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分子 知道分子

知识分子如何变成知道分子

出国前，我担心坐飞机产生烦躁，便随身带了一本相对比较难看的书，这样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让自己困倦，这样也许就睡着了。因为以前出差，两三个小时的行程让我无法忍受。1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会不会要求跳伞呢？出门要有备无患，所以我带了一本理查德·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来一本枯燥的书可能让我睡意盎然，二来拿出来也很体面，呦，您看的书可真有学问。

没想到，上飞机后看了没几页就困了，一觉醒来，已经在以色列上空了。回来的时候也是，拿出书，打算看上几眼，但是没看几行就睁不开眼了，等再一睁眼，已经在贵国的太原上空了。所以这本书除了给我的行李箱增加了一些分量之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初以为这本书不好看，其实这本书挺好看的，只是我确实到了困点上，不睡不行。

回来后继续看这本书，越看越好看。

波斯纳是一个法官，以前没想过写这样的一本书，毕竟这个话题跟他从事的职业有一些差距，但有一天他认为，必须写一本这样的书，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当年克林顿绯闻事件，让他看到，美国的很多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或者经常在媒体露面的专家学者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他发现，这些所谓的专家基本上都是在胡说八道，观点南辕北辙，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法律。但是公众听不出来，说的人说起来津津有味，听（看）的人也觉得津津有味。于是波斯纳老师开始研究，这些经常在媒体上高谈阔论的人都是些什么家伙，他们除了不懂法律之外，还不懂什么？他研究了一遍之后发现，只要是在公共媒体上指指点点的人，基本上都是胡言乱语，但这些人又都有一个共同性——某个行业的专家，背景至少都是大学的教授。他就好奇了，这些人为什么会胡说八道没人管呢？于是他站出来管一管，写了《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从头到尾把几百年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到今天活跃在美国媒体的上的知识分子挨个讽刺了一遍。

在弄清“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之前，先要弄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贵国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外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

从中西两个“知识分子”的定义不难看出，贵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带有阶级色彩，西方是带有市场化色彩，起点也比较高。换句话讲，在贵国，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到外国，我顶多就是不知道分子。

弗兰克·弗里迪写过一本书《知识分子都鸡巴死哪去了？》，在这本书里，他就探讨了把脑力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去分开的必要性，“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刘易斯·科塞说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皮埃尔·布尔迪厄说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齐格蒙特·鲍曼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与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爱德华·希尔斯说：“每个社会里面，都少不了一小撮人，他们具备超越凡夫俗子的本质才能，喜欢探索比日常生活之具体情境更为普遍、在时空层面更为遥远的符码，并且渴望与这些符码进行频繁交流与沟通。”保罗·霍兰德说：“‘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通才而非专家，他们特别偏好那些源自中间领域的思想范畴，也因此，这批人创意无穷、戏谑嘲讽、心思敏锐、兴趣广泛，且多半具备某种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人格特质。”

从上面这些知识分子的定义与特征的论述不妨能看出来，知识分子不光会在家里研究知识，还要投身到社会中，用自己的知识去启蒙别人。当然，很多时候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有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不管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都要依附于什么上面，他很难独立于权力、金钱之外。睾之不存，丸将焉附？在贵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自古以来，从柏拉图和孔子开始怀疑人生，就有了知识分子，也就有了无法独立的知识分子。不要以为，敢于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知识分子，这和你坐在烧红的炉子上面一分钟和在路边等一个约会对象一分钟哪个时间更长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是相对而言而已。

波斯纳这本《公共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德行，那么，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呢？这个概念跟布尔迪厄和鲍曼的观点比较相似，但是它同这两个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期望正好相反。他也非常谨慎地把“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剥离开，我猜想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让这本书打击面过于大，冤枉踏踏实实做学问的那些人。所以他说：

——“知识分子”这个字眼，并不等于具有文化涵养、创意无穷、甚至书卷气浓厚的人士（最末一项的条件似乎非常接近）。或许吧，每个真材实料的知识分子都散发着一股浓厚的书香，话说回来，一个人就算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也不见得算是知识分子。

事实上，波斯纳为了集中火力，把很多我们认定的知识分子范围重新作出了一个划分，显得比较乱，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波斯纳眼中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呢？

——简而言之，大致上可以如此界定：知识分子就“公共事务”——广义的政治议题，包括从意识形态、伦理学或政治层面分析之文化事务——为一般民众（或至少是比学术界或专业领域更普遍的读者群）撰写论述。跟学者比起来，知识分子更具有“实用性”、时代性与“偏重结果的倾向”：但是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知识分子的视野则显得宽广许多。就上述定义来看，“知识分子”与“社会评论家”和“政治知识分子”大同小异。

