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脚下延伸——重走梁思成林徽因的山西考察之路

珠联璧合

“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檐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现时隐，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梦，滋味深长。”
“后二十里积渐坡斜，直上高冈，盘绕上下，既可前望山峦屏嶂，俯瞰田陇农舍，乃又穿行几处山庄村落，中间小庙城楼，街巷里井，均极幽雅有画意。”
“小殿向着东门，在田野中间镇座，好像乡间新娘，满头花钿，正要回门的神气。”
……
这些优美动人的文字不是散文随笔，而是出自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即林徽因和梁思成撰写的《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正是这些既生动有趣，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文字，燃起我们对山西最初的憧憬和向往。
梁思成先生和夫人林徽因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们携手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致力于我国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为后人留下大量宝贵的建筑实测和影像资料。很多建筑在梁思成先生调查以后遭遇损毁，这些影像和资料就成为它们曾经存世的唯一记录。上世纪30年代，梁先生于曾经四次去山西进行古建筑调查：即1933年9月的大同古建筑、云冈石窟和应县木塔调查，1934年8月的晋汾古建筑预查，1936年10月二次晋汾调查和1937年7月发现佛光寺。
70多年过去了，山西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梁思成先生当年考察过的古建筑遭遇如何，现状怎样？我们决定重走梁、林之路，去追寻那些或古朴依旧、或已然消失的古老建筑。重走不仅为了追忆，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见闻，为历经岁月风雨的它们增加一次新的记录。
（一）
我们重走梁、林之路的起点是在万里之遥的美国费城。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今建筑学院）的资料馆里，我们有幸查阅了两位先生当年的学籍资料。学籍卡已经有些残破，纸色泛黄，但字迹清晰可辨。信息栏以英文工整地填写着：梁思成（Liang, Shih-Cheng），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家庭住址中国天津，父亲梁启超（Liang Chi-Chao）。这应该是梁先生入学注册时亲手填写的。卡片右上角贴着先生的小照，清俊儒雅；相片左侧记录着先生在宾大所获的学位：1927年2月12日，建筑学学士；1927年6月15日，建筑学硕士。

林徽因的宾大学籍卡
在宾大建筑系求学时，梁思成酷爱建筑史课程，他告诉教授，自己从来不知道世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当教授反问他有关中国建筑史的情况，他却很难回答。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建筑师，只有匠人。甚至到了20世纪初，建筑史在中国还不是一门学问，建筑也还没有被视为一门重要的艺术。这次师生问答为梁思成日后投身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埋下了伏笔。
在宾大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两幅巨大的中国古代佛教壁画，它们来自山西赵城县（上世纪五十年代并入洪洞县）的广胜寺。很是凑巧，在梁思成和林徽因毕业离开宾大的7年以后,曾专程从汾阳的峪道河去赵城的广胜寺考察，他们向寺僧询问佛殿内被揭走不久的壁画的下落。僧人解释说，出售壁画是为了筹款维修寺内即将倾圻的建筑。对于这样的解释，林徽因先生是心存疑狐的。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她愤愤地写道“唯恐此种计划仍然是盗卖古物谋利的动机”。我们今日已经确知，广胜寺下寺的僧人一共向古董商人售出了四幅壁画，全部辗转流失海外：前殿的两幅存于宾大，正殿一幅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另一幅存于坎萨斯城纳尔逊博物馆。让人痛心的是，文物的偷盗在山西至今依然时有所闻！

大都会博物馆的陈列的广胜寺元代壁画
我们重走梁、林之路的第一站就是广胜寺。作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胜寺的上寺和下寺都得到了完整的保护。在广胜下寺，失去壁画的两座佛殿内，山墙上刷着刺眼的白灰；抬头仰望梁架，顿见巨大“斜梁”。这种与大昂相类似的斜梁结构曾让梁先生兴奋不已。因为它在中国的古建筑中失传已久，反而在日本较为常见。广胜寺的发现使梁先生确认，日本建筑的这种做法是承接了中国宋以前建筑的规制，而非自创。在广胜上寺，我们登上了飞虹塔的塔顶，切身体验了如何手脚并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征服每步六、七十厘米高的狭窄阶梯。这对于林先生那样身材娇小的女性来说，会是怎么样“惊心动魄”的冒险啊。
令人遗憾的是，广胜寺外已发展出一个以焦化业为主的工业市镇。站在飞虹塔下向下寺俯瞰，巨型的工厂烟囱林立。那些“妩媚可爱”，幽雅又有画意的风景是再也看不到了。
（二）
大同今天已是山西省的一个旅游热点，距北京不过两个小时的车程。从城内的华严寺、善化寺到附近的云冈石窟、再到百公里外的应县木塔，最后以北岳恒山的悬空寺结束，已是一条十分经典的旅游线路。1933年9月，第一次来山西调查古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是沿着这条路线走来的。可在75年前，那不啻是一次探索和发现之旅。

