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化危害远大于学术造假

“学术腐败”近年来一直是热门话题。这里“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的事。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通常会又会热闹十天半月。闲极无聊的人们甚至天天期待着爆料学术腐败。然而，难道高校的腐败仅止于此？
我以为，大学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的腐败。高校教师当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比较小，一经爆料，又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当事人立马身败名裂，相对说来也更容易得到惩戒。相比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作用必然是大学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其危害之大，绝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大学好好教书育人，好好做研究，而不是要让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和争官。
大学的本份是学术，这包括教学与研究。但我们在大学看到是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学问，最后却发现多年来的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学问，甚至可能取得了极少数真正做学问者完全承认的成就，就剩下个教授空衔，校园里从下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的？首先分配在办公室上，人人都认为院长副院长们天经地义应享受单间，教授则无论你资历多老，学问多大，声望多高，只能两人甚至三人一间。如果向天真的本科生介绍某人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几乎没有反应，但一听说某人是个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的，个个眼睛都放出羡慕和敬畏的光芒。但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的人只要做了校级甚至院级领导，其学问一夜间便自动变成最好的，在坐次、排名和成果署名上，都自动排在有学问没头衔的教授之前。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之所以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因为它是一种行政化了的大学。行政化了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没有学术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自主、不独立，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在这样一种大学文化中，行政官员垄断了大部分资源，物质和符号的资源。想象不出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大学文化。想象不出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会闹出如此天大的笑话，明明在办公司，却假装是办大学。在这种文化中，要让年轻人把生命奉献给学术，实在是太难。
不用说，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如果一所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教授、副教授不再用心做学术，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勾心斗角，乐此不疲，这肯定是有后果的：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至办成了一个衙门。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就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如果一个“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十几人的“学院”就要设一个院长和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和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本来可以走上学术道路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一进大学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种导向作用：学院数量非理性地膨胀，由此制造出的院级干部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头衔满天飞。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的学院一般只是十来个（牛津剑桥情况不同，不在考虑范围），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搞学院，数十上百个系科直属大学。可是北京大学，一所曾是黑暗中的灯塔、民族精神掌舵人的大学，居然堕落到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北大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北大是百年老校，是荣校、大校，搞六十来个学院以远超世界水平似乎也说得过去，考虑到中国“国情”更是如此，但作为小弟弟，后起之秀，深圳大学不是潜心学术以尽快自立，在批量制造官衔方面却当仁不让，直追北大。目前，深圳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然荣超世界先进水平。深大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级单位，其中大多数“学院”只有两三个系。一个“学院”竟然只有一个系！这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学院”，完全可进入吉尼斯记录。深大十来个理工类“学院”只有系级规模，若不搞中国特色，完全应合并成为一个学院。
智慧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办“大学”的。
这么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不是一种腐败，一种比学术造假严重得多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其实，只要一出中国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大学中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除了没有设立意识形态系统的一套准行政官职以外，大量行政杂事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事实上，这是国际通例，是合理的制度，是一种对纳税人的血汗钱负责的制度。这种做法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大学不是政府，而是学术单位，少数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再加几个几个助手、秘书，完全可以办下来，甚至办得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和N个院级干部。官少效率高。官一多，大事小事动辄就召开校长会、书记会、或党政联席会。常言道，艄公多了打烂船。艄公不多，自然一帆风顺，不会打烂船。
可为什么在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竟如此可笑、如此愚蠢、如此荒谬？
这当然要当我们悠久的仕进文化中去找原因。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从前中国那样发明了科举和八股？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有历史上中国和当代中国那样发达的官僚系统？全世界除了少数几个被边缘化的国家，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现有行政体系之外，还劳民伤财（即便人均收入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供养一个平行的准行政系统？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们像中国人这样把官衔、头衔、坐次、排名看得比命还重？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哪个大学能制造六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搞出只有一个系的“学院”？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无耻到“博导”、“硕导”、“博士后”头衔满天飞？
不用说，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发达的仕进文化与“读书”关系密切。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神圣逻辑。这种逻辑的自然结果是：知识、真理并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而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立马弃之如敝履知识和真理之所以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又是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读书”与做官最紧挂钩的，非中国莫属。在这种情况下，学而优则仕的神圣逻辑必然蜕变为中国特色的反逻辑：学而不优则仕。
说真的，在一个权力总是趋于集中的国家，比方说中国，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有一点权力，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并没有真正的权力。仅就深圳大学而言，教师晋升职称，主要靠的是学术成果，而不是看领导的主观愿望；一个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主要靠的是学术实力；甚至出国机会也主要是看个人的实力或工作需要，或者干脆排队。可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各级官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或一种表演性的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研究学术者已被边缘化，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种荣誉，因为对他们来说学术不是权力，而是目的本身？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梦寐以求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权力或权位？
在经济上表现优秀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却非常可笑、愚蠢、荒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执政党缺乏自信。其实，党在经济上有优秀的表现，完全应该有信心。是不是不设立那么多正副官位，不浪费那么多教育资源或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学院”、“大学”里几十个、上千个草民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不好管治？可是党何苦这么不自信呢？以党在经济上取得的非凡成绩，完全可以比现在自信得多，用不着设立如此多的官位来败坏自己的名声，用不着把官位当作荣誉、特权来腐蚀那些在学术上本可能有造诣的人。从党的自身利益考虑，党完全应该发动一场十一届三中会式的革命，来消除这种高校腐败。
事实上，大学官僚化已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结构性的学术腐败，所造成的危害远大于通常的学术造假。因为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更可痛的是，人们不以为怪，反以为常。举目望去，读书人中真对学问感兴趣者凤毛麟角，早已是异类。放眼华夏大地，一百个本有点名堂的“读书”人里可能有九十人骨子眼里是官迷。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中华民族何至于如此窝囊！
一个大学设二十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个院级干部，已够可笑了；明明十来个学院就可以高效率运转，却泡泡糖般膨化成六十多个，以便使院领导官位多出六倍，已经够愚蠢了；一百个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不超过一个，已够荒谬了，可更可笑、更愚蠢、更荒谬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竟整天乐此不疲侈谈诺贝尔奖！事实上，有关中国人如何才能得诺贝尔奖的议论不绝于耳。中华民族何以竟堕落到如此不知羞耻的地步！
可是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何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是奖励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的，如果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不是去追求真理，而是整天不要脸地去望官、媚官、跑官、争官，我们有什么资格得诺贝尔奖？我们有什么资格侈谈诺贝尔奖？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诺贝尔奖---尤其是科学、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不仅需要个人天赋，更需要全副生命的投入？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追求真理意味着不求闻达，甘愿寂寞？中华民族的智商恐怕不至于如此之低，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扪心自问，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看重权力、官位、官衔，究竟有何脸面谈论什么得诺贝尔奖。
2010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