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

夜郎王,帝国,陈立,金城,成都
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伟大的帝国在铁与血中崛起！
西汉陈立平定西南之战
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柯(郡治故且兰城，今贵州贵定附近)太守陈立，平定西南夜郎王兴、句町王禹、漏卧侯俞的作战。
是年，牂柯郡夜郎王兴、句町五禹、漏卧侯俞固有旧怨，举兵相攻。汉先遣太中大夫、蜀郡(郡冶成都，今届四川)人张匡持符节前往和解。兴等拒不从命。汉再造金城司马陈立出任牂柯太守。陈立至郡，下令夜郎王兴率先罢兵。兴不从，陈立即率随从官吏数十入出巡郡县，抵达夜郎王管辖的且同亭，召兴面见，责其罪而杀之。兴所带部众数千人皆降。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闻之恐慌，献上粟米、牛羊慰劳官吏将士，以示从命。兴之岳父翁指及兴子邪务，待陈立等返回郡城后，收集残部，胁迫22邑夷民起兵复仇。是年冬，陈立征募各部落夷人亢军，亲率一路；另遣都尉、长史分别各率一部，进攻翁指军。翁指依托险要，构筑营垒据守。陈立先出奇兵，切断翁指军粮道，再施反间计，引诱翁指部众归降。都尉万年思虑大军相持不决，粮草无法供给，自行率先进攻翁指军。被翁军击退，逃奔陈立大营。陈立欲斩之，万年回军再战。陈立率部增援。是时，天逢大旱。陈立再遣奇兵攻占水源，切断翁指军水道。翁指部众粮道、水道皆被切断，正面汉军攻势愈强，被迫斩杀翁指出降。西南遂平。
相关材料：平西南夷
秦汉时对居住在蜀郡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总称，主要有夜郎、滇、邛都、、昆明、徙、笮都、冉、白马等。这些民族与汉民族早有往来。战国时楚将庄平定滇池称王，秦代也曾在那里修筑道路，设置官吏。汉武帝于建元六年(前135年)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以其地设犍为郡，后又遣司马相如招抚邛、笮、冉等地。及元朔三年(前125年)张骞自西域回，武帝得知从西南夷地区经身毒(即印度)可通至大夏、乌孙，想联合西域乌孙等国夹击匈奴，于是重视经营这一地区，但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却被昆明夷人所阻。
元鼎六年，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与部分南越降军击西南夷，杀且兰王。夜郎王惧，入朝，封之为王，以其地置柯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汉军乘胜前进，诛邛君、笮侯，于是冉等皆望风内附。武帝于是以邛都为越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冉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武帝又遣使者赴滇国晓谕，使者行至滇国东北方，被劳深靡诸夷所袭，遂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发蜀兵前往讨伐。滇王恐，请降。武帝即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并赐滇王王印，使治其部族。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争战，汉遣使调解无效。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柯太守陈立杀兴，夜郎国灭。
汉平东越之战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至元封元年(前110年)冬，西汉与南越、闽越的战争中，汉军击灭东越的一次进攻战。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谋叛，武帝遣大军进击。东越王余善上书，请求率军8000，随楼船将军杨仆征讨吕嘉。余善率部进抵揭阳(今广东揭阳西北)后，阴持两端，借口海上风狂浪大，停止前进，暗中却派人与南越联络。直至汉军攻克番禺(南越国都，今广州市)，东越军仍未到达。杨仆上书，奏请乘胜征讨东越。汉武帝以士卒劳累，未准，令各路将领屯兵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梅岭(即大庾岭，五岭之一，位于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一线待命。余善闻杨仆奏请征讨东越，又见汉军屯兵边境，遂自立为南越武帝，派兵据守通汉要道，并赐将军驺力为“吞汉将军”，命其率军攻入白沙(今江西鄱阳湖西南)、武林(今江西余干北)、梅岭地区，杀汉三校尉。此时，汉使者农司张成、原山州侯刘齿虽正奉命屯驻当地，但未敢出击，率部退往安全地带，被武帝以畏敌罪处死。元鼎六年秋，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浙江余姚东南)，渡海从东面进击；楼船将军杨仆、中尉王温舒、原南越降将戈船将军严、下濑将军甲分别从武林、梅岭、若邪(今浙江绍兴市东南)、白沙等汉与东越的通道出发，进攻东越。元封元年冬，杨仆军击杀镇守武林的东越守将徇北将军，其它各路亦进抵东越国境。是时，东越军纷纷倒戈，原越衍侯吴阳，策动其邑700人进攻汉阳(今福建浦城北)东越军。原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杀余善降汉。汉武帝鉴于闽越地势险恶，其人又反复无常，诏命军吏将当地民众迁至今长江、淮河一带，东越遂亡。
汉平南越之战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至元鼎六年冬，西汉与南越、闽越的战争中，汉军平定南越国(都番禺，今广州市)的进攻战。
元鼎五年，历任三世南越丞相的吕嘉，反对南越王及太后亲附汉朝，及闻武帝遣韩千秋率军2000至越．遂反，与其弟(南越国大将)杀南越王赵兴、王太后？氏(汉人)及汉朝使臣。联络苍梧(治广信，今广西梧州市)秦王赵光及各郡县官吏，另立术阳侯赵建德为王。击灭韩千秋等。是年秋，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部出桂阳(今广东连县)沿汇水(今广东连江、北江)迸发；楼船将军杨仆自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沿湖汉水、豫章水(今江西赣江)、浈水(今广东翁江)南下；任命南越降将归义侯严为戈船将军，率部从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沿离水(今广西漓江上游)进发；南越降将甲为‘厂濑将军，率部进攻苍梧。各路军卒由东越人及江、淮以南地区水军组成，兵众10万。另遣南越降将驰义侯遗率巴、蜀地区的罪入及征调的夜郎等国军队沿?柯江(今贵州盘江)南下五路大军会师南越国都番禺。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数万进抵南越国，首先攻破寻？(今广东清远东)、石门(今广州市西北)，重创南越军。随后，与伏波将军路博德会合，两军齐进，直赴番禺。南越王赵建德、丞相吕嘉等据城垣坚守。杨仆屯兵城东南，路博德屯兵城西北。黄昏时，杨仆军攻破南越防线，放火烧城；路博德则设下营垒，派人招降南越官兵。杨仆力攻烧敌，将南越军驱赶到路博德营中。黎明时，城内南越军皆降路博得。赵建德、吕嘉乘夜逃至海上。路博德遣兵追击，将二人生擒。苍梧王赵光闻汉军至，随即出降。桂林监居翁亦降，并谕告骆越，降者40余万人。驰义侯所率的人马尚未赶列，南越已平。汉军班师回朝，武帝大行封赏。汉在南越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9郡，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的南越地区，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
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
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击灭郅支单于于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的作战。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引起内部分裂。由五单于争立的混战发展至呼韩邪单干和郅支单于的相互攻伐。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附汉，是为南匈奴。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康居王因数为乌孙(西域国名，都赤谷，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所困，欲联合北匈奴击乌孙。郅支单于遂引北匈奴到康居东部筑城而居，路上死亡甚众，仅余3000余人。此后，郅支单于数击乌孙，又勒索大宛(西域城国，都贵山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卡散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
建昭三年，陈汤深虑郅支单于势力危及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乃矫诏发西域城郭诸国兵及汉屯田吏卒4万余人，分六校(即六队)击郅支单于。三校从南道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仓山总称)，经大宛至康居；另三校由陈汤和甘延寿率领经北道入赤谷，过乌孙，进入康居界，至阗池(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西。时康居副王抱阗率数干骑袭掠乌孙赤谷东，杀千余人，抢牲畜甚多。陈汤令西域诸国兵击之，杀460余人，解救被俘民众470余人，并获牛、马、羊作为军食。入康居界后，令士卒不得抢掠。
至郅支城(郅支单于在康居所筑城池)60里止营。捕得康居贵人，了解城内情况。次日距城30余里止营。第三日，距城3里布阵。郅支单于以数百人披甲守城，向汉军呐喊。百余骑兵在城下往来，步兵百余夹城门列阵。汉军以弓、弩射郅支城下骑、步兵，其骑、步兵皆入城内。又以持盾者在前，持长兵器和弓、弩者在后，向城下进攻，仰射城上守军。并烧毁土城外木城。当夜，匈奴骑兵数百欲出城反击，被汉军射杀。郅支单于亦被汉军射伤，诸阏氏(单于妻之称号)多被射死。半夜，汉军攻入土城。时康居兵万余骑环城十余处援救郅支单于，不利。天明，康居兵退却。汉军攻入城中，四面纵火。单于受重伤而死。是役斩郅支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共1518级，俘145人，降千余人。
封狼居胥
霍去病（前140—前117），系卫青姊卫少儿之子。他的生父霍仲孺，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当过平阳县小吏，因事常到平阳侯家，与其家侍婢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不久，霍仲孺还家娶妻，生子霍光，遂与少儿断绝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立为皇后，少儿更嫁为詹事陈掌妻，少儿姊君孺也更嫁太仆公孙贺。数年之间，卫氏家族由贫贱平步青云，富贵无比。去病亦以皇后姊子早贵，年十八，为侍中，出入宫禁，侍从武帝，深受信任。
武帝以霍去病善于骑射，令其随卫青出征。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今内蒙河套东部一带）击匈奴，接受武帝诏令，任二十岁的去病为票（骠）姚校尉，以所部壮士为其部属。去病勇敢善战，率领所部轻骑兵八百人，驰驱数百里，奔袭敌营，予敌以重创，“斩捕首虏过当”，即斩获超过损失之数。论功行赏，武帝以去病为首功，封去病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品秩与大将军相等。去病率领精骑万人，从陇西郡（今甘肃西部）出击，历经匈奴五王属地，转战六月，过焉支山千余里，俘获匈奴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捕斩“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下诏增封去病爵邑二千户。这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北部、宁夏南都一带）出击，去病率领所部深入敌境二千余里，越过居延，过小月氏，直抵祁连山（在今酒泉、玉门以南的甘青边境），大败匈奴军，捕获单桓王、酋涂王，匈奴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匈奴军被歼灭十分之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西战役。战后论功行赏，武帝增封去病爵邑五千户，并封其有功的部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
这年秋天，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武帝命令骠骑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骠骑将军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骠骑乃弛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在这次迎接匈奴浑邪王归降中，霍去病又立大功。武帝下诏表彰去病功绩，又增封其爵邑一千七百户。由此，“去病日以尊贵，比大将军矣”。不久，汉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天，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各率五万骑兵出塞，“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原先决定去病从定襄出击，与匈奴单于相当；后由俘虏口供获悉单于往东的消息，乃变更计划，令去病率领所部东出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在北平郡（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卫青率领所部从定襄北上后，方侦知匈奴俘虏所供情报不确，单于仍留在定襄以北地区，并未东去，于是，卫青立即度过大漠直追单于大军，与之展开激战。由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北度大漠，奔袭二千余里，与匈奴左方（即东方）兵接战，大获全胜，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约歼灭匈奴左方兵十之二三。此战，史称漠北战役。汉武帝以为这次战役中霍去病所部斩获甚多，厚加赏赐，增封去病爵邑五千八百户，并下诏予以表彰。又封其部将路博德为邳离侯，卫山为义阳侯，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后二人为匈奴降将），李敢为关内侯。卫青因斩获不多，未蒙赏赐，其部将亦未有封侯者。又增设大司马一人，由霍去病充任，令其品秩俸禄与大将军相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
壮年逝世，战功卓著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病逝，年方三十三岁。武帝非常哀悼，下葬之日，令由匈奴归降将士组成的属国军穿着黑甲送葬，自长安至茂陵（在长安以西，今陕西兴平县东），络绎不绝。为他建造了一座巍峨的坟墓，以纪念他在抗击匈奴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谥号景桓侯。
东汉窦宪破北匈奴之战
中国东汉永元初年，窦宪统军击败北匈奴的战争。
东汉建武后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相互攻战不已。南匈奴单于率部附汉。章和元年（公元87），兴起于漠北东部的鲜卑打败北匈奴，杀其单于，加之草原蝗灾，漠北大乱。次年南单于上书汉朝，请求乘机出兵共击北匈奴。执政的窦太后不顾朝臣谏阻，以其兄车骑将军窦宪为主将，征西将军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营、雍营、缘边12郡骑士及羌胡兵击北匈奴。
永元元年（公元89）六月，窦宪、耿秉以汉军锐骑 8000、南匈奴3万余骑、羌胡8000余骑，并辎重车1.3万余辆，组成一支适应漠北作战的骑兵部队，分三路出师，会于涿邪山（今蒙古戈壁阿尔泰山）。后获悉北单于庭驻稽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古尔连察□岭一带），遣将率精骑万余，分三路驰袭，围歼北匈奴军主力于稽落山，单于北遁。窦宪督军穷追,分兵四出,过安侯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歼名王以下 1.3万人，北匈奴降者20余万众，余部西徙。次年五月，窦宪又遣军袭取伊吾城（今新疆哈密西），切断北匈奴与西域的联系。七月，窦宪率汉军进屯凉州。九月，北匈奴遣使上书称臣。窦宪派班固率军出塞迎北单于，暗遣汉将率南匈奴8000锐骑出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抵涿邪山，分兵两路，左路绕西海迂回至河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湖西南）西，右路沿匈奴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拜达里格河）北上，渡甘微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河），出河云东，乘夜合围单于庭，歼万余人，单于负伤偕数十骑西奔。三年二月，北单于复设庭帐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窦宪遣汉将耿夔率 800锐骑，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5000余里，再破北单于军，歼5000余，北单于逃走。北匈奴一部开始向欧洲迁徙，余部溃散。
此战，汉军针对北匈奴飘忽不定、行动快速的特点，以远程奔袭、先围后歼、穷追不舍的作战方略取胜，使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得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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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大汉出塞曲
北京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所带来的气流扰动，可能导致几天后纽约的一场暴风雨，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这个著名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在一个混沌系统中，任何因子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在遥远时空的另一端带来不可预知的宏观效应。
当然，除了少数专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一只蝴蝶扇一下翅膀，就会带来千万里外的狂风暴雨。但世界历史同样是这样一个不可预测的混沌系统。我们却能在其中发现和验证同样的“蝴蝶效应”。譬如，亚德里亚堡会战这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暴风雨之一，就是三百年前一只远东的“蝴蝶”扑闪翅膀的结果：一个东方贵族的死导致了一个西方皇帝的死，两个东方民族间的战争导致两个西方民族的兵戎相见，中华帝国的崛起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这就是亚德里亚堡之战的故事。
公元88年，东汉章和二年，洛阳。宗室子弟、都乡侯刘畅在洛阳的一个卫所被刺身亡。这一年汉章帝刚刚驾崩，年方十岁的太子刘肇继位，是为和帝，由母亲窦太后垂帘听政，汉朝的中枢政权逐渐被窦太后的几个兄弟，侍中窦宪，虎贲中郎将窦笃等人所控制。惨死的刘畅虽然只是皇室疏宗，但最近因为章帝驾崩来京吊唁国忧，连连被窦太后召见，俨然已是太后的新宠。他的死无疑具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窦太后大怒之下，严令彻查此事，中间却遇到了很不正常的阻力。在一批正直官吏的不懈追查下，最后真相大白：买凶杀人的，竟然是太后的哥哥窦宪，动机是惧怕刘畅得到太后的宠信，会和自己分享权力。
窦太后显然也没有想到这个结果，一时犯了难。从法律上来说，窦宪谋杀皇族，早已犯了死罪，铁板钉钉；但窦太后毕竟手足情深，再加上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当然不能处死兄长，只有先将他关在宫中再想办法，名为囚禁，实为保护。朝野间巨大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给了窦宪一根救命稻草：南匈奴使者前来朝见，请求朝廷出兵讨伐北匈奴。
匈奴曾经是汉朝最可怕的劲敌，但在几百年的反复打击下，东汉初年已经衰落并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向汉朝称臣，关系良好，北匈奴僻处漠北，对汉朝的威胁也不大。近年来，北匈奴饥荒惨重，人民流亡，所以南匈奴请朝廷出兵征讨。窦宪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上书请求带兵征讨北匈奴以将功赎罪。
显然，胜利是十拿九稳的，否则窦宪也不会将此作为救命稻草。但对朝廷来说，目前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打赢，而是有没有必要去打。大多数官员都反对出兵，指出消灭北匈奴，漠北的土地人民不能为朝廷所有，势必被南匈奴或其他胡族占领，等于是朝廷帮助匈奴统一或其他蛮族坐大，效果适得其反。还不如保持匈奴目前的分裂，对本朝更加有利。如果在平时，窦太后当然会慎重考虑这些意见，结果多半不会出兵。但现在，一场预期中的军事胜利可以挽救兄长的性命，也能帮助整个家族渡过丑闻的危机，这比虚无缥缈的长远利益要现实得多。窦太后于是利用摄政太后的权力力排众议，下诏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率领北边十二郡的骑兵以及羌、胡军，出塞讨伐北匈奴。
第二年，汉永元元年，窦宪和南匈奴军会师。经过在蒙古高原上的艰苦跋涉，汉军在稽落山（今蒙古国西南）与北匈奴的主力相遇，并如预料之中取得了大胜，斩首一万三千多人，俘获牲畜达一百万头以上，北匈奴八十一个部落二十多万人投降。此后几年，窦宪继续清剿北匈奴残部。永元三年，汉军在金微山（阿尔泰山）下击溃北匈奴最后的抵抗力量，连单于的母亲也被俘虏，北单于率数万部众远遁西域，从此不知所踪。汉朝三百年来对匈奴的战争达到了胜利顶点。窦宪恢复了权力和声望，得意洋洋地回到洛阳，重新掌握了朝廷大权。
窦宪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因此在极北的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上勒铭纪念，但他无法想象自己创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上，他引起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北匈奴的远走在北方草原上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不久东胡的鲜卑族便乘虚而入，成为草原的新主人，在鲜卑的压力下，南匈奴等胡族纷纷内迁汉朝境内，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远源。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将西方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窦宪恰似传说中的那只蝴蝶，翅膀的一下扇动，无意中促成了遥远国度的狂风暴雨——这场暴风雨倾泻在近三百年后的欧洲。