波斯纳自己也解释：“我对公共知识分子之界定，绝非唯一正确的定义，只是就这本书的主旨尽我所能，想必也无法让诸位读者满意。”我来替波斯纳老师解释一下吧，不然你就被他绕晕了，他就是想把一些他看着不顺眼、整天在媒体上得逼得的那些专家聚拢在一起一枪干掉。所以他的定义出发点是先把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归纳出来，然后再根据这些特征下一个定义，这叫“打哪儿指哪儿”。

看看波斯纳是如何描述他眼中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

——一般读者对某个事件的注意力为时短暂，于是乎，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身段灵活，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能迅速转移目标。并且，由于公共知识分子散播的是见解，不是新闻，因此多半倾向采取极端立场（或者说，惯于提出偏激主张的人士，更容易被公共知识分子这门行业所吸引），否则难以博得社会大众的青睐。

——总而言之，公共知识分子以社会公众可以亲近的方式表述自我，并且专注于政治或意识形态中会引起一般大众关注的议题。他们可能依附于大学之内，也可能与大学毫不相干；可能是全职的学术人员，也可能是兼差性质；可能是新闻从业人员，也可能是出版界人士；可能是作家，也可能是艺术家；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行政官员；可能为智库写作，也可能纯粹担任某种“普通”工作。他们最常做的事情，是针对眼前的社会争议性事件高谈阔论，或者就社会发展方向或健全与否进行反省与回应。他们反省的基调或许带有几丝乌托邦的色彩，企图引领社会迈向全新的思维；或是充满强烈的攻击性，因为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远远超越提出改革计划的动力。每当他们针对时事发表评论，经常是固执己见，好恶分明，有时故示亲切，表现谦谦君子的姿态，但最常见的是穷追猛打，摆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他们既好争辩，又喜欢采取极端的立场。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语调，通常会可以展现某种自觉性的（有时是被激发出来的）知识优越感。对于事实，他们却常常掉以轻心，但又鲁莽地急于发表预言。

波斯纳在这本书里穷追猛打的目标就是“自我推广”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写到这里，有人会问，那波斯纳本人到底是个什么呢？按照贵国人的普遍智商一定会这样问：你自己做的又怎么样呢？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你还是当你的法官去吧，写书批评别人不是你的特长；你一定是嫉妒人家比你有名，你一定在炒作自己……贼的儿子一定是贼，法官的儿子一定法官。这是电影《流浪者》里的台词，这是血统论，我们早就否定过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我坚信，傻逼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个傻逼问题。波斯纳显然意识到会有贵国读者看到这本书，会提出上述质疑，所以在书中早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说他具备他所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切特征，“观察芸芸众生，自我的缺陷一目了然——此乃人类的天性。”在注释中他这样说：“在本书付梓期间，我再三犹豫，最后还是决定把自己也列入第五章的名单（《公共知识分子大名在媒体、网站和学术作品上被提到的次数》《依照媒体提到的次数，列出前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波斯纳这样做心里踏实了，连自己也灭了。一个敢于反省自己的人一定比敢于让别人反省（贵国要加上让别人道歉）更有出息。

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所以，波斯纳针对靠卖观点获利的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市场分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很大层面上，可以说是一种名流现象，因此早期对名气和声誉进行的经济分析自然密切相关。”所以，知识或他们掌握的信息不见得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唯一价值，他们在公众眼里产生的名人效应所带来的价值才是更大的价值。

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并不是公众对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大，就像当初姑娘生了我们没有说愿意。是媒体的扩张、竞争为作用力，公众盲目跟从变成反作用力，一进一出，不断进进出出，于是双方都产生了快感，公众最终还是一个被动角色，他们只有接受的份儿，同时还不断地去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这让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加入进来。可是话说回来，谁又能去改变这一些呢？其实最初公众没有意识想去听一个行家点评某个事件，或者想从那些高人的嘴里听到真知灼见，但是后来媒体把它变成了普通人的惯性思维，让公众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并且加重好奇心——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即便是一些老掉牙的话题，一样能引起公众的兴奋，在美国，自由与平等、宗教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性爱与繁衍后代之间的关系、刑罚制度的严厉程度、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少数种族的态度……越是在学术界或是法律界不能定性的话题，越是能挑拨起公众的G点，参与的人就越多，公众也就越希望精英们介入进来，希望他们能提供一流的观点。波斯纳说：

——公共知识分子所“贩售”的东西，算是典型的信誉商品。既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检验公共知识分子产品的素质，消费大众——暨其中介者，即媒体——只有把焦点放在输入端，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消费者没有能力直接评估公共知识分子所言是否属实，而是看这些家伙有没有说服力。碰到这个节骨眼，口才自然就派上用场，成为信誉商品展示品质的强大工具……学历文凭、风格、外表仪态、人格操守等等，都是让听众对输出品质产生信赖的工具……一旦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有所怀疑，也会对他提出的观点产生怀疑。

作为公众，多数人在看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或是演说，不是为了吸收什么知识，而是为了娱乐消遣，顺便巩固一下自己既有的观点。这一点很普遍，普通人常常为自己的判断感到不自信，一定要让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站在自己的后面扮作老虎，他自己这只鬣狗才会自信成狐狸。

