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的《砥柱铭》真伪研究 - 日志 - 牟建平 - 雅昌博客频道 - Powered by...

傅申
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
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博硕士导师
引言
笔者在三十五年前的黄庭坚研究论文中，对有邻馆墨迹本〈砥柱铭卷〉的真伪不能遽断而存疑，此疑一直延续到今年初，主要是没有时间尽全力去解疑。
「存疑」不等于否定，有疑而不解，风吹草动，莫不惊心，因此不论是对做学问或人生态度而言，是不健康的。因为「疑心生暗鬼」。近期因〈砥柱铭卷〉易手之际，引起了众多的关注，故而重温旧题，较为细心地爬梳了此卷中的有关资料，以及参考手头已有的学者意见，一再地反复思考并自我辨正，得出了结论，如本文之标题所示，肯定此卷为山谷书风转换期的真迹。
此卷的书法风格，虽与晚年的几件基准作品略异，但从吾人理解，每位书家的发展过程而言，无不具有其历史价值，正如同早期有人存疑的山谷草书〈廉颇蔺相如传〉至今已被公认为重要真迹，其草书成就虽不及〈诸上座〉及〈李白忆旧游〉等，但无损于其价值，而且让我们见识到未现老态的壮年山谷。其实只要是黄庭坚这样与东坡齐名的诗人，及书史上宋四大家的地位，其片言只字，皆属可珍！更何况此卷长达824公分，从南宋初到清末的题跋长达621公分，外加卷首的山谷像，其总长约1500公分，内容丰富，历经南宋二大藏家王厚之及贾似道的收藏，虽非山谷存世作品之最，但较之蔡、苏、米诸家作品，实属罕见；较之曾巩的短纸，更属大巫！吾人能不珍之重之耶？
一、研究缘起
一九六五年当笔者整理苏东坡、黄庭坚及米芾三家的画论文字成《宋代文人之书画评鉴》硕士论文之际，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新馆落成，有幸被荐与江兆申兄同入故宫书画处，三年之间得亲手展阅库藏书画名迹，其中有黄庭坚书迹多件，大字行、楷书中，自以〈松风阁诗卷〉最为公认的名迹，其次有〈寒山子庞居士诗卷〉，虽然乾隆皇帝晚年题此卷为：
「双钩既伪诗更误，向谓上等实误！」
但经笔者细观原迹，绝无双钩迹象，且一片神行，比〈松风阁〉卷更生动自然！最后有林氏兰千山馆寄存故宫的〈发愿文〉卷，相较之下，不论用笔和结字均大为逊色，墨色亦不及前二卷光彩发越，因而耿耿心中疑不能决。
一九六八年有机会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两年后，当地藏家在方闻教授的指导下，从香港购入张大千旧藏黄庭坚〈张大同卷〉（全名：〈为张大同书韩愈赠孟郊序后记〉）寄存于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中，笔者得不时入库房中手自展卷观赏研究。其前，黄庭坚的草书最长卷〈廉颇蔺相如传〉卷，已入距普城车程仅一小时余的纽约大收藏家顾洛阜（美籍犹太人John M. Crawford）收藏，也曾亲手展卷研赏。由于以上的机缘，就选择了以黄庭坚〈张大同卷〉为中心的黄庭坚书法作为笔者的博士论文，（原名：Huang T’ing-chien’s Calligrap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ung ：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中译为：《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贬谪时期的杰作〈张大同卷〉》）并于一九七六年通过论文口试。
在研究期间曾专程赴日本私人藏家请观了黄庭坚名迹：〈经伏波神祠诗卷〉、东京博物馆的〈王长者、史诗老墓志铭稿〉以及藤井有邻馆的〈砥柱铭卷〉及〈李太白忆旧游诗卷〉。一九七七年又有幸因美国科学院邀请参加与中国交换访问的学术交流，在上海博物馆的旧馆观赏了〈华严疏〉。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史树青先生为我们展开了中国书史上的第一大字卷，长十米的擘窠大行楷：〈懒残和尚歌后记语卷〉（又名〈明瓒诗跋〉卷）。虽然在每次展观以上各别的卷子时，都有不能言传的激动，但以这一卷的一行一字的浑重笔力最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
有了以上的经验，在研究过程及撰写论文时，对今天的主题：〈砥柱铭卷〉的定位遇到难题，一再的来回推敲而不能决，最后在论文中，将其它各卷定位为黄庭坚的基准作，而将〈发愿文〉及此〈砥柱铭〉两卷定位为疑而不能下定语的「问题作品」。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当时的疑问有二：一是用笔，笔者当年的感觉是有邻馆墨迹本的〈砥柱铭〉（以后简称为〈有邻馆本〉），虽然全卷笔法和结字都与其它山谷各卷都有相通符合之处，而且一片神行，毫无一般作假或伪仿书迹的迟疑、胆怯或夸张的神态，但是在用笔速度比其它行楷都要快速，出锋尤为爽利迅疾，多纵而少擒，绝无晚年代表性的战颤波折，线质偏于扁薄。在笔法的比较上，虽然三点水及「纟」字的偏旁，其特殊的结构和惯性都与标准品一致，而最明显的不同是在捺笔的出锋与造型都似利刃一般，而且时常在重按后提笔出锋的形成有棱角的三角形，例如：「天」、「之」、「合」等字。另外是在：「也」、「轨」、「荒」、「邑」等字的末笔上抛钩，也出现在横笔末端，往往先重压后奋力上挑，有分段性的用笔，往往形成三角形，这些特征是在基准作品中少见的。
二是风格的早晚：从风格来看，〈有邻馆本〉是比较年青而有俊气洒脱的气象，却与《山谷题跋》卷六中同样写给杨明叔的〈题魏郑公砥柱铭后〉本，末后的纪年为晚年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有不相合之处。
因为将上述笔者所见诸原件，以及其后笔者续见原迹的北京故宫藏〈诸上座卷〉卷尾的行书跋，以及台北故宫苏轼名迹〈寒食帖〉黄庭坚跋语等等来排比时，显然有异。兹依年次先后列于下：
年份 卷名 现藏地
约1084年 〈发愿文〉 兰千山馆寄存台北故宫
纪年1086年 〈王长者墓志稿〉 东京国立博物馆
约1086年或1092年 〈华严疏〉 上海博物馆
约1095年 〈廉颇蔺相如传卷〉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约1099年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 台北故宫
纪年1100年 〈赠张大同卷〉 美国（私人艾略特）
纪年1100年 〈明瓒诗后跋卷〉 中国历史博物馆
约1100年 〈诸上座卷〉 北京故宫
约1100年 〈寒食帖跋〉 台北故宫
纪年1101年 〈经伏波神祠诗卷〉 日本
纪年1101年 〈山谷题跋本砥柱铭卷〉 石刻不存
纪年1102年 〈松风阁诗卷〉 台北故宫
纪年1104年 〈范滂传〉拓本 日本
如果〈有邻馆本〉书写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与〈经伏波神祠诗卷〉写于同年，并列于〈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及〈赠张大同卷〉等等的后面，其风格是格格不入的，是绝不符合风格发展的规律，因为它毫无山谷晚年凝重浑厚的用笔。故而疑惑其为真迹与否。