罗马、匈奴与哥特
当窦宪大将军在漠北草原上耀武扬威时，半个地球之外，罗马的铁腕皇帝图密善（Domitian， 81-96在位）也正将一支蛮族达西安人（Dacian）赶到多瑙河以北（88），并镇压了日耳曼的叛乱（89），将在不列颠岛的领土拓展到苏格兰边境。此时，分踞亚欧大陆东西的中国与罗马两大帝国都处于极盛时期。近一百年后，在汉灵帝（168-189在位）和康茂德皇帝（Commodus，180-192在位）的统治下，两大帝国又同时陷入了中衰和内战。又过了一百年，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280）后不久，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在位）也成功地实现了罗马的“中兴”，重新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好景不长，晋武帝大封同姓王，在他身后引起了惨痛的“八王之乱”。而戴克里先走得还要远：由于罗马帝国的领土、民族、文化庞大过于复杂，罗马又始终缺乏一个堪与中国相比的发达文官政府，他创立了一项在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可思议的制度：四帝制（tetrarchy）：帝国被分为四个部分，由两个皇帝（被称为“奥古斯都”）和两个副皇帝（被称为“凯撒”）的分别统治，这便成为日后罗马帝国一系列分裂和内战的缘起。
不过，和晋武帝死后很快在胡族入侵中濒临崩溃的中国不同，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在位）的崛起延缓了罗马的分裂，并再造了帝国的强盛。经过十几年的内战，君士坦丁重新统一了整个罗马帝国，并迁都他一手缔造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立基督教为国教，更得到了基督徒的衷心爱戴。但君士坦丁的“盛世”不过维持了十多年。337年，君士坦丁驾崩，几个儿子争位，帝国又陷入新一轮分裂与混战。下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是“叛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在位），他再次统一了帝国并且击败了西部的日耳曼人，重新将帝国的疆界拓展到莱茵河上。但尤利安背弃基督教而信奉古代的异教，所以很快遭到了“上帝的惩罚”：363年，尤利安在两河流域和波斯的萨珊王朝大战，最后在亚洲兵败身死。
尤利安一死，君士坦丁一系的皇室便告终结。好在罗马皇帝名义上是选举产生，任何人夺得帝位都不影响罗马的延续。尤利安帐下的一个军官约维安（Jovian）在军中被拥立为帝，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随即，另一位将领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 I）被拥戴为皇帝。瓦伦提尼安坐镇罗马，而将兄弟瓦伦斯（Valens）提拔为“共治者（Coregent）”，即东部皇帝。兄弟二人齐心协力，开始了新一轮复兴帝国的努力。约维安在位时为了息事宁人，和波斯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东部好几个省份都割让给波斯，让波斯得以进一步向西扩张。为了对付波斯这个罗马一直以来的宿敌，从371年开始，雄心勃勃的瓦伦斯便在小亚细亚同波斯人展开了一系列征战，浑没有觉察到另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从东北方迅速逼近——匈奴人。
对西方世界来说，匈奴人的到来毫无预兆。据推测，北匈奴离开蒙古草原之后，逐渐分成了两个部落。其中一部居住在里海东部，被称为白匈奴人，后来一度侵入印度；另一部几经迁徙，于260年左右在黑海东北的钦察草原上定居下来。已经在西方世界的门槛上了，匈奴人却认为西方是一片荒漠，不愿渡过顿河西迁，直到过了将近一百年，一场严峻的饥荒才迫使一些匈奴人沿着黑海北岸西进，去寻找的新的生计，结果无意中发现了无边无际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公元350年以后，匈奴人举族西迁。
西方居民眼中的匈奴人纯粹是一幅魔鬼形象：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像野兽般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他们终生游牧迁徙，没有故乡，没有历史，没有记忆。但他们的马术娴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他们的射箭技术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他们的箭，箭头上装有像铁一样硬、能杀死人的骨头”。正如九百年后的蒙古人一样，没有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堪与之匹敌。他们首先征服了黑海边上的游牧民阿兰人（Alans），将他们变为自己的盟国，大约在372年前后，他们侵入了哥特人（Goths）的领土。于是，我们故事的另一位主角出场了。
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来自斯坎的纳维亚半岛，当年也曾是祸害罗马帝国的魔星。一个世纪以前，在第一次哥特战争（250-270）中，哥特人迅速从俄罗斯平原南下，一直打到小亚细亚和希腊，罗马帝国花了二十年时间才肃清了他们。不过从那之后，哥特人就学会了同罗马人和平相处，他们分为东西两部居住在帝国的东北边境之外：东哥特人居住在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东岸，而西哥特人居住在德涅斯特河与多瑙河之间。哥特人同罗马人比邻而居一百年之后，已经成了半个文明民族，他们创造了文字，建立了城市，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了基督教。哥特士兵在罗马军队中服役，而哥特贵族将子女送到帝国的大城市就学，如果不出意外，再过百十年哥特人或许就会被希腊罗马文明完全同化，从而和平地融入帝国。但匈奴人这个意外因素的加入改变了这一切。
哥特人南渡多瑙河
同样是蛮族出身，当年不可一世的哥特人尝到了小巫见大巫的滋味。东哥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匈奴所征服。东哥特王鄂尔曼里克（Ermanric）在战败后自杀，王储维提摩尔（Withimer）在乱中继位，旋即战死。匈奴人胜利西进，大批东哥特人或死或降，一部分人在酋长阿拉提（Alatheus）和萨伏拉克斯（Saphrax）的率领下逃到同胞西哥特人的土地上。恐慌同样笼罩了西哥特人，让他们不战自溃，夹杂在气势汹汹的野蛮人和强大的罗马帝国之间，所有能跑的西哥特人??Athanaric）和非列迪根（Fridigern）等人的带领下，几十万哥特人涌到多瑙河边，向罗马守将呼告求救，请帝国准许他们渡河，逃避即将到来的浩劫。他们将永远效忠帝国作为报答。
这样大的决策当然要由皇帝本人定夺。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已经在去年逝世，儿子格拉提安（Gratian）继位，才只有十五岁；帝国东部由瓦伦斯一人统治，而瓦伦斯这时正在叙利亚和波斯争霸。一直以来，瓦伦斯都苦于罗马的兵力不够，打起仗来捉襟见肘。因此，当他听到哥特人请求入境避难的消息时，不禁惊喜交加：哥特难民有数十万人，其中有战斗力的少说也有十万八万，如果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加上罗马的纪律和装备，不难建立一支大军。有了这支军队作为基础，不要说击败波斯，就是重振罗马的霸业也指日可待。当然，瓦伦斯也考虑到，让大量的蛮族涌进国内有一定的危险，他于是下了一道还算谨慎的命令：可以允许哥特人内附，但哥特人必须交出所有未成年男孩作为人质，并且在渡河前缴纳所有武器。走投无路的哥特人一口答应，多瑙河上的大门终于对他们打开了。
但要保证哥特人交出所有武器谈何容易，必须要有完整严密的审查监控体制才可能办到。而派去接收的两名罗马将领，卢皮西努斯（Lupicinus）和马克西姆斯（Maximus）和手下的官兵早已腐化不堪，光顾着索取奴隶、贿赂，玩弄哥特女人，对收缴兵器的事睁一眼闭一眼。很多哥特人把刀箭斧头随便往铺盖里一裹，就轻松渡河。几十万人的大迁移一旦开始，乱哄哄的局面就很难控制。这时，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所率的东哥特人也来到多瑙河边，他们并没有归顺罗马，本来没有过河的道理，但形势既然一片混乱，又有哥特兄弟伸出援手，东哥特人也趁机扎木筏南渡，罗马人根本管不过来。东哥特人不服从罗马的管束，却归顺到菲列迪根的麾下，令菲列迪根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
匈奴的威胁既然暂时消失，温饱就成为哥特人关心的首要问题。按照帝国政府的想法，让这些化外之民过河避难已经是皇恩浩荡，帝国当然没有义务养活他们，勉强供应了些粮食，也是杯水车薪。许多哥特人不是倒毙路上，就是被迫卖儿卖女，卖身为奴，再加上罗马边将的剥削虐待，更令生性自由的哥特人不堪忍受，“忘恩负义”也在所难免。哥特人对罗马的不满日益增长，小股骚乱越来越多，眼看即将形成燎原之势。
卢皮西努斯和马克西姆斯也没有想到弄成这么个局面，为了消弭日益迫近的危险，他们想出了一个“鸿门宴”的把戏：先埋伏下刀斧手，然后请菲列迪根等哥特首领来赴宴，以便一网打尽。结果弄巧成拙，虽然杀了个把酋长，但菲列迪根本人逃脱了，反而促成了叛乱的最终爆发：菲列迪根回头率领部众来攻，罗马军队仓促应战，一触即溃。哥特人随即在色雷斯地区到处烧杀抢掠，占山为王，重新恢复了蛮族本色。
376年底，哥特叛乱的噩耗传到瓦伦斯的行在，他立即和波斯匆匆停战，派大将普罗夫图卢斯（Plofuturus）和图拉真（Trajan）回师平乱。就这样，奇特的历史因果链经过一番从东向西的传递，导致了第二次哥特战争的意外爆发。
瓦伦斯御驾亲征
哥特人重返蛮族的劫掠生涯，对周围各族国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罗马帝国不再是哥特人的保护者和恩主，而成为他们的敌人和丰腴的掠夺对象；匈奴人虽然不久前还是哥特人的冤家对头，现在却完全可以成为一同入寇罗马的好拍档。罗马这块蛋糕那么大，足够大家吃的。菲列迪根在色雷斯站稳脚跟后，便呼朋唤友，招揽一批批东西哥特人、阿兰人、匈奴人南下，俨然结成了一个反罗马的蛮族大联盟。罗马的蛮族雇佣军、色雷斯的矿工以及逃亡的奴隶也纷纷归附，着实热闹得紧。在西部，或许被哥特人所说动，或许是自己想趁火打劫，莱茵河上的日耳曼人也开始入侵高卢。西部皇帝格拉提安不得不率军北上迎击。一时天下大乱，罗马帝国再度变得岌岌可危。
负责平叛的罗马军队本来已经将哥特人重新赶回多瑙河畔，但听说匈奴人已经和哥特人结盟，即将南下的消息，吓得军心动摇，急忙撤退。不久，匈奴人等蛮族援军真的来了，令哥特人如虎添翼，从此叛乱一发不可收拾。罗马人习惯了大军团正面决战的作战方式，而游牧民出身的蛮族军队却依靠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忽进忽退，时来时去，反复奔袭而不正面接战，让罗马人手足无措，不胜其扰。罗马军退守几个大城市，而乡野地区完全被蛮族联军占据。幸好这群蛮族还没有学会攻城，要攻下一座防御坚固的城池难于登天。一来二去，两军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但到了378年春，局势又开始有利于帝国。瓦伦斯回到君士坦丁堡，指派一位优秀将领塞巴斯蒂安（Sebastian）主持对哥特人的战争。塞巴斯蒂安很快便摒弃了传统的军团战法，而挑选出少量精兵，组成一支机动性很强的精锐部队，对哥特人予以重点打击。在一次深夜奇袭中，哥特人的一部大军被区区两千人的罗马军全歼。非列迪根闻风丧胆，为 避免被各个击破，不得不把手头所有的军队都集中起来，在亚德里亚堡附近的平原扎营，严防罗马人偷袭。塞巴斯蒂安趁机坚壁清野，逐步包围。按塞巴斯蒂安的想法，目前只需要保持对哥特人的围困，敌人无路可逃，只有坐以待毙。
双喜临门，同一时期西部皇帝格拉提安在莱茵河上大败日耳曼人，歼敌四万人以上。他派人来向叔叔告捷，并率高卢军团沿莱茵河东进，准备赴援。这样一来，讨平哥特人更是指日可待。但这个好消息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瓦伦斯对侄子的军功妒嫉不已，决定立即御驾亲征，赶在援军到来前剿灭哥特叛军。表面看来，这只是瓦伦斯的个人名利感作祟，但深层的原因却在于罗马后期的政权完全操纵在军人手上，皇帝本人也必须要有突出的军功才能保持统治稳定。瓦伦斯即位以来战绩平平，这次的哥特人叛乱久未讨灭，已经引起了罗马公民的很大不满。现在，塞巴斯蒂安立了大功，侄子格拉提安也威震西陲，更令瓦伦斯本人相形见绌。所以瓦伦斯才急于亲自战胜哥特叛军，如果哥特人熬不住先行投降，或者最后被格拉提安的军队所消灭，都会让瓦伦斯失去这次难能可贵的表现机会。再说，瓦伦斯相信了错误的情报，认为哥特军队总共不过一万来人，因而过于轻视哥特人的实力，更急于夺得唾手可得的战果。
8月初，瓦伦斯率一支六万人的大军向亚德里亚堡挺进。塞巴斯蒂安得知此事后，忙派人来谏阻皇帝不要冒险亲进。但在瓦伦斯看来，这反而坐实了塞巴斯蒂安想独吞战功的不轨居心。部分将领被剥夺了军权，也对塞巴斯蒂安怀恨在心，向皇帝大进谗言。所以瓦伦斯对塞巴斯蒂安的谏言毫不理会，决心立即对哥特人发动攻势。塞巴斯蒂安只有舍命扈从。
其实，非列迪根等哥特酋长一半也是被逼上梁山，本来并没有入主罗马的野心。想不到事情越闹越大，看到皇帝亲率“天兵”大举进剿，未免有些不知所措。据估计，被困在亚德里亚堡附近的哥特人有十万人左右，但大多是老弱妇孺，有战斗力的人员至多有两三万，虽远比瓦伦斯的猜测为多，但兵力上仍然处于很大的劣势。非列迪根于是派人来议和，表示愿意接受招抚，条件是得到色雷斯作为哥特人的属地。瓦伦斯自觉胜券在握，对这个僭妄的要求自然嗤之以鼻，同时更增加了剿灭哥特人的决心。于是在8月9日凌晨，瓦伦斯将辎重留在亚德里亚堡城内，亲率大军出了城门，向着城北约二十公里外的哥特大营前进。
亚德里亚堡会战
夏日的骄阳直射在古老的色雷斯平原上，亚德里亚城北，一支大军正在行进中。右翼骑兵在前方探路，左翼骑兵在后方掩护，而瓦伦斯亲率约四万人的罗马步兵位于中央。虽然由皇帝亲自统带，这支军队的士气却并不高昂。原因很微妙，许多罗马公民早就失去了当年的勇锐与训练，而往往把战斗交给蛮族的雇佣军，这次亲自上阵，不免心中惴惴；军中到处都是基督徒，而皇帝本人却是异端的阿里乌斯派，不承认耶稣是神子。人们难免心中嘀咕，这个离经叛道的皇帝怎么可能得到上帝的保佑？上帝会不会像惩罚尤利安一样，也让瓦伦斯一败涂地？但直接的原因还是来自酷暑：罗马军已经在烈日下急行军了七八个钟点，不要说休息吃饭，连水都没喝上几口，一般将士早已饥渴难耐，筋疲力尽，走路也只能蹒跚而行。
到了中午时分，耗尽体力的罗马将士终于看到哥特人的营地：在一个小山坡上，千百辆大篷车围成一个完美的圆圈，这就是哥特人传统的“车城”（wagon laager）。罗马人隐约可以看到，在车城里，弓弩手和步兵已经排得整整齐齐，严阵以待，但骑兵却不知去向。如果瓦伦斯本来打算奇袭哥特人的营地，不免要大失所望了：哥特人明显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或许哥特骑兵就躲在某个角落里，随时可能冲上来发动进攻。瓦伦斯忙命罗马军开始布阵：右翼骑兵负责防守右前方，左翼骑兵急匆匆地从后方赶上前来，在左前方部署；中央的步兵则由纵队转为横队，组成战斗的军团阵容，这种阵势已经在地中海世界横行了五百年以上，但今天，它将迎来自己的末日。
哥特人在荫凉的“车城”中好整以暇，看着对面的罗马人在烈日下忙着调配军队。酷暑加上疲乏，令他们布阵的速度比正常情况下缓慢的多。这本来可以给哥特人以突袭的可趁之机，但菲列迪根也有自己的麻烦：他的骑兵部队由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统带，并不是躲在哪里作伏兵，而确实是因为出去寻找粮食而失去了联络。虽然几小时前，当侦察部队发现罗马军队时，他就立即派人去把骑兵找回来，但现在还毫无消息。如果缺少骑兵，菲列迪根也没有多少胜算。于是菲列迪根又开始虚与委蛇，派人去罗马军中要求“议和”。
这一招倒是正中瓦伦斯下怀，他也需要时间去完成军队的部署。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两军就在眼前对峙，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有什么和可以议？但为了拖时间，却又各自表示愿意谈判。当然，谈判可以，但不能真的谈成了。瓦伦斯借口哥特使者级别太低，不配和自己对话，把他们打发了回去，但多少留下了可以商谈的余地。过了一会，瓦伦斯又派了几个使臣去菲列迪根营中，打算再拖上个把小时，到时候罗马军无论如何也完成了部署。但当御使们已经接近“车城”时，忽然看到火光燎然，浓烟熏天，不由大吃了一惊。这本来是菲列迪根在阵前放火，以防罗马军偷袭，但??烟火的掩蔽而发动突袭。几个惊慌失措的护卫人员立刻向前面的哥特人放箭，哥特人予以还击，双方各有死伤，使节抱头鼠窜。谈判化为泡影，而会战却意外地发生了。
恰好在此时，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得到消息率骑兵匆匆赶回，看到双方已经交战，毫不客气地从山坡上直冲下来，与罗马军右翼的骑兵开始交战。这一支骑兵据说是阿兰人，但一些学者推测，其实就是与菲列迪根结盟的匈奴人，至少也是受过匈奴人调教的阿兰人。他们的战斗力远高于罗马骑兵，登时将罗马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菲列迪根看到形势对己方有利，于是命车城中的步兵也立即冲锋，攻向罗马人的中军和左翼，会战在各个方面全面展开。
在罗马军的右翼，两支骑兵部队鏖战不休。罗马史家阿米安（Ammianus）这样描述道：“会战的两条阵线冲向彼此，像战船的冲角一样，你进我退，此起彼伏，就像海上的波涛。”罗马骑兵处于劣势，不断被压向左侧，但至少暂时还没有崩溃。而在另一面，局势又大不相同。罗马左翼骑兵从后方调上来后，最初表现得很勇猛，以猛烈的攻击将哥特步兵压回了车城，并想趁机攻入车城中。哥特人在战车后面以猛烈的箭雨和标枪遏阻了罗马骑兵的攻势。但这支骑兵并没有退回自己的阵线，而是绕向车城侧后方，想找到一个哥特人防守的薄弱环节。这一战术行动造成了一个致命的后果：左翼骑兵部队和主体的步兵军团之间出现了空隙，因而被哥特人见缝插针，分割开来。哥特人像潮水一样从车城中涌出，堵到罗马左翼骑兵和中军步兵之间。左翼骑兵本来人数较少，和中央的军团被分开后，就陷入哥特人的重重包围中，很快被歼灭。随后，哥特人开始从左面猛攻罗马军团失去保护的侧面，甚至绕到后方直插罗马军的背部。后面的罗马人布阵尚未完毕，面对哥特人的进攻毫无还手之力，罗马军阵形大乱，再也无法恢复。混乱与哀嚎席卷了战场，颓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或许正在此时，瓦伦斯被哥特人围攻而遭遇到了凶险，他的位置应该在中军的中后部，本来相对安全。不料哥特人居然从后方插入，皇帝的处境立刻岌岌可危。据说他驰入一个相对稳固的军团，暂时逃得了性命。但仍然被数量优势的敌军所围攻。骑兵将领图拉真和维克多（Victor），远远看到皇帝的危险，立刻率军上前护驾。这支精锐骑兵的加入暂时赶走了哥特人，但是地上只有污血和许多支离破碎的尸骸，皇帝本人却不见踪影。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许多将士的心头，莫非皇帝陛下已经变成了一堆碎尸？
这一点注定将成为悬案。现在的问题是部分精锐骑兵的调离令罗马军本来岌岌可危的右翼陷入了最后崩溃。在阿兰或匈奴骑兵的打击下，他们连连向左方退却，与向右方逃窜的罗马步兵冲撞到了一起，造成的混乱可想而知。最后的心理防线崩溃了，转瞬间，几乎所有能逃的骑兵都丢盔弃甲，策马狂奔而去。哥特骑兵和步兵从各个方向包围了剩下的约四万罗马步兵。
如果说骑兵还可能脱逃，剩下的步兵只有束手待毙的份。阿米安以动人的笔调记下了这场会战的最后一幕：
不同的连队如此拥挤在一起，以至于一个士兵要么连剑都拔不出来，要么联手都缩不回去。此时，万军践踏形成的烟尘遮天蔽日，恐惧的呐喊四处回响。因此敌军在各个方向的冲击都带来了死亡，达到了目标，以致死的效果重重落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事先看到对方的进攻而做好防备。
就这样，战斗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大屠杀，似乎是近六百年前坎尼之战的噩梦重演。六百年的光荣与梦想化为尘土，千千万万的罗马人不分身份贵贱，落**神的手中，而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千秋霸业也将在此大轮回后走向终结。
瓦伦斯本人的下落颇有争议。有人说他在战斗中已经被乱刀分尸，有人说他负伤后，在几个侍从的力保下侥幸逃出战场，躲在一间农舍里苟延残喘。谁料农舍转眼间被追击的哥特兵烧掉，瓦伦斯葬身火海。一个侍从跳窗逃生，将这个噩耗传达开来。究竟哪种说法属实，其实也没多大区别，总之瓦伦斯肯定在这一天殒命沙场。瓦伦斯皇帝御宇一十五年，政策往往模棱两可，没有重点。后世对他的批评多是过于谨慎而优柔寡断，但最终却因为贪功冒进、不听谏言而殒命沙场，堪称历史上最苦涩的反讽之一。
在此役中丧生的还有图拉真、塞巴斯蒂安等许多将领，三十五个护民官，以及不计其数的中低级军官和宫廷臣僚。更不用说约四万人的罗马士兵。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几乎被摧毁一半，从此以后直到最后灭亡，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按照传统的说法，亚德里亚堡之战显示了骑兵对步兵的明显优势，让以步兵为主的罗马军团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重装骑兵为主的骑士时代。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简化，据《剑桥战争史》，中世纪欧洲仍然以步兵为主，骑兵的力量被过于夸大了。在此战中，除去一些偶然因素外，也应该看到罗马军团和中古骑士之间的兴替，不仅仅是不同兵种间的取代，也是拉丁与条顿两大民族盛衰的结果。令罗马军团最终消失的，根本上并非战术上的不利条件，而是罗马立国精神的沦丧。
尾声：大崩溃
菲列迪根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几万奄奄一息的野蛮人，居然能一战而全歼帝国军团的主力，并且击毙皇帝本人？哥特人几乎不知道拿这天上掉下来的胜利如何是好。不过显然，目前的首要良机是围攻亚德里亚堡以扩大战果。胜利的哥特人再度兵临亚德里亚堡，以为可以借一战之威而攻陷城池，结果仍然拿坚固的城墙无可奈何，再次被城中守军击退。哥特人又转而围攻君士坦丁堡，也是无功而返。亚德里亚堡胜利的兴奋逐渐冷却，一切似乎和以前没什么两样，罗马的城市仍然牢不可摧。格拉提安任命狄奥多西（Theodosius the great，379-395在位）为东部皇帝，主持战局。哥特人再度求和，罗马也无力再战。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色雷斯由皇帝赏给哥特人居住，而哥特人继续“效忠”罗马，为帝国提供雇佣军。在亚德里亚堡元气大伤的罗马军不得不大量吸收并仰仗先前的“敌军”作为主力。已故的瓦伦斯皇帝的宏伟计划竟以这样荒诞的方式得到了“实现”。
到目前为止，亚德里亚堡会战的全部后果不过如此。但这种平静不过是表面的，帝国依然强大的外表欺骗了所有人。到了395年，狄奥多西大帝一死，哥特人再度反叛，没有遭到任何有力的抵抗——罗马军里都是哥特人。于是一切全完了，帝国东部一夜沦陷，希腊半岛被彻底洗劫。五世纪初，西哥特人侵入意大利，于411年攻破罗马，“永恒之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掠和破坏。整个罗马帝国在二十年之内支离破碎，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直至西罗马帝国在半个多世纪后最终亡国。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犹如一道海堤的塌陷，令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罗马的落日缓缓沉入地中海，文明与教化随之消逝，于是持续六百年的黑暗时代降临了。
并且，迄今为止还只是在欧洲边缘的匈奴人亲自登堂入室，给衰落的西方世界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当然那是下一个世纪的另一个故事了（关于匈奴人在欧洲的征战，请看本文的续篇“魔星陨落欧罗巴——沙隆会战”）。
附录：
参考文献：
原始史料：
关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及窦宪的出兵：《后汉书·窦宪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关于哥特人的内迁及亚德里亚堡会战：Ammianus Marcellinus, trans.by John C. Rolfe, London: Loeb, 1939, vol. XXX-XXXI.
