影片当中一个熟悉的一个有教养的观众，自然而然会产生的联想。为什么？因为一种说法是，张爱玲如果真的知道这个在当时绝密的故事的话，应该是胡兰成讲述给她听的故事。另外一个重要的连接就是，整个这个故事采取哪个版本，它就建立了关于那段历史的某一种重要的叙述。

      那么，这样的三个故事，象俄罗斯套层一样地套在这个影片当中时候，这个影片就具有了足够的感召力和足够的卖点，而且它就具有了一个奇特的接受和阐释结构当中的一个复杂的关联。而更有意思的是，张爱玲本人是一个酷爱讲述自己小说原型来源的人，她所有的故事都有原型，她的大部分的写作是身边人、身边事，是她自己坎坷的、辛酸的整个的成长历程当中的对人情世故的体认。所以她很愿意告诉你们她小说的每一个原型是什么，但是只有《色戒》，张爱玲矢口否认有任何原型，她极端憎恶人们把这个故事和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联系在一起。为此，张爱玲还打了两场笔墨官司，当然其中一场不是关于原型，而是关于是否为汉奸论辩。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故事视为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为原型的故事，我们不大负责任。因为历史、虚构、想象，偶然相遇的时候太多了，有的时候一些非常奇妙的情形，是人生模仿着艺术。你完全没有想到说，一个白日梦般的故事，原来有它的一个真切的现实对应物。可是，当它作为一个话语，作为一个叙述被确认，被反复地生产出来的时候，作为接受和理解这这部影片，它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已经成为影片套层当中的一层。

      然后我们回到影片。我们讲到的最后一个阐释的点，那个被床戏所遮盖了的那个点，是这个电影是一个间谍片。今天中国的电视剧也有一轮的间谍片作为中国大众文化，开始连篇累牍地出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事实上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文化现象，实际上非常有趣的是，21世纪以来，间谍片的重新的风行，实际上一个全球现象。在欧洲，在美国，在东亚各国，都开始再一次地出现间谍片热。我曾经做出过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间谍片是冷战类型。你们想一想007在什么时候出现？你们想一想《国庆十点钟》《英雄虎胆》《虎穴追踪》，你们想一想《最高的荣誉》《无名的英雄》《侦察员的功勋》这些苏联电影，你们会发现，它绝对和冷战，两大世界一分为二这样的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后冷战，不仅是后冷战，而且是冷战已经远去，冷战已经被人遗忘，人们已经不再知道什么叫冷战，整个冷战的历史，冷战的逻辑，不再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时候，为什么间谍片又成为一个全球风靡的类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做什么选择的李安，在张爱玲的众多的小说当中，选择了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小说。而这个小说是张爱玲通常不会去触及的大历史当中的小人物，大历史当中的戏剧性的时刻和戏剧性的人生。

      我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性的理解和回答。那么首先这个回答不是我的原创，我引用了——如果听我的课的话，会记得我讲过一部俄国的大片叫《守夜人》，那么它以后有《守日人》《守昏人》（《守昏人》最近已经出了小说了），这个三部曲的片名似乎可以成为间谍片热的一个阐释，三部曲的名字叫“无主的时间”“无主的空间”“无主的法令”，我把它改写成“无主的土地”“无主的世界”“无主的权力”。真的我们说有无主的土地吗？有无主的世界吗？有无主的空间、无主的权力吗？我们说没有，那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它无主？是在冷战结束，我们再次进入了某种新的全球权力争霸战之中的时候。我用一个比喻说，叫逐鹿寰球。我们表面上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在崛起，而我们在另一个角度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其权力受到了空前的威胁。那就是欧盟作为一个新帝国，一个老帝国在复活。与此同时还有中国的崛起，和亚元区的预期、亚元区的可能的威胁。另外在世界多个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战，生物战，空间资源争夺战以空前的规模在展开。所以这是一个权力空前诱人而权力空前的没有确认的时期。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同时带来的就是每一个在这个无主的时间、无主的空间、无主的土地、无主的法律、无主的权力面前，个人身份、个人意义、生命的方式空前的不确定的时期。