知识分子如何贩卖成公共知识分子呢？波斯纳这样描述：

——有资格成为学术界公共知识分子的族群人数——有本事吸引民众而且愿意曝光的学者——远远超过那些台面上的人物。这就表示，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要付出成本。主要的成本可分为两种。第一是机会成本：花时间为大众撰写作品，或在媒体上曝光，势必难以兼顾教学研究、咨询顾问、休闲娱乐。这些活动的金钱回馈不大，一旦从事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就得牺牲这些事情，但随着名气的提升，校方给的薪水员会水涨船高，在外面收的顾问费也不会少……可以想见，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能力高强、且学术生涯正走下坡路的学者。爱因斯坦和罗素就是现成的例子。崇高的声誉往往会拖累成就，当一位学者声誉攀上巅峰，也正是他学术生产力滑落之际。于是，他就可以转移目标，既然在学术界山穷水尽，何不朝向公共知识分子领域进军？……相对之下，虽然分析能力逐渐退化，创意江郎才尽，他的写作技巧却日益精进。

——踏入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的第二种成本，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当场出糗的风险。若是本身长年钻研的熟悉领域，出差错且被人逮个正着的机率不大。不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舞台下面没有安全网……有学者转为公共知识分子，恐怕还要剥层皮：被学术同僚瞧不起。

波斯纳不满意的是，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借自己的话语权胡说八道，不管自己懂不懂，都敢说。比如，深受贵国人追捧的乔姆斯基，在波斯纳看来就是个脑残的白痴，“乔姆斯基几十本著作和宣传小册子充斥着胡言乱语和一对似是而非的论调……他胡乱引述，毫无脉络可寻，眼看苗头不对，他老兄就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声誉卓著的出版社通常不会出版他这类作品，至于是他自己不愿意、还是被出版社婉拒，我就不敢说了。不过，他在大学校园还有不少信徒，国外的反美分子也把他奉为神祗。”（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波大爷跟乔老爷不对付可能是出于政治立场的冲突，乔老爷反美，波大爷反共，因此在本书中波斯纳不惜笔墨把乔姆斯基的乌龙观点例数个遍）

在波斯纳看来：“到了公共领域，学术价值根本微不足道。身为公共知识分子都会面临一个窘境，越贴近群众，知识越肤浅。”波斯纳肯定不知道贵国还有一个“知道分子”这个词，如果他知道有这种说法，这本书的名字就会变成《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

在这本书的封底，有出版社编辑的一段总结性发言：“这批人由于只摇笔杆、耍嘴皮、投入成本极低，一旦暴得虚名，便成为媒体宠儿。糟的是，社会上并没有评判公共知识分子客观标准，以致这批人胆子越来越壮，场子越来越旺，哪怕谈的远离自己专业，照样到处插花客串，信口开河不误。可惜真理越辩越糊，偏见越加越深，见解水准节节下降……”

我写这篇文章，不断引用大量文字，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因为有些评述不仅仅针对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适合当今贵国蓬勃发展的公共知识分子行业。贵国媒体在近十年的扩张，已经给波斯纳笔下的公共知识分子铺好了温床和尿不湿，已经有很多人上去尿炕了。具体是谁，你都能数得出来。

如果用这本书里的一些东西参照贵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状态，确实有很多比较吻合的地方。但是，别忘了，这是美国人写的，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舆论和话语比较自由的国家，确实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去谈论一些话题，哪怕出了圈犯了错，也无所谓。大概是波斯纳实在无法容忍一些人半瓶墨水在聒噪，噪音太大，才愤然写出这么一本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书，他作为一个法官，当然知道公民的言论自由度，只是他实在不希望公共知识分子把起点弄得太低，说话太不专业。我猜想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您可以说，但别逮什么都说。

反观贵国，这类公共知识分子发展蒸蒸日上，不管是资深大学背景的教授、某个领域的专家，还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精英、资深记者、著名博客，都开始胡说八道，并且充分认识到他完全可以通过把自己变成明星而大获其利，至于自己的观点是否严谨、说出的话是否负责，那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在贵国这么一个毫无底线的国度，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能变得更无耻更危险。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但是。我认为贵国的真正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少之又少，因为贵国不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国度，基本上是畅所欲言又止的国度。比如这篇文章，已经让我们看到，在贵国，做到一种理想主义状态的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勇气的。

知识分子总是身不由己地把自己搁进一个理想主义的状态上，这往往又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他们从理想走进现实——变成了波斯纳笔下的那一类公共知识分子。在贵国，这类人一定会生生不息。

写到这里，一定会有很多傻逼问（当然，一定有80%以上的人不会看到这里就会跑过去留言问）：“你说了半天，你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你也是波斯纳笔下的那种嘴脸。”请您回到正数第17自然段，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