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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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西域之战
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至汉灵帝末年(175年)，东汉王朝与北匈奴争夺西域诸国控制权的战争。
两汉时，狭义的西域地区，东起玉门、阳关，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西段、喀剌昆仑山脉东南段)，北为天山，南为昆仑山，东西6000余里，南北干余里，横亘其中的塔里木河将西域分成南北两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天山东麓的伊吾卢(简称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车师前国(治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交河故城)和鄯善(壬治扦泥，今新疆若羌)，为西域门户。北匈奴控制该地区，可作为入河西之根据地，东汉控制该地区。而北道的焉耆(五治员渠城，一名南阿城，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温宿(今新疆乌什)、龟兹(王治延城，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南道的于阗(亦作于真，王治西城，今新疆和田)、莎车(王治莎车城，今新疆莎车)、疏勒(王治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等国，则是汉王朝通往中西亚及地中海商路的必经之地。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忙于国内战事，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局势混乱。北道各国大都附属于匈奴，南道诸国则相互攻伐，争战不休。匈奴乘机征服了西域北道诸国和南道大国于阗，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不断袭扰东汉边境。为彻底击退北匈奴的进攻，外通商道，内安边境，东汉王朝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从明帝水平十六年起，始派军出征西域。
永平十六年二月，明帝令奉车都尉窦固、耿忠率军击败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战略要地伊吾卢。为进一步联络西域各国，孤立北匈奴，窦固派班超及从事郭恂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班超首先致力干打通匈奴控制薄弱的南道各国，降鄯善，制于阗，袭疏勒，驱除了西域南道的北匈奴势力，使南道诸国先后归附。
与此同时，为防止北匈奴卷土重来，十七年十一月，汉朝派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等再度举兵西征，击破北匈奴白山部于蒲类海，并击降役属北匈奴的车师前、后部，南道基本打通，北道东西两站也为汉朝控制。东汉重设西域都护和戊、己二校尉。
十八年三月，北匈奴出动2万余骑兵反攻车师，包围金满城(今新疆奇台西北)、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十一月，北道焉耆、龟兹乘机联兵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车师后王也在此时叛汉，与北匈奴合击汉军。
章帝即位后，采纳班固等人建议，于建初元年(76年)正月命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市)太守段彭等出军与鄯善会师柳中，破交河城，北匈奴兵惊走，车师前国再次降汉。段彭遂派范羌从金满城救出耿恭。后因国内局势动荡，章帝放弃争夺西域的主张，下诏撤师回京。次年又撤退伊吾卢屯田驻军，西域重又落入北匈奴之手。
东汉从西域撤退时，班超鉴于疏勒、于阗臣民挽留，回转疏勒，击杀疏勒叛乱分子，败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兵，再定疏勒，并以疏勒为据点，只身经营西域。由于东汉撤军，西域北道诸国及南道大国莎车又重新役属于北匈奴。但南道大多数国家仍归附东汉。由于北匈奴赋税苛重，不少被北匈奴役属的国家亦不服北匈奴统治，图谋归汉。班超乘势联合南道诸国逐步向北发展。建初三年，班超统帅于阗、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疏勒、拘弥(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东古拘弥城遗址一带)等国兵万余人攻破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使北道强国龟兹陷于孤立。东汉在西域的形势迅速好转。
鉴于此，班超上书汉章帝请求增援，并提出“以夷狄攻夷狄”的策略。章帝乃令徐斡为假司马，率千人驰援班超。时逢疏勒都尉番辰投靠龟兹，班超与徐斡合兵击破番辰，第三次平定疏勒。元和元年(84年)，章帝又令假司马和恭等率兵800人援班超。是年冬，班超率疏勒、于阗兵，从东西两面夹攻莎车。因疏勒王忠叛汉，康居王也派兵助忠抗班超，班超围莎车半年不克。
章和元年(87年)，班超率于阗等国兵2.5人，再攻莎车，龟兹也派温宿(今新疆乌什县)、姑墨、尉头军5万余助攻莎车。班超用调虎离山之计，出其不意直捣莎车军营，莎车战败投降，龟兹等国援兵被迫撤退，南道遂通。而北道龟兹、焉耆等国依仗北匈奴，拒不附汉。
汉欲打通北道，驱逐北匈奴势力。从和帝永元元年(89年)至三年(91年)，窦宪连续对北匈奴施以毁灭性打击，迫其主力西迁。二年五月，班超又击退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副王谢7万人的进攻。北匈奴西迁后，力量衰弱，大月氏南移，龟兹等国失去后援，陷于孤立。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归附东汉。西域平定，汉朝再设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
六年秋，班超又征调电兹、鄯善等八国兵7万余人征讨焉耆、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东北)、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三国，采取军事、政治并用的方略，诱杀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另立三国国王。至此西域大小50余国均归附东汉。
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回朝，任尚为西域都护。由于任尚行事苛严，致使西域诸国又纷纷叛汉。延平元年(106年)九月，西域各国起兵攻任尚于疏勒。东汉派兵驰援，改派段禧为都护，于息叛乱。次年，东汉以为西域险远、耗资过巨，调回段禧等人，北匈奴势力乘机再占伊吾卢，击杀东汉长吏索班，汗攻占北道各地。
延光二年(123年)，安帝今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500人出屯柳中，拟再通西域。三年正月。班勇收服鄯善，电兹、姑墨、温宿相继来归。同时率各国兵进击车师前部。四年，班房率敦煌、张掖、酒泉三郡兵及鄯善等西域兵平定车师后正军就。五年冬，班勇率西域诸国兵击败北匈奴呼衍王。水建二年(127年)，班勇又联合西域兵会同敦煌太守张朗两路进攻。击降焉耆。东汉再次打通西域。
此后，残留在天山以北的匈奴势力仍时有袭扰。永和二年(137年)、元嘉元年(151年)，东汉又先后两次派军击北匈奴。至此，北匈奴势力在西域被驱除，自桓帝以后，由于东汉国力衰败，对西域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元嘉二年，汉西域长生正敬为于阗所杀。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起兵反汉、到灵帝末年，随着黄巾农民起义的爆发。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已完全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
点评：东汉与北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贯穿整个东汉时代，其问经历厂三通三绝的曲折过程。东汉王朝击灭北匈奴与争夺西域相配合的战略方针以及班超“以夷制夷”的策略都获得了成功。但由于东汉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始终未能达到全面控制西域、打通西行通道的目的。
段颎攻羌之战
中国东汉后期，段颎率军对起兵反抗汉廷的羌族进行的作战。
东汉自桓帝以后，朝政更加腐败。游牧于今青海、甘肃一带的羌族不堪官府苛政，大规模起兵反抗，攻掠州郡。汉王朝筑垒防御，屡遭失败，遂起用积极主张攻战的段颎为护羌校尉，统兵攻羌。段颎针对羌兵行动快速而力量分散的特点，定下各个击破、穷追歼灭的对策，并将归汉的羌民编入军中，组成一支适应高原山区作战的部队。
延熹二年（159）,烧当、烧何、当煎等羌袭扰陇西（今甘肃临洮）、金城（今兰州西北），段颎率 1.2万余骑溯湟水攻破西羌诸部，追至罗亭（今青海化隆境），歼1.2万余人。次年,烧何羌等部北攻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段颎率军急袭，羌兵退走。段颎督军追击40余日，出塞2000余里，围歼烧何羌兵于积石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尔后分兵攻塞内诸部羌，歼数千人。后段颎因事获罪下狱。六年，羌兵攻势转盛，汉廷复起用段 颎攻羌。八年,当煎羌起兵于湟中（今西宁一带）,包围段颎军。段颎固守三日，待其懈怠，乘夜潜出，回师袭击其侧背，大破羌兵，并穷追不舍，自春至秋，无日不战。西羌诸部败散。
建宁元年(168)春，段颎率军转攻东羌诸部,出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袭击先零羌于逢义山（今宁夏西吉东北）。段颎军布方阵攻战：正面列长矛兵三行，其间配以强弩，以两翼骑兵掩护。羌兵势众,长于格斗,但短于配合，在汉军严整方阵冲击下败溃，段颎挥军滥杀羌民8000余。二年夏，段颎遣兵一部进入羌族聚屯的凡亭山（今六盘山）扎营,诱羌兵进攻,乘机将其击溃。羌兵复聚屯于射虎谷（今甘肃天水西），扼守谷口。段颎派兵伐木设障40余里，封锁羌兵南退道路，并秘密遣军 7000人夜奔西山，逼近羌兵，掘堑待战，另遣3000人据东山。羌兵猛攻西山，段颎乘虚攻入谷口，并指挥东西两山汉军合击，歼1.9万余人，余众败散。
西汉田广明等六路击匈奴之战
汉本始三年(公元前72年)，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祁连将军田广明等五将军、校尉常惠监乌孙围(西域国名，都赤谷城，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一带)兵分六路远程进攻匈奴的作战。
昭帝末，匈奴攻乌孙，欲得解忧公主(楚王戊之孙女，嫁乌孙王)。公主和乌孙王昆弥上书求救。二年秋，宣帝刘询发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轻锐士(步兵)和各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共16万军分五路与校尉常惠监乌孙兵共同进击匈奴。三年，五将军由长安出发。度辽将军范明友率3万骑出张掖(郡治■得，今甘肃张掖市西北)1200余里，至蒲离侯水，斩俘匈奴700余，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韩增率3万骑出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1200里，至乌员、侯山，斩俘匈奴百余人，获牛、马、羊2000余；后将军赵充国率3万骑出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市)，原计划与乌孙兵会合击匈奴于蒲类泽(亦作蒲类海，婆悉海，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巴里坤湖)，但乌孙兵先至并已离去，未能会合。赵充国军出塞1800余里，西至侯山，斩俘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300余名，获牛、马、羊7000余。闻匈奴退走，遂引兵而还；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4万骑出西河(郡治平定，在今内蒙古东胜境)1600余里，至鸡秩山，斩俘匈奴19人，获牛、马、羊百余。恰逢西汉派至匈奴使者冉弘，告田广明鸡秩山以西有大量匈奴，田广明畏敌未敢进击，引兵返回；田顺为虎牙将军，率3万骑出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800余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进。斩俘匈奴1900余，获牛、马、羊7万余。以上五路军出塞，因匈奴远遁，而未敢远进，故所获不大。校尉常惠监乌孙国兵5万人攻至右谷蠡王庭，俘匈奴单于父行、嫂、居次(即匈奴公主)及名王、犁污都尉、千长、骑将(均为匈奴官名)以下3.9万人(一说4万人)，获各种性畜70余万(一说60余万)，大胜而归。此后，匈奴大规模北移，力量更为衰弱。
西汉范明友击乌桓之战
汉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冬，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的作战。
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东胡，东胡残部逃至今内蒙古及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后形成乌桓，鲜卑两个部族，汉初臣服于匈奴。武帝时期，汉击破匈奴左翼(东部)地区，将乌桓迁徙到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郡治平刚，今辽宁凌原西南)、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辽西(郡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五郡的塞外地区，设护乌桓校尉，负责对乌桓的监护与统领。乌桓势力逐渐强大，至昭帝元风三年，数犯塞。冬，辽东乌桓进犯汉朝边塞。是时，匈奴因怨恨乌桓掘其先祖坟冢，发兵袭击乌桓。汉拜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骑兵2万出辽东迎击匈奴军。匈奴撤兵。范明友遂遵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汉书，匈奴传》)的筹划，乘乌植遭匈奴袭击，损耗甚大之机，驱兵直奔乌桓，一举击杀其三名首领并部众6000余人，得胜还师。
马援南征交趾之战
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三月至十九年春，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岭南征侧、征贰起兵的作战。
秦汉时期，交趾郡(今越南北部平原)、九真郡(今越南清化、义安东部平原)、日南郡(今越南广平、顺化、广治、承天四省)仍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汉虽在其地设立郡县，但基本上依俗而治。郡守、县令的统治很松，基层政权仍掌握在雒王、雒将、雒侯手里，故称其民为雒越。东汉初年，锡光、任延分别任交趾、九真太守，教其民耕稼，制衣冠履，设媒娉，立学校，二郡之民进入文明社会。建武十三年(37年)，苏定出任交趾太守。麓冷县(今越南水富省安朗县夏雷乡)雒将女儿征侧、征贰姊妹不从法规，苏定以汉法绳之。征侧怒，遂于十六年二月，举兵攻苏定。九真、日南、合浦(郡治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等地的越人也起兵响应。各郡守纷纷内避，岭南60余城尽被占领。征侧自立为王，派兵分驻险要，企图称雄岭南。十七年十二月，光武帝刘秀诏令长沙、合浦、交趾制造车船，修建道路桥梁，开通山谷险道，储备粮草，操练水军，集结队伍。同时加封马援为伏波将军，命其督率扶乐侯刘隆、楼船将军段志征发长沙(郡治临湘，今湖南长沙)、桂阳(郡治郴县，今湖南郴州)、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永州)、苍梧(郡治广信，今广西梧州)兵2万人，大小船只2000艘南下征讨征侧、征贰。各路至合浦，水陆两路均缘海而进，中间随山开道干余里。十八年春，抵交趾浪泊(今越南东京州封溪县红河与苏厉江间)。首战告捷，斩首数千级，收降万余人。乘胜将征侧残部逼入禁溪(在麓冷县境)洞穴之中，封锁洞口将其围歼。交趾悉平。战后，马援整顿当地行政机构，健全郡县制，参照汉律修订法律，兴建城池，开渠灌溉，推广铁器牛耕，得到当地百姓欢迎。
赵破奴击楼兰、车师之战
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冬十二月，汉军征伐西域城国楼兰(王治楼兰城，今新疆罗布泊西北之楼兰故城)、车师(一作“姑师”。王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雅尔湖村西之交河故城)的作战。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因西域楼兰、车师两国臣服匈奴，遮击汉遣往西域诸国的使臣。汉武帝遣从骠侯赵破奴率西域属国骑兵及郡兵数万人前往征伐。赵破奴率轻骑700余人先抵楼兰国，生擒楼兰王。随即转兵车师，再破之。汉军攻破楼兰、车师，使西域乌孙(王治赤谷城，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大宛(都贵山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卡散赛)诸国慑于兵威而归附。四年，汉白酒泉设立亭鄣至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虞诩赤亭败羌之战
东汉元初二年(115年)，在东汉与羌的战争中，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太守虞诩击败西羌于赤亭(今甘肃成县西南)的著名作战。
东汉元初二年，西羌攻武都。这时正是邓太后临朝，代十三岁的汉安帝处理国家大事。眼看羌族军队要攻陷武都，而且仍有南下之势，邓太后闻虞诩有将略，令其为武都太守。
虞诩率三千兵马往武都。羌军早就知道虞诩很厉害，听说汉朝派他前来征讨，感到很紧张，赶忙率领几千人的军队，集中在陈仓(今陕西省宝鸡东)境内的崤谷(大散关)，凭险设防，想在这里堵住虞诩军队的进攻。虞诩带领部队来到崤谷附近，发现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心想羌军一定会在这里设下重兵，利用有利地势阻挡我军前进。他立即派出尖兵在前边仔细侦察，果然发现羌军已有了准备，在崤谷埋伏了大批的军队，占据了有利地势。虞诩一想，觉得硬攻不仅会造成很大伤亡，而且很难奏效。他决定先用假象分散羌军兵力，然后再乘机突破崤谷天险，进占赤亭，直逼武都。定下计策之后，虞诩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扎营待命，他则到部队各处巡视。每到一处，他不管有没有外人，就说：“羌军凭险据守，我们兵力有限，不易突破。现在，我已派人报告朝廷，请求援兵，等援兵到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进攻。”羌人为其所惑，分散至各县掳掠。留在崤谷的少数羌军，也觉得虞诩一时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没有一点作战准备。
虞诩看到羌军已分散了兵力，就抓紧时机，命令部队立即出发，突破崤谷，日夜兼程，以每天二百多里的速度，向赤亭急进。途中休息，虞诩让官兵每人垒两个人的锅灶，饭后也不毁掉，故意留给敌人看。第二天，他又命令每人垒四个人的锅灶，比前一天增加一倍。羌军眼看着虞诩率军突破了崤谷，可着了慌，赶紧在后面追赶。追到虞军休息、做饭的地方，一数虞军的锅灶，发现虞军的人数增加一倍，成了六千。第二天，虞军的锅灶更多了，够一万多人用的。看到虞军人马越来越多，而且日行百余里，以为不是汉军的援兵到了，就是附近郡县的军队和虞军合在一起了，不敢再追。
虞诩的部下觉得很奇怪，问虞诩：“从前孙膑斗庞涓，是逐日减灶，你怎么逐日增灶呢?兵法上说，军队日行不能超过三十里，以防意外。而我们却每日行军将近二百里，这是什么道理?”虞诩回答说：“敌人众多，我们人少，行进速度慢了容易被敌人追上，急行军能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情况。敌人见我们的锅灶日益增加，必定认为附近郡县的军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军人多而行进速度又快，敌人就肯定不敢轻易追赶我们。当年孙膑以弱示敌，今天我们以强示敌，这是因为情况有所不同。情况变了，怎么能照搬前人的方法呢?周围入听了虞诩这番话，连连点头称是，佩服虞诩用兵有方。
虞诩至武都时，兵不满3000，被羌众数万围于赤亭。虞诩命令将土顽强固守，一直坚持了十天，打退了羌军的多次进攻，大大挫伤了羌军的锐气。到了第十天，羌军又开始进攻了。虞诩站在城墙上晾望，发现羌军士兵畏缩不前，好象是怕被虞军的强弓利箭射着，于是，虞诩下令士兵改用小弓向敌人射击。羌军一看虞军的弓箭已射不到自己跟前，就一窝蜂似地向赤亭发起进攻。当羌兵冲到城下时，虞诩命令强驽手分成二十人一组，共同瞄准一个敌人射击，箭箭命中，无一虚发。羌人大震，赶快向后撤。汉军出城反击，多有杀伤。
此仗，羌军虽然败北，死饬不少人马，但发现虞军反攻时只出动两千多人，故以为虞诩兵力不多，准备再次进攻赤亭。虞诩总结上次战斗的情况，也感到暴露了实力，估计羌军可能会再来进攻。为了迷惑羌军，他决定再次给羌军一种假象，造成敌人的错觉。次日，在羌军败退回营后，虞诩让所有的官兵排长队，耀武扬威地从东边城门出去，转一圈，再从北边城门进城。进城后更换衣服，又从这个城门出发，那个城门进来，并不断更换衣服以迷惑羌人。每天都这样反复出入多次。羌人见虞军成群结队，出出进进，摸不透虞诩到底有多少人马，以为汉军兵多势众，力不能敌，遂撤退。虞诩得到羌军逃跑的可靠消息后，就在敌人撤退的必经道上，以500余人设伏于城外河流浅水处，待羌人涉水渡河时，发起攻击，斩获甚众，羌人败散。
此战，虞诩智谋超群，用兵灵活，在兵少势孤的情况下，不断地虚张声势，以弱示强，以强示弱迷惑敌军，取得对数万羌军作战的胜利，是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战后，虞诩于武都修筑营垒180所以御羌。
西汉段会宗平定乌孙之战
汉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中郎将段会宗平定乌孙(王治赤谷城，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内乱的作战。
成帝时，乌孙内乱，汉扶立的乌孙小昆弥(王号)末振将遣人诈降，刺杀大昆弥雌栗靡。成帝遣中郎将段会宗前往乌孙，扶立汉解忧公主与原乌孙王之孙伊秩靡为大昆弥。元延二年，大昆弥伊秩靡与乌孙翎侯难栖合兵，击杀末振将，扶立原小昆弥之子安犁靡为小昆弥。汉因没能亲自诛杀末振将，遂再遣段会宗征发戍已校尉统领的西域诸国兵马，前往乌孙诛杀末振将太子番丘。段会宗恐大军进抵乌孙，会使番丘受惊亡命逃跑，于是让大军留驻垫娄地，仅挑选30名精兵，佩挂弓弩，迅速进入昆弥驻地赤谷城召见番丘，向他遣责末振将罪状，随即将其击杀。番丘部下官兵惊恐奔逃。小昆弥安犁靡闻悉，率数千骑兵将段会宗等包围。段会宗向小昆弥晓渝内情，并以汉之军威震慑。安犁靡撤兵。原小昆弥末振将之弟卑爰疐，参与末振将刺杀大昆弥，见汉态度强硬，率部众8万逃往北边邻国康居，意图借康居兵兼并大、小两昆弥。段会宗与西域都护孙建合力防范。由是乌孙大、小两昆弥皆亲附于汉，乌孙内乱平定。
西汉初期到中期帝国疆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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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充国屯边御匈奴之役
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后将军赵充国屯兵边郡以防御匈奴南掠。
二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率10余万骑兵沿汉边塞围猎，企图进入边郡掳掠。在匈奴骑兵未至时，有降汉之匈奴人将匈奴单于南下之企图向西汉报知。西汉命赵充国率4万骑兵屯北边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朔方(郡治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代郡(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城南)、定襄(郡治城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右北平(郡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等九郡边塞以御匈奴。月余，虚闾权渠单于死，匈奴未敢入边，罢兵退走。
赵充国平西羌之战
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至十一月，汉后将军赵充国平定西羌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战。
神爵元年春，以先零羌为首的西羌各种反汉。四月，汉宣帝遣后将军赵充国率骑兵万余人前往镇压。赵充国兵抵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后，西渡黄河，率军乘夜推进至落都(今青海乐都)，见羌人未守险，遂西至都尉府(治临羌县，今青海湟源东南)，修筑垒壁，安营扎寨。羌军多次挑战，汉军坚守不出。赵充国采用恩威并举方略，招降罕、幵羌及其他被先零胁迫的羌人种落，瓦解羌军。七月，率军推进至先零地区。羌人屯兵已久，戒备松懈。忽见汉军大兵来临，慌忙抛弃车马辎重，渡湟水撤退。由于道路狭窄，赵充国恐逼迫太急，迫羌军走投无路，回头死战，命所部缓慢追击。羌军掉入河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被汉军斩杀500余人，损失牲畜10万余头，车4000余辆。汉军追至罕羌驻地，赵充国严禁士卒焚烧房屋与割禾放牧，又有羌族降者万余人。十二月，宣帝再造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与赵充国合兵进攻先零。鉴于羌军已遭重创，赵充国奏请撤除骑兵，以步兵屯田戍卫。宣帝下诏采纳赵充国建议。同时亦命辛、许两将军及中郎将赵印率部继续出击羌人。破羌将军率兵出击，招降4000余人；强弩将军斩杀羌人2000多；赵印斩杀并招降2000余人。赵充国率屯田兵亦招降5000余人。至此，羌人反者计5万人，前后被斩7600人，溺、饿而死五、六干人，降者3.12万人，只有4000余人逃脱。宣帝下诏命赵充国继续率屯田兵戍卫，余皆罢兵。神爵二年秋，诸羌共杀先零羌首领犹非、杨玉降汉。汉设金城(郡治允吾，今青海民和下川口附近，一说今甘肃永靖西北)属国，撤除屯田军。
此战，赵充国所以能够不费多大代价而取得胜利，得益于他对侦察工作的高度重视，乃是其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率兵到达前线后，并不急于出战，而是通过深入细致的敌情侦察，摸清了先零是发动这场叛乱的主谋，而罕、幵则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参与叛乱的；他们之间既相 联合，又有矛盾。据此，赵充国采取了以先零为军事打击重点、以罕、幵为政治招降对象的 战略方针。其后，恰是在这一军政并举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赵充国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先零，罕、幵则在政治招抚下不战而降，从而赢得了平叛斗争的完全胜利。赵充国不仅用兵持重，先计而后战，而且结合实践经验，首次明确提出“击虏以殄灭为期”的打歼灭战的指导原则，这是非常可贵的。
西汉三路击匈奴之战
汉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在丁令(部族名，游牧于今贝加尔湖一带)、乌桓(部族名，游牧于西汉边界北部)、乌孙(西域城国，都赤谷，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等国击败匈奴后，西汉对匈奴远程进攻作战。
三年，西汉校尉常惠监乌孙兵击败匈奴，匈奴怨恨乌孙。是年冬，匈奴单于率数万骑击乌孙。欲还时，天降大雪，深丈余，匈奴部众及牲畜多冻饿而死，返回者不到十分之一。丁令、乌桓、乌孙三国乘其弱，先后从北、东、西三面攻之。斩杀匈奴部众数万，获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加之冻、饿，匈奴民众死十分之三，牲畜死十分之五，极为衰弱。西汉以3000骑分三路攻匈奴，俘数千人而归。此后，匈奴极少犯汉边郡。
卫青击匈右贤王之战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在西汉与匈奴战争漠南之战中，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击败右贤王的一次远程奔袭作战。
右贤王怨汉夺河南地及设立朔方郡(郡治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数攻掠汉边郡，入河南，袭掠朔方。五年，武帝刘彻发10余万骑进袭右贤王。令卫青率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等六将军俱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以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郡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北)，牵制左贤王部。卫青率部出塞六、七百里，乘夜包围、袭击右贤王王庭。右贤王以为远离汉塞，汉军不能至，正酒醉卧帐中。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汉军击败，仅率数百精骑败逃。轻骑校尉郭成等追击右贤王数百里，未获。此役，共俘获匈奴裨王10余人，部众1.5万余，牲畜近100万头。
此战，汉军充分发挥骑兵轻捷、快速的特点，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创造了大骑兵集团远程奔袭的成功范例。大大削弱了右贤王的力量，使单于主力侧翼完全暴露。
相关材料：战神天威：卫青七战七捷驱逐匈奴千里之外
曾是大汉帝国的青山白玉柱，驾海紫金梁，死后雄风犹存，在冥国之中守护着汉王朝的百年基业……王侯将相，归于尘土，掩盖不了千秋功业、千秋声名。这就是汉朝大漠第一将军卫青。
第一节年少多劫，险象环生