三是书赠对象及文句内容：两两对照〈山谷题跋本〉与〈有邻馆本〉虽大同而有小异，前者详而后者略，但两本都是为杨明叔所书。兹用不同字体上下并列以见其异同，而最大的不同是〈山谷题跋本〉有纪年：
以下A本用标楷体代表〈山谷题跋本〉，B本用黑体字代表〈有邻馆本〉：
A 余平生喜观贞观政要，见魏郑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
B ○○○○○○○○○ ○魏○公○○○○，有爱君之仁，
A 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B 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A 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谓我但见其妩媚者也。
B 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我但见其妩媚者也。
A 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为吏干公家如己事，
B 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吏干公家如己事，
A 持身洁清，不以忧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
B 持身清洁，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亦不以骄慢以诳于下愚，
A 可告以魏郑公之事业者也。故书此铭遗之，
B 可告以○郑公之事业者也。○○○○○○
A 置砥柱于座旁，亦自有味，刘禹锡云：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B ○○○○○○○○○○○○○或者谓：世道极颓○ 吾心如砥柱。
A 夫随波上下若水中之凫 ，既不可以为人之师表，
B 夫世道交丧若水上之浮沤，既不可以为人之师表，
A 又不可以为人臣作则，砥柱之文在旁，并得两师焉！
B 又不可以为人臣之佐则，砥柱之文，座傍并得两师焉！
A 虽然，持砥柱之节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悦，下官之所不附，
B 虽然，持砥柱之节以奉身，上智之所喜悦，下愚之所畏惧，
A 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节哉！
B 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节哉！
A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庚寅，系船王市，山谷老人烛下书，
B ○○○○○○○○○○ ○○○○ ○○○○○○○
A 泸洲史子山请镵诸石（右有石刻）
B ○○○○○○○○○ ○○○○
从以上的对照本，读者很容易见出两本之异同，但都是写给杨明叔。笔者当年的感觉是：〈有邻馆本）可能是节录（山谷题跋本），因作伪仿效者由繁变简易，而难于无中生有，因而对墨迹本增加了疑点。但是此本虽省略多句，但也有改句之处。这对于伪仿者而言却是增加了难度，并且消除了末句的纪年及山谷老人款字，或可解释是因为当时收藏者，在山谷再度贬谪时为了保护此卷而割去的疑虑，（吾人可见甚多苏轼及山谷的书迹为无款作品），也就是说此卷可能是无款或割款后的真迹。因此在当时从以上各方面来考虑，并没有明确判定是真或伪的证据，无从遽断，故而存疑，以待未来的继续求证。
以上是笔者三十五年前的结论，在大陆近年的学者著作中找到两位有相近的看法，一是2004年徐传旭著的《黄庭坚?中国书法家全书》（河北教育出版社）所附年表的1101年正月条，有：〈题魏郑公砥柱铭后〉（疑伪），又有黄君兄寄赠的大著《山谷书法钩沉录》，在其附表「传世黄庭坚书法简表」中的第81号：纸本墨迹的〈砥柱铭卷〉，将创作年月定于「靖国元年（1101）正月」，知黄君兄当时将墨迹本与〈山谷题跋本）认为是同一件作品，并与其它真迹并列；但在附表三「伪讬黄庭坚书法作品简表」的52号，列有：
魏元成砥柱铭卷，海山仙馆藏真续刻，有墨迹在日本，疑是临本
黄君兄将日本墨迹本（即〈有邻馆本〉）「疑是临本」，张君「疑伪」，两位的看法都与笔者当年的观点相同或类似。
而经过近两月的密集研究，对三十多年来的疑问得出了解释，其结论为山谷真迹，虽与中田勇次郎及水赉佑二先生相同，但并不同意二位套用〈山谷题跋本）的纪年，而将〈有邻馆本〉定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笔者仍认为墨迹本是稍早的另一本。
这一新的结论，不但更正了笔者自己的旧说，也有别于上述张、黄二位在五、六年前的观点。笔者目前对〈有邻馆本〉的正面且肯定为真迹的结论，对并未怀疑过的读者来说，或可讥为后知后觉，但「不怀疑」并不代表真懂得。而本文主要的目的，除了表达笔者自己的求真过程之外，也期待能说服过去的持疑者，如张、黄二位，借此机会共同来重新并更全面地来了解山谷书法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面貌，使吾人尽量减少误判、误鉴，更避免造成「冤案」、「冤狱」，这是作为史论或鉴定者的基本态度。
二、有邻馆墨迹本〈砥柱铭〉解疑
笔者认为要解除原先对〈有邻馆本〉的疑点，一是要从重新认识山谷的笔法结字着手，二是如何解读〈有邻馆本〉与〈山谷题跋本〉的关系，究竟是一是二？三是重新排比及认知此墨迹本的书写年代：
1.从笔法结字来看
笔者在三十五年前的笔法比较时，就采用剪字排比法，甚至更进一步用双钩个别笔法，如撇、捺、长横及三点水、纟等的部首写法（当时没有电脑的帮助，纯用手工剪贴或钩描），来寻找、排比各代表作名迹之间的差异和惯性。
近日经笔者将〈有邻馆本〉逐字仿写比观各基准作品，极多的字或同一笔都能找到相似的写法。甚至笔者认为最突出碍眼或可诟病的笔法如上述的「也」、「之」及其它捺笔等字，也可以在诸名作中找到神似的字例，举例如下：
首纸上「也」、「荒」二字的上抛钩，在〈寒食帖跋〉的末一字中，更为夸张，又如〈范滂传〉的「也」字（图1），上挑的一钩极为锐利，可见这原是山谷时有的用笔法，只是〈砥柱铭〉的「也」字重压过度，但是在同卷中的许多字如：「轨」、「地」、「冠」、「纪」、「己」、「悦」等字，没有这样的病笔，都合乎其它的山谷作品。
第42行的「山」字，起首时下笔重按向右突出的习惯使人不适，也非好字，但这一陋习却也见于〈寒山子庞居士〉卷及〈苦笋帖〉中。（图2）
〈砥柱铭〉卷中捺笔的末尾，如「天」、「之」、「合」、「巡」、「水」、「永」、「干」等字（图3），都较长而锐利，甚至在末尾重按之后，不是缓缓渐次的提笔，而是较快速甚至突然提笔，所以在出锋之前会形成一个有棱角且内收的雁尾。这与他作品中常见较丰腴的捺尾似有差异，但是细寻公认为真迹的山谷作品，也有或多或少类似的笔法，在小行书作品中以〈致景道十七使君帖〉（图4）为例，捺笔出锋甚多，特别以「今」、「天」、「人」三字与〈砥柱铭〉相近。
在早期的大字作品，〈发愿文〉中的「食」、「足」等字，以及在晚期名作〈明瓒诗后题卷〉榜书中的「衣」、「廖」、「令」、「之」各字，〈伏波神祠〉卷中的「波」、「人」、「敬」各字捺笔，虽较浑厚迟重，甚至最晚的名作〈范滂传〉中，类似的长捺所在都有，如：「人」、「众」、「之」、「及」、「会」、「故」、「合」、「客」、「舍」、「令」、「敬」等字；但是回过头来，再看〈砥柱铭〉卷中，也有一些捺笔没有那么尖削的，如：「之」、「远」、「夫」、「又」、「交」等字。（图3）（图5）