      所以我们看间谍片表面上看是一个关于分清敌我的问题，关于一个除奸的故事，关于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但事实上在冷战年代，间谍片它之所以这么风行，它是负载了在世界一分为二，人类一分为二，每个人都必须站边站线，分清自己立场的时代，其实太多的暧昧、太多的含混、太多的艰辛、太多的不能分辨，以至我们每个人在这种间谍片的类型的娱乐当中，受到某种抚慰，得到了某种安然。我老开玩笑说，好的商业片的价值在于你看完了之后，再由你去活一个礼拜（笑），你已经绝望了，看了这个电影以后，还可以再活一个礼拜。好的间谍片就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抚慰着那个极端冷酷、铁血环境当中的这个如履薄冰、颤颤兢兢的生命经验。而今天情形完全不同，但是这个无主的权力，对无主权力的争夺，在这个争夺当中，极度残酷的竞争，不只是成王败寇，而是今日是成王，明日就可能是败寇。今日入局，明日就可能出局的这样一个残酷的生命状态，一个人没有内在的可依凭的价值系统能够确认自我身份的这样一个年代，间谍片再一次风靡，来负载这种政治无意识，这种社会无意识，这种生命的体验。这是我试图给出的第一种解释。

      而第二个解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国际新闻，希望你们关注。你们会发现，新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突然有一个字，消失了很久的一个字，出现频率越来越频繁了，这个字就是“间谍”。一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抓获了一个大陆中国人的一个间谍，一会抓了一个台湾的间谍，一会又在哪儿哪儿发现了一个商业情报间谍，不断地出现间谍战，包括我这样出生在冷战年代长大的人我都经常说，真的呀？真是这么回事吗？真的有间谍了吗？但是这个词却成为了国际事件和国际新闻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换句话说，对无主权力的争夺，再一次展开了全球性质的间谍战。这当然是间谍片的灵感和现实来源之一。

      而第三个我想可能更为深刻，而且和张爱玲李安郑苹如的故事似乎有着一个非常微妙的呼应和对照的关系，那么这个层面就是我认为，为什么在冷战之后，新世纪之初，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充满了和平与发展的畅想的这个时期，而间谍片盛行，个人的身份开始变得如此的不明确，如此的暧昧，如此的焦虑，如此的艰难，我想它联系着一个事实，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流动。什么在流动？资本在流动。文化在流动。人群在流动。我再一次重复那句老话，90年的时候我们召开比较文学大会，著名的我最钟爱的作家和学者艾伯特·埃柯来北大演讲，他站在讲台，最后一句话说，全世界的统治者都弄错了，他们以为这是个移民的时代。他说这不是一个移民的时代，这是一个种族迁徙的时代，他说一个大迁徙的时代开始了，也就是说天下大乱了。他说朋友们，这就是我从欧洲给你们带来的消息（大笑）。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直记得。那么一方面是这种大规模的流动，顶层的流动，就是越来越多的世界公民，青年白领、青年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小说多种语言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世界公民。我不说另外一些人，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钱，所以他们是绝对的世界公民，而且是绝对全球的上等人，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不想讨论他们，因为他们的比例太小了。另外一个就是底层的流动，大量的非法移民，大量的流动的民工，他们跨过国境线，跨过海峡，跨过大洋，无数多的悲惨的故事，无数多的感人的故事，就看你站在哪边。比如说一架木船在美国的海岸边靠岸了，然后里面是中国的非法移民，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粪便和屎尿当中，包括孕妇，包括孩子，美国人说人类精神的象征，他们说为了投奔自由世界，多么不惜代价，我看到了那个极度的悲衰、极度的悲惨。或者你在火车站看到民工们在非人的象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箱里拥挤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中国著名的作家说，我多么感动，我看到人类向往、追求幸福的力量（笑）。后来我说，我多么得悲哀，我看到了流离失所，被这个生存和欲望的驱使之下，是在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这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但是事实上是一个全球的流动，一个巨大规模的流动。临时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北京机场的飞机起飞的时候贷仓盖打开的时候，掉出两个非洲的黑人，他们藏在那里面，我想他们不是想偷渡到中国（笑），应该说是想偷渡到巴黎或者说法语区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去。太多太多的故事在这儿我就不去一一讲了。