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大将军卫青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从一个遭人嫌弃饱受欺凌的侯府女仆私生子到抗击匈奴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的大将军；从公主的骑奴到公主的丈夫，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但卫青却能做到居功不傲，小心谨慎地得以善终。卫青身上似乎聚集了太多不可思议的神秘光环。而他那悲惨困苦的童年，尤为引人关注。
草根命运悲惨童年
卫青的出身卑微到了不能再卑微的地步。他原是一个叫郑季的人在平阳侯曹家做事时，与曹家婢女卫私通所生的私生子。卫青的童年，是作为公主府的娃子，在母亲的膝下度过的。
七八岁时，卫氏无力抚养，他被送到了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按常规，一个县吏的儿子，是应该上学读书的。但卫青的私生子身份必然不会使郑家人对他有什么好感，连他生父都不太怜惜他，让他去放羊，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他的同父兄弟们甚至都把他当奴仆看待。
为了放好羊群，小卫青必须每天起早贪晚，爬山涉水，寻找草地，常遭风吹雨打，忍饥受饿。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中也得不到一点温暖，家里所有人对待他都像对待小奴隶一样，随意鞭笞辱骂，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惟一使他感到欢乐的是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和牧童小伙伴的纯朴友谊。
卫青在艰难困苦中熬煎，他顽强地挣扎着，终于送走了辛酸的童年和少年，等到卫青稍大的时候，不愿再过那种受虐待，受凌辱的生活，便回到了母亲身边，回到了曹家。从此，他跟着皇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十分喜爱这个英俊懂事、勤奋好学的青年，让他做了自己的侍从骑奴。这样，卫青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奴仆生活。
作为皇亲国戚的公主府的家奴，卫青逐渐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封建社会上层待人接物的道理。这时他最小的姐姐卫子夫，也已长大成人，长得更加美丽，成了公主府里一名才貌双全的歌女。他们一家几口，都在公主府里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反正供人驱使、低贱的地位是没有多少改变的。
有一次，他和别人一块儿去甘泉宫，一个囚犯看见了他，给他相了相面说：“你是贵人，应该封侯的。”卫青笑着说：“奴婢生的儿子，人家不斥责打骂就不错了，还能封了侯？”
时来运转大难不死
上面的故事是司马迁在《卫青、霍去病列传》里说的一个小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这种细节是不能忽略的。我们应该知道刘邦和项羽看见秦始皇仪仗时的表现，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就这两句话，他们二人一个深沉一个张扬的性格就跃然纸上。
不能因为卫青说这种“没人打骂就不错了”显得很窝囊的话，就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抱负的人。卫青是笑着说的，说明他很高兴，也暗示着他未必没想过报国封侯的事，只是现在的境遇与理想差得太远。卫青从小就生活在被人歧视奴役的环境里，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谨慎做事、小心做人，不大可能像项羽一样嚣张，甚至都不会如陈胜，敢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的志向是埋在心里的。
这个穷小子，在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突然就时来运转了。他的同母姐姐卫子夫进了宫并得到汉武帝宠幸。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卫青和他的兄弟姐妹也发达起来，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但卫子夫得宠、卫家突然兴盛，肯定会被人嫉妒，比如皇后。
原来陈皇后虽然与汉武帝结婚数年，被立为皇后，但没有生过儿子，她想到如果卫子夫生下男孩，就会被立为太子。子贵母荣，卫子夫也就会扶摇直上，成为皇后。她深感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而悲愤交加。可是卫子夫正得皇帝宠爱，陈皇后不敢直接加害于她，就经常在自己的母亲大长公主面前诉委屈，发怨言。
大长公主是汉武帝的姑母，也深知此中的利害，唯恐女儿失宠，自己的尊荣受影响。于是就找了个借口，要加害卫青，并把他逮捕下狱，准备把他处死。当时卫青有一个好友，名叫公孙敖，是皇帝身边的一个侍从，他听到了消息，率领平时和卫青要好的几名壮士，闯进囚室，把卫青救走。
汉武帝得知后，非但没有怪罪，还赏赐了他们。卫青同母兄弟姐妹都显贵了，几天里赏赐达千金之多。连公孙敖都由此显贵。等到卫子夫成为皇后，卫青也被任命做了大中大夫。真是大难不死，因祸得福啊。从这时起，汉武帝开始着力培养他，并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派他和李广等三位将领一起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卫青一生的功业从此开始。
第二节首次出征，一鸣惊人
卫青并不是歼灭匈奴最多的将领，但是他确实是汉匈战争里贡献最大的将领。汉朝反击匈奴的第一个胜仗就是卫青打的，龙城战役虽然只消灭敌人700人，但却粉碎了许多汉朝主和大臣宣扬的“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汉朝将士树立了必胜匈奴的坚定信念。第一次对每个人都很关键，卫青也不例外。
马邑之谋无功而还
汉武帝即位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除了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外，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基本上被打垮，已无内顾之忧，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反击匈奴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雁门马邑县一个有财势的人聂壹向汉武帝上书说：“匈奴刚与汉朝和亲，对汉不加防备，可诱之以利，设下埋伏袭击，这样一定可以取胜。”汉武帝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从前高帝被围于平城，当时尚且不能对付匈奴，现在如果轻举冒进，无异于把军队送给敌人，因此不如仍然执行和亲政策，维持现状。
大行(负责内附民族事务的外交官)王恢不赞成韩安国的意见。他认为，战国初期，代国虽小，匈奴还不敢轻易侵犯它；现在全国统一了，反而“边境数惊，士卒死伤”，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他提出采取诱敌深入进行伏击的具体作战方案。汉武帝经过考虑，决定采纳王恢的建议。
这一年的6月，汉廷先派聂壹去引诱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聂壹向匈奴单于说，他能斩马邑令丞，以县城投降，配合匈奴的进攻，马邑的财物可以尽归匈奴。军臣单于听了，信以为真，于是率军前来。
汉武帝则派骑兵和材官(步兵)30余万，由护国将军韩安国为总指挥，分两路设伏：以李广、公孙贺率领的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的山谷中，准备等匈奴兵入伏后予以歼灭；以王恢、李息率领的3万人马出代郡，插入匈奴后方，袭击匈奴辎重，断其退路。
军臣单于率精兵10万如期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县)。行至距马邑百余里处，见到畜群布满原野，却无人管理，于是产生了怀疑。接着又捉到一个汉朝巡边的尉史(汉朝在近塞设置的下级武官)，这个尉史泄漏了汉军诱击匈奴的军事秘密，军臣单于大惊，慌忙掉头退去，汉军无功而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邑之谋”。自此之后，汉和匈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起来，匈奴奴隶主贵族又经常侵扰汉朝的边境地区。
智勇双全一马当先
汉武帝从马邑事件中看到，原有的一些将领老成持重有余，主动进攻不足，魄力不够，很难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认为“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提拔后起之秀。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武帝毅然决定，拜卫青为车骑将军。
这年冬天，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这次用兵，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1万骑兵。
这次进击匈奴，卫青是首次出征。但他在战斗中，勇猛非凡，领兵打出长城，深入匈奴境内，直至龙城(匈奴单于祭天和聚会首领的地方)，斩敌700人，取得初战胜利。其余三路，公孙敖损失了7000人马，李广战败被匈奴俘获后于半路逃归，公孙贺则是无功而还。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赏识，加封关内侯。
汉朝对匈奴的反击，使得匈奴的进犯更加猖狂了。公元前128年的秋天，匈奴骑兵大举南下，先攻破辽西，杀死了辽西太守，又打败渔阳守将韩安国，劫掠百姓两千多人。匈奴骑兵乘胜西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很快便突入雁门。西汉整个北部边郡形势紧张，京师长安一片惊慌，各地告急的文书雪片般地飞奏朝廷。
在这危难之际，汉武帝又重新起用李广，派他到右北平(治所在今辽宁凌源西南)担任太守，这时匈奴骑兵有意避开飞将军李广，不向右北平进攻，而向西北各郡进犯。为此，卫青再次受命出征，迎战匈奴。与此同时，汉武帝还指令李息从代郡出兵，袭扰匈奴后路，同卫青一路遥相策应。
卫青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认为：匈奴虽奔袭千里，斩将夺城，但是士卒疲惫，汉军则是养精蓄锐，士气高昂。因此，利在速战。他得到出战的命令以后，马上率领3万多精骑，挥师北上，风驰电掣般赶到前线。
卫青一马当先，冲杀在前。校尉士卒见主将亲冒矢石，也勇气倍增，无不人人争先，拼死杀敌，两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匈奴被汉军打得七零八落，丢下数千具尸体，狼狈逃窜。
至此卫青漂亮的完成了他的首次出征，得到汉武帝及其他大臣将领的认可。虽说卫青是凭借裙带关系而突然飞黄腾达的，但他决非碌碌无为之辈，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用实力赢得了他人的认可。
挥师再战解除侵犯
漠南战役最大的成就是，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形成分而制之的战略局面。同时，解决了以往汉军无法深入塞外作战的问题，史书没有明确卫青采用了什么战术，但从战役过程和结果来看，可以说汉军在战术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开始有了骑兵大兵团高机动性的大迂回、大纵深作战的初步概念，卫青为大汉铁骑的形成可谓居功至伟。
此后不久，匈奴又于同年秋天，出动骑兵万人侵入代郡，大肆杀掠。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主力，巩固边防，于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令大将军卫青指挥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等六将军，率领10万余骑，由定襄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军数千人。
这一战役，卫青的外甥、年仅18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也率领八百精骑，初次参战，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获得歼敌2000余人的辉煌战果。接着全军返回定襄、云中、雁门，经过短期休整，又在四月里再出定襄，击歼匈奴军万余人。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这就为汉武帝下一步实施河西之役并取胜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以后的几年里，汉军在河西(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祁连山峡谷地带，也称“河西走廊”)方面又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就使得汉朝西部边境的防御有了保障，从而为全面解除匈奴的侵犯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节深入大漠，“漠南无王廷”
卫青最被人熟悉的战例是漠北大决战，可以说这是一场把他的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至的战斗，在战斗中不仅体现了他谨慎小心的作风，更体现了他在关键时刻超乎寻常的果敢。
面对种种不利条件，卫青制定了固守的战略，以坚固的战车防御抵挡匈奴骑兵的冲击。而当黄沙突起的时候，卫青却展现了他少有的果断一面，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命令主力部队迅速进攻，在匈奴阵脚已乱的情况下发动突袭，终使得匈奴全军溃败。
漠北决战歼灭匈奴军三万多人，俘获匈奴数万，取得了堪称是汉匈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汉朝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主动权，匈奴则退缩在大沙漠以北，再也无力发动南侵。
进军漠北逐走单于
为了彻底击溃匈奴主力，汉武帝一方面采取整理币制，盐铁专卖，加重商税等措施，以解决战时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乘匈奴新败势孤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深入打击其主力。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召集诸将会议，宣布进军漠北的决策说：“赵信为单于献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沙漠)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他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因势利导，确定了集中兵力，深入漠北，歼灭匈奴主力的作战指导方案。
随即集中兵力，组成两个大的骑兵集团，令卫青、霍去病各领骑兵五万，分为东西两路，远征漠北。卫青指挥的西路军，以公孙贺为左将军，赵食其为右将军，李广为前将军，曹襄为后将军，皆归卫青指挥。
这次进军是准备在沙漠地区与匈奴主力决战，因而大量人马的物资供应和军需品的运输补给，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汉武帝特别组织了随军运载私人行李的马匹14万匹，并以步兵数十万人，为大军转运辎重粮草，从而保障了这次深入作战的需要。
西汉大军原拟由定襄北进，并由霍去病专力对付单于。但在进军途中，捕得匈奴俘虏，得知单于驻地所在，于是又改变计划，命霍去病单独率领一支人马从代郡出击，卫青仍按原计划出定襄。卫青考虑到前将军李广年纪已高，就没让他担任先锋，而是与右将军赵食其两军合并，从东面迂回策应。
卫青自己率左将军公孙贺、后将军曹襄从正面进兵，直插匈奴单于驻地。此时，匈奴方面赵信向伊稚斜单于建议：“汉军不知道厉害，竟打算穿过沙漠。到时候，人困马乏，我们以逸待劳，就可以俘虏他们。”于是下令所有的粮草辎重，再次向北转移，而把精锐部队埋伏在沙漠北边。
卫青大军北行一千多里，跨过大沙漠，与严阵以待的匈奴军遭遇了。卫青临危不惧，敏锐的识破了对手的用心，命令部队用武刚车(铁甲兵车)迅速环绕成一个坚固的阵地，然后派出五千骑兵向敌阵发起冲击。匈奴也不敢大意，以一万骑兵来迎击，开始的时候双方都很谨慎。
但匈奴的冲击力习惯性的将战斗引入乱战的局面，战场呈现胶着状态，此时战局正悄然向有利于汉军的方向发展。由于卫青事先构筑了坚实的防线，匈奴的中线突击没能冲破汉军的防线，随着时间的延长，匈奴军逐渐进入了汉军的口袋，汉军的中线部队开始收缩，有意将匈奴引入口袋中。
战斗持续到了黄昏，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两军在沙漠中对面不相见，局面一度陷入混乱。卫青却能处变不惊，敏锐的感知到反攻的时机到了，下令早已待命的两翼骑兵部队突进，对敌完成合围。匈奴的军队在汉军侧翼的打击下终于崩溃，单于看到汉军人数众多，士气旺盛，知道无法取胜，慌忙骑上快马，率领精壮骑兵数百人，向西北方向突围逃去。
卫青发现单于逃走，立刻派出轻骑连夜追赶，匈奴人马纷纷溃散。汉军追赶了两百多里，虽然没有找到单于的踪迹，却俘虏匈奴官兵19000人。卫青率领大军一直挺进到寘(田)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匈奴兵已经逃空，城里贮存了不少粮草。大军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卫青让兵士们饱餐了一顿，把多余的积粮烧了，然后奏凯而还。
在《正说两汉四百年》一书中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了卫青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在战争中，卫青突出的个人能力和沉着坚毅的指挥，给了将士们以极大的鼓舞，恰恰激发了士兵的作战能力，从而弥补了兵力上的不足。卫青正面的拼杀为两翼的迂回包抄赢得了时间。匈奴溃败时，卫青又乘胜追击，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并焚毁其粮库，给匈奴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次堪称完美的决战。
另一路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出代郡后，北进两千余里，渡过大沙漠，与左贤王的军队遭遇。在战斗中，俘获了匈奴顿头王、韩王以下7万多人，活捉匈奴的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83人，左贤王及其将领弃军逃走。
漠北战役是汉匈间规模最大，战场距中原最远，也是最艰苦的一次战役，汉军打垮了匈奴的两大战略集团，共歼灭匈奴9万多主力精锐。其中，卫青军歼敌19000余人。经过此战，
匈奴元气大伤。此后，逐渐向西北迁徙，出现了“漠南无王廷”，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基本上解除了。此一战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直到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卫青去世，双方一直处于休战状态。卫青在抗击匈奴进犯的战争中，前后7次率兵出塞，为汉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此后，汉武帝除了奖赏两路大军的有功人员外，并加封卫青、霍去病为大司马，卫青的尊荣在当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霍去病击左贤王之战
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在西汉与匈奴漠北之战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漠北重创左贤王部的一次进攻战。
四年春，汉武帝刘彻以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分路深入漠北，寻求匈奴主力决战。霍去病军出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2000余里，俘单于近臣章渠，诛匈奴比车耆王，转击左大将，大破之，获其旗鼓。又经离(一作难)侯山，渡弓阊水，大破左贤王军，俘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共斩俘7万余人。北封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以祭天，禅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之北)以祭地，至翰海(亦称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而归。此战，霍去病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大胆深入，猛打猛追，给匈奴左贤王部以致命打击。
浚稽山之战
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骑都尉李陵率步兵与匈奴骑兵在浚稽山(约今蒙古图音河南)的作战。
二年秋，汉武帝刘彻令贰师将军李广利出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市)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今新疆天山)。为牵制匈奴，遣李陵率步卒5000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李陵北行千余里，至浚稽山，被匈奴单于3万骑兵包围于两山之间。李陵用战车围成营寨，率步兵在营外布阵。前排手持戟、盾，后排手持弓、弩迎战。匈奴败退上山，汉军追杀数千人。单于又召匈奴左、右地骑兵8万围攻李陵。李陵边战边向南退，至一山谷时，令受伤三处者坐车，受伤二处者驾车，受伤一处者作战，斩杀匈奴3000余。沿龙城故道向东南行至大泽芦苇中，匈奴从上风放火，李陵亦令士卒将南面芦苇烧光以自救。南行至一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令其子率骑兵攻击汉军，李陵率步兵在树木间与其搏斗，杀数干人。并以强弩射单于，单于下山躲避。其后，匈奴骑兵一日数十次进攻，李陵又杀伤2000余人。匈奴作战不利，欲撤退。恰李陵军军侯管敢降匈奴，把汉军无后援，箭矢将尽等情况告匈奴单于，单于下令以骑兵围攻汉军。时李陵军在山谷中南行，匈奴在山上以弓弩四面射下，汉军损失惨重，未至？汗山(在浚稽山南，居延以北百余里)，50万(一说150万)箭矢皆尽，士卒仅余3000人，遂放弃车辆，士卒斩车辐持手中，军吏持短刀，退入一狭谷。单于军断其退路，并推山上巨石滚下，汉军伤亡极大。夜半，李陵与韩延年率10余人突围，匈奴数干骑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降匈奴。所部逃回汉塞者仅400余人。
此战，李陵以步兵6000与匈奴10余万骑兵对抗，充分发挥了远射兵器弓、弩的作用，杀伤匈奴骑兵万余，其战术运用和战役指挥是成功的。由于未能对李陵部实施必要的接应和支援，实力相差悬殊，造成李陵几乎全军覆灭。
西汉灭朝鲜之战
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秋至三年夏，汉军从海路、陆路分兵击朝鲜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战。
元封二年，汉武帝刘彻遣使臣涉何前往属国朝鲜谕令朝鲜王卫右渠觐见。朝鲜王拒受谕令。涉何返回汉边，杀死护送他的朝鲜裨王长。武帝未究，任命涉何为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东部都尉。朝鲜王怨恨涉何，发兵进攻辽东，击杀涉何。是年秋，武帝下令招募死囚，分两路征讨朝鲜。楼船将军杨仆率军5万，从齐国(今山东)渡渤海由海路出征；左将军荀彘率军从辽东出发由陆路出征。三年初，楼船将军杨仆率7000人先行抵达朝鲜国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市南)。朝鲜王据城坚守，知杨仆兵少，即出城袭击。杨仆兵败溃散，逃往山中，十几日后，方得复聚溃败散卒。左将军荀彘进抵朝鲜，即进攻浿水(今朝鲜清川江)西部的朝军，未能攻破。汉武帝鉴于两将未胜，派使臣卫山前往，依靠军事压力劝谕卫右渠归顺。卫右渠遂遣子请和。朝鲜太子率众万余人，手持兵器，欲渡过坝水，请和归降。卫山、荀彘疑其有变，命太子不得携带兵器，太子亦怕卫山、荀彘诈杀之，率众返回。两军战事再起。荀彘率军攻破浿水之滨的朝鲜军队，兵临王险城下，包围了城西北；杨仆率部前往会合，屯兵城南。汉军两将主张不一，杨仆力主和平解决；荀浿彘则不断督军猛攻，以致作战行动互不协调，围城数月未克。汉武帝命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调查纠正。公孙遂抵王险城，听从荀彘意见，捕杨仆，兼并其所属部队。左将军苟彘即率两路兵马加紧对王险城的攻势。朝鲜国相路人、韩阴(一作陶)、尼溪相参及将军王峡等，惧汉军破城，投奔汉军。三年夏，尼溪相参派人刺杀朝鲜王卫右渠，率众投降。汉军正欲入城，原卫右渠手下大臣成已降而复叛，率部进攻汉军。荀彘命卫右渠之子及路人之子劝告民众归降。王险军民起而诛杀成已，余部皆降。汉在朝鲜置真番、临屯、玄菟、乐浪四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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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到朝鲜，就不能不从我国东北辽东的历史追溯，而辽东这个地理名词在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含义，辽东最开始是因为这片土地是离中国九州很远的东方 ，所以被命名为辽东，这里的辽东的东部界线约在朝鲜半岛的清川江、大同江北部一带 。远古时代在辽东和现朝鲜半岛北部这一片广阔的土地上居住着非常多的原始部落，互不统属，都在这白山黑水中繁衍生息着，而这个局面到了公元前13世纪终于被打破，这片土地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有史可查的主人—箕子，史称箕子朝鲜。箕子是纣王的亲戚，一般说是哥哥，有的说是叔父。《尚书》、《史记》等详载其言行，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 ”之一。他向纣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做了奴隶，并隐居弹琴聊以自慰 。由于纣王无道，周朝于岐山起兵，灭掉了商朝。商朝灭亡之后由于箕子的贤名很大，所以周武王亲自向箕子讨教治理国家的道理。而箕子不愧贤良之名，一番回答让周武王很满意，于是就将朝鲜这个地方封赏给了箕子，让他做了这个地方的主人，是为朝鲜候 ，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就是在这个时候将自己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辽东。
历经了数百年的时光，周朝王室衰微，中国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均努力扩展自己的地盘，而且不再顾忌周王室，纷纷称起了王爵，身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也不例外，由于他的邻居是强大的齐国，没有办法向下发展，于是只好将脑筋打到了朝鲜的身上，而朝鲜当时也不好惹，依然忠于周王室的朝鲜王也想反过来攻打燕国，来表示对周王室的尊重，虽然要大动干戈的两家当时对彼此的实力有所顾忌，并没有真正的大打一场，但是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如同一战结束后法国的霞飞将军称凡尔赛和约不过是二十年的停战协议一样，燕国和朝鲜国的和平也不过是一种假象，两者之间战争的爆发是迟早的。朝鲜国由于偏安于东边，与中原各大诸侯国接触不算多，感受不到中原各国变法图强的压力，所以子孙安于逸乐，在国内倒行逆施，国力日渐衰落，而燕国则由于与各大强邻为伴，不得不四处征求贤才，进行变法。随着燕昭王的变法燕国越来越强盛，此消彼长之下燕国终于跟朝鲜国开始了秋后算账，燕昭王派遣名将秦开进攻朝鲜，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清川江边，朝鲜国方圆两千里的土地都被燕国占领了 ，燕国在这个基础之上以现在的医巫闾山为界将整个辽东进行了划分 ，设立了辽东郡和辽西郡，这也是第二个辽东说法的由来。燕国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置官吏，修筑要塞，燕国还将长城一直修到了今朝鲜的清川江畔，而此时的朝鲜国也已经被完全压制到了朝鲜半岛上，再也不能算是强力的诸侯国了。
在燕国与朝鲜的战争中，秦开这位名将功不可没，他小的时候曾经在东胡那里当人质，胡人非常的信任他，他也在当人质的时候努力学习胡人的战法，回国之后便率领燕国的军队进攻强大的胡人，在知己知彼的秦开的率领之下，燕军穷追猛打，将东胡人赶了上千里远 ，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名将。我们现在说起这位名将秦开，估计读者们看着会很陌生，但是一提到荆轲刺秦王中的那位小配角，甚至可以说是丑角的秦舞阳恐怕很少人会不知道，这位在秦王面前吓得差点尿了裤子的秦舞阳正是秦开的孙子，回想起乃祖的风范，“不肖子孙”这四个字真是对秦舞阳最为恰当的评价了。
（三）卫氏朝鲜：汉武伐朝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吃掉大半个朝鲜的燕国最终的命运也是被更强大的秦国吞并，中国迎来了封建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但是白璧微瑕，吞并了燕国的秦朝并没有派兵攻占可以称得上是最后一个诸侯国的朝鲜，于是朝鲜就成了辽东郡以外的边界国家。汉朝建国后，因为朝鲜离得远，难以防守，所以重新修复辽东郡从前的那些关塞，一直到浿水为界，属燕国管辖。后来燕王卢绾 造反，跑到了匈奴那边。燕国人卫满也流亡于外，聚集了一千多个同党之人，出走塞外，渡过浿水 ，进入了辽东，他在王险城 建都，并自封为国王，并且他还击败了朝鲜的末代王萁准，迫使他继续向朝鲜半岛的东南部逃亡，一直逃到朝鲜半岛上“三韩”民族之一的马韩族中才停下来，并且在马韩中称了王 。此时的朝鲜史称卫氏朝鲜，虽然朝鲜依然还叫朝鲜，但是此朝鲜已经非彼朝鲜了。
卫满这个人虽说是叛逃出去的，但是却颇有自知之明，巩固了在朝鲜的地位之后他立刻向汉朝表示了臣服。他跟当时的辽东郡的太守约定做汉朝的外臣，负责保护边塞以外的蛮夷，并且不让他们到汉朝的边境来骚扰抢夺，不阻拦各位蛮夷的首领到汉朝觐见汉朝天子。凭借着和汉朝的友好关系，卫满得以凭借他的兵威和财物侵略、招降他周围的小国，真番、临屯都来投降归属卫满，他的势力大幅度的扩张，统辖的地区扩大到方圆数千里。