又〈砥柱铭〉中许多在横画连接竖画的肩部，其折笔有棱角且单薄，不如其它作品圆厚，如下列诸字：「同」、「月」、「禹」、「司」、「词」、「风」、「雨」、「为」、「门」、「骄」、「明」等，但在〈松风阁〉卷中，虽然比较浑厚，但也有方棱的折角出现，如：「阁」、「风」、「眼」、「眠」等字，〈寒山子庞居士卷〉中的「直」字，〈诸上座卷〉中的「事」、「盲」、「见」、「明」（图6）等字也有类似的折角。反观〈砥柱铭〉卷中，也有不少折角并无此病的字。
另有「为」字顶部从「爪」的写法（图7），也常见后山谷以上诸迹中，且结字大同小异，偶作草法，仍然相似。如果要挑剔第36行「为」字从「爪」的第一笔，似乎太严苛，不容其偶然失神或不顺，那样的挑剔法，即使在〈兰亭序〉或其它任何名迹中都可以挑出自以为较差的用笔和结字来。
当吾人对〈砥柱铭〉起疑，固然可以挑出个人觉得最碍眼或不满意的笔画或字迹来，并指出与其它书迹相比之下的特殊性而加以排斥；但不要忘了，在同时也要去寻找跟其它基准作品群的相似之处，最后再来衡量究竟是相异之处多，抑或相合之处多？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公允的结论。
如部首「戈」，山谷往往省去第二笔末尾的钩挑，而且将长笔末尾直接截断，抽笔离纸，如「载」、「域」、「截」、「成」、「岁」、「践」、「职」、「我」、「或」、「哉」等字（图8），几无例外。这一习惯性笔法从早期的〈发愿文〉、〈华严疏〉到较晚的〈寒山子庞居士诗〉、〈赠张大同卷〉、〈明瓒诗后跋卷〉、〈经伏波神祠诗卷〉、〈寒食帖跋〉一直延续到〈松风阁卷〉及〈范滂传〉全是一致的。
又部首「纟」，其习惯将起首为两笔作断开两条平行线来处理，笔断而意连，是他中期形成延续到老年的习惯，如〈松风阁〉卷中的「缠」、「蛮」，〈经伏波神祠诗〉卷中的「经」、「蛮」、「溪」等等都有这种特有的写法。（图9）
这样相比下来，就知道〈砥柱铭〉所表现的是一个青壮时期的黄庭坚书风，上述各大字卷是由同一个人趋向老迈的书风，犹如每个人的相貌，在不同阶段各有变化，但精神骨格仍有贯穿处，不可以皮相来论。而这种捺笔法，与他早年学颜、柳有关，不时在其一生中或隐或现。
2. 从「异写」字看
此外，在笔法之外，笔者相信不少人注意到〈砥柱铭〉中有两个「示」部的字：「祝」、「礼」，却写成了「衣」部（图10），而多了一个点。这又从何解释？此二字不应从「衣」，多了一点就成了「错字」，以黄庭坚的学问，不应出错，因而成为此作的反面证据。经笔者极力搜索，在山谷作品中，至今还未发现相同的例子，倒是在唐代释大雅所集王羲之书〈兴福寺半截碑〉中的〈祉〉字，是从「衣」部，有两点；又在元代书家杨维桢所写的「祝」字也有两点。杨维桢的「铁崖体」，吾人尚可置啄，但王羲之既有此例，则山谷偶有此写法，是否有所据呢？即使是真的写错了，我们就不能允许他偶然失神写错了吗？
被我们尊敬的任何古人，就不能允许他们写错吗？我们要追究的不是错不错的问题，我们是要问这一篇字是不是黄庭坚写的。反过来看这两个字的问题：如果这一卷是出于山谷的学生或粉丝临写的，能临到这么形神并似，其所根据的原迹也一定是从「衣」有两点的，也就证明山谷的真迹本来就写成如此！如果这是伪造的，难道伪造者是故意要留下这马脚让人来挑剔识破吗？因此，吾人都不能因这两字的「异写」，作为否定此卷乃伪迹的铁证，反而这成了〈砥柱铭〉为真迹的有力辅证。
3. 从「补笔」来看
任何一位书家，不论长篇短幅，难免于一恍神之间，落笔偶误，或写错字。如〈砥柱铭〉中第52行的「之」字，落笔时将一个「点」误写为短横，随后补加一粗短的瓜子点（见图5），这在鉴定学上不足以构成伪迹的理由。此卷的书写，一片神行自然，并无迟疑犹豫的局促或窘态。但是大部分书家在书写时对于偶然不能心手相应，或工具不称时，所写出不如己意的笔画，会有即时或过后加以补笔修改的情形。笔者在三十五年前就为此制作一图，明示补笔修改之处，用以说明这是山谷书写的常态。
详观此卷，修改添笔之处实不明显，其中要以第22行的「乃」（图11）字可以看出有复笔现象。这是山谷运笔时手肘的惯性失控，这种失控，严格来说，每个人都会有，但对那一种笔法容易失控，则每个人必定不同。其实每个人的运笔习惯与肌肉、指腕、手肘的运行掌握以及呼吸的节奏都有关系，也是各人写出不同笔法风格的先天性生理条件。就是因为如此，这就成了吾人笔迹鉴定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习惯性的相似失控和补笔，构成为同一书写者的重要证据。因为仿写或伪作者，不会产生相同的失控或败笔。
上述的「乃」字，其长撇末尾分叉，因而为人诟病为「描成燕尾，如此拙劣！」，显然是因较短的第一笔太过纤细，故另加较粗较长的第二笔盖于其上，但笔梢的运行不能一致，故造成分叉。如果将此缺点放大铨释，成了拙劣的描笔，以为真迹中绝不可能发生。殊不知黄庭坚由于特殊的捉笔运腕的关系，以及个人的惯性，往往在某些笔划上不如意地跳脱，而需要及时补笔，这一特点在笔者过去研究〈张大同卷〉时即有发现，如「芥、宇」二字的长横画部份，于是产生了疑问。结果，在检视各卷后发现了〈伏波〉卷的「东」字及〈范滂传〉中的「书」字都有补笔。甚至在小字中，〈与赵景道书〉中的「取」字，〈史翔正墓志铭〉中的「学、贫」二字，〈致云夫七弟〉中的「量」字，〈苦笋帖〉中的「与」字及〈致明叔少府帖〉中的「耶」字，皆有补笔。尤其是〈致立之承奉帖〉中的「乃」（第7行），描得更是离谱！同一行又描改了「若」字，但帖中其它的字皆流畅自然，因此这两字的描补，绝不影响此帖的真伪，而且更是说明了此帖的随机性和真实性。因此当笔者找到〈砥柱铭〉中「乃」字的补笔时，就好像看到了黄庭坚的「胎记」一般，而对不加深究者而言，却成了反面用以辨伪的证据。
这是笔者对书法「鉴定学」上新增加的「生理鉴定法」，犹如「间谍」电影片中，上乘的化妆「易容术」，可以欺骗敌人的视觉，但是经不起身上「胎记」、「疮疤」，甚至于核对个人的「病史」以检验此人体内如「钙化后的肺结核疤痕」的有无，而可以立辨真伪。因此，〈砥柱铭〉中「乃」字的补笔，固然是「病」，却正是「山谷之病」，而非「他人之病」，所以不但不足以否定此卷，反而是黄庭坚真迹的有力证据。
以上是为个人也为部份读者观众（见原迹者）对某些笔法结字解疑，其实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绝大部分的字都能与其它的山谷真迹的用笔结字习惯是一贯的，只有老少时间上的差异。若从字距行间的习惯，也合乎其一生的风格，因此，个人三十五年前的存疑，至此拨云见日。
4、从山谷书风的不断变易看
在此卷真伪的判断上，另有一则重要的补充，那就是要特别认知黄庭坚对他自己的书法进境具有高度的自省自觉和精进的精神，因而造成其书风的不断变易。这可以从他题跋及书札中不时见到的，兹录数则如下：
1〈自评元佑间字〉「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信诚不谬，盖用笔不知禽纵，故字中无笔。」（《山谷题跋》卷五）
2〈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余书不足学，学者輙笔愞无劲气。」
3〈书自作草后〉「旧…作此书…已数年，余谪黔南…持以相访，茫然似不出余手！…绍圣甲戌（1094）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芒角。」（《山谷题跋》卷五）