      我们说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流动，它开始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开始造成着一个民族、国家这个必然连接之中的断裂。比如说我原来我是中国人，那么意味着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但是现在我还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但可能我是美国人，是法国人，是德国人，我的国籍，我的身份，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的种族，我的人种，我的文化记忆，我的亲情，我的生存的土地，那是另外一部分。我们现在不去讨论民族国家这个大理论问题，但民族国家曾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我们相信为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因为我是这个民族，我是这个土地，我是这个语言，我是这种血统，我是这种肤色，叫“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对吧？——我是中国人，我是亚洲人，我是骄傲自豪的蒙古人种（笑）。我说它是曾经的逻辑，它曾经支撑着我们每一个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开始发生断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伦敦发生大规模的连环爆炸案，据说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所为，但是事实上执行爆炸案的这些伊斯兰教恐怖分子们都是英国国籍。于是两个东西开始动摇，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我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这句话不那么不言自明了，因为我是中国人，也可能我拿着美国护照，是美国国籍，也可能我是非洲的国籍，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说我是加纳人，我是玻利维亚人，我是美国人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对的，可是他又是不对的。另一个东西就是，当伦敦大规模的连环爆炸案发生之后，对于英国来说，威胁不是遥远的基地派来的恐怖分子，威胁就在我们内部，就在我们身边，那么谁是敌人？

      那么回来，突然间谍案在国际新闻当中多了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国际新闻当中报道的，绝少有美国的间谍机构发现一个美国人给中国做间谍，发现的一定是个美国国籍的中国人给中国做间谍，美国国籍的台湾人给台湾做间谍。换句话说，民族又一次成为了一个指认的方式。好象讲得有点太理论化了，大家都开始困了（笑）。那么我们就进入一些不那么理论化的，比如说床戏之类的（大笑）。我说的另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概念出现了，我说出来大家会非常的清楚，叫做“全球华人”。当我们说“华人”的时候，不再是在国境线之内，不再是在一个地理的政治概念之内，不再是在一个确定无疑的所谓的社群之内，而我们超越了空间，我们建立了“全球华人”的概念，用它来呼吁一种新的民族认同。但是请大家注意，我经常开玩笑说，其实批判的思想方法，某种智慧的思想方法，很简单，就是多做些反面思考，多做些意味思考。当我们说“全球华人”成为一个新的想象、新的象征和新的呼吁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它正在于同时表明了今天的华人、中国正在参与到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流动和离散之中。

      有一个字叫“Diaspora”，这个词不太好翻，有翻为“流散族”，什么“流离失所”，有叫“家国之外”，其实这个字我们之所以不好翻译，因为它原来只属于犹太人。世界上存在一个犹太民族，但是没有一个土地属于犹太，而犹太人流离失所，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属于世界任何地方，是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国民，但他们又深刻的自我认同，他们顽强的保留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家庭结构。所以这个字它告诉我们离散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呼吁和重新凝聚的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说间谍片带出了我们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存空间，新的生存的困境之中的伤痛、困惑、暧昧，于是就有这样的表述说，我是美国人，但我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但愿我也是韩国人，但我也是日本人这样的一种认同，针对着那种被称之为新移民或者客居者、侨居者的人群。你对生存的土地的忠诚和对你与生俱来的民族的归属之间，有时并不是那么和谐的。这是我理解间谍片在全球再度成为热点的给出的几种尝试性的阐释。