就这样朝鲜和汉朝平安的过了许多年，到了卫满的孙子右渠执掌朝鲜国的时候，此时汉朝的皇帝正是那位武功赫赫的武帝刘彻。朝鲜经过两代的扩张，实力已经大大的增强，加上已经过了两代人，作为孙子的右渠对于汉朝的认识已经不像他的爷爷了解的那么深刻了，渐渐地开始不将汉朝放在眼里。不但大量吸纳临近汉朝郡县的汉人，而且不但自己不来朝贡，而且阻挡附近的土著部落对汉朝的觐见。也许大家要问，为什么随意吸纳汉朝的人口也触犯到了汉朝的利益？因为古代不比现在是人口爆炸的时代，人对于古代社会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大家《三国演义》相信都看过，诸葛亮六出祁山，在进攻不力撤退的时候总是将要放弃的城市里面的人民统统带走，也是这个道理。汉朝派了使者去朝鲜劝说，右渠依旧不当一回事，我行我素。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国家的态度拿前国足教练米卢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只要藩属国称臣服软，一般来说都会不为己甚，吃点亏也没什么，要是藩属国胆敢公然叫板，那么受到中国的打击就是不可避免的。右渠这样的态度换成汉朝前面几个皇帝倒也罢了，以前主要是修生养息防御头号敌人匈奴，才没那个精力搭理这么一个边境小国。可是偏偏如今是汉武帝君临天下，此时大一统学说正是方兴未艾，这朝鲜国拿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属于秦朝统一时没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大一统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可以说朝鲜正是撞到了枪口之上。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正式讨伐朝鲜，这次讨伐的规模是十分大的，派了楼船将军杨仆和左将军荀彘 分率海陆军两路夹攻。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对“楼船将军”这个官衔有点奇怪，这个官衔有点像现在的兵种司令，“楼船将军”就是以汉朝水军的主力战舰之一的楼船而命名的。
中国有史可查的水战最早发生在春秋时期，当时吴国的战船最为有名，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 以伍子胥为谋臣治吴。在无锡欐溪城 建船场，规模大的叫“船宫”，规模小的叫“石塘”，开始发展舟师。吴国的舰队拥有“艅艎 ”、“三翼”、“突冒”、“楼舡”、“桥舡 ”等多种舰艇。艅艎又写作“余皇”，是王侯乘坐的大型战船，战时作为指挥旗舰。据古书记载，艅艎船首绘有鹢鸟 的图案，有优良的航行性能。水军的主力战舰是三翼，即大翼、中翼和小翼。其中大翼长10丈，阔1.5丈，一般载水兵91人，其中进行远程射击的战斗人员二十六人，划桨的水手五十人，操舵手三人，持长钩，矛，长斧的接舷近战人员各四人，其中包括船长和战斗指挥官，船上的武器装备都有钩、矛、斧各四把，弩三十二张，箭三千三百枝，全套盔甲三十二副。中翼宽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宽一丈二尺，长九丈 。伍子胥还把车战战法用于水战，首创了一套水战战法。吴国就是凭借这些战船先后与楚、越两国大战于汉水和太湖，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在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吴国还进行了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舟师第一次的沿海活动 。后来勾践卧薪尝胆，也同样大力发展水军，在越国灭吴的时候战船已经发展到300艘之多，水军已有相当规 模。
到了秦汉时代中国的船舶不断的成熟，水兵已经有了固定的名称就叫“楼船士”。超大规模的水战或水路运输已经出现，如秦朝发楼船士五十万平定百越，汉武帝在攻打朝鲜之前就曾经发楼船士二十万定南越。在武帝时代，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师已经十分强大，舰队中配备有各种作战舰只，有在舰队最前列的冲锋船“先登”，有用来冲击敌船的狭长战船“蒙冲”，有快如奔马的快船“赤马”，还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船“槛”。当然，楼船是最重要的船舰，是水师的主力。楼船是汉朝有名的船型，它的建造和发展也是造船技术高超的标志。楼船，顾名思义，就是有楼的船，高10余丈，甲板上建楼数层。每层都有防御敌方射来的弓箭矢石的女墙（即矮墙），女墙上开有用作发射弓弩攻击敌方的窗孔。为了防御敌方火攻，船上蒙上皮革。楼船这个庞然大物上还遍插旗幡，刀枪林立，以壮声势。1975年，在广州发掘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的遗址，发现了三个大船台，可以同时建造数艘重量达五六十吨的木船。据考证，这是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此外，在今陕西、四川、安徽、浙江、江西等地，也都有秦汉的造船工场。如长安城西的汉朝昆明池造船基地，周长达40里，有时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楼船。楼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橹、帆、楫等。此时中国的船舶不仅仅被大规模应用于内陆的江河湖泊中，而且航海技术也已经走向成熟，秦始皇在四方巡游的时候曾经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航海，到了汉武帝这时候已经可以越渤海过黄海直攻朝鲜半岛了。
应该说此次汉朝的攻朝作战计划制定的很不错，再加上个方面的技术优势，如果切实贯彻了战前的作战计划，拿下朝鲜应该不会花费什么力气，可是偏偏良好的作战计划却在因为人事上面的漏洞导致了这次的战争打得很艰难。
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五万人的舰队从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出发，越过渤海和黄海直捣朝鲜的都城王险城，而左将军荀彘率主力陆军从当时汉朝的辽东郡出发，强渡清川江进攻王险城。朝鲜王右渠一看大事不妙，不过他现在后悔也迟了，因为知道和汉军野战不可能胜利，于是只好仗着朝鲜的地势，凭险拒守。
此时左将军荀彘手下有个叫多的军官作为先头部队，率辽东郡的士兵首先进攻，可是战况却十分不利，多率领的军队被打败，他自己逃了回来，可惜军法无情，多回来以后依然被处以了极刑。此时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的七千齐地 士兵作为先头部队先一步到达了朝鲜的都城王险城下。楼船将军杨仆的水军是偏师，本来应该是配合左将军进行作战，但是却为了抢功，不顾敌我数量悬殊，擅自进行攻城，结果朝鲜守军看到杨仆兵少，出城迎击，汉军虽然背水而战，但是杨仆毕竟不是韩信，寡不敌众之下终于被击溃，杨仆本人也随败军逃入山中十余日。虽然如此，汉军整体实力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损伤，杨仆虽然兵败，但是士卒并没有被朝鲜军队杀伤很多，在山中杨仆又将败兵收拢了起来，再加上后续主力部队的到达，楼船将军杨仆再次向王险城挺进，不过这回他不敢再次冒进，开始步步为营，小心谨慎的进军。
而此时左将军荀彘率大军强渡清川江，企图从西面直攻王险城。而朝鲜军死守清川江，两军就在江上大战，朝鲜守军隔岸而守，能够半渡而击，地理优势明显，汉军虽然强悍，但是一时也没办法击溃守军，朝鲜战局陷入了一种僵持的局面。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汉武帝派了使者卫山挟兵威劝朝鲜王投降，这样的行动拿到现在来说就是以武力相威胁。这样的威胁朝鲜王右渠可再也不敢等闲视之了，马上做出姿态说是要投降，还要派出太子携带大量马匹和军粮到汉朝去谢罪，说得卫山是心花怒放。可是卫满家族在朝鲜经营数代，哪里是说投降就投降的，其实之前的一切都不过是麻痹卫山用的，其实是让太子带了一万多士兵借着投降的由头想搞偷袭。卫山是文官当时没看出来，可是左将军是武将，察觉到了不对劲，投降就投降，居然个个携带兵刃，全副武装，这哪里像个投降的样子？于是他将这个怀疑跟卫山一说，卫山也觉得不对，于是令太子的随行人员不准携带兵刃，以防不测。这道合情合理的命令一下，朝鲜太子立马知道计谋败露，于是借着这个由头退回了城内。卫山最后还是没能完成劝降朝鲜的任务，因此获罪被杀。
汉军在清川江与朝鲜守军相持不下，左将军见强攻并不能奏效，于是他乘着朝鲜守军注意力被吸引住的时候派军队从清川江上游渡河，击溃上游朝鲜守军，然后两路夹攻终于击溃朝鲜西路守军。左将军荀彘乃驱军急进，迭破数险，直抵王险城，围攻西北两隅。而楼船将军的部队也顺利进至王险城，围住了南边一角。
此时朝鲜都城被团团围住，应该没什么戏好唱了，可是朝鲜方面偏偏还是能够玩出花样，这次的问题就出在本人上面提到的人事上面的漏洞上。此次作战汉朝派出了两个将军，可是这两个将军却是平起平坐的平级官员，皇帝没有任命谁是总指挥，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可是这蛇要是有了两个头也是同样的麻烦。楼船将军杨仆曾经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和伏波将军路博德讨伐过南越相吕嘉，当时杨仆率先攻至番禹城下，奋力攻城，结果敌人全部跑到没怎么攻城的伏波将军路博德那里投降了，一场大功劳平白让路博德得了去。此次楼船将军杨仆吸取了在番禹城的所谓“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左将军合力攻城的要求每每视若无睹，完全不肯配合，幻想着朝鲜人能向他投降。而朝鲜守军也看出来了杨仆的心思，假装要向杨仆投降，却将兵力全部调去防守左将军的攻城部队，导致王险城打了几个月居然都没打下来。
左将军荀彘可不是楼船将军杨仆心里的蛔虫，杨仆心里的这个小九九他看不出来，于是本该轻松拿下的仗打成这样，心里不免开始怀疑杨仆有反叛之心。这时候由于王险城久攻不克，两员主要将领又不和，汉武帝终于有点意识到了人事安排上面的失误，就派了济南太守公孙遂担任钦差，他拥有上次作为使者的卫山不具有的独自专断的权利。公孙遂一到前线，左将军荀彘就把情况如实地和公孙遂说了，并且把他对楼船将军杨仆的怀疑也同公孙遂讲了，公孙遂也同意左将军的看法，于是用汉武帝所颁的符节召唤楼船将军到左将军的营里来议事，当场就命左将军麾下的士兵逮捕楼船将军，同时合并了他的军队。此刻两军合兵一处，军令统一，左将军荀彘遂将全城围住，四面猛扑。这一下朝鲜人没了指望，再想耍什么计谋也不行了，汉军真正横下心来攻城，朝鲜人就吃不住劲了。于是内部开始分裂内讧，朝鲜的大臣路人，韩阴，与尼溪相参，将军王唊等，共同谋划投降。可是朝鲜王右渠不从，于是路人，韩阴，王唊，开城出降。尼溪相参，号召党羽，刺杀了不肯投降的右渠，献首汉营。这时汉军正要率军进城，不意城门又闭，朝鲜将军成己，婴城拒守。荀彘使降人招谕守兵，如再抗违，一体屠戮，守兵相率惊惶，共杀成己，一齐出降，卫氏朝鲜就此灭亡。在这块地方汉武帝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 ，真蕃四郡 ，朝鲜半岛此时一分为二，北面为中国所有，南面是朝鲜半岛马韩、辰韩和弁韩（也称弁辰）这三韩的活动范围，其分界线，居然与如今南北朝鲜的三八分界线相差仿佛，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的奇妙。从此朝鲜北部一直在中国的统治之下，从两汉到西晋，历时三百余年的风雨飘摇而不倒。
参考资料：
《汉书》 班固
《史记》 司马迁
《资治通鉴》 司马光
《三国志》 陈寿
《新唐书》 欧阳修
《旧唐书》 沈昫等
《后汉书》 范晔
《高句骊疆域沿革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　王冬芳
《辽东设郡县考》 程妮娜
《关于“辽东”的考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　刘子敏
《中国古代交通》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盐铁论》 桓宽
李广利第二次攻大宛之战
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再次进击大宛国(都贵山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卡散赛)的一次大规模远程进攻战。
太初元年八月，汉武帝刘彻因遣使求购西域大宛国汗血马遭到拒绝，且使者被杀，财物被抢，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进击大宛。由于路远饥疲，次年秋，李广利无功还师，留屯敦煌郡(郡治敦煌，今甘肃敦煌市西)。武帝深感有损国威，担心西域各国依附匈奴，决计再度出兵。太初三年，武帝征发步、骑兵6万，并随军组织了一支计有牛10万头、马3万匹，驴、骆驼数以万计，粮草、弓弩不计其数的庞大辎重队伍，致敦煌，命李广利再次率军出征。同时，以戍卒18万屯驻酒泉至敦煌作为后援。李广利分兵从南、北两条通路进军，西域各国皆被震慑，汉军所到之处，纷纷出城相迎，提供粮草。唯有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闭门拒守，汉大军屠城而过。自此而西，两路汉军平行至大宛，兵力3万。沿途宛军迎击，均被汉军击败，各退保其城。汉军进抵宛都贵山城，大宛军出城迎战，被汉军击败，退入城中拒守。李广利命士卒绝其水源，将城池团团包围，猛攻40余日，破外城，俘虏大宛战将煎靡。宛人惶恐，退保中城。大宛贵族为求保全，密谋杀死国王毋寡，献马求和。李广利另立大宛王，缔结联盟，择取良马，胜利还师。此战后，西域各国与汉交往日益增多。
罗马军团和汉朝军队的一次战斗
古罗马失踪军团来到甘肃的历史已查明，为西汉陈汤收降。
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大军入侵伊朗，遭伊朗军队围歼，6000余罗马军队突围，逃至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后为西汉陈汤收降，带回中国，安置在永昌县。
甘肃省永昌县城南10公里处的者来寨村，我国西汉元帝时期在这里设置“骊罢”城，用来安置古罗马帝国降人。人们也许会问，古代中国从未和罗马帝国交战，罗马降人从何而来?这是一件历史悬案，萦绕在人类史上近二千年。为揭开世界上这一桩重大历史悬案，史学家们为此而苦苦探索。
这桩历史悬案起因于一场惨烈的古代战争，即公元前53年，也就是中国西汉甘露元年。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纠集7个军团、约4.5万人的兵力，发动了对古称安息，即今伊朗的侵略战争。不可一世的罗马军队在一个叫做卡尔莱的地方，出人意料地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其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6000余众拼死突围。
到了公元前20年，古罗马帝国和安息签约言和。这时，罗马帝国要求安息遣返33年前在卡尔莱战役中被俘虏的军人，并寻找普布利乌斯的下落。可是，普布利乌斯及其所率突围残部，已在安息消失得无影无踪。罗马溃军到底去了何方?这一疑团一直困惑着罗马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学家。
后来他们发现40年代一位名叫德效谦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已对这一课题做过大量工作，并找到了德效谦于1947年撰写的《古代中国之骊罢城》一文。本文开宗明义：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罢”，后又改称“大秦”，《后汉书·大秦传》就是以“大秦国一名犁霸”这句话起首的。文章接着指出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罢”城的出现，自然会与有外国侨民相关。作者进而运用史料说明，骊罢城最早在中国西汉版图上出现是公元前20年，那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的时间。这绝非历史的巧合!它说明在卡尔莱战役中突围的罗马远征军，正当其故国寻觅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早已鬼差神使地到了中国，并在祁连山下落脚了。
根据此文提供的历史线索，中外学者查阅了大量史书，终于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中获得突破。据此书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时，在这里见到了一支奇特的军队。
“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其“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而这种构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史学家们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17年的罗马军队的残部。
西汉王朝军队在这次郅支战役中大捷。《汉书》上说，陈汤率领的汉军攻克“重木城”，以“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而告胜。学者们依据这一重要史料拨开历史迷雾，理清了那支古罗马军队残部的踪迹。即普布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在安息军队围追、封锁而回国无路的情况下，辗转安息高原，伺机东进，在防御松懈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一道口子，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后被陈汤收降，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番禾县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县)，并置县骊罢。直到公元592年。
鉴于骊罢人已和汉族人融合，隋文帝下诏将骊罢县并入番禾县。至此，骊罢建县共612年。 中国的骊罢人就这样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悄然消失。
相关材料：遭遇汉军成俘虏：被俘罗马远征军在中国的繁衍
杨红林
编者按：近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派出摄制组，到中国甘肃寻找罗马第一军团后裔的下落。意大利媒体的到来，引起人们对2000多年前那一段历史的关注。
公元前36年，为了打击与西汉为敌的北匈奴郅支单于，西汉派4万大军西征。当大军抵达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时，竟意外地发现，在郅支单于的部队中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直到战斗结束，西汉将士才知道，这些士兵居然来自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远征中亚，罗马军团士兵神秘失踪
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三巨头之一克拉苏率领罗马第一军团进攻中亚地区的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其为安息，地处伊朗高原）。帕提亚人进行了殊死抵抗。5月，罗马远征军进入一个叫卡莱的地方，结果中了帕提亚人的埋伏。面对四周黑压压的帕提亚大军，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克拉苏拼死突围。经过一番激战，罗马军团彻底崩溃，克拉苏命令手下各自逃生。
卡莱之战后，罗马帝国暂时不再侵扰帕提亚。公元前20年，两国言和。然而当罗马人提出希望全部遣返卡莱战役中被俘的罗马军人时，一件令他们困惑的事发生了。在清点战俘的数目时，他们发现仅有区区几百人。而此前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当年第一军团实际上很多士兵没有战死，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帕提亚人，一时都陷入了困惑之中。
后来，历史学家们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当时有1000多名罗马军团士兵冲出了重围。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避开帕提亚军队的封锁继续向东前进。最终，这支罗马第一军团的残余部队冲出帕提亚国境，进入了中亚盆地。而在那里，散布着像康居、大月氏这样的小国。于是，善于作战的罗马士兵们便分别以雇佣军的身份被这些小国接纳。
来到中亚地区后，这些罗马士兵仍保持独立的作战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没有重大变故，他们很可能就会在这里逐渐繁衍生根。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战争再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汉军的特殊俘虏
当年流落到中亚的罗马士兵，一部分投奔康居，另一部分则充当大月氏的雇佣军。公元前40年，大月氏国内发生动乱，五位副王之一的贵霜发动战争，自任大月氏王。被击败的四位副王带着自己的军队和属民，包括那些罗马士兵，向东逃到西汉境内的河西走廊。在那里，这些罗马士兵得到了妥善安置。而投奔康居的那部分罗马士兵则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被卷入了北匈奴与西汉军队的战争中。
自汉武帝以来，西汉边境的匈奴已遭受多次打击。公元前57年，匈奴内部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宣布归属西汉，并率部南迁至阴山附近。而与西汉为敌的郅支单于因惧怕呼韩邪联合汉军合击他，率众向西面的中亚方向逃去。公元前40年，当郅支单于的军队到达康居国时，只剩下3000多人。但郅支单于很快得到了康居国的帮助。康居国王不但将郅支单于安置在东部边境，还将手下的罗马士兵借给他。就这样，残余的罗马军团又成了北匈奴军队的雇佣军。
在康居的帮助下，郅支单于很快再次强大起来，并且对西域诸国横加凌辱，筑起郅支城，准备与汉朝军队抗衡。鉴于郅支单于的活动严重威胁到了汉朝西域各属国的安全，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派兵攻打郅支单于。当汉军包围郅支城后，发现了对方军队中这些奇特的士兵。据中国史书记载，郅支城不但“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而且还有“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而据汉朝人以往的了解，身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是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战术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当战斗时，这些士兵手持一人高的巨型大盾牌，他们组成正方形队列，用盾牌把队伍包裹得密不透风，然后喊着口号、迈着统一步伐往前走。当敌人相距较远时，他们先把手中的长矛扔出来；稍近以后，则拔出短刀肉搏。
不过由于实力上的差距，这种奇特的战术并没有改变战斗的结局。由于汉朝的重骑兵速度很快，转瞬间就把罗马士兵的方阵团团包围，然后从四面进攻，轻易地就攻破了罗马士兵的方阵。最终，汉朝大军一举攻破郅支城。而那些可怜的罗马士兵，则只剩下100多人，成了汉军的俘虏。
汉军将这些罗马士兵带回中国，为了安置这批特殊的俘虏，汉元帝特地下诏在河西地区设立骊靬县（今甘肃省永昌县）。据《后汉书》记载：“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而后世一些历史学也认为骊靬正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从此，曾经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公元592年，隋文帝下诏将骊靬县并入番禾县。从那以后，中国史书中再也没有关于这些罗马士兵的记载。
《环球时报》
班超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
[法]勒内·格鲁塞
无论对这些希腊文地名及汉文地名之间所作的鉴定的正确性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条一端是罗马和帕提亚帝国，另一端是汉帝国的、横跨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起，沿塔里木南北两缘绿洲上排列的印欧诸小国就开始有了相当大的商业重要性。事实上，匈奴与中国人为控制这些国家而互相争夺，前者从这些王国以北的阿尔泰山高地窥视塔里木，后者从这些王国以东的敦煌地区边境控制着出口点。
东汉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或者是再征服——是在明帝（58－75年）、章帝（76－88年）、和帝（89－105年）在位时有步骤地进行着的一项事业。对此事业的功绩应归于几位伟大的战士。公元73年，中国将领耿秉（骠骑将军）和窦固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初征，北匈奴在汉军到达之前就逃走了窦固的副将、中国出现过的最杰出的首领之一，“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受命进攻在巴里坤的一支匈奴部落呼衍部，班超打败其部后，“多轨首虏而还”。同年（即73年），中国在伊吾屯兵，沙畹认定伊吾是哈密，而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伊吾地处罗布泊以北，在楼兰和今营盘之间。74年，耿秉和窦固出发进攻吐鲁番地区，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国，由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们统治着：吐鲁番周围的南车师和在天山北麓接近古城的北车师。耿秉通过大胆的行军，首先进攻较远的古城车师，其王安得在汉军发动猛攻之前投降：“他出城，脱帽，抱住耿秉的马蹄，表示归附。”吐鲁番王安得之子受其父的影响也投降了。两支中国驻军分别留在北部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鲁克沁。与此同时，班超的看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派出一支带有侦察员的小分队进入地处楼兰和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他施展一计谋而得知鄯善国王正在与一位匈奴使者密谋反对中国。夜幕降临时，他召集部下开会。照例他应该征求派给他的中国文官的意见，但是，他谨慎地没有这样做，他说：“吉凶决於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土也！”在沉寂的夜晚，班超率小队人马放火烧了匈奴使者们住的小屋，进而还以喊叫声和锣鼓声恐吓附近的人，然后他们把这些野蛮人或者是烧死、或者是砍头。事后，班超召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拿给他看。这位已经处于叛逆边沿的鄯善王，战战兢兢地又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位。接着班超把注意力转到喀什噶尔的事务上。
在中国和匈奴都未干涉塔里木盆地上诸印欧小王国的事务期间，这些国家互相争吵不休。中国人称之为“贤”的叶儿羌王（公元33－61年），由于征服库车（46年）、费尔干纳和于阗，暂时获得了该地区的霸权，但他在一次大叛乱中去世。当于阗王在公元61年推翻贤时，库车接受了匈奴的保护。塔里木南部的霸权转入中国名为“广德”的这位于阗王手中，他成了叶儿羌的主人。在北方，控制权落到中国名为“建”的库车王手中，建在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下于73年夺取喀什。在这关键时刻，汉明帝任命处理该地区事务的班超到达喀什噶尔。他先到于阗，于阗王广德因最近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偏向于听从匈奴的指挥，对班超十分冷淡。班超随即亲手砍下作为于阗王首要顾问的一位巫师的头。于阗王惊恐万状，重新归附汉朝，并杀匈奴使者以示忠诚。然后，班超前往喀什。库车王建是匈奴的属从，他已经征服喀什并且派他的亲信，一位库车人登上喀什王位。班超不畏艰险（他只带很少几个人）捉住这位库车王，废黜了他，恢复了原喀什噶尔王朝，以一位汉文译名为“忠”的人为王（公元74年）。
公元75年，明帝死前不久，在匈奴的支持下，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反对中国保护权的大叛乱。焉耆王暗杀了中国都护陈睦。库车和阿克苏人开始包围在喀什的班超，被围一年多后，这位英雄开始反攻。与此同时，匈奴侵扰北车师（古城）王国，杀中国的封臣——北车师藩王安得，包围了中国的戊校尉耿恭在一个地区的堡垒。耿恭像他的同事班超一样，奋起英勇抵抗。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被迫把他们装备上的皮带煮熟为食。他同与他呆在一起的一小部分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然而，新皇帝汉章帝的朝廷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塔里木盆地，因为这些不断的叛乱和维持中亚保护关系所需要的代价使朝廷灰心丧气。但是，班超意识到，这种撤退就是把该地区拱手交给匈奴。在撤回途中，他一到于阗就改变了主意，他违抗已经接到的朝廷命令，重返喀什。在他离开的短暂期间，喀什自然已落入库车人手中，也就是说，落入了匈奴一派的人手中。班超把库车集团的头目们斩首之后，恢复了他在喀什的住所，并决定不再离开。更有利的是，在78年，由于得到在喀什和于阗召集的或者是在远至粟特地区征幕的辅助军的补充，班超夺取了阿克苏和吐鲁番，“斩首七百级”。与此同时，中国在甘肃的驻军从匈奴手中重新夺取了吐鲁番的车师王国，斩首3800人，获取牲畜37000头。北面的蛮族惊恐四逃。在班超和耿恭这些对手面前，匈奴算是碰到了他们的师傅。
班超在呈报给皇帝的奏章中，通过列举自己在西域的经验极力说服胆小的朝廷。他陈述道，那些被文人学士们谴责为无用的边区战争，实际上是最现实的防卫措施，很可能使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人定期性的入侵，“取（中亚）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至于他采用的方法，可以简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以夷制夷”。确实，由于他用每一块新征服的绿洲为他提供的小分队来对付那些还处于叛乱中的绿洲，他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真正的中国人不过是一小伙冒险家或充军者，他们是为了在边疆多事的生活中获得新荣誉而来的。他们靠该地区的给养生活，他们保卫这一地区，以免匈奴游牧部落再来。班超解释说：“臣见莎车（叶儿羌）、疏勒（喀什）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这位与达西亚的征服者图拉真同时代的人也具有图拉真的军事观点。