前一则说明友人对他批评后的自我反省，归纳自己的缺点是「用笔不知禽（擒）纵」，笔者认为〈砥柱铭〉是他开始要发挥「禽、纵」以补救他第二则所谓的「笔愞无劲气」的缺点，但是显然在捺笔及上抛钩二处，都用力太过，将劲气发挥到太过放纵了一点，而没有使用「禽（擒）」字诀来加以适度控制，因而造成了在第三则中所谓的「太露芒角」！
而在山谷的自评及跋语中可以见出他在被贬入川老病时，在书法上才到达他满意的新境界。例如在自跋名作〈经伏波神祠诗〉卷时先说：
「会予新病痈疡，不可多作劳，得墨渖漫书数纸，臂指皆乏，都不成字。」
好像有点自谦，但是接下去却说：
「若持到淮南，见予故旧，可示之，何如元佑中黄鲁直书也！」
可见自信满满，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在山谷的方外友释惠洪的记述中表露得更清楚直接：
「山谷为余言：…自出峡见少年时书便自厌！…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进，唯觉书字倍增胜！」
虽然每位书家的高峰时期，各有不同，或在壮年，或在老年，但许多老病书家，也有不少渐走下坡。不过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在老年见到自己的旧作（不一定是少年作），就有「茫然似不出余手！」，或「似非我笔墨耳！」的感觉。对一般人来譬喻，只要拿几年或一、二十年前自己的照片来看的时候，也都会有类似的感觉！
看了山谷的自述，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流传至今的山谷书迹都是同一种风貌，同等的品质。当然这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将山谷作品无限扩大，而是在不同的表象下寻找其共同的根本性，也就是「异中之同」；同时也要在貌似的作品中挑出伪仿品来，也就是要侦破「同中之异」！
而这一件清新爽利的〈砥柱铭〉确是在外相上有异于他作；但是吾人也要问：在前述公认的行书基准作品中，又有那两件的风格是完全相同的？
其实每件都有其各自的独特风格，所以如果有人一定要在以上诸件中，挑出一、两件说是伪作，这在风格比对上并不困难！但其结果就是：「用一件真迹来证明另一件真迹是伪迹」。或者作一个试验：将同一真迹卷中相同的字排在一起，让不知实情的人来挑剔，也不难挑出一两个字来说是伪迹，而且会说的振振有辞！
笔者如此举例，是在说明吾人若要证明〈砥柱铭〉是伪仿，是远比证明此卷是真迹为容易多了！
现在来举其它古人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上海博物馆藏的赵孟頫〈杜甫秋兴四首〉卷，对一般熟悉子昂成熟书风者，开卷即有疑问是否为其真迹，只有在看到最后子昂重题之后才会释疑！子昂题云：
「此诗是吾四十年前所书，今人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
吾人试以同一人而相差四十年的照片并列，当然相去甚远。赵氏另外一件「见者悉以为伪」今藏于台北故宫的小楷〈禊帖源流〉，子昂在二十年后再见此卷时已「恍然如梦」，又说：
「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锺元常、萧子云，尔来自觉稍进，故见者者悉以为伪！不知年有不同，又乖合异也！」
这以上两件赵孟頫的早年作品，如果不是有子昂自我鉴定的重题，在今天也必定成为聚讼的对象，且永无定论。即使有人提出种种有力证据，但根据个人的经验以及长期观察辩论的结果往往是：信者恒信，疑者常疑。因此，只有要求自我，抛弃成见，重新来全盘认识一个人书风发展的种种，尤其像黄庭坚存世书迹虽不及其生前书写的千百分之一，但总算是有迹可寻。
今天笔者有机会将这卷三十五年来不能尽解而存疑的作品，重新排比并研读文献，终于肯定了这一件有邻馆本的〈砥柱铭〉墨迹卷乃是黄庭坚书风转变期的真迹。不知前述与笔者同样存疑的张、黄两位，在阅读本文后，是否也已解疑？
三、黄庭坚书〈砥柱铭〉各本
山谷喜为后学书〈砥柱铭〉，一生曾写多本，兹先略述其究竟，再列举各本。
1. 山谷书魏郑公〈砥柱铭〉的意义
唐名相魏征（580 - 643）在太宗时拜谏议大夫，封郑国公，故山谷尊称为魏郑公。又敬其为人，因为他有志胆，犯颜敢谏，虽帝甚怒而神色自若！曾前后上疏二百余，无不剀切当帝心。征没，帝叹曰：朕亡一鉴矣！
山谷以魏征为榜样，在异己的执政者参奏他所编的《神宗实录》为多诬失实，三次审问时「皆以实对」，不为屈服，因而被责受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山谷却神色自若，「投床大鼾，即日上道」，表现了他无畏正直的风骨！因此，尤其在山谷遭贬之后，特别喜欢为追随他的年轻学者书写此铭。
按最早将此铭书刻的见于欧阳修的《集古录》，乃唐太宗命薛纯陀所书。再根据宋董逌《广川书跋》卷七，将此魏征所撰，秘书正字薛纯陀所书的石刻在当时的情况有更详细的说明，知是摩崖一类：「因山巉凿…不成行序…石虽存而颇难得，世知贵之，唐以书学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其后有柳公权书刻招提，今已讹缺不可读…。」可惜在今日，唐代的薛、柳所书刻石二本，均无从得见。
黄山谷一方面是尊敬铭文的作者魏征之品格，一方面也是推崇大禹治水为民除害公而忘私的精神：「大哉伯禹，水土是职。挂冠莫顾，过门不息，让德夔龙，推功益稷，栉风沐雨，卑宫菲食。…兴利除害，为纲为纪…与山河而永存。」
然而，当时的朝廷党争方烈，私而忘公，山谷对这种政争私斗大为不满，只有对其周围的才俊加以培育，寄望在他们身上。在〈山谷题跋本砥柱铭〉后段，黄庭坚将自己为什么常写〈砥柱铭〉的缘由说得很清楚：
「余平生喜观《贞观政要》，见郑魏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时为好学者书之。」
2. 山谷书〈砥柱铭〉各本
前述所及山谷「时为好学者书之」的〈砥柱铭〉，其一生之中究竟写了多少本，虽不得而知，但有纪录可寻及实迹存世的，至少有以下五本：
（1）泸州石刻本。即本文所引的《山谷题跋》卷八〈题魏郑公砥柱铭后〉有纪年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一本。（跋文见前文所录）其最后一句为：「泸州史子山请巉诸石」，并注：「右有石刻」；所以也可以确证在四川泸州的这一块碑乃是当地人史子山所刻。如果此碑尚存，或有拓本流传，相信就是书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并署「山谷老人」款的晚年作品。然遍访各图书馆至今未见此碑拓本。否则可以将两本并比对参，来进一步求证墨迹本书风的早晚。
但是石碑之存在见于以下诸书：
《四川通志》卷二十七，泸州有黄太史书〈砥柱铭〉碑。
《蜀中广记》卷十六，〈旧碑纪胜〉云：黄太史书〈砥柱铭〉碑在泸峯（即泸州宝山）的高寺。
《舆地碑记目》卷四的〈泸州碑记〉中，列有黄太史书〈砥柱铭〉。
以上对于〈砥柱铭〉石碑的记载都指明在泸州，也就是宋代的史子山刻本。
有的现代学者，由于两本都是写给杨明叔，就依据上引《山谷题跋》本的纪年，直接定墨迹本为「建中靖国元年正月」所书。但是吾人试将山谷传世几件著名的纪年或可推断的大行书墨迹及刻本，从风格发展上加以排比，看看〈有邻馆本〉的可能年代，应该是在多年前。
其它见于文字可考的则有为他后生晚辈所写用以勉励他们的几本。以下三人，各得山谷书〈砥柱铭〉一本，在《山谷题跋》卷六中正好有〈跋欧阳元老、王观复、杨明叔简后〉一则，赞誉三人的品格修养和为人，兹分录于后：