      回到具体的这部电影当中。我认为在这部电影当中，刚才我问了有些同学，说看没看过电影啊？大家说看过。那么看没看过小说啊？大部分同学说看过。因为中文系的同学居多。接下来我问大家什么感觉啊？得到的答案是，有人认为小说比电影好，多数人认为电影比小说好。我自己认为电影比小说好。首先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发生了，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作家书写了这段故事，李安作为一个男导演改编了这段故事。但是在我看来，在这个故事当中，是性别意味的。张爱玲以她的练达，以她的精明，以她的灰黑色的人生视野，以她的冷酷，写出了一个决绝的故事。而李安以他的温存（笑），以他的敦厚，以他的敏感，以他的细腻，重写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结局的改写。在张爱玲看来，主流社会的逻辑是极端清晰的，我再念一次大家都可能烂熟的一个说法，在《倾城之恋》当中，她说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一个女人给男人当上那就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男人当上失败了，结果上了人家的当，就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还嫌污了刀——这是张爱玲的透彻，张爱玲的练达和冷酷、决绝。所以这个故事郑苹如是个刚好吻合所有这些叙述的（大笑），她给男人当上还上了男人的当，结果就杀了她还污刀。张爱玲在这个小说当中她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尾，说王佳芝刺杀失败落到了易先生手里，易先生立刻就把她杀害了。易先生决不手软，决不恋旧，易先生决不温情。他立刻把她杀掉之后，他就面露春色，喜滋滋的回到了家里。他的太太看到他神情恍惚又面有春意，于是太太猜想说，莫非得手了吗？

      第二条是易先生的内心独白，张爱玲写出了易先生的内心独白。她说他觉得她（王佳芝）的影子会永远依傍着他、安慰他，虽然她（王佳芝）恨他，她最后对他的强烈感情与是什么感情不相干了，因为只是感情。她说他们是原始的猎人和猎物的关系，虎和伥的关系，最终的占有的关系，她说这才是“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是张爱玲的结局。李安的结局回到我们所说的人道主义的高度（大笑），或者人道主义的低度。李安最后给出了一个古老的阐释——个人是历史的人质。王佳芝一个小人物，一个业作演员，一个业余侦探，一个对戏剧的成功迷恋，而误入到了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大漩涡当中去了，她的悲剧固然是个人在历史中的悲剧，但是易先生是大权独揽，凶狠残暴，但他也是一个人质。李安添下了那一笔，第一次刺杀被中统情报局洞若观火，第二次刺杀被中统情报局所操纵而被日本情报机构洞若观火。之所以他们完全不动，是因为他们照顾易先生的情欲满足。所以最后那个非常有力量的那个巨大的钻戒返回来，他的部下把它扔在他面前说“你的钻戒”，然后易先生非常孱弱地说“不是我的”，人家根本不予解释，扬长而去。最后易先生坐在王佳芝住过的房间里，无助的、软弱的抚摸着那个床单，怀念着这个永远失去的恋人。大家注意到他使用了黑色电影——光影移过来遮住了他的半边脸，他的眼睛完全隐没在黑暗中，但在黑暗中，我们还是看到了泪光。

      我说性别意味，冷酷的张爱玲、铁血的张爱玲（笑）、透彻了人生的张爱玲和温情的、信仰人道主义的、相信人间真情的李安。但同时性别意味表现在那9分钟上面。张爱玲的故事当中，张爱玲把故事起名为“色”——逗号——“戒”，她没有写到色，并没有真的书写到情欲，并没有真的书写身体，但是当她以“色戒”为名的时候，她其实潜在的欲语又止、欲盖弥彰地带出了故事当中的色诱、色情间谍、身体关系、性欲、满足、情欲这样的主题。但是一个重要的性别意味是，在张爱玲的故事当中，是色诱者为色所诱，王佳芝来色诱好色的间谍，而她自己却在这个也许是年长的花花公子，一个登徒子的性启蒙之下，被她自己的身体弱点所击溃。这是张爱玲的故事。