主要目的是把匈奴人赶回外蒙古地区，让他们远离他们获取食物和财富的丝绸之路。班超胸怀此大略，粉碎了在喀什（80年、87年）和叶儿羌（88年）发生的新叛乱，并使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成了他的盟友。班超从他派出的探子们那里获得情报，以及他对蛮族心理了如指掌，每次他总是大胆地、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在喀什，受他保护的傀儡王忠，于84年伙同莎车人、粟特人（索格底亚那人）和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一起叛乱。喀什王忠在被班超从喀什赶跑之后，于公元87年佯装自愿归附班超，并要求班超接见，在接见时，他随身带来了一支强悍的骑兵，用意是企图发起突然攻击。班超假装不知并相信拜访者的诚意，设宴款待。然而，当“酒一巡之后”，他捉住其王并砍下他的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从隐蔽处出来，猛扑向敌人，并把他们全部杀掉。公元88年，班超在攻莎车之前，只有一小支军队（汉军与于阗的援军一样多）去出击已经得到库车及邻近城市来的、大约有5万援军支持的居民们。在夜间，班超佯装撤退，后来又急行军返回来猛攻该城，杀5干人，迫使城民投降。
现在，只有库车和焉耆还处于叛乱之中，这些地区正在四处收罗反中国的盟友，从蒙古种的匈奴人到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印度－塞人国王——也就是统治着阿富汗地区和北印度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的皇帝，可能当时是卡德菲斯一世——未能与中国公主联姻，心怀不满，于公元90年，向帕米尔山区东北部派出一支远征队去协助库车反对班超。班超阻截了该军与库车人（他们可能为这支援军储备食物）之间的一切通道后就消失了。这些印度－塞人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在喀什噶尔无边无际的许多小路中间冒险行进，未遭惨败地得以撤退已是值得庆幸的了。库车朝廷，在这次几乎酿成灾难的经历之后聪明起来，于公元90年重新与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是月氏人中的传统政策）。
在北方的蒙古，窦宪和耿秉将军取得了对北匈奴的伟大胜利（89－90年）。北车师和南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两位国王立即恢复了他们与汉朝的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进军至外蒙古，很可能达到鄂尔浑河，俘虏了单干的母亲及其家庭的全体成员，立单于的弟弟於除踺为继承人。93年，当新单于反叛中国时，中国派遣一支来自满洲边境的蒙古族部落鲜卑人对付他，他们打败并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
于是，在失去了匈奴和印度－塞人两方面的援助之后，塔里木北缘四个反叛国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向班超投降（91年）。这位中国的胜利者接受了朝廷赐予的“都护”称号，实际上是中亚的总督。他在库车附近的一个小城乾城建立住所，而另一位中国将军住在喀什。只有焉耆还未被征服。公元94年，班超率领来自库车和鄯善（罗布泊地区）的辅助军向焉耆进军。焉耆居民徒劳地毁掉了架在格勒都斯河上的桥。班超趟过深齐腰部的河水，进入焉耆城前面的沼泽地。一些居民渡过博斯腾湖逃跑，但焉耆王被迫投降。班超为了报仇，就在19年前陈睦被害的地方砍下他的头。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全境至此全部征服。班超于97年命令其副将甘英出发，穿过安息——即过阿尔萨息朝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即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但是，甘英被帕提亚人的谎言吓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大概没有达到罗马的边境就回来了。
班超于102年告老回国，同年去世。他的后继者们未能仿效他的灵活而现实的土著政策，塔里木地区在106和107年爆发了大叛乱。中国将军粱慬在库车被当地居民包围。他在一次大胜仗之后解围，但是，汉朝廷因这些连续不断的叛乱丧失了信心，于107年召回了在塔里木的全体驻军，甚至包括在鲁克沁和伊吾的驻军。次年，羌人（或称吐蕃人）攻打甘肃的中国据点，有截断通往敦煌之路的危险，吐蕃人当时还是一个完全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他们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梁慬以几次激战为代价把他们阻住（108年）。最后，内蒙古的南匈奴于109年对中国边界发起进攻。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一些鲜卑部落反对他们。然而，南匈奴一直搔扰着山西北部，直到粱慬于110年迫使他们讲和。
总的说来，在119年当中国重建工作开始时，她在保卫自己的边界中面临着许多困难。重建了伊吾（哈密或罗布泊？）的移民军团；鄯善和吐鲁番王再次归附。但其后不久，北匈奴单于和古城车师出其不意地杀了伊吾驻军。最后，班超的儿子班勇恢复了其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鲁克沁重新屯兵；124年，他费力地支持鄯善王对中国的效忠。被吓倒的库车王和阿克苏王开始归附中国，并派一支军队给班勇，任其调遣，班勇用这支军队把匈奴匪帮赶出了吐鲁番。126年，他甚至在短时期内臣服了生活在巴里坤湖东北地区的北匈奴的呼衍部，并赶走企图插手的北匈奴的主力部队。127年，中国人进入焉耆，从而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和一位来自费尔干纳王的使者一起到达东汉都城洛阳，觐见汉顺帝。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除了南匈奴的左支，或称东支的一位首领在140到144年期间进行过短期叛乱外，中国的麻烦主要来自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人。131年，呼衍部攻北车师（古城），并蹂躏当地居民；151年，他们几乎摧毁了汉朝在伊吾的军屯区，该区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才得以保住。然而，北车师在153年时还是中国的属国。151年，一位汉朝官员愚蠢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于阗人的反抗，他们杀死了他，虽然此后该城居民作了公开的道歉。170年，中国的将军们利用来自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小分队，以地区纠纷仲裁人的身份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远征，直到喀什；168—169年间，中国护羌校尉段颖击退了沿甘肃边境入侵的芜人（或吐蕃人）。
南定百越
百越为华东、华南越人之总称。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驺郢率兵进击南越，武帝派兵援助南越。驺郢弟余善杀闽越王以首级献朝廷，武帝下令撤兵，立勾践后裔丑为越繇王，余善不服，与越繇王对峙，武帝遂以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分地而治。
南越王赵胡感激朝廷，遣子婴入侍。婴在汉娶姓女为妻，生子兴。赵胡死，婴返国嗣位，婴死兴嗣，年幼，氏以太后秉政。相国吕嘉历事三王，宗族子弟满布国中，势力很大。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遣使谕太后与子兴入朝。吕嘉不满太后内附，发动政变，杀氏母子及所有汉使者，立婴越妻所生之子建德为王。武帝闻讯，于五年调水陆大军十万南伐，以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以南越降将出零陵下漓水。至六年，杨仆与路博德抵番禺城下，吕建与建德等逃入海，为汉军所追杀，于是南越各地纷纷投降。武帝遂以其分建九郡：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毋丘俭东征攻克高句丽首都
高句丽与公孙氏：远交近攻
东汉末年，公孙氏雄踞辽东，远近戎夷咸服。高句丽与公孙氏的关系初时较睦，还曾出兵帮助其剿灭山贼。但196年高句丽新大王初即位时，王兄拔奇曾得到公孙度之助，起兵争位，旋败死。从此高句丽与公孙氏就结下了墚子。公孙氏欲入中原争锋，必须要先解决高句丽这个后顾之忧；高句丽要想实现独霸辽东的预想，也必须要排除掉公孙氏这个障碍。二者都心怀鬼胎，互相提防。但高句丽毕竟力弱，主要采取保境安民的守势，待机而动。公孙康时曾给高句丽以重击，并焚毁其国都国内城，高句丽被迫迁都山城丸都（吉林集安以西之山城子）。
高句丽在外交上对待公孙氏的一招就是远交近攻，分别与吴、魏建立了关系。233年，东吴曾派使者出使辽东公孙渊处，后来公孙渊反目，杀死为首的两使者。使者团中有几个逃亡到高句丽，假称奉孙权之命而来。从此高句丽与东吴一度打得火热，东吴还赐予高句丽东川王为“单于”的称号。但好景不长，曹魏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频频派人出使高句丽，促其与东吴断交。几年后高句丽迫于魏国压力，与吴绝交，斩吴使胡卫等，送首级与幽州。
形势发展很快，随着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国西南战线压力减轻，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桀骜不训的公孙渊。237年，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征辽东，并要求高句丽出兵相助。高句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派出主簿大加率数千精兵帮助魏军作战。几个月后，襄平城破，公孙渊走死于梁水，公孙氏在辽东的势力土崩瓦解。魏军随即潜军浮海，又收乐浪、带方二郡。魏在原公孙氏所辖地区设平州，辖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并置东夷校尉于襄平以统管之。
毋丘俭东征
公孙氏败亡后，辽东诸郡尽入魏手。当时魏正忙于与吴、蜀的战争，内部司马氏与曹氏又斗得正欢，无暇回顾。高句丽东川王又开始频频入寇，攻打辽东几个小城，获得一些小胜。高句丽大臣沛者得来绝食死谏，劝国王不要惹恼大魏，招来亡国之运，东川王哪里听得进去。
果然，不久吴蜀方面战事稍息，魏国派毋丘俭东征，以报高句丽侵寇之仇。公元246年，毋丘俭带领魏军步骑万人，东出玄菟郡，向高句丽进发。高句丽东川王亲自率领步骑2万余人迎敌至沸流水，战魏军于梁口（注：今通化市江口村）。两军对阵，以死相搏，魏军以方阵迎敌。东川王被打得大败，魏军斩首数千级。
东川王率少数残军狼狈逃回，据守坚固的丸都城。毋丘俭围城后，见山城的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也不多，就采用避实就虚，正面佯攻，西北偷袭的战法，选派一些身强体壮善于攀登的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先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据《三国志》所载，魏兵“屠丸都”，采取了烧光杀光的策略，唯独对当初劝说国王不要侵犯魏国的沛者得来一家网开一面，“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不久，毋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奔买沟（注：今朝鲜咸北会宁）。毋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紧追东川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注：1904年毋丘俭刻石记功碑在吉林辑安被发现，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注：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以诈降计刺杀王颀，打败魏追兵。此事不见于中国史籍。〕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地。
毋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魏之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统辖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归入了乐浪、带方二郡。高句丽几遭灭顶之灾，侥幸苟延残喘了下来。以后四十余年，高句丽不敢再向辽东入寇，并频频向魏、晋纳表称臣，双方长期保持和平状态。
吴平山越之战
嘉禾三年至六年(234—237年)，吴军收服丹阳郡(治扬州，今江苏南京)山越人的军事行动。
三国时，分布在今苏、皖江南及浙、赣、闽山区的土著居民，史称“山越”。其地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山出铜铁，自铸甲兵；其民俗好武习战，崇尚气力；开山赴险，抵突丛林，极为敏捷，吴军来攻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长期以来不服统治，吴为增强实力，强征为兵，山越辄起反抗，丹阳地区尤甚。嘉禾三年，诸葛恪自请到丹阳收服山越，以扩大兵源。孙权任命他为抚越将军、丹阳太守。诸葛恪采用武力围困与招抚并用的方针，命令各郡严守疆界，严肃法纪，已归顺的山民，一律设屯聚居。随后，调集各路将领，派兵据守险要峪口，修筑围困工事，不与山越交兵，又令士兵全部抢收田野成熟的稻谷。山越人新谷无收，旧谷食尽，因饥馑而被迫出山归降。诸葛恪下令，对归顺的山民，不得随意拘捕。有一县令因违令捆绑山民，被诸葛恪斩首，因而大批山民纷纷归降。至六年十月，先后收服达10万余人。诸葛恪将其中丁壮4万余编入军队，其余迁居平原从事生产，成为政府直接控制的编户平民。
王骏、李崇击焉耆之战
新莽天风三年(16年)，汉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戍已校尉郭钦率西域属国兵进击焉耆(王治员渠城，一名南河城，今新疆焉耆西南)的作战。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为宣扬新朝武威，外及南匈奴。西域各属国全部授予新室印绶。王莽积失恩信，引起各国不满。不仅匈奴起而犯边，西域焉耆亦于始建国五年反叛，致汉西域属国瓦解。天凤三年，王莽遣王骏，李崇、郭钦率各属国兵进击焉耆。焉耆诈降，暗中秘密集结部队，部署伏兵。王骏率莎车(王治莎车，今新疆莎车)、龟兹(王治延城，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等国军队7000余人，兵分数路，直入焉耆。另遣郭钦、佐帅何封率一部兵力断后。王骏等兵至焉耆，伏兵突起，切断退路。姑墨(王治南城，今新疆阿克苏)、尉(一作封)犁(王治尉犁，今新疆库尔勒市东北)、危须(王治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等国军队叛变，亦回兵向王骏等发动突然袭击。王骏及其兵马皆被斩杀。是时，郭钦率另一部汉军抵达，乘焉耆军尚未回师之机，发动奇袭，屠杀焉耆大批老弱，即取道车师(一作姑师，王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雅尔湖村西之交河故城)入塞回国。李崇收残部，退保龟兹。
曹操北征乌桓之战
汉末军阀混战之际，居住在幽州之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各郡的乌桓强盛起来，掠有汉民十余万户，袁绍立其酋帅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之。辽西乌桓蹋顿尤为强盛，曾助袁绍灭公孙瓒。后袁尚兄弟前往归附，蹋顿欲助尚收复故地，屡入塞为寇。操将击之，凿平虏渠（由今河北省饶阳县至沧州市）、泉州渠（在今天津市宝坻、武清二县境）以通海。
建安十二年（207年）春，曹操准备击乌桓，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郭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猝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思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成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汪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操从嘉议，率军北征，行抵易县，郭嘉献计：“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掩其不意。”操复从之。
七月，操军至无终（今天津市蓟县），时正当夏季多雨季节，滨海低洼，泞滞不通，乌桓遮守径要，军不得进。操患之，问路于右北乎郡人田畴，畴曰：“此道夏秋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乎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迳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今河北平泉县南柳河口处），越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南古北口东北一百四十里滦河之滨）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可不战而禽也。”操称善，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乌桓候骑见之，以为大军已退，故乌恒不复设备。
操今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东北二十里），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今内蒙喀喇沁左翼），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令辽宁兴城北），未到二百里，乌桓始觉之。尚、熙与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率数万骑迎战。八月，操登白狼山（在平冈东），猝与乌桓遭遇，乌桓军容甚盛，操辎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操登高望见敌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乌桓大溃，斩蹋顿。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袁尚、袁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有人劝操继续追击。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果派人送尚、熙首来。众问操：“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操答：“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国，其势然也。”
到这时，中国北方，除辽东的公孙康和关西的马腾、韩遂尚仅是名义上的服从外，其他州郡都直接隶属于曹操的管辖之下了。




大汉以百人之力抗拒匈奴单于亲率大军
岳飞名篇《满江红》中的千古绝句“壮志饥餐胡努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说的就是耿恭在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7年）以偏师征守疏勒城的事迹。那一仗耿恭以百人之力，抗拒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大军经年之久，箭尽粮绝，甚至榨马粪以求水，熬皮甲炖弩弦以充饥……
东汉，章帝元年，刚刚继任皇位的汉章帝立即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整个西域或许已经落入匈奴手中。
原来在这年的三月，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蠡音离）带领二万军队与汉帝国争夺西域，匈奴军队势如破竹，攻破了归附汉帝国的车师后国，招降了西域北部焉耆等小国，汉帝国刚上任的西域都护陈睦战死，驻扎柳中城的关宠部、驻扎金蒲城的耿恭部被合围，这两支不过数百人的小部队一旦被消灭，匈奴军队将长驱直入山南。
驻扎柳中城的汉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关宠立即向京师紧急求援。关山千里，当京师收到收到这封求救信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的事情了！半年过去了，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这些帝国的军队还存在吗？
多数大臣都认为救援没必要，西域的失去已经不可避免了，而那些战士们，已经注定为国牺牲了！但是，年轻的皇帝却被以司徒鲍昱为代表的大臣的决心打动：汉帝国从来不冷却英雄的热血，即使这次救援注定失败，也要向世人宣告汉帝国从来不会放弃为他战斗的勇士！
汉军在风雪中西出玉门关，去找寻那已不足百分之一的希望！
实际上，耿恭乘大雨向敌人发起突击，成功逃出重围。到了五月，耿恭因为水源问题引兵转移到疏勒城。疏勒城有涧水流过，可以保证夏季的饮水；同时，疏勒城正当山南山北之间的要道，可以防止匈奴攻略山南各西域小国。
匈奴人很快发现了耿恭部的意图，再次将耿恭部合围在疏勒城。匈奴人曾把涧水的上游壅塞住，要渴死汉军，但是失败。而附近的国家都已经投降匈奴，形势十分险恶。城中汉军因为不断有人战死、病死、饿死，结果只剩下了数十人，也没有人想要投降匈奴。
被困日久将士们饿得要死，只得把身上的皮制铠甲放进锅里，煮软一些，然后切成一块块地分下去，吞嚼充饥。再后来，连皮甲都吃完了，迫不得已，将弩也拆了，把上面绷着的皮条和用作弓弦的兽筋同样煮了吃。护具和武器无疑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为了稍填肚子，都顾不得了。
这时匈奴单于亲临城下，知道城里的汉军已经疲痹得不得了，却还不投降。匈奴人虽凶残，但是心肠直，敬重英雄，于是他心生敬意，便招降耿恭，并答应封他为王。
这时一幕令人震骇的事便发生了——耿恭答应投降，并将匈奴使者骗进城里，亲手击杀，然后就在城上，对着匈奴的大军，将尸体的肉割来烤着吃！耿恭用这样的行动，把投降这一条后路给完全断绝掉了。与其说是饿极了骗个“食物”进来，不如说是横下一条心，誓死无二。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说得就是这事。
第二年的正月，汉帝国的救援军终于到达了柳中城，关宠部队已经全军覆没了，在这么严寒的天气下，救援军认为更加艰难的耿恭部更不可能存在了，于是统兵的秦彭、王蒙、皇甫援等将领都决定返回，毕竟他们不能冒险把全军置于危险之地。但是，范羌泣血要求一定要去去疏勒城看看，虽然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分给他两千部队。
范羌领兵冒雪前进，沿山北而行，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城下。城中汉军已经所剩无几，还活着的都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了，半夜察觉有军队开来，还以为是匈奴军趁雪来打，大惊绝望。范羌远远喊道：“我是范羌啊！不是敌人，是汉朝派兵来迎接耿校尉，救你们回国！这时候，城内只有二十六人。 直到退至玉门，耿恭部已经只有十三个不成人样的幸存者了。
这些人获得了战友们的无上敬意，玉门关的将军们亲自为幸存者们沐浴更衣。
相关资料：汉武帝开疆拓土
葛剑雄
到了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代，经过近70年的恢复和发展，汉朝的经济实力已有很大的增强，粮食和物资的储备相当充足。特别是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 154年）平息了以吴王刘濞〔bì必〕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国的叛乱以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基本消除了内部分裂的威胁。恢复秦朝的疆域，进一步向外开拓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严助率会稽（今长江三角洲和浙江北部）的军队渡海前往救援，迫使闽越解围撤回。据说东瓯怕汉军撤退后闽越会卷土重来，要求内迁，于是大部分东瓯的越人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地区。
三年后，闽越王郢进攻南越，武帝在接到南越报告后，命王恢和韩安国出兵。闽越王的弟弟馀善杀了郢，向汉军投降。由于汉军无法久驻，武帝还是保留了闽越国，立馀善为王。但馀善依然反复无常，因此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灭南越后，武帝即派杨仆等乘胜进军。次年汉军攻占闽越，馀善被部下所杀，闽越人大部分被迁往江淮之间，当地几乎成了无人区，直到西汉后期，遗留下来的越人逐渐增加，才重新在今天的福州恢复了冶县，以今天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武帝初年，匈奴仍然常常侵扰汉朝北部边疆。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一带，企图引诱单于入侵，一举歼灭。但计谋被单于识破，未等汉军合围就撤走了。从此匈奴更加剧了侵扰，汉朝北部从今陕西北部至辽宁西部一线无不受到骚扰掳掠。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军连续发动进攻，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驱逐了匈奴的白羊、楼烦王，收复了“河南地”。汉朝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和五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北），并修缮了蒙恬所筑的城塞，使边界又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第二年，又暂时停止了在西南的经营，集中力量筑朔方城，进一步巩固边防。
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年），汉军主力从西路出击，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不久，浑邪王杀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众降汉。这样，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东、祁连山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酒泉（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武威（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张掖（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敦煌（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和金城（治所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五个郡。原来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被驱赶到更西的地区，他们与匈奴的联系被隔断了。由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
早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为了招引大月氏回敦煌、祁连山旧地，以便共同打击匈奴，曾经派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往返时都被匈奴扣留，13年后张骞才回国复命。尽管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张骞亲历了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和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亚国家，使汉朝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具体情况。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军又一次大败匈奴以后，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乌孙。到乌孙后，张骞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到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汉朝与西域和中亚、西亚的交通从此开通。