（2）王观复本。王观复名蕃，山东益都（古营丘）人，字子宣，又字观复，则是山谷为其所取。在上述一跋中，对他的赞语为：
「王观复穷而不违仁，达而不违义。读书学文，必以古人为师。造次颠沛，必求知义者为友。」又曾赞观复乐府「清丽不凡，今时士大夫及之者鲜矣！」
王观复也喜书法，曾寄请指点，山谷题后云：「此书虽未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山谷题跋》卷七）
在《山谷题跋》卷六中，有〈跋砥柱铭后〉，说明为王氏写此铭之缘由：
「余观砥柱之屹中流，阅颓波之东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之于世道之风波，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师。不以千乘之利夺其大节，则可以不为此石羞矣！营丘王蕃观复，居今而好古，抱质而学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书〈砥柱铭〉遗之。」
（3）欧阳元老本。欧阳名献，黄庭坚在以上《山谷题跋》中赞欧阳氏云：「欧阳元老好学几于智，笃行几于仁。居其乡使人远罪，与之处使人寡过。」从赞语可以略知欧阳献是好学笃行仁义之士。山谷曾跋其诗云：「此诗入陶渊明格律，颇雍容。」（《山谷集》卷26）在《山谷老人刀笔》书中，又在〈与欧阳元老十一首〉的第四首中述及：「〈砥柱铭〉得人事之余，遂为成，今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册卷十九，页11。）由是知山谷曾寄送一本〈砥柱铭〉给欧阳献，可惜未录跋语。
（4）徐师川本。徐师川（1074-1140）为山谷之甥，名俯，号东湖，与山谷同为洪州分宁人，以父授通直郎。宋高宗本喜学山谷书，曾得山谷日记《宜州家乘》真本，大爱之。师川遂以鲁直甥召用，至翰林学士。（出陆游《老学庵笔记》）可见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年轻时曾寄纸数轴求山谷书。在《山谷集》卷十九中，有〈与徐师川书四首〉，其第二首纪年崇宁元年（1102），有云：
「每见贤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师川言行之美，未尝不叹息也。所寄诗…辞皆尔雅，意皆有所属，规模远大，自东坡秦少游、陈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将坠，不意复得吾甥，真颓波之砥柱也！续当写〈魏郑公砥柱铭〉奉寄。」
接着在第四首的山谷书中，即云：
「〈砥柱铭〉写去，盛暑异于常年，烦倦都无笔意。」
（5）杨明叔墨迹本，即〈有邻馆本〉，此文的主题。按此本并无记年，已如前述，但近人因题跋内容与《山谷题跋》中的石刻本大同小异而附会为山谷晚期建中靖国元年（1101）所书，前文已辨其非。
而另一个为人（包括三十五年前的笔者）存疑的重点是：两卷同样是写给杨明叔，因为两卷有相同的句子：
「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为）吏干公家如己事，持身清洁（洁清）…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节哉！」。（括号中者为两本不同处。）
在笔者过去只认为这其中必有蹊跷，不太可能为同一人写两件同样内容的书卷，但是经笔者几次三番将墨迹本逐字比对甚至临写揣摩，并比较他本之用笔习惯，终于肯定〈有邻馆墨迹本〉为黄庭坚之真迹，同时又无正当理由来推翻史子山的刻石本，且存碑刻纪录如上述，所以笔者以为两本都是山谷的真迹。因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其中一件应当是伪作的必然性。更何况从书风来看这〈墨迹本〉，绝对不是书写于1101年，这是比较了前一年的〈跋寒食帖〉，同一年的〈经伏波神祠〉及后一年的〈松风阁〉诸卷后，大家可以明白分辨的事实。也就是说山谷并不是在同时给杨明叔写了两本，而是先后相隔多年后，因为某种为吾人不能确定的缘故而又写了一本。简单的猜测是：因为史子山曾经看过山谷多年前为杨明叔第一次写的墨迹本（即有邻馆本），在1101年时，史子山与杨明叔在一起遇到黄庭坚，并要求将黄书〈砥柱铭〉刻石，而山谷对自己这几年的书法自觉大有进步，所以对「似非我笔墨耳」的旧作觉得有重新书写一次的必要。因此在题跋时，根据其记忆自然地重复了初写本大部分的辞句内容而与旧作相同，但是又随机改动或增加了一部分文字。由于细较两跋的文字异同，改变得非常自然，旁人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反面来证明这两本中的任何一本，都不是出于伪作者之手，而是两本都是真迹！
因而我们以下的任务有二：一是认识杨明叔其人，以及与山谷的交往时间；一是从书风上来排比早晚，再从以上两者所得的交叉点，可以得出此卷墨迹本的约略书写年限。
四、〈砥柱铭〉墨迹本的书写年代
1. 绝非建中靖国元年（1101）石刻底本。
由于很容易将墨迹本〈砥柱铭〉附会为刻石本的书写年代，这是一定要加以厘清的。关于有邻馆本的年代，在该卷的宋人题跋中就有论及，首先是署款为「曲肱寮」的跋：
「元佑所谓四学士者，盖皆学东坡书，唯鲁直有笔，晚年落妍为枯，啬丰为癯，欲自逃于坡而不可得。此犹是苏公在翰林诸君翱翔下上于道山册府时作也。曲肱寮。」
他的意思是说这是山谷与苏东坡同时在翰林院时所书的早年作品，而且还受东坡影响，并不是晚年书。关于山谷早年受东坡影响，笔者也曾注意过，可用东坡〈寒食帖〉的句首「自我来黄州」为例，与集山谷的字来比观，确有相似之处，但山谷个性甚强，不久即自立面貌。查山谷与东坡同在京师的年代大约是在元佑年间（1086-1091）。因为此后苏轼知扬州，山谷也因母丧，扶柩返江西分宁老家去了。接着又有汪应辰的题跋也呼应了同样的看法：
「此鲁直元佑间字也，晚年笔画始成就，每每追悔少作。此如蒹葭苍苍，非不茂盛，要须白露为霜，落其英华，然后为材之成耳。」
汪氏此跋纪年「绍兴辛未三月一日」，乃绍兴二十一年（1151），距山谷之逝（1105）尚不到半世纪，而且汪氏文集中还有其它黄庭坚书迹的题跋，可见他是见过不少山谷书迹的。因此吾人对他的评论，也不必认为太过主观。
前面说过，〈山谷题跋本〉是有纪年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作品，因此不少学者将此〈有邻馆本〉定于此年，然而从以上两跋的内容看，两位题跋的对象绝对是无纪年的这一卷，否则不会说出与1101年抵触的元佑年间（1086-1093）了。因此，吾人绝不能将此〈有邻馆本〉定为1101年的作品，其年代须要从书风及文献来重新排定。至于为何给杨明叔前后写了两本，已见前一小节：〈杨明叔墨迹本〉，不再赘。
2. 山谷与杨明叔的交往
杨明叔名皓（约1060-1125），四川眉州人，与东坡同乡，其父亦与东坡为友，而且也与山谷的叔父黄廉为嘉佑六年（1061）辛丑同年进士。因此，明叔在青少年时期就可能认识东坡与山谷，但没有具体资料。山谷非常赏识明叔的人品学问，曾在〈跋欧阳元老王观复杨明叔简后〉中说：
「杨明叔不病陋巷而乐其义，不卑小官而尽其心，强学不已，未易量也。」
可见山谷对他的期望甚高，如在互通诗文时说：「明叔言行有法，当官又敏于事而恤民，故予期之以远大者。」故在跋〈砥柱铭〉中，也有对杨明叔有具体的赞扬，说他「知经术、能诗、喜属文，为吏干公家如己事，持身洁清」等等。（全文见前）。