大同曾是北魏的平城故都，北朝最为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之一；隋唐以后，又是辽金两代的陪都，华严、善华两寺，闻名遐迩。那次来大同的，除梁思成和林徽因外，还有刘敦桢和莫宗江。梁当时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刘任文献部主任，两位大家联袂同行，可见学社对大同的重视。不料，在这座著名“西京”，一行人居然找不到下榻之处。所有的旅馆卫生条件极差，最后只能借宿在梁先生留美时的同学，大同车务处的李景熙家中。饮食也是问题。第一天结束善化寺的访问以后，他们居然找不到餐馆，只得买几个面饼蹲在车上大嚼。第二天，由市政府官员出面，才请到一家酒楼为他们准备便饭，一日三餐各一碗汤面。在云冈石窟，因为实在找不到住处，几个人挤在石窟附近农民的一间门窗尽失、空徒四壁的破房子里。雁北的寒夜把大家冻得缩作一团。就这样坚持了三天，是云冈的艺术魅力使他们不愿离去。
野外调查异常艰苦，梁思成和林徽因却把身体的苦楚视作当然，在工作中锐感快意。他们以6天的时间测绘应县木塔，其余20天时间详细测绘了华严寺和善华寺的9座建筑，并略测了大同市的三座城楼和钟楼。收获是空前的。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在当时学社已发现的木构中，年代排名第二，仅晚于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应县木塔是中国当时乃至今日唯一幸存的一座纯木结构的古塔。林徽因因为要先行回北平照料家中刚满一周岁的小从诫，没有随行至应县。梁思成在家信中由衷地赞美了木塔的伟大，并为妻子没能一睹木塔的风采感到惋惜，“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70余年后的今天，已是晋北的工业重镇的大同热闹而又繁华，我们不再有食宿不便的窘迫。梁思成先生测绘过的古老建筑，只有华严寺的海会殿在50年代初倒塌，其余还都矗立在原处。昔日高大雄伟的城墙已变成高低不平的夯土堆，古老的城门和巨大的城楼消逝无踪。梁思成先生拍过一张善化寺鸟瞰的照片。古老的寺院被低矮参差的民居包围，四座嵯峨的殿宇高高地矗立在城市的天际线上，建筑魁伟，景色壮观。我们也登上南门附近的残墙，试着在相同的角度对善化寺做一次全新的摄影。古寺依旧，只是被包围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间。紧挨着大雄宝殿的后檐，耸立着一座全新的购物广场，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对于900多年来傲视这座城市的善化寺来说，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卑微，这么黯淡无光。

重重包围中的大同善化寺
（三）
梁思成和林徽因于1934年8月第二次访问山西。这次，他们是应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之邀，去汾阳的峪道河边避暑。除了水泉村恒慕义牧师的磨坊别墅，他们还在赵庄的实际寺小住。据《汾州府志》，实际寺“在城西北二十里狄谷里之北山岩际。楼阁悬构，水竹穿绕，谷中之寺此为最胜”。我们寻到赵庄，老乡指着村口对面山岩的崖壁，说那里就是实际寺的旧址。寺庙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还是奋力爬上山岩。所见只有几孔废弃的窑洞和几堆碎砖烂瓦。细细察看，还见黄土里半掩的残碑和色彩依然光鲜的琉璃。实际寺这里居高临下，俯瞰河谷深邃，远望山峦层叠。虽然“楼阁悬构，水竹穿绕”已成历史，但“风景幽胜”依稀可辨。