但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并没有结束，汉武帝对西域发动了几次军事行动，最大的一次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十几万头牲口和十几万民工，征服了大宛。由于交通线太长，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但对天山以北还不能经常控制，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与内地的正式政区不同，不设置郡、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汉朝一般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但掌握它们的兵力和人口等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都护代表朝廷掌管这些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权，可以调动它们的军队，决定它们的对外态度，必要时还可直接废立他们的君主，甚至取消某一个国。正因为如此，西域都护府也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　为了向西南开拓，大约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就征发巴、蜀二郡（约相当今四川东、中部）的士兵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向牂〔zāng赃〕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新设了一个犍为郡，治所就设在僰道。在这种情况下，“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带）、笮（今四川盐源县一带）的君长请求归属，汉朝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但由于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加上汉朝正忙于对付匈奴，一度曾取消了部分新设的县。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经过几年的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部族的地区新置了越巂〔Xī希〕（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沈黎（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汶山（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和牂柯（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五郡。两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召南越王来长安朝见。第二年，反对并入汉朝的南越丞相吕嘉杀了国王和汉使，发动叛乱。汉军分五路进攻，未等其他三路会师，主攻的两路已在元鼎六年进占南越的都城番〔pān潘〕禺（今广州市），俘获吕嘉。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
两汉初年，中原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用兵朝鲜，次年朝鲜投降，汉朝设置了玄菟〔tù兔〕、乐浪、临屯、真番四郡，辖境南至今汉江流域。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但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以后局部地区不得不有所收缩。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  67年）又撤销了汶山郡。这两郡的辖境大多并入了相邻的蜀郡，所以疆域并没有怎么减少，但对当地部族的统治相对放松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撤销了朝鲜半岛的临屯和真番二郡，它们的辖境放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并入了乐浪郡。到了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又将玄菟郡的东部放弃，治所也从朝鲜半岛上迁到了今辽宁新宾县以西。同年还将海南岛上的儋耳郡并入了珠崖郡，但当地民族的反抗依然相当激烈，汉朝屡次镇压都不能奏效，因此在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又不得不撤销珠崖郡，将行政机构全部内迁。虽然大陆政权在海南岛上的行政机构要到隋朝才恢复，但岛上与大陆民间的来往并没有停止。大陆人民还不断地迁往岛上，使人口逐渐增加，耕地逐渐扩大，汉族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日益加深。
除了这些局部的收缩以外，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一直保持到了西汉末年。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曾将青海湖东岸羌人聚居区置为西海郡，但存在时间很短。
中华第一帝国－汉帝国
大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帝国，她和在她之前试验性的秦帝国一起，开创并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是华夏本土文化孕育出来的第一个强盛的时代。然而自东汉和帝以后，君主幼弱、外戚专政、宦官擅权、党锢事件、士族崛起、庄园经济、宗教运动、流民暴动、边将叛变、军阀割据等现象比肩接踵。至桓、灵以后，这些矛盾集中爆发。中国历史上任何帝国的灭亡，都以不同的形式重蹈大汉帝国的覆辙。因为这个帝国的灭亡不仅赋予了我们个民族的姓名，而且铸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个性。回顾大汉帝国4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仍然使我们这些孱弱的后代热血沸腾！
如果去除中国历史上时间短暂、非大一统或外族统治的朝代，以时间顺序来排列中国的朝代的话，那么汉朝就可以被称为中国的“第一帝国”，唐朝则是“第二帝国”，明朝则是“第三帝国”。
自刘邦斩白蛇起义灭亡暴秦、建立汉朝以来，直至汉朝灭亡，汉帝国一共延续了四百多年。汉朝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帝国，同时也是最为强盛的王朝。今日我们之所以被称为“汉族”、“汉人”，我们的语言之所以被称为“汉语”，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汉文化”，都是拜汉帝国所赐。若非强盛稳定且持续长达四百年的汉帝国所留下强烈的心理和文化印记，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或许是分崩离析的。
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全然由华夏文明自身孕育出来的稳定的强盛王朝，这个帝国在最深的层面上影响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全部历史。汉帝国代表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古典时代华夏文明的最高峰，其纯粹而高贵的民族基因，其优秀而典雅的文明形态，其睿智而进取的国民素养，其勇武而坚定的国家精神，无不值得今日的我们去追思。大国的荣耀和自信、文明的精纯与正统，都源于这个伟大的帝国。而自汉帝国以后，因外族的入侵、血统的混杂和文明的破坏，这样纯粹而高贵的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
中国人常用“汉唐”这样的说法来指代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而事实上，相比唐朝，汉朝更加值得骄傲。汉朝自武帝之后的三百多年历史，其武力一直凌驾于周边民族之上，从而形成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心理定势；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4年），一直到汉帝国灭亡（公元220年），汉朝中央政府自始自终都拥有对西抵里海的中亚地区的统治权与宗主权。正因汉帝国在中亚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在公元189年，中亚诸国在贰师城（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列宁纳巴德）会盟，宣誓“永不负大汉，违者死于万矢之下”。可见，汉帝国的天威已经深植亚欧大陆的心脏。
汉武帝“焚匈奴之庭，坑康居之民，屠大宛之城，蹈乌孙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形成一个东临大海、西至里海及图尔盖草原以西，北越贝加尔湖与安加拉河，南迄南海及越南南部的强大帝国。初步实现了北方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及南方农业区的统一，从而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个大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里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日本列岛，由贝加尔湖到中南半岛，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这个强大帝国的疆域也成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各朝各代的帝王所努力期望恢复的目标。
汉帝国强盛的不仅仅是赫赫武功。大汉帝国统治的头两百年也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方面空前的文化繁荣时期。比如精美的汉赋，比如具有划时代开创性意义的《史记》。不仅如此，汉帝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思想的确立也决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走向。汉朝的理想虽然在几百年后由于它的灭亡而暂时中断，但是后来历代的继承者都敬仰并遵照着汉代所创立的伟大传统。
在西方，有一个与汉帝国几乎同时代的帝国，那就是罗马帝国。其实，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分别是东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并且他们的存在都深刻的影响了东西方两千年的历史。事实上，他们分别是东西方所能够溯源的最古老的强大帝国。在他们灭亡之后，都有许多的复国运动，也有好多后世的朝代被冠以他们的名字。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并没有直接交手过，但被汉帝国打跑的匈奴逃到了欧洲，并在罗马帝国衰微的时候毁灭了（西）罗马，这也算是历史的巧合。如果说美国或欧盟是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那么今日的中国就是汉帝国的继承者。而汉帝国的潜在继承者恐怕也不仅仅是中国，二战时期梦想“大东亚共荣”的日本、妄图吞并中南半岛的越南，以及做着大高句丽美梦的韩国，都企图传承汉帝国的天威。这样看来，东方与西方俨然按“汉帝国体系”与“罗马帝国体系”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演进了两千多年，甚至这两个体系的演进直到今日也还在进行。
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在中国的历史上，国家都是因为衰弱而灭亡，而汉帝国则是几乎仅有的在强盛中灭亡的朝代。在汉帝国灭亡之后的三国时代，虽然中国内部打的一塌糊涂，但却保持了对外几乎全胜的高傲战绩，汉帝国的威势依旧在延续。三国时代，中国大地上的人才多如繁星，出现了众多睿智的谋士、英明的君主和许多斗智斗勇的经典故事。这恰恰证明，在汉帝国天威的保护之下，中国赢得了四百年难得的稳定发展，从而在种族与文明的演进中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而如果没有了汉帝国强大的存在与勇武的抗争，恐怕中国早已经在匈奴的铁骑下分崩离析，甚至可能永远都再难崛起了。一千年后，南宋被蒙古灭亡，中国在这之后逐渐落后于西方，这鲜活的例子更反证了汉帝国的伟大意义。
汉帝国灭亡之后，复兴汉朝的活动此起彼伏。经过统计，此后“复汉”的事件有接近十个。第一次复汉其实就是皇室后裔刘秀（汉光武帝）推翻王莽、建立东汉的历程，这次复汉以成功告终。第二次复汉就是三国时代刘备“匡扶汉室”并三分天下所建立的蜀汉，这次复汉算是半成功吧。之后，晋统一三国仅仅几十年后，汉室的“外甥”匈奴王族刘渊（匈奴王族归顺汉朝之后，因其母系为汉朝公主，被赐随母姓刘）便攻入了洛阳，改国号为汉，奉西汉帝王牌位，开启了五胡乱华的东晋南北朝时代。这第三次复汉名不正言不顺，最终失败告终。晋室被刘渊打跑到江南一百多年之后，刘裕取代了东晋，建国号为宋。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是汉室宗亲，虽然其国号不叫汉，但也算是第四次复汉吧。此后，还有隋唐之交的刘黑闼，唐末的刘知远、刘崇、刘隐等等也都有复汉的事迹，但顶多也只是传个一两代的割据政权。如此众多的“复汉”运动，从侧面证明了人们对汉帝国威势的仰慕。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音言犹在耳，汉帝国最终还是坍塌于国内强大割据力量的争斗，一个伟大的时代也就此终结。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有一统天下的辉煌，也有战乱与沦亡的苦难，但细纠下来，其大部分也还是苦难。而大汉帝国，这个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的、东方世界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正在两千年的历史深处俯视着他所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这个伟大民族。这个伟大帝国投下的背影与梦想，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相关材料：汉委奴国王印
日本福冈市环境局公务员统一印制的名片上，正面中心位置有一方非常精美的金色印章，篆体阴文，文字内容为“汉委奴国王”，这是日本的国宝，环境局的公务员以此为荣。
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一农夫在耕地时，发现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
这方印章是中国东汉光武帝赠给日本“委奴国王”的金印，《后汉·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中国汉代称日本为“倭”，印文中的“委”字为“倭”字的简略。据《后汉·东夷传》记载，倭分百余国，使译通于汉者约30国，其中之一为“奴”国。据考证，奴国在今九州北部福冈县境内。
该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重108克。1784年出土于日本九州福冈县糟屋郡志贺町，现藏福冈市美术馆。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不乏有对日本的记载，提到日本（唐以前称“倭”）最早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矮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山海经·海内北经入“盖国在巨燕南，侯北，便属燕。后汉王充《论衡·儒增篇入“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矮人贡萱草”等等。而对中日交往作明确记载且有确凿年代可考的是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
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一农夫在耕地时，发现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但这是否就是东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那一枚印缓，对其真伪，日本学术界始终持有争论。有人认为此印缓为东汉光武帝所赐主印，即真印说；有人认为是日本人自己所刻，即假印说；还有人认为是日本人仿刻，即伪印说；这三种看法，起始之因就在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倭奴国的记载：“旧百余国，汉朝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这就是说，日本有百余个部落国，到三国时，已逐步合并为三十国，由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统治。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倭奴国”应读为“倭”的“奴国”，它就是《魏志·委人传》所述女工治下约三十国之一的“奴国”，位于今九州福冈市附近。但《后汉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缓，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侵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见《魏志·委人传）在日本》，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6期）这为考证“汉委奴国王印”的真伪带有极大的困难。在史籍难稽的情况下，必须找到新的物证，用以佐证这枚金印的“真印”，同时也为中日交往史起始于汉代找到确凿证据。
1956年，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中发掘了一座滇王墓。墓中出上一枚金印“滇王之印”，是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09年赐给滇王尝羌的。
这枚金印亦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2．2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除上刻“滇王之印”四字与日本出上的“汉委奴国王”不同外，其它无论从外观、尺寸、字体形状等以及质地均同于日本的那一枚。
据《史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西汉时，夜郎古国及滇国均为西南诸夷中的强国，汉武帝时，为打通通向西域的商路，使臣去滇国。据《史记·西南夷传》己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诛、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放弗诛。滇王离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人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臣服汉室，汉武帝赐于其“滇王之印”。经专家考证，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中日两国出士的这两枚金印均符合汉制，并考证“滇王之印”确为汉武帝所赐金印
1981年，在扬州地区刊江县，一位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挖地，发现一枚汉代诸侯空——“广陵玉釜”。这枚印章也是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只是高为二，1厘米，比前二印少0．1厘米，龟纽，阴刻篆体字，上刻“广陵王望”四字。这枚金印的字体以及文字的雕主法与光武帝赐与日本委奴国工的金印几乎同出一辙，据专家考证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据《后汉书·明帝纪》 载。
“水平无年（公元58年）八月戊子，徒山阳工荆为广陵王，遣就国”，考古人员参照附近汉墓中刻于其它铜器上的年号推定，这枚金印就是东汉明帝刘庄子水平元年（公元58年）封刘荆为广陵王时赐予他的。与光武帝时汉佞奴国王印的中元二年（公元57年）仅差一·年。
世人所憧憬的那个时代；那个帝国
光明日报：汉代社会的精神风貌
http://www.gmw.cn/CONTENT/2008-02/20/content_736740.htm
彭卫　刊发时间：2008-02-20 09:43:14　光明日报
近代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名著《艺术哲学》中写道：“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上任何一个作出过重要建树或留下浓重印迹的时代，都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风貌。汉代就是这样一个在精神风貌上留给我们许多深刻印象的时代。
汉代社会在性以及某些男女关系方面是一个比较通达的社会。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风俗通义·怪神》说青州等地祭祀城阳景王（朱虚侯刘章）祠时，常有“倡优男女杂坐”宴饮的场面。“杂坐”表明男女不仅同场而且还相邻而坐，并不隔开。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绘有梳髻插笄女子与着帽男子并列坐于宾客位置上宴饮，其旁又有两个女子对坐宴饮，这可视为“杂坐”情境的形象展现。他如英布爱姬单独去为其疗疾的医家赴宴，以及汉代墓葬中屡见不鲜的男女**恩爱图像，也都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能出现的事情。当时虽已存在“贞”的观念，但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孝”。秦汉妇女不改嫁的最早例子是《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陈寡孝妇”条所载陈地寡妇事，时当汉高祖至文帝时。但陈氏守寡并非出于贞节而是为尽孝于婆婆，故文帝赐号“孝妇”。到了东汉时期，虽然情况有了变化，但在社会舆论对女性“贞”与“孝”的要求上，“孝”依然占据上风。妇女改嫁蔚然成风，且不受道德谴责。如张负孙女六嫁，汉景帝以离异并与前夫生有一女的王氏为皇后，以及曹操著文令其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等，不过是汉代社会众多类似事情中的典型例子。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是婚姻关系中的自主选择。汉代社会一个核心家庭的婚姻决定权有四个依次递减的层次，即父亲、母亲、兄姊和本人。一般来说，当父母都不在世时，本人对其婚姻有很大的决定权。平阳公主离异后选择大将军卫青为夫，孟光向父母提出欲嫁梁鸿，表明即使父母诸亲在世，子女对自己的婚姻也有建议权。
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汉代人眼中，男性美中最为突出的是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富有力量感的方面，如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西汉人王商高八尺余，“身体鸿大”；东汉人虞延“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他们的身体形态都得到了正面评价。胡须的意义也非同寻常，是男子尊严的象征。东汉初人温序被隗嚣部下逼迫自杀，死前“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后汉书·独行列传》）女性美则突出其面容的俏丽姣好，头发的修长乌黑等。清代学者俞正燮注意到古人有“女贵大”的观念。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根据《诗经·硕人》、《泽坡》等篇，指出春秋时代美女的标准是身材高大。这种观念在汉代也得到延伸。汉代人较为欣赏身材高挑丰满的女性，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都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
载歌载舞是汉代重要社会风俗，人们对歌舞格外喜好，歌和舞大都缘情而发，随意而起。酒酣耳热后起舞高歌不但是家庭宴饮的内容，也是社交场合中的节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在各种宴会上都有参加者的歌舞表演。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景帝令称寿歌舞。长沙定王刘发“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景帝遂为长沙国益土（《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应劭曰）。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若不能舞或舞技不高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汉代人的歌舞形式中值得专门提到是“以舞相属”。“属”通“嘱”。这是正式宴饮场合中的固定程式，一般在宴会高潮时进行。其程序是：主人先行起舞，舞罢，再“属”（嘱）一位来宾起舞，客人舞毕，再以舞“属”另一来宾，如此循行。所有的来宾都要参与舞蹈。在宴会上不舞或舞而不旋都是对他人的失礼行为，不仅破坏宴会的气氛，而且会导致或激化双方矛盾。如蔡邕遇赦还乡，五原太守王智为其饯行，“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王智感到大失颜面，当众辱骂蔡邕，并诬告他“怨于囚放，谤讪朝廷”，蔡邕被迫亡命吴地（《后汉书·蔡邕传》）。
“面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内容之一。汉代人也十分看重“面子”，且维护“面子”的方式似乎更为激烈。汉代官员自杀者数目众多，其原因大都缘于不愿下狱，“义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阙下自刭的盖宽饶，也有年逾六十的经学名家萧望之。司马迁深愧遭受宫刑而苟活，他在《报任安书》中用“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郁。周党为乡佐所辱，与乡佐约定时间决斗，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决斗事例。在忠孝节义观念支配下，汉代社会对“面子”的维护，由自身扩展到对家庭和亲族尊严、再扩展到对主人和师友尊严的维护。弥漫汉代社会的复仇行为有宗亲、主臣和师友三种类型，可以说这三种类型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实践。与以后的一些朝代不同，汉代主流文化对复仇行为持同情和肯定态度。清代学者赵翼曾被汉代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的行为所打动，在《廿二史劄记》中用颇长篇幅记下了这些感受，这些感慨也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
崇武尚武是汉代世风中颇有特色的内容。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上，较力、徒手和使用刀剑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见的内容。徐州汉画像石上有表现力士拔树的场面。汉代可能已经有类似《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民间传说。当时较为正式的举重活动是扛鼎。除人们熟知的项羽“力能扛鼎”，一些贵族如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也以能扛鼎留载史册。武帝在宫中设鼎官，判定殿前举鼎的成绩。值得提到的是在汉代画像文物上描绘了人与虎、野猪等猛兽的搏斗，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徒手制服野猪和一人同时与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许多比武和斗兽者都是社会上层，文人们也参与其间。司马相如、田畴、崔琰善击剑，王充朝夕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在兽圈中刃毙野猪……钱穆先生说汉代文人性格质朴，拿起笔可撰文，放下笔可耕田。其实汉代文人也不是后代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这既是尚武精神的结果，也是时代的重要标志。
生活在汉代的人们，率直而较少含蓄，开通而较少压抑，粗朴而欠圆通，勇敢而鄙视怯懦。汉帝国拓疆开土，凿空异域，以及社会秩序的形成，都与这些精神风貌息息相关。星移斗转，汉代精神风貌中有些内容虽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溅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008-03-15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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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漢朝; simplified Chinese: 汉朝; pinyin: Hàn Cháo; Wade-Giles: Han Ch'ao; 206 BC–220 AD) followed the Qin Dynasty and preceded the Three Kingdoms in China. The Han Dynasty was ruled by the prominent family known as the Liu (劉) clan. The reign of the Han Dynasty, lasting over 400 years, is commonly considered within China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o this day, the ethnic majority of China still refer to themselves as the "Han peopl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China officially became a Confucian state and prospered domestically: agriculture, handicrafts and commerce flourished, and the population reached over 55 million people. Meanwhile, the empire extended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ver Korea, Mongolia, Vietnam, Japan, and Central Asia before it finally collapsed under a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and external pressures.