而且杨明叔极为喜爱黄山谷的书法，不时请索墨宝，如山谷在元符元年（1098）三月，将离黔州，为杨明叔作大字，并有跋尾。较早的有绍圣三年（1096）九月，「眉山杨明叔作墨渖请作大字，试舒城张真笔，烧烛寸余。」（见《山谷别集》卷十一，〈跋所书戏答陈元舆诗〉）杨明叔作诗甚勤，常与山谷诗文相答，如山谷有〈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并序云：「杨明叔从予学问甚有成」，又有〈次韵杨明叔四首〉、〈赠杨明叔〉等等，不一而足。杨明叔也在山谷贬谪期间照顾他的生活，如《山谷集》中的〈答杨明叔送米颂〉，中有句云：
「买竹为我打篱，更送米来作饭。」
对于这样好学又殷勤照顾山谷日常生活的学生，当时又无电话，所以来往书函必不少，见于《山谷全书》中的就有将近二十件，并有墨迹本存世。笔者在任职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也曾亲手翻阅宋人尺牍中的两页山谷手札，一〈致明叔少府同年家〉，内容也提到明叔求他墨宝的事：「大轴今送，然勿多示人，或不解此意，亦来索，匠石斵鼻，则坐困矣！」
这一件大轴，是否就是这一大卷的〈砥柱铭〉，发人遐想。不过从此札的书法风格，用笔清爽流丽这一点来看，与〈砥柱铭〉的韵味有相近之处。因为另一札〈致明叔同年家〉（或称〈藏镪帖〉）的笔法较为老苍，已属稍晚。
根据《山谷年谱》中的资料，山谷与杨明叔的交往主要是在山谷因被诬编《神宗实录》失实一事而贬于黔州，时在绍圣二年（1095）四月，直至山谷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春出蜀赴荆南之前的六年之间。故就目前山谷与杨明叔的交往时间而论，山谷为杨明叔书写这墨迹本〈砥柱铭〉的时段，也落在以上的这段时间内，除非能有提早两人交往时间的相关证据。而著录于《山谷题跋》卷八中的泸州史子山石刻本，正好是山谷与杨明叔将要分别之时，可能就因这个缘故，正好又有好事的史子山请求刻石，山谷也因自己近年在书法上大有进境，不满旧作，所以就乘兴再书一通，因而在跋文上大体雷同，也有随机更动的辞句。这一点，只有同一作者才能做到，因此墨迹本的书写年月绝不同于石刻本。
3. 从风格排定此卷的年代。
以下是现代学者比较没有争议性的大字行楷卷。
1084-1094 〈发愿文〉
1087 〈水头镬铭〉（刻本）
约1086-92〈华严疏〉
1097 〈阴长生诗卷〉 （刻本）
约1099 〈寒山子庞居士诗〉
1100 〈张大同卷〉
1100 〈明瓒诗后卷〉
1100 〈跋东坡寒食诗〉
约1100〈自题诸上座卷〉
1101 〈经伏波神祠诗〉
1102 〈松风阁〉
1104 〈范滂传〉（刻本）
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自〈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后即进入其晚年期，稍前的〈阴长生诗卷〉也渐多颤（战）笔，乃属晚年初期，而〈发愿文〉及〈华严疏〉显然是早期，然二者的结字均属宽博型，与〈砥柱铭〉的瘦长结体略异，倒是在晚期大字〈松风阁〉卷中颇加收敛，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小行楷帖中的结体颇多相似，例如：
约1089 〈致景道十七使君〉
约1094 〈致无咎通判〉
约1095 〈致公蕴知县〉
约1099 〈致云夫七弟〉
以上这些作品的用笔较俊爽清利，故而近似。至于〈砥柱铭〉卷尾的一段大约二十几行，其行笔愈快速轻清，令人想起草书卷中的〈廉颇蔺相如传〉长卷那样，写到最后的四分之一段时，在节奏上速度加快，笔墨愈见轻灵，较之前段之厚重凝练，有时不免轻巧，若将此两卷的全图比观，笔者发现这种变化颇有雷同相似之处。而且这两件的用笔，虽有行、草之异，但都清爽迅利，没有晚期的战颤凝重，故其书写年代也当较为相近。其书风早晚之变异，可从下表看出极为相似之处：
约1095〈廉颇蔺相如传〉→约1104〈诸上座卷〉，1104〈李白忆旧游〉
约1095〈砥柱铭〉→1101〈经伏波神祠〉，1102〈松风阁〉
小结：
因此，将史料与书风交叉比对的结果是，此墨迹卷的书写年代指向黄山谷与杨明叔交往最频繁的时期，即山谷被贬入蜀时期的初期，大约是在绍圣二年（1095）前后。如果有日能觅得史子山在泸州刻石的拓本时，就可证明其书风绝对是与前列山谷晚年诸名卷相当近似，而与墨迹本有明显的差异，因而可以从旁证明墨迹本绝不是临仿1101年史子山的刻石本。此为笔者所深信者，书此伏笔，期待刻石或该拓本之重现世间，以证非为笔者之诳语！
五、宋、明、清人的题跋与收藏
相较于传世的多件黄庭坚名迹，此卷题跋与收藏印之多与丰富，甚难与之匹敌。今依时序略论其重要者如下：
1. 曲肱寮（?-1168稍前卒）无纪年跋，论山谷书：「晚年落妍为枯，啬丰为癯」，并对山谷此书的书风来论，这是山谷在元佑年间，与东坡同时在朝时的作品。（原文见前引）
对此跋的作者「曲肱寮」，至今尚无定论，明末张丑《真迹日录》（卷四）著录此卷时有考证：
按寮姓张氏，即山谷诸题云：题宛陵张待举曲肱亭记，见年谱元丰甲子岁，时年四十矣！
查元丰甲子当为1084年，山谷确是四十岁，可见二人交往甚早，若真是张待举的题跋，其时当在北宋，自是可珍！张丑说成是姓张名寮，但宋代查无张寮。依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十六，有〈书张待举诗集后〉中有句云：「张公名贲，待举字也，官至忠州司户而死。」则是指明：张贲，字待举，家有「曲肱亭」。至于「曲肱寮」究属何人，在宋代另有两个可能：乐洪，衡山人，自号曲肱先生，著有《周易卦气图》，从汪应辰游。又有魏衍，彭城人，自号曲肱居士，名所居室曰：曲肱轩，不事举业，见异书必手自钞写，从山谷弟子陈师道游。观二人生平，一从汪应辰游，一从陈师道游，很难遽断究是何人。或者是乐洪，因为他与第二跋的汪应辰有交往，志此以待其它资料来证实。也许两者都不是，因为「曲肱寮」可释为此人名寮，号曲肱。究为何姓何人，尚待确证。
至于笔者定曲肱先生卒于干道四年（1168）之前，这是从本卷第四跋梁竑有：「曲肱先生之遗意」一语而来，知他是陈雪溪与梁竑的共同友人，故此跋仍当在南宋初，并去世未久。因此张丑的山谷友人「张待举」一说，指的是北宋人，似可商酌，而应为稍晚一辈的南宋初时人。此跋的另外一个价值，是提供了少见的宋代隶书佳例，笔势开阔。
2. 汪应辰（1119-1176）第二跋，纪年绍兴辛未（1151）。他是信州玉山人，故署名「玉山汪应辰」；字圣锡，绍兴五年（1135）进士第一，曾忤权相秦桧而外放，刚正方直，敢言不避，好贤乐善，学者称玉山先生，著有《玉山集》、《石林燕语》等。由于他去黄山谷未远，对其书风有深度的认识，并直言所感（见前引），以为这是「鲁直元佑间字也」。这是因他个人较锺爱黄庭坚晚年大成时期的作品来评比此卷，所以略有微词，正是表现了他正直敢言的个性。最重要的还是他肯定了此卷是黄鲁直的真迹，并认为是比较早年的作品；至于是否一定是元佑年间（1086-1093）的字，倒并不重要。不过，从这一句话，以及曲肱寮的前跋，吾人可以肯定的是，此卷原无纪年，既不是纪有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山谷题跋》那一本，也不是因故将这1101年的晚年本的年款切除之后的本子，所以可以旁证这「有邻馆本」与「建中靖国元年本」是两个不同的本子，是原无纪年的。