晋祠圣母殿
梁、林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的开篇即提到了他们居处附近的三座庙宇：实际寺，关帝庙，和龙天庙。如今，“静穆神秘，如在画中”的龙天庙已经荡然无存，但西岩的关帝庙居然还远远地矗立在对面的山崖之上，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关帝庙如今还剩下小小的三间正殿，因为近几十年来一直被用作赵庄小学的校舍，外观早非昔日旧貌；只有走到近前，抬眼望见廊下那几朵奇奇怪怪的斗拱，才能体味到梁先生所说的那种“式样混杂”的趣味。
虽为避暑而来，他们却没有休息和懈怠。他们以峪道河为根据，在汾阳周边各县继续古建筑的调查。从介休到赵城的三百余里路，因为道路被毁，竟大半徒步。两周餐风宿雨的艰苦简陋生活，比第一次大同考察更为艰苦。在林徽因看来，那里和寻常都市比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生活是如此的苦，《纪略》中文字却是诗情画意，让人对两位前辈的坚忍不拔、至真至纯肃然起敬。这次调查最有价值的发现，莫过于赵城的广胜寺和太原的晋祠。晋祠的发现还颇有些戏剧性。
晋祠是太原南郊的一处名胜。根据惯常的经验，梁思成和林徽因对“名胜”总是敬而远之，因为名胜古迹特别容易遭到当地的重修和重建。地方志书记载了许多始建于唐、宋的建筑，千里迢迢地找见，却是一个“花花绿绿”的乾隆重修，令人失望。但在太原去汾阳的公共汽车上，他们望见公路边晋祠的一角侧影，有雄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两人惊鸿一瞥，相信晋祠虽为“名胜”，但还是“古迹”，才决意在返回太原的途中去晋祠仔细调查。


梁思成在圣母殿廊下摄影
今天的晋祠同70多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古老的建筑依然矗立“在古树婆娑池流映带之间”；美丽的庭院开敞堂皇，曲折深邃，“又像庙观的院落，又像华丽的宫苑”；周柏唐槐依然茂盛。让两位先生最“爱不忍释”的圣母殿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崇宁元年（1102年）重修。梁先生认为圣母殿“由结构及外形姿势看，较《营造法式》所订的做法的确更古拙豪放”，应当是我国北宋建筑中的精华之作。虽然自30年代以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再也没有重访过山西和晋祠，但是，梁先生在圣母殿廊下端着相机摄影梁架的照片已和这座建筑一起被载入了中国建筑史册。
（四）
今天，我们对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山西调查的情况所知最为详细，因为大同及云岗的调查报告在1934年就公开发表在营造学社的汇刊上。应县木塔的详细测稿和摄影资料虽一度佚失，但后来又被神奇地找到，在2007年作为《梁思成全集》补遗的第十卷正式出版。第二次山西调查，行色匆匆，只是预查，行程及发现记录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原本梁思成和林徽因计划在当年的秋季再来晋汾，对已发现的重要建筑做详细测绘。但计划延迟至1936年的10月才得以实行，是为梁思成先生的第三次山西调查，同行的还有莫宗江和麦俨增。他们在太原、太谷、洪洞、赵城、临汾、汾城、新绛调查和测绘了一大批重要的古建筑。可惜，资料未及整理和发表。抗日战争时期，营造学社的大批资料因水患毁于天津的英资银行；30年后，梁思成先生的未刊手稿和调查日记又遭遇了“文革”浩劫，散失殆尽。所以，对于梁先生的第三次山西调查，后人所知最少。因为几无第一手的资料，能收集到的也都只鳞片爪，不成系统，至为可惜。