      而李安的故事，却变成了“这是女人的身体”“这是男人的身体”。这是在一种权力的——S&M——施虐与受虐的角逐当中，最后双双溃败，两个人都成了被色所诱的牺牲者，两个人都以一个性的交易，身体的交易，身体的关系，最后变成了一个绝对不期然的由色而心。由身体而情感的故事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李安的最重要的改写。这也就是我说的8分钟也罢，9分钟也罢，重要也不重要的原因。它不重要是因为整个故事的情节、框架选、选材、讲述方式，已经足够传递李安想要传递想要传递的东西。说它重要在于在这里面他对张爱玲有了最重要的改写。他把身体的书写、身体的表现绝不是三级片、色情片或者是床戏，而是它通过S&M这种极端暴力的关系，比如第一场戏几乎是一场强暴戏。从这样一个极端赤裸的、一个嗜血的、一个内心极度扭曲的男人，只能使用这种暴力和权力的关系来强暴一个事实上吸引他的或者说为他所爱的女人，开始到进入到两个人进入到一种肉搏式的身体关系，而这种肉搏式的身体关系是双双败落，或者说双双的心理防线的溃解而到达了生命的最原初的那个状态。而第三场戏他再一次回到S&M的那个主题，但是主体变化了，王佳芝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的施虐者，易先生接受王佳芝这样的作为，表明他缴械了，他投降了，他放心了，他放弃了。所以我们说在这儿又是一个性别意味的书写。张爱玲仅仅写了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欲望，这个是密而不宣的，而张爱玲也是欲语又止、欲盖弥彰的。而李安却写出了两性，写出了这个性战和这个性战的终极或者说至高的状态，并不是权力的获取，而是溃败而是落败，从这儿身体抵达心灵。

      那么下面我介绍一下台湾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张晓虹教授的一个影评，据说她是华语世界关于《色戒》最出色的影评者，她的题目叫《大开色戒》。她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我快一点读一下：

      李安的成功是在于李安的改编是打开了张爱玲小说的文字的皱褶，打开了藏在文字皱褶里的那些色戒故事。

      她说李安在张爱玲的地盘上“大开色戒”。说张爱玲这个小说的不成功，小说不能够和她全盛期的作品比，是因为在于，它语焉不详，甚至破绽百出，我们读了，我们读不懂。张晓虹在她的影评当中说，我们读不懂这个小说，是因为在小说当中，张爱玲也没让王佳芝读，连王佳芝都不懂的，我们当然也没法懂（笑）。那么李安把张爱玲没有说出的，王佳芝懂得了的，也许是张爱玲懂得了的故事呈现了出来。这就是性别意味，就是李安的改写。也是在这儿我们引入到了最后一个话题，这样一个性别意味，这样一个改写，这样一个人性的遭遇，说老实话，刚才我是不负责任的说李安上升到了一个人道主义的高度，或者说下降到了人道主义的高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在冲击着人道主义，就象《断背山》延续着西部片又冲击着西部片一样。因为经典的人道貌岸然主义叙述从来不去触碰性、身体和所谓的人的性欲，以及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死本能之间的那种连接，而到这儿它就触及到了这样一个层面。可是当他把一个间谍故事，一个张爱玲的小说，也许寄予了张爱玲个人生命经验的小说，也许源自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悲剧性的时刻的小说给予了新的阐释，把它阐释为一个身体的，一个男人的身体和一个女人的身体相互遭遇的，相互搏击、相互启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说它给出了一种对于历史的阐释，同时它改写了历史、扭转了历史的方向，在这儿，我们没办法再谈大政治了，我们没办法谈国族，我们没办法谈忠奸，我们没办法谈春秋大义，我们没办法谈汉奸、除奸英雄和除奸英雄的背叛，我们只能谈身体，谈后现代的小政治，我们谈身体政治，我们谈性别与权力的关系，于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身体的表述，身体的政治，成了李安的逃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