3. 刘芮（1109-1179）的观款一行，纪年「干道元年（1165）正月戊辰」。刘芮字子驹，号顺宁，著有《顺宁集》，为哲宗朝御史刘挚之曾孙，师胡安国，所造粹然。《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纪有〈刘刑部和敬夫诗帖〉，纪年戊戌（1178），则是晚年绝笔了。刘芮的生卒年则是根据扬万里《诚斋集》卷八十二的〈顺宁文集序〉一文。有云：「…子驹没后十有三年，余官于金陵…终官刑部员外郎湖南提点刑狱，卒年七十有一。」而来。按杨氏于绍熙（1191）到建康任职，依中国传统纪年法推算而得刘氏的生卒。
4. 梁竑为当时藏者陈雪溪跋，纪年干道四年（1168）九月，雪溪陈氏不知何人，此跋款字只署「竑」一字，未识姓氏。但跋中有云：「且致曲肱先生之遗意曰：他日梁子必见此，要当令跋…」故此处「梁子」即为跋者「竑」之姓氏。因而署款时不再加姓氏。又本卷陈洙跋语，亦可辅证为梁竑（见后）。（按：《真迹日录》作「杜竑」，容庚《丛帖目》作「汪竑」，皆误）并由此跋知「曲肱寮」的卒年是在干道四年（1168）之前。且知梁竑为曲肱先生赏识之晚辈，乃是因为梁氏「平生展玩涪翁翰墨不少！」是鉴识山谷书法的行家。有关梁竑的生平资料不多，《宋诗纪事》记梁氏〈题陆贾大夫庙〉一首，张孝祥《于湖集》中的〈三河记〉一文述及「淮西运使梁竑」，知其干道年间的官职。而梁竑对此卷的评价与汪应辰颇为不同，认为：
盖未尝有奇特如是者，可谓臣中第一，绝妙古今，譬如天球河图之在东序，又何称赞之足云！
5. 王厚之，字顺伯，号复斋（1121-1204）虽无题跋，但在此卷的骑缝收藏印中，钤盖了一方稀见的十六字小白文印：「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金石刻永宝」由于字小，印色不清，且有裁切，故难于识其全文（图12b）。后又在「秋壑图书」左下角发现王氏二印，其上为「临川王厚之伯顺父印」，其下虽为十六字印的完整版，但仍有二字不可识（图12a）。此印在高士奇《江邨销夏录》卷二及《式左堂书画汇考》二书中均仅识读九字作：
经笔者辨识再三，多识五字作：
王厚之为南宋第一鉴赏家，字顺伯，世本临川人，左丞王安礼的四世孙。王安礼曾在元丰庚申（1080）与黄庆基同阅〈神龙本兰亭〉题有观款，所以兰亭版本的研究是其家学，淳熙戊戌（1178）曾题〈定武本兰亭〉，庆元丁巳（1197）曾跋〈唐摹本兰亭〉。王厚之祖王和父徙居诸暨，故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以越乡荐为举首，寻入太学。登干道三年（1167）进士第，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以博古知名于时，因藏有赵明诚《金石录》故著有《复斋金石录》三十卷，《考异》四卷，《考古印章》四卷，《汉晋印章图谱》一卷。王氏的收藏，除了此卷之外，又有范仲淹〈与尹师鲁二帖〉，元人柳贯跋语有云：
「前帖衔缝有王厚之顺伯阴文十六字印，知为顺伯所藏…好古博物，为中兴第一。」
查此范仲淹书二帖，亦见于高士奇《江邨销夏录》卷一，但此印只识出「临川王厚之…石刻永宝」九字。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之第二跋中论及兰亭刻石，真赝难辨时说：
「兰亭帖…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王顺伯、尤延之诸公，其精识之尤者！」
可见子昂对王氏也倾服备至！在本卷尾跋中，伍福据此题云：
「宋南渡时，士大夫精于鉴赏者，为王顺伯，尤延之二公」
而此卷竟钤有王厚之十六字骑缝印七处（第五缝被切），外加卷尾一完整版及另一印，位在「秋壑图书」左下方，为鉴藏印史上罕见资料。兹将此印放大，供众人辨读或修正。
6. 谢采伯（字符若，1179-1241后）观款，记有时地：「嘉定庚午（1210）中秋，郡丞谢采伯观于四明贡院。」
楷书两行，用笔挺俊，是必为知书者。查谢氏为书道史上有功之人，因为众人熟知的南宋姜白石（夔）所著的《续书谱》一卷，在姜氏着后并未有刊本行世，是谢氏先曾欣赏姜氏的书法笔力遒劲，波澜老成，其后得其所著《续书谱》一卷，觉得「议论精到，三读三叹，因为锓木。」（谢氏嘉定戊辰（1208）序文）
谢采伯是临海人，其父乃宰相谢深甫，他也是宋理宗皇后谢氏的伯叔辈。谢氏题跋另有跋东坡〈乞居常州奏状〉，年款与此跋大致相同：「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谢采伯元若书于四明贡院。」（《清河书画舫》卷八。）他的著作有：《密斋笔记》，援据史传，足以考镜得失。其自序纪年：淳佑元年辛丑（1241），时年六十有三。可据此推得其生年，并知题此时才三十二岁！
以上是五则南宋人题跋，虽然不是大家熟悉的书画史上的大家，但都各有其重要性，皆是当时的佼佼者。
7. 贾似道（号秋壑，1213-1275）收藏。大约在谢采伯嘉定庚午（1210）题跋的四、五十年之后，此卷不知如何进入了南宋重要大藏家：权相贾似道之手，在此卷的末尾钤有其著名的朱文收藏印「秋壑图书」（约4.4公分见方），经过笔者再一次的调查，得知贾似道乃是收藏史上收集过最多黄庭坚书迹的藏家，连同本卷，列表于下：
书迹 现藏地
〈砥柱铭〉墨迹卷 有邻馆旧藏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 台北故宫
〈明瓒诗后跋卷〉 中国历史博物馆
〈诸上座卷〉 北京故宫
〈致景道十七使君帖〉 台北故宫
〈廉颇蔺相如传卷〉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松风阁诗卷〉 台北故宫
一共为六长卷一册页（可能还有更多），由此可以证明至少在贾似道（及为其掌眼的廖莹中）眼中，此卷〈砥柱铭〉的书法与上列各件都是出于黄庭坚之手的亲笔真迹。按廖氏曾翻刻《淳化阁帖》及《绛帖》皆逼真，自是鉴别高手，所以这一则南宋人的证据，其力量与准确度远胜于一般的观款，或仅收一、两件的小收藏家，是无庸置疑的。
仅就宋代的题跋和收藏史而言，此卷的旁证资料之丰富已远胜于其它所有的传世黄庭坚书作。卷后虽然没有元人题跋的踪迹，但尚有十余则明、清人题跋，文字较长，提供若干史料。兹择要简述于后：
（1）俞僴（字弘毅）的身分是「赐进士中顺大夫知汀州致仕」，其楷书跋是为当时收藏者黄璂──黄庭坚的第八世（或云十一世）族孙所书，纪年为「天顺元年（明代英宗年号，1457）春正月」
（2）黄洵（字叔允，号聩翁）也是山谷的族孙，是为黄公直（璂）题，未纪年。但前后二跋均在天顺元年，故当在是年。
（3）陈洙跋在天顺改元（1457）五月，自署「眷生」，似为黄璂之姻亲。但此跋称「黄君公直，视山谷则八世族祖」与俞僴跋中的「十一世」相差三世，既是姻亲，似当以「八世」为正确。又此跋中一语：「汪、梁诸君子题志，犹周鼎在望。」可以辅证笔者考订卷前汪应辰跋后一则有干道四年款书「竑」者，当是「梁竑」不误。
（4）何滨，亦是黄公直的眷生。诗跋无纪年，但当距前跋不久。
以下一纸（在十四、十五缝之间）的两跋，其一之纪年早于前纸两年，故知装裱时误接，当是项元汴之前的事，因笔者认为骑缝的编号乃出自项氏手笔。此两跋为：
（5）张肃，自署「庚午（1450）科乡贡进士」，纪年「皇明景泰六年（1455）春」，其纪年实早于前纸四跋。行书甚佳，论山谷书：「公笔法高古，敻然一家，信可贵也。」读其语意，其时已为黄璂珍藏。
（6）郑熜（字允然），浦阳人，亦为黄公直题，自云其伯父醇翁先生亦善书，与宋仲珩（宋璲，1344-1380）齐名。故此书虽未纪年，应与前跋纪年（1455）三月相近。
因此以上两跋应该是此卷明人跋中最早者，当置于俞僴之前，也就是将本卷的第十三及第十四两纸互调，才是正确的时序。