汾城北膏腴村“会善寺”旧影
1999年，随着一批营造学社老照片的被发现，《中国古建筑图典》出版发行。翻开这4卷本的厚厚图册，一组“山西汾城北膏腴村会善寺”的照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古刹建筑宏大，佛殿内的造像尤其精美。这些老照片正是梁思成先生于1936年的山西调查中，在汾城拍摄的。线索十分重要，我们决定前往襄汾县的汾城镇北膏腴村，寻访这座“会善寺”的下落。
起初并不顺利，村里没有人听说过会善寺的名字。几位老人领我们来到村委会，这里是以前村中“大庙”的旧址。可惜，大庙并非佛寺，不是我们要找寻的目标。正毫无头绪之际，村委会保存的一口古老的铁钟给了我们新的提示。铁钟铸于明代弘治三年，虽有些锈蚀，钟铭还大体可读，“平阳府太平县□□□□□慧寺铸造钟化缘□□□……”。铭文记载了□慧寺的历史以及寺僧、村民共铸铁钟的缘起。老人告诉我们，这是村中早已被拆毁的善慧寺的旧物。善慧寺……莫非“会善寺”是“善慧寺”之误？
在张材旺老人家，凭着一张手绘的“善慧寺全图”，我们找到了答案。老人60来岁，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北膏腴村村史的整理。全图虽然只作简单的平面示意，却保留着十足的传统中国建筑地图的绘风，信息丰富。只见善慧寺寺前立有一座重檐十字歇山顶的钟楼，钟楼后有九级浮图，再后是中殿和后殿，都是悬山式的屋顶。和我们手中的“会善寺”老照片相对比，钟楼和后殿，形制基本吻合。特别在钟楼的老照片上，我们发现了远处大树背后，影影绰绰的古塔身影。毫无疑问，所谓的“会善寺”实为误传，善慧寺才是梁思成先生镜头里的汾城古寺，我们终于寻到了它的下落。
根据弘治三年铁钟的铭文以及老口口相传，由张材旺记录整理的村史资料，我们可以勾勒出千年古刹的粗略历史。古寺座落在村子的大东门外，占地四十余亩，初创于北齐天统二年（566年），北宋嘉佑八年（1063年）改额“善慧寺”；屡遭兴废，历代多有修葺，至上个世纪30年代，寺院建筑和佛像都保存完整。可惜，在梁思成先生访问后的仅仅数年，古寺就被汉奸拆毁，建筑木材被烧成木炭供日本军人烤火，佛像不知去向……全寺建筑只剩下一座明代建造的九层砖塔，苟延残喘，保存到今天。在村东，我们终于寻到了善慧寺的旧址。古塔被各式各样的民居层层包围，在残阳下茕茕独立。塔的底层小半被掩埋在泥土之中，塔身开裂，向东歪斜，已有倾覆之虞。
我们特别感谢张材旺老人。没有老人悉心整理的村史，我们很可能一无所获、抱憾而归。老人淡泊一笑，低头喃喃自语，“写……不然，等我们走了，村里的小辈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文化需要传承，历史才得以延伸。我们今天有幸遇见张材旺老人，把一段几近湮没的历史还原。张材旺老人和梁思成先生虽然身份两极，但是，要把过去告诉后代的愿望应该是一致的。遗憾的是，今天，梁先生和张材旺老人的传人实在是太少了。许许多多已经被湮没的历史，如同被丢失的第三次山西调查记录一样，它们还能被重新发现和还原么？
（五）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山西调查，只是上世纪30年代他们在华北地区的野外调查的一部分。他们的目标是要以最高的学术标准撰写一部中国建筑的历史。这是前无古人的工作，所以必须从调查和测绘各种古代建筑的遗例开始。据统计，在1932年到1937年的6年间，学社调查过的县市137个，经调查的古建筑殿堂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作为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先生亲自调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
1940年，在给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师生做的关于学社华北古建筑调查的演讲中，梁思成先生把他们的工作比作和时间赛跑。一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时刻遭受着难以挽回的损失，天灾人祸导致古建筑日渐减少，他们已经鲜有机会能“心满意足”地找到一件真正的精品。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威胁，民族存亡的关头，梁思成和林徽因心急如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放弃了在东北大学刚刚开拓的事业，迁居北平。然而学社工作刚刚开展，日军的炮声却一天近似一天。两人觉得危机四伏，时日有限，要抓住最后的机会，竭力考察这个地区。
1937年6月开始的五台山调查是他们最后一次华北之行，也是最后一次山西行。著名的佛光寺东大殿正是在这次调查中被发现的，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必有唐代木构存世”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用一周的时间紧张测绘，计划第二年带着政府的基金回来修葺大殿。
离开佛光寺后，他们接着访问台怀，之后取道五台山北麓来到代县，开始整理佛光寺的测绘资料。7月15日，他们看见由太原运抵代县的报纸（因为洪水冲垮道路，已经耽搁了几天），才知道一周前，卢沟桥事变爆发! 夫妇二人立刻终止调查，取道雁北返回了兵临城下的北平。身处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却要突然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即使他们早有思想准备，但那种不得不放弃的复杂的心情是我们后人难以体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毫不犹豫地把国家命运置于一切个人考量之上的。

佛光寺东大殿
尾声
沿着梁、林的道路，我们也来到了他们山西调查的终点：代县。这座被梁思成赞誉为“规划得极好的一座城市”。经过72年的风风雨雨，已面目全非，看不出有多少“规划”的痕迹。只有高大雄伟的边靖楼还静静地矗立在城市中央，提醒我们曾经的辉煌。我们邂逅了一位从外地回家探亲的代县人，站在古代州城的残墙面前，我们一起沉默许久。他也熟知梁、林的故事，有些惋惜却又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当年梁思成、林徽因没有中断调查，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也许代县就能保存下更多的古老建筑。”这当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我们希望梁、林山西调查的终点应该是我们的起点，虽然今天的境况和梁林的年代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是同样需要那份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奉献，让历史能够在我们的脚下延伸。
（本文发表于《华夏地理》2009年5月号《国宝山西》专刊，文字和图片未经本人同意请勿转载。）