The first of the two periods of the dynasty was the Former Han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前漢; simplified Chinese: 前汉; pinyin: Qiánhàn) or Western Han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西漢; simplified Chinese: 西汉; pinyin: Xī Hàn) 206 BC–24 AD, seated at Chang'an. The Later Han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後漢; simplified Chinese: 后汉; pinyin: Hòu Hàn) or Eastern Han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東漢; simplified Chinese: 东汉; pinyin: Dōng Hàn) 25–220 AD was seated at Luoyang. The western-eastern Han convention is currently used to avoid confusion with the Later Han Dynasty of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Ten Kingdoms although the former-later nomenclature was used in history texts including Sima Guang's Zizhi Tongjian.
The Han Dynasty was notable also for its military prowess. The empire expanded westward to the Tarim Basin (in modern Xinjiang-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with military expeditions as far west as beyond the Caspian Sea, making possible a relatively safe and secure caravan and merchantile traffic across Central Asia. The paths of caravan traffic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Silk Road" because the route was used to export Chinese silk. Chinese armies also invaded and annexed parts of northern Korea (Wiman Joseon) and northern Vietnam toward the end of the 2nd century BC. Han Dynasty control of peripheral regions was generally insecure, however. To ensure peace with non-Chinese local powers, the Han court developed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ibutary system." Non-Chinese states were allowed to remain autonomous in exchange for symbolic acceptance of Han overlordship. Tributary ties were confirmed and strengthened through intermarriages at the ruling level and periodic exchanges of gifts and goods.


鼎盛时期的汉帝国
Glanzzeit der Han-Dynastie
Die Regierungszeit Kaisers Wudis (141-87 v. Chr. - Wu bedeutet "der Kriegerische") gilt als Glanzzeit der Han-Dynastie. Die Fürsten hatten zu dieser Zeit ihre Macht völlig eingebüsst, die Fürstentümer waren zerschlagen, da sie nicht mehr an den ältesten Sohn eines Fürsten vererbt sondern unter allen Söhnen aufgeteilt und somit zerstückelt wurden. Die ersten Jahrzehnte der Han-Dynastie standen also unter dem Zeichen der Machtkonsolidierung und des Aufbaus des zentralistischen Staates, die Regierungszeit Han Wudis unter dem Zeichen der Ausdehnung des Reiches.
Han Wudi unternahm Feldzüge in die Mongolei, Südchina, Vietnam und Korea. Im Gegensatz zu seinen Vorgängern ging er ab 135 v. Chr. offensiv gegen die Hunnen vor und konnte sie 121 v. Chr. entscheidend schlagen. Dieser Sieg garantierte für Jahrzehnte den sicheren Warenaustausch mit dem Westen über die Seidenstraße. Unter der Han-Dynastie wurden sogar Kontakte mit griechisch geprägten Kulturen geknüpft.
In der Han-Zeit lebte der berühmte chinesische Historiker Sima Qian (145-90 v. Chr.), der das einflußreiche Geschichtswerk Shiji sch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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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官网的文章
http://java.nationalgeographic.com/studentatlas/clickup/han.html
History: Han Empire
At the same time that Rome was coming to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 China was entering its own golden age und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is era of relativ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was born from strife. By the fifth century B.C., the Zhou kingdom had split into many different states, some of them walled. For almost 200 years, from 403 to 221 B.C., these kingdoms fought for dominance, a time known as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Finally, one state, the Qin in northwest China, took control. The scattered states were unit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Qin, or Ch'in, dynasty gave China its name.
Liu Pang, a former peasant who led a successful revolt, became the first Han emperor in 206 B.C. The Han dynasty would endure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It combined the Qin tradition of strong, centralized rule with a Confucian approach to public service.
The Han brought stability to China. This was due in part to the smooth functioning of their huge bureaucracy, numbering about 130,000 civil servants as the first century A.D. began.
At the top were the emperor, his three main advisors, and his nine ministers, each in charge of a large department. The country was organized into roughly 80 provinces, each with its own governor, and the provinces were divided into prefectures. In A.D. 2 the country's 60 million inhabitants were organized into 1,587 of these, each of which maintained its own financial records.
During this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griculture, arts, and technology flourished. Most Chinese were farmers, growing wheat, millet, barley, and rice. Some were employed in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ilk business. Expanding trade routes, such as the Silk Road, carried their textiles as far as the Roman Empire.
Han craftsmen were the first to invent paper, making it from a blend of bark, hemp, and cloth. They also developed the ship's rudder, initiated the first accurate mapmaking techniques, and established that a year has 365.25 days. An ingenious Han inventor devised a seismograph that could point to an earthquake's center, and others invented the first magnetic compass and even the first wheelbarrow.
The Han empire expanded over the years. After taking over the areas now known as northern Vietnam and Korea and subduing the nomads to the north, the Han controlled huge areas of Asia.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began to flow back and forth over the long borders. Confucianism traveled to Southeast Asia, and Buddhism spread from India into China. Merchants previously fearful of "barbarian" raids were able to venture farther on trade routes, and contact with Persian and Roman worlds increased.
Even more than other classical cultures, Chinese society was highly stratified. At the top was the emperor. Divinely ordained, he was an untouchable figure. His subjects could not write his name or speak to him directly. Those who behaved improperly in his presence could be executed.
Below the emperor were nobles and high-level officials who were granted land by the emperor, along with the right to collect taxes on it. Commoners were ranked according to educational level, from scholars to farmers, artisans, and merchant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ladder were slaves.
In 220 the last Han emperor abdicated in favor of a warlord's son, and the Han dynasty ended. China broke apart again into regional kingdoms and would not begin to return to its former glories until the Sui dynasty in the sixth century.
In A.D. 2 the country's 60 million inhabitants were organized into 1,587 of these, each of which maintained its own financial records.
At the same time that Rome was coming to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 China was entering its own golden age und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is era of relativ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was born from strife. By the fifth century B.C., the Zhou kingdom had split into many different states, some of them walled. For almost 200 years, from 403 to 221 B.C., these kingdoms fought for dominance, a time known as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Finally, one state, the Qin in northwest China, took control. The scattered states were unit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Qin, or Ch'in, dynasty gave China its name.
Liu Pang, a former peasant who led a successful revolt, became the first Han emperor in 206 B.C. The Han dynasty would endure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It combined the Qin tradition of strong, centralized rule with a Confucian approach to public service.
The Han brought stability to China. This was due in part to the smooth functioning of their huge bureaucracy, numbering about 130,000 civil servants as the first century A.D. began.
At the top were the emperor, his three main advisors, and his nine ministers, each in charge of a large department. The country was organized into roughly 80 provinces, each with its own governor, and the provinces were divided into prefectures. In A.D. 2 the country's 60 million inhabitants were organized into 1,587 of these, each of which maintained its own financial records.
During this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griculture, arts, and technology flourished. Most Chinese were farmers, growing wheat, millet, barley, and rice. Some were employed in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ilk business. Expanding trade routes, such as the Silk Road, carried their textiles as far as the Roman Empire.
Han craftsmen were the first to invent paper, making it from a blend of bark, hemp, and cloth. They also developed the ship's rudder, initiated the first accurate mapmaking techniques, and established that a year has 365.25 days. An ingenious Han inventor devised a seismograph that could point to an earthquake's center, and others invented the first magnetic compass and even the first wheelbarrow.
The Han empire expanded over the years. After taking over the areas now known as northern Vietnam and Korea and subduing the nomads to the north, the Han controlled huge areas of Asia.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began to flow back and forth over the long borders. Confucianism traveled to Southeast Asia, and Buddhism spread from India into China. Merchants previously fearful of "barbarian" raids were able to venture farther on trade routes, and contact with Persian and Roman worlds increased.
Even more than other classical cultures, Chinese society was highly stratified. At the top was the emperor. Divinely ordained, he was an untouchable figure. His subjects could not write his name or speak to him directly. Those who behaved improperly in his presence could be executed.
Below the emperor were nobles and high-level officials who were granted land by the emperor, along with the right to collect taxes on it. Commoners were ranked according to educational level, from scholars to farmers, artisans, and merchant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ladder were slaves.
In 220 the last Han emperor abdicated in favor of a warlord's son, and the Han dynasty ended. China broke apart again into regional kingdoms and would not begin to return to its former glories until the Sui dynasty in the sixth century.
diguozhimeng 译
在同一时期，罗马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地区，中国正在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
这个稳定繁荣的时代从内乱中诞生。由公元前五世纪，周王朝已分裂成了很多诸侯国，其中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存在了近200年，由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21。这些王朝互相争夺霸权，这一时期称为战国时代，最后，西北地区的秦国把这些分散诸侯国统第一次一起来起来，成为秦帝国，或ch'in 。
刘邦率领的农民起义成功，并在在公元前206年成为汉朝第一个皇帝，他所开创的帝国将延续400余年。他结合了传统的秦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与儒家思想的方式，来统治人民。
汉朝带来稳定的中国。这是由于社会的顺利运作，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大约有13万官员
在顶部分别为皇帝，他的三个主要顾问，和他的9名部长，各负责一个大的部门。国家组织成大约有80个郡（其实当时的省级行政单位是“州”，这里的“province”应该指的是“郡”），每个郡都有它自己的总督，郡的下一级行政单位是县。
在此期间和平与繁荣，农业，艺术，科技蓬勃发展。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拥有越来越多的小麦，谷子，大麦，大米。有些人从事日益重要的丝绸生意。扩大贸易之路，如丝绸之路，把他们的纺织品出口到罗马帝国。
汉朝人人是首先发明了纸张，。他们还开发了掌船的舵，掌握了精确地图绘制技术，并精确测定出一年为365.25天。一个独具特色汉发明家设计了一个地动仪，还有人人发明了第一台磁罗盘，甚至第一辆独轮车。
汉帝国经过多年的扩张。占领了现在越南北部与朝鲜，征服了北方的游牧民族，汉帝国控制了亚洲的庞大区域。宗教和哲学开始复苏，并跨越了漫长的边界线向外传播。儒学前往东南亚，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
甚至超过其他古典文化，中国社会是等级社会。在顶部是皇帝。君权神授，他是一个绝对权威的人物。不能书写他的名字或直接对他说话。
公元220年最后一位汉朝皇帝退位，把皇位禅让给了一个军阀的儿子，汉代结束。中国再次陷入诸侯混战，再也无法重振昔日的辉煌，直到隋代在六世纪重新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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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亚历山大－－－霍去病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一说前145～前117）西汉著名将领。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人，父亲是平阳县衙役，曾在平阳公主（汉武帝之姐）家当差，母亲是公主家的侍女。
霍去病少年时生活在奴婢群中，贫贱艰苦。但他随舅父卫青习武，骑射、击刺技艺超群，体魄健壮，寡言守信，智勇兼备。由于姨母卫子夫擅歌舞，受宠于汉武帝，被封为皇后，致使霍去病18岁即为天子侍中（皇帝身边保卫安全的官），同年便随大将军卫青参加与匈奴右贤王争夺河南地（今河套地区）的最后一战，号“票姚校尉”（意为行动迅猛的武官）。他率领800精骑，距大军数百里之遥，乘匈奴不备，选择便于进攻的目标，出奇制胜，斩杀敌兵1028人，首战告捷，被封为冠军候。
此后，匈奴主力远遁漠北，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孤力单。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升为“骠骑（意骁勇）将军”，率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发，进击河西匈奴右贤王（匈奴辖西部地方的最高长官）诸部，6天连续攻破五个部落，险些活捉单于（匈奴最高首领）之子，且以直取之势，使浑邪、休屠二王惊恐万状，日夜筑城提防汉军正面进攻。突然，霍去病令全体将士口衔竹箭，马摘响铃，悄悄沿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东急驰1000多里至皋兰山（今甘肃兰州市南）下，与卢候、折兰二王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当时，汉军因长途跋涉，人马已疲备不堪，但见霍去病一声高呼，跃马向前，连连击杀敌军，汉军士气大振，奋勇斩杀卢候、折兰二王及部众近9000人，俘浑邪王之子，缴休屠王“祭天金人”（作为匈奴人崇信“天主”亲把用的丈高偶像）。
同年夏，霍去病又与公孙敖串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永昌西）出发，进攻匈奴右贤王，以彻底歼灭河西匈奴有生力量。由于沿焉支山北正西挺进的公孙敖部迷失道路，未能如期会师，霍去病随机应变，率军越过居延海（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2000多里，从祁连山麓烁得（今甘肃张掖西北）猛攻浑邪铄、休屠二王侧翼，斩敌3万余，迫使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由于匈奴单于欲以战守不力，将浑邪、休屠二王问罪，秋天，二王决定降汉。汉武帝唯恐是诈兵之术，命霍去病率万骑前往受降，霍去病尚在途中，休屠王已然反悔，浑邪王情急刺杀休屠王，收编其军队。惊闻风云突变，霍去病毅然率军渡黄河，令全军在四万余匈奴部队前列阵进逼，这时浑邪王部许多无诚意降汉的人，纷纷投转马头逃跑，阵营骚乱，颇具倾刻瓦解之势。霍去病当机立断，飞马跃入浑邪王阵中，抓住浑邪王，稳住了匈奴众部，再通过谈判，命浑邪王斩杀八千名作乱官兵，派人护送浑邪王赴长安，自己率领几万匈奴兵，功成而返。汉朝把归附的匈奴部众安置在陇西等五郡关塞附近，又沿祁连山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筑边防城寨，在原休屠王、浑邪王驻地分设武威、张掖两郡与酒泉、敦煌总称河西四郡，既进一步孤立了匈奴，又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汉朝决定派卫青、霍去病率骑兵5万，步兵几十万人合围漠北。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一带），卫青出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分兵越过沙漠，寻求与单于决战。
根据沙漠作战的特点，霍去病大胆选用部分降汉的匈奴人和留居匈奴时间较长的汉人为军校，造成熟知匈奴军情和漠北物候的优势。率领有向导的轻骑兵，离开基地，深入敌后，“取食于敌”，“追奔逐北”两千多里，寻找单于。由于单于主力西移，他又率部翻离候山（今何地不详），渡弓卢水（今蒙古克鲁伦河），与匈奴左贤王（辖匈奴东部地方的最高长官）部酣战，结果获匈奴顿头等3小王将军、相国、都尉等83人，共斩俘7万余人，匈奴左部几乎全军覆灭。卫青率部北进1000多里，穿过大漠，向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发，遭遇匈奴单于所率主力精骑，激战中匈奴单于向西北逃走，汉军虏匈奴近2万人。霍、卫两军终于胜利会师于瀚海（今贝加尔湖），为庆战功，在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德尔山）立祭天高坛，在姑衍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开祭地广场，后班师凯旋。此役收复大漠以南所有土地，屯田筑垒防御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解除了西汉初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霍去病也晋升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两年后，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汉武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由披铁甲的官兵列队将灵柩护送到自己的墓穴茂陵东，葬于外形仿祁连山状的高大墓中，墓前还有汉武帝为表彰其战功而立的14件大型圆雕石刻。上书其座右铭：“匈奴末灭，何以家为！”李白《乐府诗胡无人》写道：“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虎剑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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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汉 雕 塑《马踏匈奴》
表现的是和霍去病生死相依的马。霍在生前就是骑着这匹马征战厮杀，立下战功的。石马实际上是霍去病的象征。石马形态轩昂，英姿勃发，一只前蹄把一个匈奴士兵踏倒在地，手执弓箭的士兵仰面朝天，露出死难临头的神情。艺术家的动静结合，形象地表现了汉帝国的强盛而不可撼。艺术家用一人一马，高度地概括了霍去病戎马征战的丰功伟绩。战马骠悍、雄壮、镇定自如，巍然挺立。与之对比的是，昔日穷凶极恶的匈奴此时仰首朝天，蜷缩在马腹之下，虽已狼狈不堪，仍然凶相毕露，面目狰狞，、手持弓箭，企图垂死挣扎。作品通过简要、准确地雕琢，尤其是在马的腿、股、头和颈部凿刻了较深的阴线，使勇敢而忠实的战马跃然而出，又好像纪念碑一般持重圆浑。这一作品把圆雕、浮雕、线雕等传统手法结合一体，既自由又凝练，既保持了岩石的自然美，又富于雕刻艺术美。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同时，又含有象征主义的构思。在两千多年前，古代先辈雕刻家经过敏锐的观察和周密的考虑，用精湛的技艺，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艺术丰碑，霍去病墓石刻是汉代艺术质朴、深沉、雄大艺术风格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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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教授：http://www.hnsc.com.cn/news/2006/02/22/80571.html最重要的就是说，汉朝和唐朝的盛世，它和当时世界上其它的强国来比较，是远远领先的，汉朝的时候，和它相媲美的，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也就是说，如果把汉朝的中国比作美国的话，它就是欧盟，这两个国家可以相提并论，而且有的历史学家还认为，当时的罗马帝国还赶不上汉朝，那么强大，而唐朝的在世界上领先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汉朝的时候还有一个可以跟它相媲美的话，唐朝是独一无二的，唐朝的时候疆域比现在几乎大一倍。

http://bbs.cqzg.cn/thread-59094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