（7）申屠环，会稽人，无纪年。
（8）黄应宸，山谷族孙，黄璂为其高祖，长跋纪年「隆庆庚午（1570）」并述及「嘉靖辛亥（1551），家遭回禄，室宇赀蓄，焚荡一空，而伯父棣独出是卷于煨烬之中。」益可见吾人于今日犹能观赏此卷，当更觉珍惜。
（9）郦希范，自署「眷晚生」，跋于同年同月，当是黄应宸的姻亲，为此卷明代题跋中的最后一跋。
（10）项元汴（1525-1590），为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大家，得此卷后，项氏于卷前卷后及骑缝处钤印六十余方。卷首右下角「项子京秘笈之印」乃挖裱补入者，启人疑窦，但全卷项氏印众多，此区区一印而已，事虽不可解，但不关此卷真伪明甚。又查此卷并无项氏千字文编号。
在第十四纸后均为清代人题跋：
（1）章贡金，观于道光元年（1821），并录元周密所抄谢采伯之著作。
（2）吴修（1746-1827），于道光壬年（1822）观于扬州，并录入其《铭心绝品》一书中。
（3）屠倬，观于秦淮水阁。
（4）罗天池（1805-1856），道光丙午年（1846）再观于叶氏耕霞溪馆。（小行楷）跋中述及广东番禺潘德畬（仕成）先于1843年借摹入石，再购得此卷。
（5）伍福（上元人，号诒堂，或曰「贻堂」者当误）收藏，先在后隔水录山谷书可息风浪故事一则，并在卷尾抄录有关此卷的相关资料数则：
书画舫真迹日录 （隶书）
汪应辰 资料一则（行书）
王厚之 资料数则，包括：洪容斋随笔、陈思宝刻丛编、子昂兰亭十三跋及柳贯题跋等。
按伍氏生卒不详，就其所题的位置，应是在清末，他是上元（南京）人，曾为清国子生，工书画，精鉴别，有其所录相关考证可知。（按所录以行草为主，皆无款，但从钤印可知为伍氏书，其内容有助于吾人之研考。）
小结：
综观〈砥柱铭〉卷诸跋，最早者距山谷下世不到半世纪，不但肯定了他们对此卷为黄庭坚书写真迹的看法，也提供了对此卷为山谷早年书风的观点，也增加了五件罕见的南宋人书法作品，使吾人对南宋士大夫的书风有更全面的认识。故仅就此南宋五人的题跋而言，就是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更有甚者，在鉴藏史上的两位南宋大家：中期的王厚之（1121-1204）和后期的贾似道（1213-1275）曾先后将此卷鉴定珍藏，更保证了此卷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二位的印章，既在山谷卷中的多处骑缝上，又在卷尾本纸上，这不像卷后写在别纸上的题跋，有可能被狡猾者拆换或接移的！而王厚之的十六字白文印，更属稀有的存世实例；贾似道的「秋壑图书」虽所见甚多，但是此卷在贾氏的宝库中，与黄庭坚的其它的六件名迹同时被肯定和珍藏的。
本来有了这样的保证已经是足够了，而后半段的明人题跋中，不仅补充了史料，更令人庆幸此卷曾经为山谷的八世孙及其族人题跋保存，凡经历一百余年（至少自1455到1570年）之久，其后又入明代最重要的鉴藏家项元汴之手。
在著录上则有明张丑的《真迹日录》，清代吴修的《铭心绝品》以及方浚颐《梦园书画录》，并先后为叶蔗田及潘德畬借摹入石（见《海山仙馆藏真续刻》）。
元汴之后佚经清人收藏，见于有题跋之外的鉴藏印者尚有甚多，如归安赵渭卿（苏黄米斋）、新安项源（小天籁阁）、赵坚白、潘延龄（健盦）、张维屏、伍俪荃（南雪斋）等等，以见清代递藏，此卷曾入广东藏家之手，稍后为南京籍的伍福所藏，再辗转流入日本，近年返台湾，方为国人共赏，可不幸哉！
结语
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黄庭坚在文学史上，不但与苏东坡并称苏、黄，又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他在书法史上为宋代四大家之一，不但独创一格，且影响深远，乃是众所皆知的事。所以山谷的任何手迹，皆当为吾人所宝。笔者迟钝，对有邻馆本〈砥柱铭〉的认知由存疑到肯定，竟然历经了三十五年的时光，方才将其定位为书风转变初期的重要作品：
1. 此卷可以补充并扩展吾人对山谷特别是大行楷书由前期到晚期书风转变期的认知。因为传世山谷重要墨迹大多集中在其人生的最后五六年间，此卷填补了稍前一段（1094-98）的空白，用笔爽劲清新。
2. 以此卷的长度而论，在此类山谷大行书卷中为最，长达824公分，再加上题跋和画像，全长约1500公分，其次为〈经伏波神祠诗卷〉。（山谷诸卷中最长者为〈廉颇蔺相如传〉，但为草书。又〈明赞诗后卷〉则为一行一字的擘窠书，不在此例。）即在历代法书长卷中，也属前矛，如近来出现而晚于山谷三百多年的宋克〈书杜子美壮游诗〉长卷，也不过是600公分而已！
3. 从南宋到清代题跋丰富，历经著名藏家之手，不仅保存稀有的南宋书法资料，而且还有保存了被誉为南宋第一鉴藏家王厚之的十六字稀有印章，与贾似道的藏印并列。
4. 以书写内容而言，此卷不同于一般的诗文。在这次有机会深入研究了这卷〈砥柱铭〉之后，笔者在古稀之年（1936生）除了肯定此卷的真实及可贵之外，方才进一步认知了山谷多次为青年后进书写此铭的胸境和动机，并深深感动！诚如山谷受党争牵累，在贬谪之初书写另一草书卷名迹〈廉颇蔺相如传〉的弦外之意，在此文末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同样地，山谷在被贬入川之后，不但毫无怨言，而且对后学极力奖誉提拔，谆谆教诲，为国储才，五次三番地将他所敬仰的「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的魏郑公，以及「兴利除害、过门不息」的大禹作为后学的榜样，以及鼓励他们「持砥柱之节以奉身」，而不要「畏惧」，不要「改节」！至此，笔者才稍稍理解了为什么山谷被谥为「黄文节公」的缘由了！
宋代禅僧将认知的阶段分成三段式，即：一.「见山是山」，二.「见山不是山」；经三十年禅修开悟后的第三段.「见山祇是山」。当初，笔者因为先入之见，将墨迹本〈砥柱铭〉定为1101年，来与后期代表作如：〈寒山子庞居士诗〉、〈张大同卷〉、〈经伏波神祠诗〉、〈松风阁〉等相比，造成了认知上的困境。
回想三十五年前，笔者的境界是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在既「是山」又「不是山」的夹缝中，但从未真正到「不是山」而加以否定的程度，最后「困而后知」，终于到达了「见山祇是山」的境界。不仅如此，现在我眼所见之〈砥柱铭〉墨迹本，已经不是三十五年前的〈砥柱铭〉，因为我看此墨迹卷时，同时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五十来岁的儒者黄庭坚正在为一位青年后进执笔挥洒的神态。
著录：1.《山谷诗集集注》卷十四，页345，中国书店；
2.（宋）洪迈《容斋随笔》；
3.（明）张丑《真迹目录》；
4.（清）方颐《梦园书画录》；
5.（清）项芝房《南雪斋藏真十二卷》，道光十二年（1832）至咸丰三年（1853），伍葆恒撰集；
6.（清）罗天池《海山仙馆藏真续刻十六卷》，卷二、卷三；
7.（清）潘仕成《宋四大家墨宝》六卷，同治四年（1865）潘仕成撰集；
8.《黄山谷真迹》中田勇次郎编，二玄社出版；
9.《中国书法全集》卷35、36，荣宝斋出版。
10.《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一）》第60-67页，保利艺术博物馆编，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